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腹训练:宋学民：毛泽东西柏坡称“决不做李自成”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

宋学民：毛泽东西柏坡称“决不做李自成”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 宋学民

1947年3月，国民党动用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指挥下，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8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29日至30日，在枣林沟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向华北转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在陕北转战了371天之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因准备出访苏联，暂留阜平，周恩来、任弼时则先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5月27日，毛泽东从阜平县花山村到达平山县（当时为建屏县）西柏坡。从这开始，到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中共中央在这里共10个月的时间。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西柏坡也因此像井冈山、瑞金、延安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1973年2月，周恩来曾经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一、党中央东移西柏坡的历史背景西柏坡为什么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向华北转移，与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党中央的驻地，首先是因为这里是中央工委的驻地。枣林沟会议时，对中央工委到底到什么地方落脚，并不明确。当时只是说“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工委转移途中，曾有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计划。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后，中央工委才决定在这里留驻。中央工委是４月２６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5月3日，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平山与正在这里指挥正太战役的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萧克、罗瑞卿见面。按照中央“停留一短时期，了解和解决该军事行动问题”的指示，中央工委确定在晋察冀留驻。安子文后来追述：“这时晋察冀的领导同志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如何打仗问题，石门是京广、德石、石太三条铁路交点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及土改问题等，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会后向中央作了请示，毛主席回电批准留晋察冀。”对中央工委选址，朱德的思路是“要选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在大平原上。”刘少奇的想法是：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经过考察和比较，最后确定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的住址。这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西柏坡战略位置重要。它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平山县境内。太行山处在河北省西部与山西省东部之间，山脉走向由东北而西南。峰峦起伏，回环错列，山岗连绵，地势险要。西柏坡正处在太行山与大平原的交接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如有不测，可退居层层叠叠的太行山，能攻、能守、能进、能退。（2）西柏坡比较富足。西柏坡在滹沱河北岸，全村只有85户人家，河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聂荣臻同志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丰富的物产，既可满足机关的需要又可供养后方。（3）党和人民群众基础好。平山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曾长达三年半的时间战斗生活在这里。由于有了党的坚强领导，这里的群众抗日积极性很高，平山县整团整营建制地参加八路军。涌现出了著名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英雄模范人物。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是党中央东移的根本原因。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里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敌112万人，取得了伟大的战绩。中共中央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态势，及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到外线去作战，以调动敌军回防，粉碎其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彻底破坏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刘邓大军首先突破黄河天险，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歼敌六万余人，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各个战区先后转入战略进攻。在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时的西北战场和华北战场。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一个重要因素是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力量，鼓舞我军士气。到了1948年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延安收复指日可待，中央留在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华北战场，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攻克河北重镇石家庄，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据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华北战局的变化，为中共中央的到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3月21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二、党中央在西柏坡主要活动因为中央工委于1948年5月先期到达晋察冀解放区，不久在西柏坡办公。对党中央在西柏坡的重要活动的介绍，包括中央工委的活动。中央工委时期——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1948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的电报里，明确了中央工委的任务。指出：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将土地会议开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这就是党中央委托中央工委的三项任务。1、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晋察冀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在解放区建设方面成绩卓著，被誉为“模范根据地”，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战绩显赫，如发动和参与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等。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共谈判和政协协议的签订，国内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新形势。为此，中共中央曾在1946年2月1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指出：“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由于晋察冀解放区有晋察冀中央局的统一领导，有较为完善、较为系统的民主政权，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和基础。所以，抗战胜利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军事建设相对较为薄弱，甚至在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晋察冀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不如其他解放区积极果敢，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也较其他解放区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多次向军区负责同志指示，要求尽快改变局面。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此次向华北转移，就是带着帮助解决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到晋察冀解放区去的。为此，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前往晋察冀，协同刘少奇、朱德等帮助解决该区军事上的问题。他们到达晋察冀后，先后多次与中央局和军区主要负责同志深切交谈，并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干部群众的意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说服动员工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那里的局面迅速转变。在中央工委的具体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先后发动并取得了清风店战役、正太路战役、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钳制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持了其他解放区作战，尤其是石家庄战役，不仅是开创了我军运用攻坚战术攻克大城市的先例，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中央工委专门在晋县召开了攻克石家庄的经验总结大会，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报党中央后被转发给全国各地参考。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奠定了基础，并为党中央在西柏坡建立进京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安全可靠的屏障。2、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自卫战争，《五四指示》中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影响了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不断扩大，支援前线的负担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统一制定更加适合形势需要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共中央早在1947年1月就曾做出决定，准备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准备。后来，由于延安失陷，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会议改由中央工委在工委所在地召开。l947年7月17日，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和代表107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把问题集中后，再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决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封建制度，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民主革命的要求的，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对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关于分配土地的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虽然符合农村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但在执行中，曾发生过侵犯中农的利益等现象。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一场席卷封建势力的暴风骤雨，摧毁着中华半壁江山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央工委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和指导着各个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开展。为了取得运动全过程的第一手材料，中央工委曾组成工作团，直接领导工委所在地平山县的土改和整党运动。工委自始至终与各地保持密切联系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各地运动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方面通报各地区引以为鉴。特别是当运动出现“左”的偏向以后，中央工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做了大量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使运动得以健康地发展。3、建立华北财办，统一财经工作经过八年抗战和一年多爱国自卫战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为前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从自卫转向进攻，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地域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因此，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的军需供给，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在中央工委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统一领导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中央批准中央工委留驻河北平山的同时，同意华北财经办事处和中央工委一起留驻在平山县，随即在峡峪村开始筹建办事处的工作。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将拟就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上报中央，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规程。中央工委在它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不仅对支持革命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探讨了解放区财政政策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4、建议两区合并中央工委存在期间在组织建设上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建议并组织实施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的合并。早在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就向中央提出了合并两区的建议。认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遭受敌人的封锁和分割，分别设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现在两区业已联成一片，并且相当稳定，继续保留两个解放区，即显出其违反地理历史诸条件，严重妨害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完全人为的障碍。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5月9日做出决定：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宋邵文为秘书长。”至1948年9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两区合并，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建设、支援前线起了很好的作用，更为新中国国家机构的建立塑造了雏型，打下了基础。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1、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重要会议——城南庄会议——党中央已经在西柏坡与中央工委汇合后，由于毛主席还在城南庄，所以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外，还有彭真、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陈毅、粟裕、黄敬、罗瑞卿等。根据4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电报所述，会议拟讨论的问题包括：关于邀请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关于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会议的议题问题；关于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问题；关于克服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以及关于刘邓的建议、陈粟兵团行动、晋绥管辖范围和制订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等问题。会议开了八天，至5月7日结束。会议讨论并采纳了粟裕等人的建议，作出了陈粟兵团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会议还研究和决定了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口号。毛泽东还在会议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九月会议——当进入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比数，已由战争初期的1：3.4上升为1:1.3，而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则已超过了国民党军，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不但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的丰富经验，而且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解放区的总面积，已经扩展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六千八百万人。由于战争已全面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军队转入外线作战，解放区不断稳固，并获得休养生息，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持战争的力量。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定彻底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和彭真外，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贺龙、邓小平、聂荣臻等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杨尚昆、李维汉等十人。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制订了全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据这个总体要求，会议对战争第三年的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在军事上，继续发展外线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战役。重申解放军全部留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会议要求解放军应进一步进行正规化建设，以便适应大规模近代化正规战争的需要。在政治上，鉴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已经得到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会议决定组织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经济上，为了克服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困难，一方面应尽可能地从国民党统治区内取得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生产，开源节流，反对浪费。会议还提出要注重和加强城市工作和工业管理工作，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针对党内仍然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的倾向，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切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构手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大批干部，会议提出必需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个干部，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培养、吸收和提拔干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准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月会议——正当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两年。决议重申全党同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半途而废。根据“一月会议”的精神，毛泽东随即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蒋介石虚伪的“和平”建议，同时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全会主席团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全会最后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会议强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不然，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去战胜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中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关于党的经济政策和方针，《决议》着重指出：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及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最大的和最主要的现代工业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有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会议还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制度，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全会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均站在我们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全会强调：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此，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由农业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2、指挥重大战役毛主席、党中央是在解放战争第二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进驻西柏坡的。在战争第二年中，国民党军共被歼一百五十二万人，分布在第一线的正规军只剩二百四十九个旅(师)一百七十万人，而且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五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不多了。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不但质量上早就优于敌人，而且在数量上也接近敌人，这就为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至最后和敌人展开战略决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因势利导地发展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指挥全国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军发起全面进攻，夺取全国的胜利，就仍然是毛主席、党中央进驻西柏坡以后最主要、最繁重的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年里，先后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它重要战役。这些战役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从东北野战军分路奔袭北宁路开始的。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进攻，经过六天激战，全歼守敌十万余人，锦州宣告解放，完全切断了东北境内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10月17日，经我军大力争取，被长期围困的长春驻军第六十军军长率部起义，新七军官兵纷纷投诚。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10月21日，经中央军委同意，东北人民解放军改变原拟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发起了著名的黑山、大虎山阻击战，至28日，全歼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共十二个师计十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随后，沈阳、营口、锦西、葫芦岛相继解放。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敌精锐部队四十七万二千余人。至此，人民革命军事力量已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中国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占优势我占劣势的基本格局。1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战略决战的第二个战役——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6日开始发动的。早在9月间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就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主席、党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于10月11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11月初，又根据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形势和中原战场情况的变化，并采纳了华东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此战胜利后，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从11月6日至22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攻击目标是驻守新安镇碾庄圩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华东野战军从11日起围歼敌军，经过十二天激战，全歼黄百韬兵团。期间，中原野战军也于15日攻克宿县，切断了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攻击目标是驻守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从河南远道而来的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全部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11月25日对黄维兵团实施包围，12月6日发起攻击，15日结束战斗，全歼该兵团十万余人。期间，驻守徐州的杜聿明于12月1日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弃城南撤，华东野战军分路追击，12月4日将其合围于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并于6日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从1948年12月15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攻击目标是已被围困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期间，毛主席、党中央为了稳住华北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指示淮海前线我军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同时对敌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当平津前线业已完成对傅作义部的分割包围后，华东野战军奉命于1949年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0日结束战斗，全歼邱、李两个兵团，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战役。我军经过六十六天的艰苦战斗，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第五军和第十八军。淮海战役后，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和上海直接受到严重的威胁，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是1948年11月29日开始发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为了组织和发动平津战役，毛主席、党中央早于1948年10月就指示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11月18日，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隐蔽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敌人。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发动。首先由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向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将其主力分别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地区。12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先后到达平津前线，很快便完成了对平、津、塘地区敌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其逃窜之路。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后，于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击，15日全歼守军十三万余人，塘沽守军也于17日南逃。天津解放后，北平被九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的条件，于1月21日和我方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傅作义部队撤出市区，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五十二万余人。三大战役共历时一百四十二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除了上述三大战役以外，在西柏坡，中央还指挥了其它一系列战役。可以说，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年，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一年，是全国各地战事最多，人民解放军战绩最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最辉煌的一年。3、纠正错误倾向，领导土改整党运动健康发展早在1947年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就曾经把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倾向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加以讨论，总结了在不同形势下产生“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从1948年1月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党中央集中全力去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土改和整党运动及其他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期间，为进一步纠正错误倾向，领导土改和整党运动健康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党中央刚刚在西柏坡正式办公，就于5月8日发出了对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土地改革和整党过程中，除了对极少数成份太坏、作风太坏的支部外，工作团采取完全抛开党的支部去进行土地改革是一种错误的办法。5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又指出：纠正复查与平分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这类错误，才能保障土改与整党在中央政策下正确而健全的进行。5月24日，毛主席在离开花山村进驻西柏坡前夕，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有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与此同时，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在列举了当年秋冬两季土改、整党及其他农村工作的十项任务后，明确规定了开展土地改革地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进行土地改革，指示还规定：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6月28日，中共中央对晋绥分局5月3日及18日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作了批复，同时转发各地，对整党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如怎样正确估计农村党员和党的组织的现状，如何把土改与整党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如何在处理党员时采取教育与处分相结合，并以教育争取为主，如何在整党中注意发扬民主，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自私自利等现象，以及如何加强党内的团结、新老干部的团结、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团结等问题，作了全面的批复，对指导各地的整党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党中央在纠正错误倾向，指导土改和整党运动的过程中，不但着力纠正了当时主要存在的“左”的倾向，也十分注意防止右的倾向的发生和发展。1948年11月10日新华社发表了《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的社论。为了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使土改和整党运动健康发展，毛主席、党中央除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并对全国各解放区的有关报告作了大量的批示外，中央领导同志还深入实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周恩来曾接连数天深入到中央机关驻地东柏坡、南庄、北庄、峡峪等村庄调查了解土改、整党政策贯彻执行情况。任弼时多次请各地的有关领导同志前来，细心听取他们关于土改和整党情况的汇报。在党中央的密切关注和正确指导下，全国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4、恢复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军队人数急剧增加，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解放区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为繁重的时期。因此，中共中央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决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期间，不但对当前的各项生产建设十分关注，而且早就在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工作方针和经济建设方向作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准备，绘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5、发展第二条战线，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自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在遭到人民革命军队的坚决抵抗，在战场上遭到惨重打击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受到各界各阶层人民的坚决谴责和反对。由于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等各方面倒行逆施，激起了国统区人民一个又一个反蒋、反美浪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形成了反蒋、反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第二条战线，进驻西柏坡以后，更进一步把国统区一般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引导到直接反对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轨道上来。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节口号中，明确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称：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拟邀请来解放区开会。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8月1日，毛主席复电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称：“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随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并于1948年11月25日在哈尔滨与中共中央代表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先后又从哈尔滨等地云集北平，着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此之前，周恩来早于1948年10月上旬就草拟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而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连同他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则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这就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充分的准备。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移北平，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党中央十分重视，确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即着手迁移的准备工作，并为此成立了由杨尚昆和曾三负责的转移委员会，统一处理撤出西柏坡和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事宜。派往北平的先遣组则统由李克农负责。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也成立了由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3月23日，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道率中央机关离开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西柏坡。临行前，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主席和周恩来这一席话意味深长，表达了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上午十一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途经灵寿、行唐、曲阳，当晚到达唐县，驻宿于城东的淑闾村。24日上午七时，车队继续前进，中午即到达保定，在那里吃午饭后，毛主席等听了林铁的工作汇报。下午三时，车队继续北上，傍晚到达涿州，驻宿于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当晚，毛主席、周恩来同叶剑英、滕代远会面，听取他们关于北平情况及行军安排的汇报。25日凌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改乘火车从涿州出发，三个小时后即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与前来迎接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见面，随即前往颐和园休息。下午四时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驱车前往西郊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接受北平各界人民代表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欢迎。检阅结束后，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驻进当时中共中央在北平的驻地——香山。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地位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最辉煌最成功的时期。西柏坡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了伟大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从根本上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根基，“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决战，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为华北解放区、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重要决策，形成了解放全中国的稳固的战略后方，为组织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打下了基础；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促进和组织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和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绘制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因此，不仅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为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开辟了通途。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思想得到继续发展，并铸就了一种代表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