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卫浴瓷业:信阳事件 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信阳事件认罪书集

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在县常委会议和正（整——编者）风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一步的揭发和批评，我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无限的感激，虚心接受，深刻批判，决心改正。真正做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老老实实的工作，代（带——编者）罪立功，全心全意的为党为人民服务。我的错误具体如下：

一，在去年秋季粮食工作中，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导原则，违背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犯了党的方针政策。在粮食分配方面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由于生活失去安排和没有安排好，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造成全县社会秩序一时混乱，不少人员外流，很多食堂少柴无粮，断炊停火，引起了浮肿病和其他的病大量发生，损失了几万个阶级兄弟和宝贵的人民生命，损害了人民身体健康，牲畜、生猪、家具农具、房屋受到了破坏，生产元气和农村自然面貌受到了损害，给党的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很大损失，给今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带来了困难。

以严重的个人主义态度、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对去年秋季遭受严重干旱后的农业生产情况，作出了错误分析，对于抗旱斗争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带来的严重困难缺乏恰当的理解，对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和落实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自上而下，没有实事求是，以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算账、自下（上——编者）而下的套、算的方法计算的定产量，对产量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使估计产量很大距离的脱离了实际。去秋粮食产量在9月份的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就预计好了，全县总产31000万斤，以后又在夏庄会议上抬了30000万多斤，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搞了23000万斤。各公社分配会议上搞了18000万斤，最后县常委为了给地委回（应为汇——编者）报，又主观主义的报了13000万斤。各公社大队根本不知，虽然产量不断变化，但很长的时间，把粮食分配方面和安排生活建立在23000万斤的基础上。这种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关系重大的粮食分配问题、安排生活问题，建立在一个既（应为极——编者）不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向（应为从——编者）全县当时的生活情况和产量情况看，本来是受灾减产，硬在大叫大喊大丰收。去年的生产情况在于干旱时自己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城郊公社的生产情况，麦收后也去看过，并代（应为带——编者）着大队干部参观和开会研究过，认为搞的不好，也有不少同志回（应为汇——编者）报过，下面吃青的情况，但也不去正视，不承认，硬大叫大喊大丰收，否认了灾情，也否认了余粮自足和缺粮的历史情况。全县257个大队，不管情况如何，普遍地分配了征购任务，把灾年当做丰收年，把穷日子当做富日子过了，把客观实存在实际问题（原文如此——编者）说成是思想问题，在整个粮食工作中特别是春节以前，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到解决面积和产量上。夏庄、包信、临河等现场会议，县委的扩干会议，以及公社的大会小会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纠缠面积产量。在许多会议上，不是自下而上的、实事求是的修正数字，而是拿着主观主义的产量数字，逼迫下边接受，逼住下边套，如果达不到目的地不罢休，只有达到了或超过了则成（应为称——编者）心满意。由于我有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主观主义的思想，对待产量是宁高勿低、喜高厌低、愿听好不愿听坏，以不能否认大丰收，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低产论的错误论调来掩护个人的主观主义思想观点，从而压制和堵塞了下面真实情况的反映。去秋10月21号到东岳公社听了几个书记的回（应为汇——编者）报了种麦情况和粮食工作情况，他们回（应为汇——编者）报的总产1342万斤，三项扣除6661300斤，正（应为征——编者）购430万斤，扣留和完成任务后还有余粮。当时听了后，主观的认为很好。同时又搞了些具体情况，既没有分析，又没有下去调查研究，就叫汤泽民同志起草了个报告，以个人名誉（应为义——编者）报告了县委。这个报告传达了各地之后，在全县发起了反瞒产的大动员。11月5日到中项店公社党委回（应为汇——编者）报了个大队上来的数字，总产为 15568599斤，三项扣除9699680斤，社会余粮5868919斤，征购任务25？万斤，三留扣除完成后还余粮336万斤。听了以后当时认为情况很好，粮食很多，完全可以搞好。11月8号到了朱店大队，是公社孙世？确定的，虽说抗旱时他在那里，该队抗旱成绩很大，生产很好，是中项店专区抗旱模范大队，自己有了印象。接着又听了大队支部回（应为汇——编者）报麦收面积6183亩，总产2378550斤，征购任务251300斤，当时只完成28000 斤，既没有到下面，又没有很好分析研究，就主观确定认定了，果然情况很好，大有搞头，需要很好地搞，决心把粮食搞出来，振（应为镇——编者）定了反瞒产的思想。

在粮食征销作工作中，和安排群众生活上，一贯的坚持反瞒产，以极端错误的手段对待干部和群众，造下了严重的恶果。

全县反瞒产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经常这样说：抗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获得了大丰收，我们的粮食不是少，而是很多。但是粮食搞到哪里去了呢？又分析瞒产私分了，开了后门。在分析瞒产的情况时说：参加瞒产的有集体，有个人，有干部，有群众，但集体是大量的，个体是少数的。在东岳公社总合了十种瞒产花样，并提出了错误的作法，在全县各地和夏庄会议上进行了？？，对全县反瞒产起了动员作用。当粮食工作发生了抵牛局面的时候，我还坚持这样说：“粮食的问题是？？的，是工作问题。”以后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但思想问题是主要的”。下放了些粮食，说是“安心粮”，是为了“抛砖引玉”，，始终认为下边有粮食，始终认为下边干部、群众把粮食私分了，我曾说出了不少的错误论调：“说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是要不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是要不要粮食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粮食问题是目前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紧急动员起来，搞好粮食工作，打退资本主义向我们的进攻”。用这些错误论调来促使各级干部承认瞒产和坚持大搞反瞒产。

在？？的反瞒产中，采取了许多错误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造下了严重的恶果：1，过高过急的要求，频繁的会议和评比，当时的主要领导方法，经常提出“反右倾，鼓干劲大干几天，苦战几夜，保证完成任务”，“长准备，短突击，一鼓作气，保证完成任务”。在夏季中就提出了 “先下手为强”，“？打一场入一场”，“不管什么粮都要”，“以后鲜红芋也收，带皮的麻杆也收”，依时追求增加完成数字。为了急于求成，几乎是天天开会 {电话会}，甚至一天几会，夜夜评比，有时搞到通宵。弄得下边白天黑夜不可收拾。2，利用假现场召开会议，大造声势。夏庄会议实际上是推广长陵大队完成任务的经验，但长陵大队历史上是统销队，当时也分配了正购任务，完成任务也还是把？？减了后计算的，所以这个现场是假的。常委没有讨论研究，当时我在包信，仲书记在电话会上和我商量后确定的，这个会议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为了反瞒产，在1532人中辩论了95人，撤职了13人，法办了3人。在会议上错误的总结的六字工作法，这个会议上的错误，我的主要责任，后会后向我回报，我听了后的很满意。会议上总结的六字工作法不但同意，还？补充了两个字，即“管”和“ 用”字，构成了八字工作法。这个会议后，全县反瞒产掀起了一时的高潮，包信会议实际上是柿子园大队是的现场会议，常委几个人交谈后决定的。开始后的第一天，为了宣布粮食征购工作结束，我也去了。到了？李店后，看到了7500多人，住了一、二十里大的范围，几十个庄子，感到不便，所以主张搬回了包信，柿子园现场我去看了两趟，听介绍是30多万斤红芋，6万斤粮食，但对红芋有些怀疑，问干部和群众都说很多，要扒开看看，他们说不能扒，一看风就烂。张付专员去看时这样问，干部群众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现场会东西是有些，但也不真实，利用不真实的现场，鼓励下边大搞反瞒产，也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纠缠面积和产量，但没有辩论斗争。临河会议以杜？孜为现场，是公社党委回报，粮食办公室检查总结的，是一次安排生活现场会，当我看了现场后，认为有粮食，怀疑没有13万斤，七八万斤是有的，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漏洞，也没有去调查粮食的来源，参观了后也很满意。以后听说是专门搞的个假现场，利用了假现场动员反瞒产，安排群众生活。

二、没有群众关（应为观——编者）点，没有党性和人性，不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只要个人名利，不要人民群众，只求个人生活享受，不管群众生活疾苦和生命安全。

不关心群众生活，在粮食工作中，偏（应为片——编者）面国家观点，单纯为了完成任务。虽然也提出了安排好群众生活，但叫喊的多，具体解决的少。用（反—— 编者）瞒产的办法安排生活，有些食堂停伙，或吃的菜多粮少。夏季在东岳，秋季在魏店也看见过，在会议上也听见过，但我不承认是实际问题，错误地分析了停伙的原因，说什么“停伙是富裕农民对我们的威胁”，食堂虽然停伙，实际上还是“两钱饭“，”大伙不开，小锅做，白天不吃夜晚吃。”用这样错误的论调盖着了下边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后，没有粮食，既不向上回报，又不想法解决，任其拖下去，使问题趋向严重程度。

对人民不负责任，对人民的疾苦不觉痛痒，对人民的不去挽救，我县因生活问题造成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员外流和引起浮肿病和其它疾病，造成死亡现象，我是知道的。在11月中旬的项店一次生活会议上，西部四个支书谈了他们队有疾病和死人现象。12月初包信会议时，到柿子园参观时看到一个小孩死在路上，还有一个活在路上（活的代走了），会后回来的路上见到了三个尸体。城关东南部的死人埋放情况，胡安魁检查后也向我回报过。对于这些情况，当时我还错误分析是“敌人破坏”，“给我们搞展览”，以后病情严重了，又分析为“有灾必有疫”，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李宗建同志报告五一大队的死人情况，没有亲自动手处理，不负责任的推给了别人如果当时把那个报告拿在正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一下，一方面可以把全县情况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可以研究一下讨论的措施，损失可能大大减少，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个严重的过失。疾病和死人情况张寿明、朱金铎和其他同志都我回报过当时只说再查一查，或必须搞好不能再死了等，不负责任的答复。总之，全县发病这么多，死人数字这么大，死人程度这么惨痛，完全由我负责，罪责应归于我。

对党不老实，对上级领导不忠诚，对于疾病和死人数字不能如实向上回报，在春节前向地委报告的死亡数字最多是7000人，去年12月初向张付专员回报的数字，也是不实的。12月底省委宋书记来时向他回报了死亡情况，他不相信。宋书记指示叫在当时的会议上从新整记一下，本来是登记了两万人左右，向宋书记了 8000人，这个情况我也知道，向他回报我也同意，明目张胆地欺骗了上级领导。5月份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登记共死亡3600（应为36000——编者）多人。以后，各社总登记的不实，须要复查一下，自己也感到数字过大，连续两次复查，下降为23000多人，将此数字报告了地委，又一次欺骗了组织和上级，36000多人的数字在鸡公山会议才正式向地委回报。更错误的是，在鸡公山会议专门组织力量进行普查，全县统计死亡48000人，仍感到数字太大，又叫程书记再查一下，又下降了30000多人，向地委回报时，淮滨地区数字多报，？？地区数字下降3000人，这是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的作法。屡次欺骗了党和上级组织，想减轻自己的罪责。

在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人员外流，食堂停伙，疾病和死人严重时候，不但不关心，不想法解决，挽救损失，相反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大吃大喝，享乐腐化。

去冬在项店地区工作阶段，前后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年11月5日到今年元月15日左右），主要是在项店公社的魏店、朱店三个地方，除了到地委开会，参加几次大的现场会，回县开会和在家里外，在项店地区具体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计有20天。在此时间生活非常特殊。在魏店的六、七天中，公社代着炊事员、公务员，代着吃的东西在大队食堂做饭，每天三、四顿饭，每顿不是大米就是面，也有红薯，也吃过精丝红芋，顿顿都有肉、鱼、蛋之类。在公社和朱店也是如此。不论在公社和大队，都是专门腾房居住，男的警卫，女的招待，吃好饭喝开饭（原文如此——编者），冷了有火烤。到东岳、包信、夏庄和其它公社、大队也都是被当做“上级 ”招待，吃的都是另外的好饭，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机关里吃饭，也非常特殊。机关原有小伙，当时显不出来。今年夏天，为了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地委有指示，县委有决定，取消小伙，多数同志都能按照这一规定搞大伙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但我没有这样做，名义上取消了小伙，而自己仍然在继续，仍是在大伙上单做单吃，多吃多占，差不多每天都有肉、鱼之类和鸡蛋，特殊享受了国家外贸物质。严重的是当我在家时，自己的爱人来时，每天早上也是和我一样特殊享受，同桌同吃，在机关干部中影响极坏。

（3）（原文如此——编者）各级书记搞重点，我提出了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了解全面，各公社都搞了，每社组织有 50左右人。我在项店公社，和公社一块在魏店大队搞的。在这个大队工作中错误百出，危害严重，搞的群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应有（应为由——编者）我主要责任，入队后对干部基本上是“一脚踢开”。全队11个干部，只依靠了两个，丢开了支部建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工作，然后又采取了大队、生产队干部集中学习上边工作组领导会议，下边发动贫雇群众，鸣放揭发瞒产私分，所谓两头挤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接着根据贫雇群众揭发的情况进行了辩论，我亲自批准辩论了生产队长王少臣，还提出了在群众中扎根串联，依靠发动贫雇农和干部算粮食收入支出帐，搞的干群关系很不正常，并组织发动群众，向隐瞒粮食的富裕农民、地、付（应为富，下同——编者）分子开展了辩论和斗争，以后扩大了基本群众，最后一直把群众手里的粮食以把瓶瓶罐罐的粮食也集中起来为名，也搞了出来。在工作中辩论斗争，到处都有，一直搞到搜查，发生了打人现象和打死人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十分惨痛的损失。

（原文无第4部分——编者）

（5）（原文如此——编者）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否认了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根本原则，曾经错误的分析参加瞒产的集体和干部是多数的。多数干部参加，产量又主要是部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作业组长，提出在粮食工作上不能依靠他们去搞，不少地方在一个时期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依靠他们，用“两头挤”的办法和开会学习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不少好干部受到了辩论和斗争，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伤了干部的感情，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6）代头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我主张对于粮食、工作上存有右倾思想的干部进行批判，对有瞒产私分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发动群众揭发和辩论，对有瞒产私分的地、付分子组织辩论斗争和依法处理，在东岳、项店和魏店大队都是这样说的，和指示这样做的，在全县会议上也不只一次的这样布置安排过，东岳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辩论了23人，项店公社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每个大队辩论了2人，魏店大队辩论的不少。在各级书记碰头点时我曾经讲，“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力量，坚决搞好，搞不好不回来。”在公社组长以上和春节前的分配会议上，我是由“开不好解决不好不散会”，“哪个大队搞好，哪个大队回去”。去年十月底，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我在公社提出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万斤粮食，达不到自查责任”，又在一次仲书记提出，我同意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百斤粮食，？油、麻也可以”。有的公社搞的不好，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了张致武，徐天赐、罗雅丽、张存福等书面检讨。在项店时为了制止杀牛现象，我在会议上讲了，现在一头牛等于几个劳动力，分析了杀牛如杀人，对干部群众进行威胁。在全县各地传达后，因为制止杀牛，犯有强迫命令的不少，不少地方把人打伤打死。为了制止杀牛，经公安局股长傅万金同志承？，公社党委决定，我批准补（应为捕，下同——编者）了七八个人，全县因杀牲畜，逮补了64人。项店公社私设有监狱，随便扣押人，我住在没有发现和制止，也充分表现了我的严重官僚主义。项店路楼大队支书王？友，在？？会议上主持辩论了老党员路得英，并大叫母老虎，并大喊狠斗，我发现后没有立即制止，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项店公社和未店等几个大队，在反瞒产中，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但我身为第一书记，负责那个地区的工作，有时住在那里，这么严重的局面，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附于法刑一字 第16号

公诉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付检察长曾（？）

被  告：徐锡兰，男，现年36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安邱县人。1946年2月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已开除党籍）。在任中共息县县委第一书记期间，于1959年冬至 1960年春，因犯渎职和件无军属罪，1960年10月29日被依法批捕（扑）。无前科。

被告因渎职和奸污军属一案，已由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现在业经审理终结，查明：

被告徐锡兰，明知1959年该县灾情严重，粮食征购大完不成，群众被迫逃荒，对这种情况被告不该步采取------------------------

任群众生活困难，面临饥荒不得不外出渡荒的时候，徐锡兰亲眼见到，不但不管不稳，反说“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外流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分子，社会不纯分子”等，指使政法机关，控制岗卡，大量扣留外出的群众；1959年冬当灾情严重，省委宣布停止粮食征购，并发粮食安排群众生活，被告拖延不发，继续坚持反瞒产斗争，这就严重的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征购政策，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

被告徐锡兰，腐化堕落，道德败坏。1959年冬到朱店大队工作时，利用职权奸污了军属贾××。

被告徐锡兰，丧失立场，包庇敌人。1959年冬，被依法管治的地主分子任邵恒（徐妻的姑丈），为逃避管制，以外出治病为名，曾多次向生产大队要求外出未被批准，被告徐锡兰利用职权，亲笔写信给大队支部准任外出，并指使大队支部给办理必要手续；徐锡兰因与大地主胡祥生的女儿又不正当的关系，便千方百计的为胡祥生服务，待胡亲如一家，先后两次为胡祥生安排了工作。

本院认为：被告徐锡兰德上述罪行，不仅严重地违犯了党纪国法，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已构成了渎职和奸污军属罪。本应依法从严惩处，但念其在入狱之后，尚能低头认罪，愿意悔改，因此，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政策精神，按渎职和奸污军属罪从轻处理，特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徐锡兰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0月29日起计算）。

1963年9月23日作成。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限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付本，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长   王光力

人民陪审员   朱（？）

郜秀鸾

公元一九六三年九月 廿三日

书  记  员   黄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