巴指责印度搞恐怖颠覆:毛泽东：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工人的罢工权利。此前，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工会法，也没有对罢工问题作出规定。第一次提出将“罢工自由”写入宪法，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如此说道：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为什么取消：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

1978年宪法带有过渡时期强烈的过渡性质，1982年再度制宪是势所必然之事。“八二”宪法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四部宪法。此次修宪，“罢工自由”这一条款被从宪法中取消了。

为什么会被取消？据蔡定剑《宪法精解》一书解释，情况是这样的：

“一种观点主张应规定公民有罢工权利，理由是1978年修改宪法已作了规定，若取消影响不好。况且，罢工对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不赞成写罢工权利的人认为：首先，罢工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对付资本家、反抗压迫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不应该有罢工；其次，罢工不仅影响生产，还会影响社会秩序，安定团结，对“四化”建设不利；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随便可以罢工的；对付官僚主义可用其他手段，而不必采取罢工的方法。还有人主张规定居住和迁徙自由。理由是1954年宪法第90条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国外很多宪法也都有这样的规定。在宪法修改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解释说，由于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关于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问题，胡乔木说，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不可能实现。不仅目前有困难，将来也是无法采纳的。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1982年4月1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说明》）。

“国家不负有保护罢工的义务”，并不意味着罢工是违法行为

“八二” 宪法出炉之后，随之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解读书籍，大多数均涉及到“罢工自由”条款的取消。譬如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答》即如此解读这个问题：

“写在资产阶级宪法中的‘罢工自由’的条文，不过是资产阶级粉饰民主的装饰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是属于人民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的成果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因此，企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都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罢工，停止生产，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国家和人民都将蒙受不应有的损失，这显然是同人民自己的利益相违背的，也是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公民都不容许做的事情。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新宪法实事求是地取消了“罢工自由”的条款，是符合公民根本利益的。”

按照该书的描述，罢工“是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公民都不容许做的事情”，似乎有隐指公民罢工乃违法行为之意。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也确实曾经出现过外商据此认定其企业工人罢工乃违法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依法追究”的案例。但“罢工自由”从宪法里消失，真的意味着罢工违法吗？

这样理解显然是错误的。1984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宪法简论》，其中专门谈及这个问题，书中说道：

“在我们的国家里，不把‘罢工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写进宪法，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任何罢工都是违法行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并没有禁止罢工，宪法没有规定罢工自由，只是表明我们的国家不主张用罢工的方法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是要及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里，要着重通过说服的方法，教育职工从大局出发，以尽可能避免罢工这种情况的发生。”

1996年《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第3期刊登葛少英的《我国罢工立法问题初探》一文，对罢工是否违法这一问题有更精确的解读：

“中共中央在关于罢工问题的指示中已明确指出罢工的不违法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日渐发展，法律中又出现了‘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会同企业行政或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的有关规定。此规定不但未禁止停工、怠工等类似罢工的行为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非常手段，而且还从法律上为‘合理要求’的停工、怠工等类似罢工的行为提供了依据。所以简单地认为‘中国禁止罢工’或‘罢工属于违法’等都是对法律的误解。

“在我国，罢工虽然不违法，但国家法律对罢工基本上不提倡或不保护。我国立法没有把罢工作为企业职工和工会的权利，其实际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不提倡或不鼓励罢工，用一种消极的方法来避免和防止发生罢工；另一方面，罢工行为不被法律所保护，即国家不负有保护罢工的义务。”

关于“罢工自由”在新中国《宪法》中的历史浮沉，法学家张千帆有过一段评价，摘录于此，权且作为一段结语：

“1982年宪法删除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中的‘罢工自由’。宪法学者对此的解释是这种权利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必要的，‘而在我国，罢工后停止生产，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况且我们国营企业的职工有权参加企业管理，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劳动者还有权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有什么必要采取罢工的方式来对付官僚主义呢？’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任何人。它不仅反映了学者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而且其实也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本国的情况。一旦深入到中国实际，上述支持删除‘罢工自由’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并不是说宪法不应该取消‘罢工自由’，但宪法学者的任务显然不只是为宪法规定（或不规定）提供如此表面化的辩护。

“更基本的是，学者没有义务站在任何既定的价值判断立场上为任何观点辩护。根据分析哲学关于价值和事实的基本区分，价值选择没有“真值”，因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之分。既然如此，在民主社会中，价值选择是由人民或代表民意的议会代表决定的，因而法通过民主代议制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如果学者将自己的主观价值放入自己的学术论著，那么他不仅错误理解了自己的角色，而且也将使其论著失去“学术”价值。（原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