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智贤整形:乐于泓的坎坷一生（转）

乐于泓的坎坷一生 阿乐是何许人也？他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呢？为什么凡是描写江青早期经历的作品都会提到阿乐？在此，我把我所知道的阿乐向读者介绍一下，相关事件也请学者和史学家们共同研究、商榷。
　　
　　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
　　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祖籍江苏省太仓县，1908年生于南京市，原名陆于泓，字仲陶，笔名乐若，在国民党狱中曾用名芦少保。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改名乐于泓。江浙一带称呼人时，常叫阿公、阿婆、阿菊、阿花什么的，许多人便称乐于泓为阿乐。叫多了，叫顺了口，反倒把他的真名叫丢了。我见过一些学者编写的新四军第四师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名录，其中就有阿乐，却没有写他的真名乐于泓，想必是不知道他真名的缘故。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专案组将阿乐隔离审查，要他揭发江青的罪行，言谈之间透露：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中央专案组经多方查证，才得知乐若就是乐于泓。
　　我和阿乐相识，纯属偶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1983年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拂晓》拟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应出版社之邀到合肥市修改、定稿。为此，我采访过不少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这时，我的母亲提起了一件事：1939年，彭雪枫率部来到安徽省怀远县，我姥姥家也住了几位“新四军”。他们都是文化人，其中有一位高个子，会拉二胡，常和我们家的孩子们玩耍、拉二胡、讲故事。我的母亲参军后还见过他，只不过不知他的姓名，光听别人叫他“阿罗”。母亲让我打听一下，现在“阿罗”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以一个新四军老房东后代的身份，四处打听这位40多年前的房客。合肥市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此人就在本市，他不叫“阿罗”，而叫“阿乐”，真名乐于泓。我恍然大悟，淮北人把“罗”和“乐”往往念成了一个音。
　　在合肥市大蜀山国家机电部通用机械研究所，我见到了乐于泓。那一年，他75岁。乐于泓头发斑白，面容清癯，但记忆力极好，非常健谈。当我说明来意时，似乎唤起了他的回忆，他兴奋不已。阿乐的文化素养甚高，一言一行皆有学者风范，言谈间一不留神就会像自来水一般吐出一连串流利的纯正美式英语。他还给我放音乐磁带《圣母颂》，教我如何从庄严、美妙的西方宗教音乐中感悟那种超凡脱俗的圣洁。初一接触，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使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
　　乐于泓出身在一个儒宦家庭，祖父做过前清江宁府的“学训导”（俗称“学老师”，掌管文庙的祭祀和所属文武士子）。全家人住在南京夫子庙朝天宫的官宅里。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祖父赋闲，翌年举家迁返原籍太仓。1925年，阿乐因成绩优异，由常熟教会学校诚一中学举荐，被半费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校不久，“五卅”运动爆发，阿乐参加罢课，抗议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和广大师生一道拒绝返校，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东吴大学于1901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建校时间比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都要早。阿乐出自教会大学，能讲一口顶呱呱的美式英语，懂得西方宗教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东吴大学，阿乐结识了一位由美国传教士抚养长大的女大学生——丁香。当时，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张闻天、恽代英、肖楚女都到苏州从事过革命活动。阿乐和丁香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俩和广大师生组织后援会，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募捐；多次举行罢课，支持工人罢工；迎接北伐军，与北伐军联欢，慰问北伐将士；不久，又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阿乐和丁香变得日益成熟，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29年，他俩先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丁香于1930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阿乐于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入党。丁香入团、入党时间都比阿乐早一年。1932年4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成了革命伴侣。
　　阿乐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所属的上海无线电总台工作，先后任公报员、公报主任。中共在电台设有“特支”，由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特支”书记是季焕麟，组织委员是陈国栋，阿乐任宣传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陈国栋先后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粮食部副部长、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团中央、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共产国际先后在上海设立有不同的机构，各自有一套独立、垂直的联络渠道，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阿乐和丁香虽说是夫妻，根据党的纪律，从不向丁香打听情况。当我采访阿乐时，他甚至都说不清丁香属于中共的哪一级组织，她的领导人是谁。
　　1932年9月，丁香受党派遣前往北平，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为营救丁香，中共进行了多方活动。国民党认定丁香是“共党要犯”，但因她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养女，有美国教会背景，一旦美国人介入，将会使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很快把丁香押到南京，草草审讯一番，于1932年12月3日子夜在雨花台秘密枪决。此时丁香已怀孕3个月，刽子手还残忍地对着她的肚子打了一枪。丁香就义时年仅２2岁，她的遗像和生平事迹现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阿乐得知噩耗，悲痛欲绝，赶到南京，冒着瓢泼大雨，身披一件蓑衣，在丁香英勇就义处祭奠。阿乐私自去南京，事先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回到上海就受到领导的批评，并说他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上海不能再呆了，让他马上去青岛。
　　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二胡，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黄敬一被捕，江青就找阿乐来了
　　
　　黄敬，原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1912年生于北京，早年入青岛大学学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曾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省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常委和第三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病逝。
　　阿乐把自己的工作安顿好之后，按照上海地下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找到了黄敬的住处。那时，黄敬的公开身份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阿乐还记得，那是靠海边的一栋小楼，黄敬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他去时，屋里有四五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位留短发的姑娘，很年轻，长着一副鸭蛋形脸，白白净净，爱说爱笑，非常活泼，嘴一张便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说话带有济南口音。经黄敬介绍，阿乐得知，她是黄敬的妻子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 　丁香牺牲以后，阿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虽已离开了上海，却始终沉浸在悲痛之中。现在见到了自己的同志，他便主动讲述了丁香牺牲的经过。讲述时，屋里一片寂静，在场的青年都默默地听着。江青也甚为感动，站在一旁，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都湿润了。之后，江青把阿乐叫到靠海的阳台上，与他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在青岛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她和黄敬。
　　阿乐在青岛无线电总台工作，同时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他以旁听生的名义，经常去青岛大学，和黄敬、江青等地下党员开展学生运动。他们举办读书会，成立歌咏队，召开音乐会，发表时评等进步文章。1933年12月，共青团青岛市工委成立，属上海市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团市工委书记叫刘宜昭，阿乐任宣传委员。
　　由于江青是黄敬的妻子，初次见面对阿乐又很热情，阿乐对江青就产生了一种好感。而江青见阿乐比她年长6岁，上过大学，有文化，有修养，风度翩翩，又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对阿乐也比较敬重。黄敬爱好文艺，在青岛组建了一个海鸥剧社。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一手好二胡，排演节目时，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
　　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省临时省委、团委全被破坏，全省党的干部有30多人被捕。青岛大学读书会、海鸥剧社等进步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黄敬也被捕入狱。江青发现黄敬不知去向，起初有一点惶惑，当得知黄敬被捕的确切消息后，神经立刻紧张起来，马上找到阿乐，央求他帮助出出主意。阿乐的身份当时还没有暴露。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阿乐劝江青去上海：“你留在青岛的确很危险，其他地方不好讲，我不熟悉，你还是到上海避避风吧，我在上海的熟人比较多。青岛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在采访阿乐时，他亲口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青岛和江青交往期间，就发现这个人生性傲气，一般人她是瞧不起的。她在青岛瞧得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黄敬，黄敬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一个是我，也许因为我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江青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解放后也是如此……”
　　江青从青岛去上海，这个主意是阿乐出的。而他当初劝江青去上海，则完全是出自对同志的关心。
　　为了确保江青的安全，阿乐把她送到轮船码头，送上了轮船，直至轮船逐渐远去，他才放心。江青拎着一只破旧的皮箱，告别了青岛，驶往一个对于她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同时又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城市——上海。自此，江青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阿乐在电台工作，薪水较高，每月有50块大洋。他喜爱摄影，自己花钱买了一部德国产的“莱卡”照相机，分别时用“莱卡”给江青拍了一张照片，以后辗转送给了她。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照片阿乐没能保存下来，并渐渐淡忘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北京派来的人找到阿乐，拿着这张照片反复追问：“这张照片谁拍的？是不是你拍的？江青说是你拍的。”阿乐努力回想着：“年代太久，都40多年了，记不清了。”
　　事后，阿乐对妻子时钟曼说：“那次送江青去上海时，我是给她拍过照片，那张照片可能是我拍的。”
　　
　　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阿乐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1934年春，阿乐的父亲去世，他返回江苏太仓办理丧事后，于6月初回到上海，到上海无线电总台复职，先后任团中央交通员、交通主任。不久根据组织决定，他辞去无线电总台的职务，从事职业革命工作。阿乐对上联系的是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对下的联系人是河北省地下交通员李世农（称“河北小王”）。阿乐只知“河北小王”，不知河北党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李世农只知阿乐，不知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在哪儿。即使他俩有一人被捕，另一人躲起来，这条线就断了，不会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解放后，李世农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35年4月，青岛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年2月刚成立的共青团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团省委书记刘宜昭被捕后即叛变。他把所知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不漏地全部供认了出来。不久，阿乐即被捕，被关在李村山东省第五监狱，后被判了5年徒刑，转到了青州山东省第四监狱。1937年4月，被押送到南京晓庄国民党政府首都反省院。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可是在首都反省院却关押着一大批政治犯。他们得知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急切想上前线报国杀敌，然而身陷囹圄，个个心急如焚。
　　1937年8月18日，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天气异常炎热。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叶剑英要到首都反省院看望大家并作形势报告的消息。难友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开会时间未到，礼堂便坐满了人。许多受伤和生病的政治犯，在难友们的搀扶下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礼堂。周恩来、叶剑英由反省院院长陪同，走上了讲台。看到可容纳千人的礼堂，坐满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革命同志，周恩来、叶剑英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热流，眼眶都湿润了。
　　周恩来饱含深情地说：“诸位同志，承廖院长的介绍，得有机会和诸位见面，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周恩来的开场白意味深长，难友们听到自己被称为“同志”，悲喜交加，心潮难平，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报告了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的情况，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告诉大家：“你们虽然还没有到前线去，但是为时已不远，这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期，我们这10年锻炼出来的战士们，应当站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接着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他激动地说：“我非常盼望你们急速恢复自由，期待着你们到前线参加抗战。我想不久我们会在前线上握手！”
　　阿乐在台下认真作了记录，会后还和其他难友进行了核对。周恩来的讲话全文约5000字，中间42次被掌声打断，难友们8次高呼“乌拉”。1937年9月9日，阿乐被释放时，设法将记录带了出来。“文革”后，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被一些党史文集收录，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
　　出狱后，阿乐先是回上海找党，未果，然后到其弟所在的西兰公路定西段当了几个月的文书，一是休养身体，二是为了继续找党。1938年4月，他来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六处艺术科。在郭沫若领导下，武汉聚集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阿乐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多年未见的熟人——冼星海。
　　阿乐1929年到上海后不久，因想学小提琴，经人介绍认识了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年仅24岁，原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和母亲住在四川北路一个亭子间里，生活无着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阿乐在电台薪水较高，他和丁香经常接济冼星海，同时跟冼星海学小提琴。冼星海去法国留学，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阿乐和丁香照料。阿乐和丁香被捕前，一直在照料冼星海的母亲。
　　阿乐和冼星海高兴得又搂又抱，俩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冼星海听说丁香已牺牲，心情十分沉痛。他俩匆匆见面，短暂相聚后又匆匆分手。冼星海辗转去了延安，写出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而阿乐去了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创办了《拂晓报》。
　　1939年10月25日，彭雪枫在《拂晓报》发表文章，文中写道：“《拂晓报》是去年支队出征之前——9月29日出刊的。今天恰同支队本身一样一周年了……当初，只有阿乐、单斐、易河三同志，他们是《拂晓报》的三元老。采访、编辑、刻写、印刷，先行统统由他们包办，《拂晓报》靠着他们算是扎下了个粗枝大叶的基础。” 　　众所周知，彭雪枫有“三件宝”：《拂晓报》、拂晓剧社、骑兵团。“三件宝”诞生最早的是《拂晓报》，而阿乐则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十八军的老同志都知道：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在参观重庆钢铁厂时，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演了一出“双簧”
　　
　　1950年1月30日，时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的阿乐，在江渭清领导下，正忙于组建南京市总工会，华东局突然转来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调乐于泓重返十八军。10天后，又收到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的信，催阿乐尽快动身，说部队已在川南一带集结，即将进藏。抗战时期，阿乐担任过宿东游击支队兼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部长等职，和张国华、谭冠三早就熟悉。西藏与原英属殖民地印度相邻，多年来英国对西藏图谋不轨。阿乐出自教会大学，英语熟练，对英美历史知之甚多。阿乐猜想，军委的调令肯定是张国华、谭冠三提议的。
　　4月10日，阿乐满怀投身于解放西藏的热情抵达重庆，不料却被泼了一瓢冷水。阿乐幼年曾患肺结核，在狱中又饱受摧残，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为他检查，发现他一侧肺已萎缩，不宜进藏。
　　阿乐成天和医生争吵，坚决要求进藏，正争执不下时，张国华到了重庆。张国华专门和二野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工作12年的奥地利医生傅莱等进行了磋商，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事后，十八军的老同志都知道：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
　　1950年5月20日，阿乐随张国华乘飞机抵达十八军军部驻地——成都西南的新津。十八军进藏，准备工作非常仓促，绝大多数人对西藏一无所知。当初，党中央仅就如何进藏，走哪条路线，就与西南、西北的军政首长商讨了好些天。十八军作为进藏部队，急需对西藏的历史、社会状况、进藏路线做一次全面调查。张国华更是急于了解西藏的情况，越详细越好，入藏后少不了打几仗，他想知道这仗怎么打。
　　阿乐一到新津，就接任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原主任是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因另有率先遣部队入藏的任务，他把工作一交便匆匆走了。西藏军区成立时，王其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政策研究室有2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辛勤工作，阿乐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一份西藏历史及现状的报告，为党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策提供了第一手准确、翔实的资料。
　　1950年9月5日，阿乐随十八军军部进入甘孜。
　　和平解放西藏期间，年龄相仿的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结成了一对好朋友。阿沛·阿旺晋美生于1911年，幼年入私塾学习藏文，熟知藏文化中的历史、哲学、文法、诗学，23岁加入藏军，25岁升至代本，受封为四品官。1904年，老阿沛率军抗英，血战江孜，阿沛家族在西藏十分有名，享有盛誉。阿沛·阿旺晋美是一位爱国人士，他主张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当时的西藏属于“主和派”。
　　1951年4月9日，西藏和谈代表团抵达甘孜。中共西藏工委召开欢迎会，十八军宣传部部长乐于泓致欢迎词。次日，西藏工委派阿乐陪同代表团前往北京。毛泽东指示沿途各省市，要以高规格热情迎接。
　　4月17日，西藏和谈代表团由雅安飞抵重庆，邓小平亲自到机场迎接。在重庆期间，中共西南局安排他们参观游览。在参观重庆钢铁厂时，阿沛·阿旺晋美和阿乐演了一出“双簧”。那天阿乐陪同参观，平措旺阶担任翻译。平措旺阶，藏族，四川巴塘人，精通汉藏语言，抗战时千里迢迢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川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阿沛·阿旺晋美一行来到重庆钢铁厂时，广场上集合了很多工人，厂领导把他们迎到台上，请阿沛·阿旺晋美给工人们讲话。参观别的地方，都是转一转、看一看、招招手就走了。这个工厂非要请阿沛·阿旺晋美讲话，工人们还使劲鼓掌。阿沛·阿旺晋美有点心慌，低声对阿乐说：“阿乐部长，我从来没有对工人讲过话。我的天哪！这不难死我了嘛！”
　　阿乐笑着说：“你就讲几句吧。”
　　“我对工厂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敢讲？讲什么好呢？”
　　阿乐止住笑，一本正经地说：“你尽管讲，我给你当翻译。”
　　平措旺阶把他的话翻译完，阿沛·阿旺晋美愣住了，两眼直盯着阿乐：“你又不懂藏语，咱俩说话还要平措当翻译呢！你怎么能给我当翻译？”阿乐通过平措，小声对他说：“我熟悉工厂情况，你随便讲什么都行。我怎么翻译，你就不用担心了。”
　　阿沛·阿旺晋美满脸疑惑，只好叽里咕噜地讲了几句。只见阿乐挥着手，放开嗓门“翻译”起来。话音刚落，工人们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阿沛·阿旺晋美见工人们鼓掌，也来了情绪，狠劲讲了一通话。阿乐也不含糊，讲多少，就“翻译”多少。工人们以为，这个藏族干部不简单，说话跟共产党一样有水平，不断发出掌声和笑声。在场的藏族代表也忍不住乐，他们笑的是阿沛·阿旺晋美在信口开河，没边没沿地瞎讲。
　　讲话人、翻译、听众都很开心，皆大欢喜。
　　后来，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忆录《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一文中，还谈起了这件往事。他诙谐地写道：“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演一场双簧啊！我只好随便说了一阵。阿乐部长就郑重其事地‘翻译’了一通……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了藏汉一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绪。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动。”
　　
　　阿沛·阿旺晋美识大体，顾大局，北京和谈得以成功，是与他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江青听说阿乐到了北京，专门来找过他，留了一张纸条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前门火车站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月台上，迎接西藏代表团的到来。19时15分，一列从西安开来的火车徐徐驶入了火车站，数千名群众挥舞鲜花欢迎。在阿乐陪同下，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走下了火车。他们看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场面，无不深受感动。国民党统治时期，西藏官员来到内地，经常遭冷眼，坐冷板凳。现在他们切身体会到：新旧社会两重天。
　　4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黄炎培宴请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
　　4月29日，西藏和平谈判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为：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乐于泓和平措旺阶列席，地点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经过20多天的反复磋商，顺利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5月23日，签字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5月2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全体西藏代表，并发表了讲话，祝贺协议的签订。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在濛濛细雨中把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人送到院子里。握手道别时，毛泽东向乐于泓、平措旺阶指了指，示意他俩留下。回到屋里，毛泽东询问了他俩的姓名、职务、经历和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阿乐平生第一次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心情十分激动，他把阿沛·阿旺晋美从甘孜到北京沿途的活动、西藏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以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不时点点头。当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了参加和谈的全体代表。
　　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那些天，阿乐格外忙碌，经常回来得很晚。江青听说阿乐到了北京，专门来找过他。有一天阿乐工作到深夜，回到房间，看到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阿乐，我来看你，你不在。江青。”他俩错过了一次见面机会，没能见上面。这张纸条阿乐一直保存着，“文革”后被中央专案组收走。 　　1951年8月8日，美丽庄严的布达拉宫，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金光。一马平川的拉萨河谷上，雅鲁藏布江江水奔腾不息。留守拉萨的僧俗百官和5０0名藏军官兵排列整齐，吹奏军乐，藏族群众载歌载舞，欢迎张经武等人的到来。
　　抵达拉萨之后，张经武、乐于泓便立刻展开工作，一一拜会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十七条协议”，以解除他们的顾虑。
　　1952年国庆节前夕，中共西藏工委决定组织一个参观团，到内地参观，这是全国解放后西藏派出的第一个参观团。筹备期间，达赖提出，他要派一个比参观团规格更高的西藏“致敬团”，向毛泽东献礼。班禅不甘落后，也要派一个“致敬团”。8月27日，乐于泓率参观团离开拉萨，到全国各地参观。9月28日，达赖和班禅的两个“致敬团”，在郑州与乐于泓率领的参观团汇合，共88人，一道赴京，出席了1952年的国庆大典。
　　西藏参观团和两个“致敬团”，成员中有很多藏族妇女代表。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包括江青，前来看望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等藏族妇女代表，阿乐陪同会见。
　　这是自1933年阿乐在青岛送走江青之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江青一见到阿乐，就高兴得眉飞色舞，拉着阿乐的手，呱呱啦啦地说个不停。在一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民委主任李维汉等人瞪大了眼睛，无不诧异：“你俩怎么认识的？”江青咯咯直笑，手舞足蹈地说：“我和阿乐认识的时间，比认识你们都要早！”
　　阿乐的身体原先就不太好，加之在西藏那种恶劣的条件下操劳过度，体质大为下降。在北京经医院检查，认为必须治疗。虽说阿乐日日思念西藏，却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回去。事后，阿乐担任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自1932年丁香牺牲以后，阿乐一直怀念着她，很多领导给他介绍过对象，他都没有动心。进军西藏期间，十八军政治部一位来自安徽蚌埠名叫时钟曼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俩相爱了，后于1954年5月1日结婚。
　　
　　两个错误决定，将他“限制使用”23年。漫漫长夜里，阿乐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
　　
　　阿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早年结交了文艺界很多人士，参加革命后又一直担任宣传干部，因此性格活泼，爱拉爱唱，具有文化人那种浪漫的气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五”
计划开始实施，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了恢复发展经济上。这时候，阿乐的革命浪漫主义劲头又上来了，坚决要求到工厂去，参加经济建设。凭他在西藏的经历，凭他与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完全能胜任民委的工作，西藏的领导同志也希望他留在民委。可是阿乐偏不，坚持要参加“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阿乐对我说：“那时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争先恐后地要求去边疆，去工厂。苏联不是有一本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吗？我就要求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了。”
　　1955年，阿乐经再三要求，担任了“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副厂长。他举家迁至黑龙江省。由于工厂刚组建，条件很差，苏联援助运来的机器设备，装卸搬运主要靠人拉肩扛，阿乐没日没夜地奔走在工地上。阿乐的行政级别为8级，那时候黑龙江省的高级干部，仅有3人是行政8级。以后他还担任过抚顺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厂长，辽宁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他当副厅长时，厅长的行政级别为13级，比阿乐差了5级。
　　那么，为什么阿乐一直没能受到提拔和重用呢？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他被捕过。1959年，按照中央审查干部的统一部署，有关组织部门审查阿乐时，认为他在国民党狱中有“自首”嫌疑，于是作出了两个错误决定：一、对乐于泓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二、对乐于泓的限制使用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阿乐不容辩驳地被打成了“叛徒”，批判、游街、无休止地认罪、检查……
　　1982年4月，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对乐于泓的历史重新进行审查，并发布文件宣布撤销1959年的两个错误决定，恢复他1932年起的党籍，参加革命时间从他1931年10月入团算起。两个错误决定，将他“限制使用”23年。1982年平反时，阿乐74岁，已是古稀老人。
　　在受冤屈的23年风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里，阿乐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
　　看到这里，读者们对于阿乐遭受23年冤屈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它与江青在上海兆丰公园被捕一事毫无关系。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江青和阿乐接头，阿乐发现有特务跟踪，不顾江青是死是活，丢下江青不管，自己一个人脱险跑掉了，而江青却没能逃脱，因此被捕。那样的话，江青还不把阿乐恨死了？凭着江青的性格和为人，仅以“出卖江青”的罪名，“文革”期间早就把他整死了。事实上，江青对阿乐并没有怨恨，几十年来从没找过他任何麻烦。
　　那么，此说法由何而来的呢？
　　《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提到，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10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把徐明清定为“叛徒”，使徐明清蒙受冤狱。也正是这份文件，为兆丰公园一事定了案。原文如下：“江青1934年10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很多描写江青的传记照搬抄写，都缘于此文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专案组很快就把阿乐关了起来，单独隔离审查，不让他与家人见面，白天黑夜不间断地审讯。最后，他们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要阿乐签字。这是一份证明江青是与阿乐在上海兆丰公园接头时被捕的材料。阿乐一看，就不肯签字，说：“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兆丰公园接头，从何谈起！”
　　《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提到，徐明清被迫写了一份交代材料，致使她蒙受冤狱。而阿乐也是在那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上，最终违心地签了字。
　　1992年3月，我收到了乐于泓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讣告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所长、离休干部、老红军（副部级待遇）乐于泓同志，因病于1992年3月3日21时在沈阳逝世，终年84岁。”
　　阿乐逝世后，我到沈阳市看望时钟曼阿姨时，她提起这件事气就不打一处来，生气地告诉我：“阿乐去世前几年，多次和我说过，他在上海没有和江青见过面。那份证明材料，他是违心签的字。不签字，就不放他出来。如果真有那一回事，他哪能活那么久，江青早就把他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