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是人体器官吗:天才为何多薄命

   平日读书我最喜欢看一些人物传记。在阅读那些个伟大人物传奇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我既汲取了成长的力量也获得了做人的养分，而且往往还会有意外收获。你譬如，阅读中我就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历史上大凡有名的那些个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小说家他们的人生往往是很悲哀的，不是先天身体和心智有问题，就是后天不为社会所容，更为奇特的是好像就连上天也和他们过不去，早早的就将他们一个个召回。

   身体和心智有问题的天才我可以列举一大堆：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海涅、拜伦、雪莱、彭斯、珂珀、济慈、缪塞、波特莱尔、魏尔仑、爱伦·坡、小泉八云、叔本华、卡夫卡、贝多芬、瓦格纳、高更、梵高、陈景润、三毛……至于为世所不容，那就更多了，孔子、屈原、陶潜、司马迁、苏轼、李白、杜甫、蒲松龄、曹雪芹等等，“十儒九丐”，莫不如此。然而这些都不是我谈的重点。我要谈的重点是为何天才多薄命？

   要说天才薄命那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天不假年、难遂人愿。据说“天不假年”这个成语出自清·平步青《霞外裙屑》卷六：“予以先生此考，为一生心力所瘁，成以行世，足为读史者一助，惜天不假年，积四十六年之岁月，仅成全史三之一。”历史上“天不假年”的事情比比皆是。马克思计划写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鲁迅计划写深刻的长篇小说，最终都只能留下遗憾。黄侃先生计划五十岁以前以学为主，五十岁以后才专门从事著述，但时间不成全，他恰恰只活了五十岁，一肚子学问归于寂寞！近代科学的鼻祖培根壮年入仕宫廷，做过数年司法大臣、掌玺大臣，晚年退居书斋，一再叹息仕途生涯耽误了大好年华。康德四十五岁升了正教授之后就一个字不发表，十余年潜心构思《纯粹理性批判》，到了五十五岁，他感到这样重大的著作再不动手，自己就没有体力来写完它了，于是匆匆写了出来！普鲁斯特体弱多病，不能从事户外活动，于是他把自己禁闭在门窗经常打不开的房间里长达十五年之久，写出了七大卷两百万字的《追忆似水年华》。

   另一类是天妒英才、不给寿命。仅以作家为例。果戈理享年43岁，普希金享年38岁，拜伦享年36岁，雪莱享年30岁，鲁迅享年55岁，林徽因享年51岁，闻一多享年47岁，徐志摩享年36岁，萧红享年31岁，苏曼殊享年24岁，殷夫享年22岁。更有甚者死于自杀：上吊的三毛，剖腹的三岛由纪夫，饮弹的海明威，服毒的茨威格，还有川端康成，杰克伦敦，老舍、顾城、海子……

   类似这样的现象我们能说只是偶然吗？为何天才多薄命？难道老天真是天妒英才么？古人曾经说过，『时也、运也、命也。』孔子无疑是一个智慧之人。可是就连孔子这样的智者也会将失败归之于“天”，并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说：我自己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知道天命。这就是所谓“知天命”。那么什么又是“命”呢？

   我以为“命”就是局限。一个人无论你多么聪明、多么智慧、多么努力、多么用功，总有一些事是无法做到的，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总有一些理想是够不着、达不到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限定、失败、缺憾和不如意，而这或许就是“命”。“命”不见的就是先天注定、无法改变，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机遇或者是内在性格的偏长缺陷。

   既然人生有那么多的局限，那么我们人类就应该知足谦逊。对于那些我们努力了但无法实现的东西我们应抱释然，应平静的接受那必然的结果和事实，而不要去患得患失、耿耿于怀。命虽已定，运也难改，但积极主动的人生观和适时的趋吉避凶，是会裨益于人生的。持明居士说：“裨由知命而达命，由达命而造命，由造命进而再解脱生死轮回，不再拘泥于命理，五行，而能回向上乘。”又说：“命理精深缜密，推算繁难，昔孔子罕言命，子贡叹天道不可得而闻，岂无故哉。知命最难，造命实易，但尽人事，莫问天道。”

   天才却不尽如此。凡人是知难而退，天才是逆水行舟、迎风而上。天才有太多的“贪欲”，他们总想“试上高峰窥日月、偶开天眼觑玄机”，总想揭开上帝那神秘的面纱。然而天机岂可泄露。一旦你问的多了、走得远了，上帝就要适当的惩罚你，甚至是将你召回。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为何会发笑呢？是笑人痴，还是笑人愚？人类善思考而上帝喜欢微笑着掷骰子。其实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能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命运；混沌天地间似乎有一个无限精确的“头脑”在支配一切、安顿一切；似乎有一种无形巨大的力量在推动着大自然和谐有序的发展。俗人生于其中浑浑噩噩、安于现状，但天才争强好胜，总想将周遭弄个明明白白。然而上天是吝啬的。它不愿人知道的太多。因此说，天才是一种悲剧，一种命里早已注定的悲剧。天才都是“昨日醉酒游人间，今朝梦醒返天庭”，他们短暂辉煌的一生是“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天才为何多薄命？只因天才才大逼天。天才虽然有才但却不能“知命”，不能通天彻地，不能深抱敬畏，故不能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