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和珅的电视剧:梁国英：有些镇街已到破产边缘

　　随着社会管理成本增加、公共开支大，仅靠镇一级收入难以解决全部问题，而一些工程建设任务是市镇两级配比出资，如果完不成，年终考核又要问责等等，这就逼得一些镇街只好举债。——东莞市副市长梁国英

　　南都讯“这个(党代会)报告很客观地分析了东莞转型升级艰辛的历程、果断的决策、扎实的推进、显著的效果。”东莞市副市长梁国英首先用了这四个词对此次党代会报告进行了评价。同时，他对东莞未来5年的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期望。

　　“发展到今天的东莞还有三个方面问题真的要认真研究。”梁国英称，包括如何提高东莞的城市化水平；如何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如何加强农村资产的管理；强化增收节支、增资减债、化解金融危机的风险“这几个方面都很迫切需要研究。”

　　只能往城市化方向前进

　　在提高城市化水平方面，梁国英将数据信手拈来。“东莞在30年前绝对是个农业社会。”梁国英称，30年前，东莞的粮食耕地面积有112万亩，现在还不到3万亩。“东莞只能往城市化道路走，不可能走农业社会的道路，既然开弓没有回头箭，就要坚定不移地提高城市化水平。”

　　梁国英称，东莞最大的特色是城乡一体化，在全国，像东莞这样的城市绝无仅有。将来如何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很重大的命题。梁国英还结合了厚街的现状来谈，他称，厚街的城镇化比例超过了84%。“但城市化水平怎样？我认为不太高。从地面往上看，厚街高楼越来越多；但是从国际大酒店往下看，还是个农村。”

　　梁国英分析道，这主要缘于规划滞后。以前为承载香港产业转移，采取的是“满山放羊、遍地开花”的招商模式，“规划水平低，有项目就上，是碎片化发展，把一块好好的土地弄得支离破碎。”此外，在功能区划分方面也不明确，工业区、住宅区和生态区混合。由此造成三个方面的问题：土地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治理难度大、社会管理成本高。资源、环境、人口一系列问题就暴露了。

　　村民收益成管理成本“不太合理”

　　梁国英表示，东莞农村集体资产占全省的37%，“这个很厉害，说明东莞的经济重心在农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1984年，东莞为了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提出了“县、镇、村、组四个轮子一起上”的政策，各级发展快、积累快，但带来的管理方面的系列问题、矛盾已经慢慢显露。

　　“本地人和外地人所出现的不同阶层矛盾、对立跟这个有关系。”梁国英指出，对于本地人而言，土地是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换资产要分红。外地人来了，想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社会资源分配，本地人不答应。但外地人会想，这个财富我也参与创造了，为何不给我分？“所以说，东莞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要通过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来解决。”

　　对于东莞以厚街和黄江为试点进行村级体制改革，梁国英给予了肯定。“取得了阶段成果，但还可以深入。”梁国英抛出了“个人观点”，“资产经营、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社区服务肯定要分离。”

　　具体而言，资产经营、经济发展作为村民自治、自主经营的重要载体，可以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公开招聘集体经理人来操作。“这些资产完全属于村民所有，如果不是你征用我的土地，不拿土地去建厂房，我可以继续种农作物，保证有粮食、水果吃。所以这笔资产的收入应归农民自主分配。”

　　但事实与此背道而驰。这些原本属于农民的收益大部分成了基层社会管理支出成本，梁国英为村民“喊冤”，“这是不太合理的。公共管理应该是市、镇两级政府拿的。现在那么多的村收不抵支，道理就在这里。”“老百姓还是听话，还蒙在鼓里。”“这个应该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能解决，就可以解决很多矛盾。”

　　对此，厚街镇委书记黎惠勤感同身受。他说，厚街社区一级是高负债、高福利分红、高行政成本在运作。去年厚街23个社区行政费用高达4.7亿元，银行利息近1亿元，福利分红达1.9亿元。特别是行政费用，一个社区光是治安队的支出就要4000多万元。

　　黎惠勤建议，治安队是补充警力不足的，这部分支出应由政府承担。“市财政拿11个亿就可以解决全市治安队统筹问题，减轻社区负担；拿10个亿可以解决环卫问题。”

　　“金融海啸之后，市政府从财政上向企业倾斜很多，但是市政府每年补助社区公共服务开支只有2 .3亿，厚街几个贫困村一年才几百万元。可以说，市政府的补助有一定作用，但要减轻社区公共管理负担，还说不上。”黎惠勤建议，市政府应加大对村级发展的扶持，特别是公共服务，更多应由市、镇两级政府承担。对此，梁国英笑称，“30个亿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镇一级债务越来越大

　　在推进增收节支、增资减债方面，梁国英提出，特别是镇一级债务越来越大，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梁国英举例称，1995、1996、1997年，东莞专门整顿经济秩序，成效很好。1994年资产负债率是89%，经过3年整顿，负债率降到了42%。梁国英称，如果现在再清点的话，估计资产负债率在80%以上，一些政府可能会面临美国加州那样的破产压力。

　　“甚至有些镇街到了破产的边缘。”梁国英表示，随着社会管理成本增加、公共开支大，仅靠镇一级收入难以解决全部问题，而一些工程建设任务是市镇两级配比出资，如果完不成，年终考核又要问责等等，这就逼得一些镇街只好举债，“其实也很无奈。”对此，梁国英称，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防止债务风险转移为财政风险，财政风险转移为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