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鼻骨会长吗:走向革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7:34:48
走向革命 雷颐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严酷镇压维新人士，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容闳自然被通缉，仓惶逃往上海。但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仍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便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国人哗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容闳将其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1900年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a）能召集500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三四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义和团运动于18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
“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其爱国性与落后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而“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
“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建议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对此建议，张之洞置之不理。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
“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 虽然容闳在维新运动初期曾与张之洞打过一番交道，对其印象不佳，但由于张之洞大办洋务，被视为清王朝位高权重者最为“开明”的封疆大吏，所以此时容闳仍对张之洞报有希望，对张大表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在此局势不明的微妙时刻，深知宦海险恶的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判定慈禧仍将执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30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20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惶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所以开始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然而，一旦确信“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而且慈禧仍掌大权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由于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所以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开列的“匪首”名单中，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以此来“洗清”自己的“立场不坚定”之嫌。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做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
“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
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1900年8月29日，孙中山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失败时，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
这年春天，容闳来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游览。此时的日本台湾总督是儿玉源太郎子爵，见面时，清政府已将抓捕容闳的通缉令传送给香港、澳门、台湾殖民当局，要他们配合协助清政府捉拿容闳。与容闳见面时，儿玉将此通缉令拿出给容闳看，容闳不知儿玉意欲何为，冷静镇定地对儿玉说：“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儿玉又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旧报纸，上面登有中日甲午战争其间，容闳给张之洞的条陈，其中有向欧洲某国抵押台湾借巨款反抗日本侵略等内容。儿玉问容闳这个条陈是否确为他所写，容闳浩然正气地回答说，确是出自自己手笔，“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于此之条陈于中政府，以与日本抵抗也”。容闳的大无畏气概赢得了儿玉的尊重。儿玉告诉容闳自己马上升迁返国，邀容到日本一游，并说可以将他介绍给日本明治天皇和政界重要人物，被容闳以年老体弱婉拒。 这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
（CharlesBeach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从1901年拉开序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 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当人们认识到清廷拒不改革、立宪有名无实时，支持革命派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经此论战之后，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 在这种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建议各革命各派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这段时期，容闳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保持密切联系。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革命党都认为变动机会来到，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利用此大好时机，立即帮助中国举行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总督。他还建议邀请各政党、会社领袖到美国来，共商团结斗争、组织临时政府的内阁及顾问委员会事宜。 1909年2-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介绍下，孙中山和荷马李和布思联络密切，商量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达纽约与容闳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350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尽快落实此事。
1910年2月，容闳在美国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1.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2.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帅军队；3.组织、训练海军；4.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后经与孙中山等人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协议有所增删。 收到信后，孙中山即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也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却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他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抓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一、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二、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三、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想病愈后回国看看新中国。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他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大儿子耶鲁毕业后已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收入优厚，因此不舍得离开这份职业。容闳以手示意，叫大儿子坐近些，对儿子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回国服务。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力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被另一个时代和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言之，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者最终也成为革命者，只能说明革命确难避免。他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就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反而镇压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一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是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将不能不从强国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 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和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必然要爱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严酷镇压维新人士，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容闳自然被通缉，仓惶逃往上海。但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仍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便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国人哗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容闳将其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1900年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a）能召集500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三四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义和团运动于18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
“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其爱国性与落后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而“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
“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建议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对此建议，张之洞置之不理。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
“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 虽然容闳在维新运动初期曾与张之洞打过一番交道，对其印象不佳，但由于张之洞大办洋务，被视为清王朝位高权重者最为“开明”的封疆大吏，所以此时容闳仍对张之洞报有希望，对张大表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在此局势不明的微妙时刻，深知宦海险恶的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判定慈禧仍将执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30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20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惶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所以开始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然而，一旦确信“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而且慈禧仍掌大权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由于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所以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开列的“匪首”名单中，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以此来“洗清”自己的“立场不坚定”之嫌。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做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
“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
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1900年8月29日，孙中山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失败时，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
这年春天，容闳来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游览。此时的日本台湾总督是儿玉源太郎子爵，见面时，清政府已将抓捕容闳的通缉令传送给香港、澳门、台湾殖民当局，要他们配合协助清政府捉拿容闳。与容闳见面时，儿玉将此通缉令拿出给容闳看，容闳不知儿玉意欲何为，冷静镇定地对儿玉说：“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儿玉又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旧报纸，上面登有中日甲午战争其间，容闳给张之洞的条陈，其中有向欧洲某国抵押台湾借巨款反抗日本侵略等内容。儿玉问容闳这个条陈是否确为他所写，容闳浩然正气地回答说，确是出自自己手笔，“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于此之条陈于中政府，以与日本抵抗也”。容闳的大无畏气概赢得了儿玉的尊重。儿玉告诉容闳自己马上升迁返国，邀容到日本一游，并说可以将他介绍给日本明治天皇和政界重要人物，被容闳以年老体弱婉拒。 这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
（CharlesBeach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从1901年拉开序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 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当人们认识到清廷拒不改革、立宪有名无实时，支持革命派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经此论战之后，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 在这种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建议各革命各派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这段时期，容闳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保持密切联系。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革命党都认为变动机会来到，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利用此大好时机，立即帮助中国举行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总督。他还建议邀请各政党、会社领袖到美国来，共商团结斗争、组织临时政府的内阁及顾问委员会事宜。 1909年2-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介绍下，孙中山和荷马李和布思联络密切，商量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达纽约与容闳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350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尽快落实此事。
1910年2月，容闳在美国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1.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2.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帅军队；3.组织、训练海军；4.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后经与孙中山等人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协议有所增删。 收到信后，孙中山即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也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却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他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抓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一、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二、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三、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想病愈后回国看看新中国。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他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大儿子耶鲁毕业后已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收入优厚，因此不舍得离开这份职业。容闳以手示意，叫大儿子坐近些，对儿子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回国服务。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力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被另一个时代和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言之，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者最终也成为革命者，只能说明革命确难避免。他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就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反而镇压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一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是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将不能不从强国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 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和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必然要爱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