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e chancellor:学问之道，贵在自学的毛泽东(2)

　　有一种说法，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之中，能自由如意把握历史的人，叫作智者。我称之为策家。策，谋略也，亦即方法、计策或韬略的意思。在策家的眼中，历史已不再是一头整牛，他见到的只是，牛的架构与脉络。道家庄子称此类人为游刃有余的解牛疱丁。

　　谋略，是毛澤東身上最显著的特征，虽然外国友人说， “毛看上去更象个厚道的农民”，并无知识分子的所谓仪表，而这正是内慧外刚、大智若愚者的形象。毛澤東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谋略大师。终其一生，从少年求学到晚年圆寂，谋略伴随了毛澤東生命的每一个驿站，他的大脑思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不停的闪烁。

　　我们知道，毛的思维具有绝对的创造性与绝对的破坏性，所以，他的言行在看上去是创造的同时，又是某种破坏。“不破不立”，他的话正好道明了他思维的模式。当然，毛澤東的破与立，是有深远谋略的，更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他的需要，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现实功利性原则。作为一个政治家，自然比谁都更注重功利性，因而喜吾所喜，恶吾所恶不仅是正常现象，即便是喜吾所恶、恶吾所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人们在读毛澤東文章后，常常有些困惑，为什么他总给人一种喜吾所恶，恶吾所喜的印象？有时前后自相矛盾，判若两人，使他的跟随者们，不知以何为准。毛澤東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时尊时骂，时褒时贬，最令毛氏随从犯难。

　　作为学者，毛澤東是当之无愧的，想要搞清楚他思想中的矛盾，首先要理出他思想中的一根红线，找到了这根主干线，就什么都明白了。而这主干线，便是现实功利性原则，即眼前需要的，就是不错的，优秀的。毛澤東的功利性，无疑是他建功立业的需要，由于功利性是个变化的概念，因此毛澤東对需要的对象，也就因需要的变化而取舍了。

　　毛澤東看待孔子：

　　1917年4月，毛澤東在一师读书时撰《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孔子可谓是顶礼膜拜，无限神往：

　　“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

　　1917年8月，毛致信学友黎锦熙，对孔子学问之道，作出了他自己的总结：

　　“圣人通达天地，明其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之界现象。”

　　同时，毛澤東在主持一师校友会的期间，总是整队“向国旗、孔圣人鞠礼”。这个时期毛澤東对孔学的尊重，是人格自我塑造的需要，虽然他后来对孔学时骂时贬，但圣人“明其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的境界，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

　　1919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已为大多数有志青年所接受，对中国传统儒学的质疑，向权威的挑战，是当时很多学子的话题。早在1912年，毛澤東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时，他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权理论就提出了自己的抗议，而君权理论的制定人与维护者正是孔子。不用说，从那时开始，毛澤東对孔学就有潜意识的反感。然而在1919年4月，毛澤東在北京送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在去上海的途中，竟于忙中抽空去曲阜拜访孔庙。这时毛澤東的尊孔，是在事业艰难时寻求自我勉励的需要。他仍希望象孔圣人一样，做个垂名青史的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澤東开始投身于湖南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驱逐张敬尧、策划湖南共和国等。这时的毛澤東还没有完全接受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反帝反封建反孔孟的倾向已经锋芒逼人了：

　　“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象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的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这时的毛澤東，是他个性解放、突出自我的成熟定型期。他深知，要真正实现自我，必须打倒权威，其根据就是民主民权的理论和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这时的毛澤東的反孔，是建立新文化的需要。他真的那么痛恨孔子以及孔子学说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他当时的需要。孔家学说就真的毫无是处吗？当然也不是，因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否则就是无根之木。何况，这种观点馬克思主义不赞成，不符合唯物主义史观。有些权威是虚假腐朽的，是可以打倒的；有些权威却是历史的里程碑，是不可动摇的，也是动摇不了的。自己做权威，也要允许别人当权威，这才是民主精神。再说，在现实生活中与政治领域里，完全否定历史权威，会被人视为空腹成长的英雄。有鉴于此，藐视一切的毛澤東，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不得不承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时的毛澤東之所以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是当时政治生活环境与文化气候的需要。一方面，孔子励志求学的精神与孔子中庸思想的合理性，有利于教育黨员干部；另一方面，你毛澤東那样看不起孔孟理论，你自己却子曰诗云不离口，岂不自相矛盾？

　　尽管如此，尽管他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但善与人斗而且尚变的毛澤東，仍然将孔孟的某些原理加以了改造。例如，毛认为，忠要忠于国家，孝要孝于民族；忠要忠于大多数人，孝要孝于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叫作仁，对大多数人有益叫作义。这样，毛澤東就把维护封建纲常的忠孝仁义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含，还是比孔孟要高明。言下之意，我毛澤東当年骂孔孟，要错也错不到哪里去。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临时会议上，毛澤東仍以似褒似贬的措词对郭沫若说：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返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黨，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他的话也值得我们玩味。在毛澤東的心中，孔夫子真的是革命黨吗？如果是，毛澤東为什么在很多场合总是把孔子看成封建纲常的维护者？为什么不多多阐扬孔夫子的革命精神，用以佐证自己革命的合理性？如果不是，那对郭沫若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时过一年，毛澤東的语气又变了。该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没有孔夫子，事情还要做得好些嘛。” 1956年，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继续嘲笑孔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符合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1957年7月，他在《打退资产階級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階級、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在毛澤東这段盛气凌人的教训中，人们不免会纳闷，这孔夫子不是也有珍贵的遗产和部分真理吗？不是也有革命黨人的造反精神吗？资本主义就不说了，用孔夫子的文章怎么会教出反革命来呢？解放工人階級的目的，是让他们作主人，让他们在享受丰厚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享受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很受工人階級欢迎的，他们又怎么会不干呢？可以说，不干的是毛澤東自己，他要让所有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完全接受新政权和新观念，以免他们想入非非，动摇黨动摇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的毛澤東，又一次表现出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孔子的精神，孔子的学说在毛澤東的手中成了橡皮泥，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捏出不同的形象。

　　毛澤東看待《水浒》：

　　毛澤東的文学素养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他早年受《水浒》一书的影响密切相关。他还在孩提时代，就深深迷上了这本历史小说，对它总是爱不释手，反复翻阅。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精彩的故事情节，在这个农民儿子的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勇气，“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侠肝义胆，鼓舞了毛澤東一生的造反和奋斗。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二三知己常常畅谈怀抱。有的说将来准备从政，有的说将来准备从教，有的说将来准备经商。毛澤東对此却不屑一顾，已有鸿鹄之志的他，掷地有声地说，当今之世，只有学梁山伯好汉才是出路！果不虚言，他真的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圆了少年时的美梦。以后，无论是在他艰苦斗争的环境里，还是在他一统江山后的政治生涯中，《水浒》书中的人物与事件，他总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用来佐证或解释自己的观点。

　　1938年，他对友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在他的影响下，1942年延安评剧院根据他的指示，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4年，延安评剧院又根据他的意旨，上演了《逼上梁山》历史剧，剧中官副民反、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让毛澤東欣慰不已。他在《矛盾论》一文中，引用了《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战例来论述哲学问题，并说，“《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辨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在毛澤東看来，《水浒传》是一本政治书，是北宋年中央集权腐败，民不聊生被逼造反的形象教材。针对红军指挥员中有李逵式的人物，毛澤東教育他们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通。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为了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毛澤東曾以“武松打虎”的故事教育官兵，现“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现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1955年10月，毛澤東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说：“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毛澤東告诫干部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热情，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有一种拼命精神。”

　　……

　　很明显，毛澤東之所以特别欣赏《水浒传》，看重的是书中人物的革命气概和造反精神，而他和共產黨的艰苦创业，当时最需要的正是这些。正是他和官兵的拼命精神，才得以横扫千军，问鼎中原，终至造出一个大国。

　　然而，《水浒传》的命运，似乎不比孔子的学说好到哪里去，当使用价值使用殆尽，价值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也许是毛澤東的顾虑太多吧，竟然对自己钟爱了一生的《水浒传》发难，而此时，也正是他为自己“清君侧”的开始。1959年，毛澤東在庐山会议上，以《水浒传》最佳读者的身份，作了最权威的、最终鉴定：“《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階級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旋即，毛澤東指示随从，将自己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让大家知道，《水浒》的本质是教人做奴才。

　　有这么严重吗？很多学者与文学爱好者都困惑不解，毛主席这是咋啦？但以权力为中心的翰林高手姚文元认为主席是英明的，他呼应说，批判《水浒》，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对坚持馬克思主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都有着重大的、深刻的、现实的意义。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媒体，纷纷刊发或评论姚文元的文章，全国上下沸沸扬扬。1975年8月，江青更是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驾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驾空主席。”9月份江青又在大寨召集新闻单位发言说：“宋江驾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驾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又说：“黨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和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难道毛澤東的批《水浒》的用意，果真如姚文元、江青他们所言吗？我们从毛澤東藐视一切权威的个性来看，打倒一切权威的结果，必然是形成自己的绝对权威，而绝对权威是不容干预和破坏的，更是不能驾空的。但是，足智多谋的毛澤東，连帝国主义都不放在眼里的毛澤東，他咳唾一声山河都为之震动，谁敢谁又能驾空他呢？事实表明，在毛的有生之日，没有任何人有此念头。多少同志战友跟着他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多少英才志士为祖国的建设吃苦耐劳、无怨无悔，谁会去干那档子阴谋篡位的事啊。如果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是追求内圣外王者的必然心态，那么，此时毛的心态显然是自我扭曲了。他忘记了自己是共產黨的领袖，是经过民主选举的主席，是没有终身制的。如果说，毛澤東此刻并没有这样的心态，那又是何种原因，使他对《水浒》一书备加责难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澤東对历史文化的爱憎，是看对自己眼前的事业有无利弊而定。即凡是对他目前有用的就是好的，凡是对他目前没用的，甚至是不利的，他就会以各种理由弃而远之。可以说，在毛澤東的眼中，世上很多东西都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在流转，一切都在变化。极其自尊的个性、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旨趣，佐以现实功利主义的原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在毛澤東的纵横开合下，取舍自如。而这，正是古代儒学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这境界，孔孟没有达到，秦皇汉武没有达到，孙中山、康有为和曾国藩也没有达到。如此来看的话，毛澤東的确是千古一人。

　　如果说，毛澤東是一位善于吸收发挥、善于排斥扬弃的谋略大师，这话一点也不过份。两个善于，使他具有超人的创造性，也带来了他不同寻常的破坏性。他的善于吸收发挥，在治学与做人方面，是相当突出的，的确是其他学子望尘莫及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建立新中国之前的心路历程中。为了自己的宏愿，他拼命地吸收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营养，并试图将吸的营养提升改造。正是由于他有这种秉赋，毛澤東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就常常显得皎皎出众。

　　他17岁在东山书院求学时，读了《盛世危言》一书后，便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他撰写《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因立意高远，旁征博引，将爱国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致使他的老师谭咏春见到这些作品后拍案叫绝，并朱批赞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一般学子不过是翻翻浏览一下而已，毛澤東却如获至宝，反复背诵，细心圈点。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到省立一中读书后，受康梁的影响，他竟可以以古代商鞅变法为例，呼吁新政的开拓，其头角峥嵘，已令人刮目相看。该文又得到他的老师、一位前清秀才的赏识，说毛澤東“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指出，君主立宪可以救国，毛澤東发挥说：“正式之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成立者，專制之国家也”。梁启超有“豪杰创世”之论：“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毛澤東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信中发挥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借题发挥，举一反三与触类旁通，无疑是毛澤東最突出的智慧谋略之一，这体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

　　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毛澤東在《讲堂录》中发挥说：“乐利者，人所共也。唯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他一眼就察出了孔子此话的内涵，即人之求学，贵在精神。这观点，几乎影响了毛澤東一生的行为，他的重精神轻物质倾向，他对黨政人员的诸多道德条律，他的人定胜天气概，无不强调精神的作用。

　　湖湘文化的先贤王船山，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动胜于静的结果：“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船山的这一思想，真是非常的新颖独到，是“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经典名言的古代版，得到了毛澤東高度欣赏。毛澤東在《体育之研究》中发挥说：“天地唯有动而已。”年青的毛澤東，本来就足智多谋与尚变好斗，船山的运动观无疑成了毛澤東行为的理论根据。看看他一生吧，总是参与并制出各种各样的运动，并且不厌其烦，自得其乐。18岁伊始，他响应辛亥革命运动投笔从戎，到在校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到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办《湘江评论》、率团赴京驱逐军阀张敬尧，到策划湖南共和国，到组织共產主义湖南小组，到领导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跃进、反右运动，最后到“魰革”大运动，可以说，毛澤東一生与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毛澤東就是动的代名词，动是毛澤東的最佳诠释。如果世间真有所谓神话的话，那么，运动之神首推毛澤東，他是永不言累，永不言败的东方运动之神。

　　杨昌济是毛澤東的启蒙恩师，从毛澤東一生的思想言行来看，影响毛澤東最大的就是杨老师。杨昌济先生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学者之一，其爱国之烈、学问之深，远非村学究所能比拟。他认为，要改造民族的命运，要实现社会的进步，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造哲学与伦理学。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应当是真知灼见。杨老师说：“要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这话可真是吻合了毛澤東文化人的天性，也给毛澤東的智慧谋略奠定了指南。好象是1917年8月吧，毛澤東深感良师之言有理，马上写信给他的师友黎锦熙，并作了一定的发挥。他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啊，这可是个大任务，改变政权容易，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容易，改变历史的方向也容易，但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这能行吗？芸芸众生，各有各的人生观、世界观，一母生九子，连母十条心啊，怎可能从根本上变换老百姓的思想？可是，毛澤東真的做到了，他让每一个人都相信他的思想，他让每一个中国人明白，他的思想是惟一的思想，他的言论是惟一的言论，他的行为是惟一的行为。你看，毛澤東的善于吸收与发挥，是不是独步古今？

　　说起来，还多着啦。在吸收与发挥这一文化范畴上，毛澤東的思想诚所谓“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从毛澤東各个时期的言论来看，他的思想几乎都是前人思想的吸收与发挥。

　　康有为倡导社会大同之境界，毛澤東呼应并发挥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谭嗣同的《仁学》，认为人心的力量巨大，可以改造环境。毛澤東发挥作《心之力》文章，说：“人心能力说，余之信仰。”

　　胡适、陈独秀开展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反对无病呻吟。毛澤東当即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呼应：“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刑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

　　李大钊是中国馬克思主义首席代表，曾撰《青春》一文，唤醒国民生命活力。毛澤東呼应发挥说：“要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曾国藩主张治学之道，贵在经世致用。毛澤東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发挥说：“吾人之志，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精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

　　杨昌济当年不满教育现状，觉得以分数取人，只会颓废人才。毛澤東呼应发挥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我决定不再入学校。”

　　德国哲学家帕力森所著《伦理学原理》，是毛澤東读一师的课程，其他同学一般是应付了事，毛澤東却为此书作了精心的批注，在中西文化比较、哲学本源问题探讨、个性的崇尚诸多方面，发挥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与心得……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对自己的事业有益的学问，毛澤東都是如饥似渴地吸收与发挥。他文章中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实践出真知”、“自我批评”、“階級斗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敌进我退”、“穷则思变”等大量的语言词汇，无不来自历史文化和他那时代的大师典籍。值得欣赏的是毛澤東的治学谋略，不是谁都能具备的。

　　做学问如此，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如其人，此言应属不虚。毛澤東年轻的那会，正是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时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毛澤東在当时，只是一介书生与无名小辈。可偏偏是这无名小辈，胸怀鸿鹄之志，想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光有学问的谋略，显然是不够的。天资过人的毛澤東，当然知道自己位卑言轻，更知道自己任重而道远。做传统式的隐士或混个一官半职，决不是毛澤東所愿，他的宏愿是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既然如此，毛澤東要通过实践、通过社会活动与文化传媒，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大名，要让世人重视，在中华民族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还有一个你们应该重视的人，那就是我毛澤東。不用说，出名的欲望，并没有什么不对，贵在名实相符。

　　早在毛澤東24岁时，即1917年2月，孙中山的好友，日本民主人士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这可是大名人哪，毛澤東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便同萧三联名写信给白浪滔天，盛赞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求见并求教。白浪滔天被这两个年轻人的热情所感动，很认真地接见了毛澤東。毛澤東虽然没有因此而出什么名，但他感受到了与名人交往的快乐。

　　1918年，从一师毕业后的毛澤東，开始投身革命活动。是年9月，他第一次去北京，参与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经杨昌济老师介绍，他认识了第一个传播馬克思主义的学者、北京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结识了思想界的巨匠陈独秀。毛澤東不仅为陈独秀的卓然风采所吸引，更为他爱国忧民的道德文章而倾倒。陈独秀那冲决罗网、追求真理的磅礴大气，给了毛澤東前所未有的振奋。毛澤東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从这时起，毛澤東开始信奉馬克思主义，开始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也悄悄地有了自己的策划。第二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信仰的共鸣与事业的需要，触发了毛营救陈独秀的灵感。他当即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称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坚而伟大的精神。士为知己者容，当毛澤東第二次拜访陈独秀时，他们就共同讨论改造湖南同盟的计划了。不久，陈独秀就将《中国社會主義青年团团章》寄给毛澤東，正式拉开了毛澤東从事革命活动的序幕。能说这不是毛澤東的公关谋略吗？

　　成功的喜悦，鼓舞了毛澤東对馬克思主义的追求，也让他感到要完成远大的任务，志同道合的朋友越多越好。即便不志同道合，能争取到他人的每一点支持与理解，也对事业有所补益。从那以后，毛澤東开始广交天下英才，并将自己的语言风格、谈吐气质和接人待物的良好修养，向所有认识他的人展示，毛澤東是博学的、胸怀宽阔的、心地诚善的但不失个性的学者和政治家。

　　最初，对毛澤東十分欣赏的人，是他的历史教员兼同乡黎锦熙先生。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他写给黎锦熙的信件就达六件之多。这些信件，不仅反映了毛澤東对师长的尊重与敬爱，也在他殷切求助的字里行间中，展示了自己的宏伟襟抱。毛澤東的谦虚上进、爱国忧民精神，让黎锦熙感到此子决非庸碌之人，当北京解放前夕，国民黨政府高薪聘请黎锦熙去台湾执教时，黎断然拒绝，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直到1978年逝世。

　　在受到毛澤東礼遇的人中，不能不提到萧子升。萧是毛澤東在东山书院读书的同窗，后又同在一师就学，对社会共同的感慨，让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他写给萧的信比写给黎锦熙的还多。他们曾一道作社会调查，一起点评时局，萧子升总是有点读书人的架式，毛澤東却态度谦和，显得平易近人。后来，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全民谋福利；毛澤東则主张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两人由此分道扬镳。此后，毛澤東并未忘记老友的帮助，建国后数次托人慰问萧子升，并希望他回国工作。他的这种风度，无疑是政治家的风度。在毛澤東，只要能达到目的，显示风度是家常便饭。

　　遗憾的是，在毛澤東交往过的朋友之中，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大名学者，能享受到毛澤東呵护终生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大多数曾得到毛澤東欣赏的人，最终都被他嗤之以鼻，搁到一边去了。帮助与支持过毛澤東的名流贤达，可谓数不胜数，这里列举的几人，是同关系较深、且举足轻重的人

　　关于郭沫若：

　　这是一个与中国文化史、中共黨史密切相关的名字，凡读过书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他。这个以情商与智商著称于世的“涅槃才子”，不仅是通今博古，满腹经纶的学术大师，而且是追随共產黨几十年的忠实信徒。在过去的年月里，他一直得到了毛澤東的赏识与器重，常常是毛澤東的席上嘉宾，大家在一起砌磋文史、讨论时政，畅舒怀抱，谈笑风生。在很多人眼中，郭沫若算是遇到了知己，“身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读书人能遇到毛澤東这样一位智者，应该说是一件喜事。士为知己者忙，郭沫若没有辜负毛澤東的殷望，他声讨蒋介石、参加南昌起义、主编《救亡日报》，并先后撰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话剧，为共產黨的抗日事业摇旗呐喊。不仅如此，他还以史学家的眼光，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等极有见地的文章，站到了反專制獨裁的民主运动前线。想想，一个抗日，一个反獨裁，这无疑是毛澤東当年最需要的支持，何况是名贯东南的大学者的支持，他受到毛澤東的器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读书人的通病是天真浪漫，不明白“飞鸟尽，良弓藏”这一古老格言的内涵。建国后，当郭沫若全身心投入祖国文化建设事业后不久，从庐山秀丽风光中飘出的硝烟，就让这位软骨学者有了不祥之感。1965年11月，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姚文元点名批判，矛头却指向了国内所有的学者、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天性敏感的郭沫若，立刻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恐惧感。他出于自我保护，赶紧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辞职，并想把自己所写的书全部烧掉，但为时已晚。“打倒郭沫若”之声不绝于耳，爱子郭世英被绑架关进牢房、活活打死。他的《十批判书》又一次被点名在全国批判……。郭沫若的神经崩溃了，心智混乱了，身体也病危了。他至死都没搞清楚，为何要与他过不去。其实原因相当简单，他写的《十批判书》不该崇拜孔子，他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能用李自成影射他毛澤東，两书在1945年发表时，之所以受到毛澤東的重视，是因为孔子的仁学思想可以抵制国民黨的獨裁，而李自成的事迹可以警告干部。现已时过境迁，它们没用了，大才子你还不认错？

　　关于李达：

　　在中共黨史上，李达可算得上是一名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者，他与雷仲坚合译的《辨证唯物论教程》、他主编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他呕心沥血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洋洋宏篇，曾经一度是广大中共黨员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早在30年代，毛澤東就看好李达其人，不时写信向他问好，邀他做客吃饭，对他写的著作精心批阅。1937年5月，毛澤東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称赞这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列哲学教科书，并非常热情地夸他是“真正的人”。到50年代初，毛澤東仍然赞扬李达说，“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你在理论界和鲁迅是一样的。”

　　如此才华如此情，李达按理是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的，也应该享受到政府特殊尊重。然而，历史的轮回让他也劫数难逃，最终被红色贵族声讨，批斗、示众、体罚，含着满腔的悲情与疾病的巨痛，离开了这个他读不懂的人间。他的冒失之一，是1958年同毛澤東争辩。当年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省委领导写了《学习馬克思，超过馬克思》一文。李达见后认为不妥，应该是发展馬克思主义才对，而毛澤東主张超过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义。他的冒失之二，也是1958年同毛澤東顶撞。那年湖北鄂城县委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李达知道后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胆越大产越高，是不符合馬克思主义的。毛澤東表示反对，他以新疆、内蒙地大却可以卖余粮与过去的三大战役为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并发脾气说，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大！李达感慨万分，毛澤東在建国之前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写得多好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李达当然不明白，因为毛澤東已功成名就了，“万岁”声已让毛澤東飘飘然了，我毛澤東三座大山都可以推倒，又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在我手上诞生？当然，让李达万劫不复的是，1966年李达仍然坚持：馬克思主义、毛澤東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吸取新的养料，不断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有什么顶峰。不用说，他的观点遭到了红色贵族的围攻，而早就对李达耿耿于怀的毛澤東，此时也就对他的境遇听之任之了。

　　关于刘少奇：

　　在共和国建立之前，毛澤東有很多的朋友，而与他几十年共沐风霜、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非刘少奇莫属了。还在1922年，他们就共赴安源，领导并开展了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毛澤東对他的能力和才华，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在王明主持黨务的时期，毛澤東和刘少奇，都被视为右倾代表，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为了拥护毛澤東主政，刘少奇挺身出。尔后，他撰写了《论共產黨员的修养》、《论黨内斗争》等瑰丽的华章，对共產黨的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毛澤東曾对薄一被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可以看出，毛澤東对刘少奇的评价极高。1943年，刘少奇回到延安书记处工作，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间内，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澤東思想，维护毛澤東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9年，刘少奇被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与黨中央毛主席并称两主席，毛澤東不仅把刘少奇看成最亲密的朋友，还对外国友人说，他的接班人肯定是刘少奇。

　　世上这样好的缘份哪儿找，兄弟兼朋友，战友加同志，可谓鱼水之交啊。遗憾的是，刘少奇这条鱼太大了，毛澤東的水量容不下，而鱼又离不开水，于是乎，天地苍苍，洪波汹涌，鱼水相争了。

　　平心而论，刘少奇的确是毛澤東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也是能真正干实事的建国之才。当1958年，毛澤東发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号召时，刘少奇原本是赞成的，并无异，议1961年，他根据毛澤東要调查研究的指示，回到老家宁乡了解实际情况，发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与他听到的汇报，压根儿就是两回事，很多乡亲以草根树叶为生，饿得手脸浮肿苍白，惨不忍睹。回京后，他在5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指明：造成这种状况，中央要负主要责任。接着，他又在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批评黨没做好工作，再乱指挥的话，迟早要跌下台去。出于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也出于对黨的事业的忠诚，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全国部分地区的错误大于成绩。不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指明，这与中央某些领导骄傲自满有关。至此，刘少奇的言论引起了毛澤東极大的反感，他坚信自己的三面红旗的方向是正确的，谁反对谁就是修正主义。建国后的毛澤東，总是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他与人奋斗多年得来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能受影响的。在他想来，你国家主席算什么？竟敢当众批评我乱指挥，就算你刘少奇讲的是事实，你也不能“功高震主”啊。鱼，当然斗不过水，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一场针对刘少奇等政治元老、针对知识精英的魰化大革掵爆发了。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澤東宣读《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文，刘少奇成了“资产階級司令”，拉开了刘少奇悲剧命运的序幕。他日后所受到的侮辱与摧残，所受到的迫害与折磨，让这位天下少有的奇才蒙上了天下少有的奇冤。

　　关于…………

　　关于的人，太多太多，勿需赘言了。譬如大将军彭德怀、文化部长陆定一、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人大常委罗隆基、《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毛澤東秘书田家英、无产階級革命家李立三、著名学者马寅初、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历史学家吴晗；譬如作家萧军、王实昧、赵树理、老舍……这些人都曾虔诚地支持着毛澤東，却都在毛澤東的纵横开合之中，取而舍之了。换句话说，极度的自我尊严与功利主义原则，使毛澤東在建国前左右逢源，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但也就是这种尊严与原则，使自己走向了孤立之境。这不仅仅是他的悲哀，更是中华文化的悲哀，着实发人深思。

　　说到毛澤東的谋略，让他的子民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建国前的故事居多，没有谁不从心底里敬佩这位智慧大师。打开尘封的史册，毛澤東那高大帅气的身影、睿智的语言、憝厚的笑容和敏锐的眼神，仍然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青年毛澤東在对人谦怀若谷、兼容并蓄的同时，在事业的谋略方面，也显得英猛精进，卓尔不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1919年7月创刊《湘江评论》，那年他26岁，也就是他离开一师后的第二年。那阵子，改良的、改革的、温和的与激进的，各种思潮纷至踏来，都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占一席之地。这前后，有以吴越、汪精卫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暗杀派，其宣传刊物为《民报》和《新纪元》杂志，主张无国界、无私产、无货币、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绝对平等、权财均衡等信仰。有以刘师复为首的“无政府共產主义同志社”，其宣传刊物为《晦鸣录》，反对竞争、提倡互助，痛恨弱肉强食。有江亢虎的“社會主義研究会”和他的“中国社会黨”，其宣传刊物为《社会黨月刊》，主张取消階級压迫、实业救国、平均地权等。此外，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刊物为《新青年》。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不尽思潮滚滚来。生逢这样的时代，如果没有主见又想出人头地，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就只有望洋兴叹了。年青的毛澤東也有过犹豫，他在不断地徘徊与审视，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他一度信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人的互助互利与兼爱，强调突出自我，否定国家的本体地位。同时，他反对暴力和流血，倡导道德改良与人格完善。就所有的思潮比较而言，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彼时的确不愧为优秀思潮之一，难怪它一时间成为当时热血青年崇拜的思想明星，而毛澤東以识时务的眼光，迅速以它为宗旨，创办了影响广泛的《湘江评论》。这可是展示自己的主义信仰和个人魅力的绝佳舞台，他深知会有很多人响应，因为他洞察到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在创刊宣言中，毛表达了他农民式的博爱情怀，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强权者之所以滥用强权，是他们的谬误与不幸，是封建遗毒腐蚀所致。如果用强权去打倒强权，自己却成了强权，适得其反。这时的毛澤東，虽然有大无畏的勇气，却有着普遍人类的善良，他只想通过自由的言论“呼声革命”，让强权者妥协，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湘江评论》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怀疑，冲破禁锢。对宗教、文艺、政治、教育以及社会经济，他呼吁都应变革和解放。他大声叫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匣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他的呼声，道出了他的人格形象，道出了当时民族的最强音，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谋略。如果40年后，他仍保持这样鲜活的思想，中华民族早就傲视群伦了，而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境界，也就真正实现了。更不会有后来民族的灾难了。

　　体现毛澤東事业谋略的第二件大事，是创办实体性的文教机构，这是毛澤東扩大事业规模，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举措。他的这种谋略，得益于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从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到谭嗣同、杨昌济，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也得益于杨昌济老师关于开发民智、唤起国民自觉、改造国民低劣品质的理论。再者，当时日本人道主义学者武者小路笃实的无政府主义生存模式，也启迪了毛澤東的灵感。早在1912年，毛澤東在湖南定王台图书馆自修学业的时候，西方的学术文明打开了毛澤東的视野，国际人类的智慧让他尝到了自学的甜头，暗暗就有创办自修大学的念头。1918年4月，毛澤東想在湖南岳麓山创办工读同志会，并与蔡和森等人在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毛澤東又仿效武者小路笃实的模式，想在岳麓山创办一个新村，亦即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众多家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店、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与博物馆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一边读书一边工作，要学会农林牧副渔多种实际本领。他认为自己的新村规划如能实施的话，就能改变旧的教育制度、旧的家庭制度，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毛澤東的这一构想蓝图，既体现了他想调治社会的管理欲望，也成了他未来共和国的政治理念的初步雏型，这是后话。不用说，他的构想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1920年，毛澤東在北京说，“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学术大纲，弄个清楚。”两相比较，毛澤東的这一想法比所谓新村成熟多了，也实际多了，因为这不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务和物力。当年6月，毛澤東又在上海致信黎锦熙，决定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他已从空想状态中觉悟了。到当年12月，毛澤東已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开始赞成馬克思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实践与奋斗，成了他的行动指南。也就是在当年秋冬，毛澤東与学友创办了文化书社，由于毛澤東的善于交际，得到了教育界、新闻界很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如长沙县长姜济寰、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湘雅学校负责人赵运、一师校长易培基、船山学社董事长仇鳌等，正式会员36人。经费由大家集资，也吸纳社会赞助，如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倾尽了个人财力支持书社，陈独秀也以个人名义为书社向东南图书馆作了三百元营业额担保。

　　文化书社纯属文化传播性质，与商业谋利无关。旨在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各类中外最新书刊，从而带动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毛澤東执笔撰写了《文化书社缘起》、《组织大纲》，迈出了他“变化民质”素愿的实际步伐。

　　毛澤東的管理与经营才能，在书社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锻炼。在长沙城内所设的7个贩卖部，同全国有业务往来的书报社达70家之多，经营书刊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从此，全国的新书新报源源不断进入湖湘。

　　文化书社的成功，增进了毛澤東的务实精神与兴趣。1920年9月，他应邀参与《湖南通俗报》的编辑工作，强调文章要短小生动，使之成为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不久，毛澤東又应省教育会之邀，担任了一师附小的教育主事，他觉得做孩子王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且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遂灵机一动，利用附小的场地，开办了平民夜校。如同一个大学者，毛澤東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谈今品古，匡时议政。在这一段时间内，毛澤東更关注的，是眼前的时局动态，总觉得自己的活动空间太小，看外面轰轰烈烈的大社会，就有一种奋飞博击的欲望。

　　1920年夏，张敬尧被驱逐，谭延闿入湘主政。横行湖南两年多的直、皖、奉、鲁北洋军阀与黔、桂西南军队全部退出湖南。多少年来，湖南的土地上第一次没有战乱，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湖南自治的大好机会，几乎所有湖南人都有这个想法。论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思想，是从戊戌变法运动开始。谭嗣同在湖南学会的讲演中，就公开号召湘省官吏“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黄遵宪在湖南创办保卫局时，也有地方自治的思想。只是，黄遵宪的自治思想，多了些民主民权的意识，使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老的格言，用在青年毛澤東身上再恰当不过。毛澤東当即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之中，但他的自治思想又不同于黄遵宪，也不再是他自己过去那种新村式的虚无理念。还在1920年3月，毛澤東在北京进行驱张运动时，就致信黎锦熙，并附有《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提出了废除军督、裁减军队、增加教育经费、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实行自治的主张。但把湖南自治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是他有1920年9月所撰《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提出的。他在该文中认为，湖南自治，应该打破中央及各省的干涉束缚，湖南境内的事，由湖南人自办。但这还是权宜之计。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彻底改建政体。而当务之急，是“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经过深思熟虑，毛澤東提出了两个改造湖南的相关条件。一是自决主义，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亦不干涉湖南事，既可抵制外来军阀，又利于制止湖南内乱。二是民治主义，为政一切以平民公意为准，不得有官气、王气和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