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苏钟铭文再认识  ——  兼小论商周历法

　　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苏编钟是近年来发现最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之一。编钟以8件为一组，共16件，镌刻铭文共355字，其中含有7个历日，5个月相名，是金文中前所未有的①。铭文记载了晋侯苏随周王征伐的事迹。据《史记》索隐系本及谯周注释记载，晋献侯又名苏，但晋献侯已于宣王16年去世，历王在位时他又还没有即位。诸家对铭文纪年的这个矛盾做出了各种的解释。因此，铭文的正确解释牵系到《史记·晋世家》世系记载的正确性。诸位学者大多认为铭文记录有误，采用了修改铭文的做法，以适合自己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做好比削足适履一样不可取。故作文以呈管见，闻于学林。

　　根据马承源先生考释，得16段编钟铭文，以编钟序号为序，现采录如下：

　　(1)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2)既死霸壬寅，王償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分行。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氵舟（周）镬，北氵舟（周）□，伐夙夷。晋(3)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 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乡，(4)亲令晋侯苏自西北遇(隅)敦伐 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呈戈（秩）人先，陷(5)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6)淖列，淖列夷出奔，王令晋侯(7)苏帅大室小臣、(8)车仆从，(9)述(遂)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惟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10)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曶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11)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魚阝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禾巨鬯一卣、(12)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钖钟，用昭格前(13)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翼在下，醴醴(14)毚毚，降余多福。苏其迈(15)年无疆，子子孙孙，(16)永宝兹钟。

　　一、无误考

　　当今学者在苏钟纪年的分歧，主要是在对两个二月的认识上。马承源等认为干支顺序应当颠倒；李学勤等认为某一个干支纪日有误，而且，前一个干支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有两字皆误和一字误的看法，以适合他们排列的月表；还有王占奎等学者采用了修改宣王纪年的方法。现将各家观点收集整理如下：

学者 王世 公元 处理方式 月相 初吉 既生霸 既望 既死霸 方死霸 修改 张闻玉 穆33
宣 6 974BC
820BC 闰二月
6月2年 定点 1 15 16 1 2 癸卯改戊子 李仲操 历33 846BC 1年 定点 1 9 14 23 24 癸卯改癸巳 马承源 历33 846BC 1年 四分 -1 8 22 23 　 壬寅癸卯颠倒 叶正渤 未指明 　 1年 定点 1 9 14 23 24 癸卯改癸巳 李学勤
张培瑜 历33 845BC 1年 四分 7 14 20 29 25 癸卯改癸巳
或者辛卯 冯 时 宣33 795BC
794BC 2年 四分 2 4 20 25 　 　 陈久金 宣33 794BC 宣王下移1年 　 2 10 16 25 　 癸卯改癸巳 王占奎 宣33 809BC 取消共和纪年 四分 6 13 16/18 27 　 癸卯改为辛卯
或癸巳 郭伟 宣13 815BC 1年 四分 2 9 14 23 　 33年改为13年
癸卯改癸巳

　　青铜器作为国家的重要礼器，其铭文的铸造和镌刻都是相当慎重的工作。青铜器的铸造原因，或册命、或征伐、或享祭、或作器，都是记录了相当重要的事件。特别是像编钟，这样的一件乐器，其重要程度将比饮食起居用器大得多。

　　先秦时期，往往礼乐同论。《史记·吴大伯世家》："王馀祭四年，吴使季札聘於鲁,请观周乐。"鲁国便为使者演奏了各种乐舞，季札发出观止之叹。《史记·乐书》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又云："乐者天作，礼者地制。""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所以，如果用来代表礼的乐器发现有错误，必定会叫书记员改正，以当时的青铜器制造技术，重新铸造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其二，铭文的内容是颂扬了晋侯辅佐周王征伐的文字，长达355字，是现知的最长的铭文之一，晋侯对其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

　　其三，编钟作为王侯重要日常生活用器，使用时间最少在数年之内（考虑到晋献侯在位有11年），如果铭文有误，发现的概率将非常大。

　　其四，诸侯将其生前所使用的器物，奴隶带入墓中继续享用，这些器物必然是诸侯生前非常重视，经常使用的东西，然后通过选择后才埋入土中陪葬，如果铭文有误，是不足以告慰祖庙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晋侯苏钟的铭文是没有错误的，至少当时的人是能够解释铭文的正确含义。我们所不能解释的，只能说我们的认识尚不够，姑且以疑存疑为好。

　　随着我们的认识提高，合理解决方法的提出，一些原本认为肯定有误的青铜器也得到了恰当的归宿。著名的"元年师兑簋"和"三年师兑簋"的纪年问题②。马承源先生采用四分月相说，认为元年在前，三年在后，两者其一必定有误。后来李学勤先生认为，三年在前，元年在后，且前者所属王在位必定很短，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方法。

　　二、王世考

　　我们姑且不论具体的铭文月相，留到文后再讨论，单对铭文，马承源先生已有考释，我在此只提几点拙见。

　　惟王卅又三年，王有穆王、历王、宣王等三说。

　　根据《史记·晋世家》三家注记载及谯周注释："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义厉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号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索隐系本及谯周皆作‘苏‘。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索隐邹诞本作‘弗生‘，或作‘晞王‘，并音祕。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集解杜预曰：‘条，晋地。‘十年，伐千亩，有功。◇集解杜预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生少子，名曰成师。◇集解杜预曰：‘意取能成其众也。‘晋人师服曰：◇集解贾逵曰：‘晋大夫。‘‘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毋乱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可知，晋献侯即位在822BC至812BC之间，即宣王6年至宣王16年之间，在宣王三十三之前就去世了。

　　再根据M8晋侯墓地C14年代测定，经树轮年代曲线校正后为公元前808±8年，与晋献侯苏死于周宣王16年（816BC）相吻合，而且其他诸位晋侯的年代测定也基本上相符，可证，《史记》所载为实。则晋侯苏是晋献侯无疑④。所以，宣王三十三年说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关于宣王纪年，王占奎先生认为，取消共和纪年，置为宣王元年，此法不可取。

　　其一，历王未死而立新王，是为篡位。而我们所见到的资料并没有有关记载。《史记·周本纪》有云："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宣王是作为臣子们认为的一位明君来辅佐的。

　　其二，即使以共和元年为宣王元年，则诸多属宣王的铜器将不能和。据李学勤认为，吴虎鼎："十八年十三月既生霸丙戌"是宣王十八年器，则宣王元年为《史记》为准⑤。

　　张闻玉先生认为，三十三年前正月、二月、三月是穆王三十三年的一份真实年表，而六月则是宣王八年的年历⑥。但是，我们可以从铭文中发现，铭文一句话前后往往是刻在两个编钟上，2、3、5、6、7、8、10、11、12、13、14、15号编钟的开头一句都在上一编钟，惟有4、9、16三个编钟可以从开头断句。我们只要仔细理解一下铭文，不难发现，3-4之间，叙述了周王亲令晋侯苏伐 城，8-9之间则是攻打淖列夷，15-16之间是青铜器的固定结尾格式。而且，铭文中"晋侯苏"、"晋侯"、"苏"出现了12次，分别分布在第2-6、9-12、14件编钟上，六月前也出现了6次晋侯苏的名字。通篇文字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这当然不会如李先生所言是晋侯追叙先王功绩，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字加到连晋侯苏的祖父也不可能参加的战斗中。如果这样的做话，将是非常荒诞不羁的事情。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历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三十四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及相与畔，袭历王。历王出奔于彘。历王止谤，司马迁所本源于《国语》。有学者根据《史记·卫世家》所记，认为历王没有三十年。三十四年是十四年之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国语》确实记录了历王好利，和历王止谤。司马迁将之系为三十年和三十四年，不见于《国语》，当是另外一本史书。我想，司马迁应该有确切的把握才写上去的吧。

　　所以，我们认定，晋侯苏钟所指的王，即西周历王，三十三年，是历王三十三年。铭文系一次性镌刻而成。镌刻时间在晋献侯即位之后，晋侯苏以王臣（祖孙三人同朝为官）或晋侯长孙（如成吉思汗时期长子西征一样）的身份了参加战争。

　　三、二月考

　　晋侯苏钟问题的复杂性，关键就在于对文中两个二月的不同理解。前二月既望癸卯，后二月既死霸壬寅。一般认为，既死霸在既望之后，而壬寅却是癸卯前一天。对于这个问题，当今诸位学者，不论是持定点说，还是四分说，都采用了修改铭文的方法来处理。惟独冯时先生认为两个二月分别处于两年当中，但是，他认为文中所指的王是宣王，显误，故不在赘述。

　　究竟是一年中的两个二月，还是分别处于两年的两个二月呢？我们不急于下结论，先看铭文的叙述逻辑结构。

　　第一句，"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是全文的总领句，与周历王自作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南国"句例相似。"省"即巡狩，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虞书·舜典》云："正月上日，受宗于文祖。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又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周王以正月在宗周祭祖，故云："正月……王步自宗周。"其句型与《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和《周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同。宗周，即西周国都镐京。

　　岁二月开始巡狩，故云："二月既望……王入各成周。"成周即东都洛阳。《尚书大传》云："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陕西出土的何尊铭文云："王五祀……王初营宅于成周，复称武王丰福自天。惟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马承源先生指出，成周和洛邑的营建实始于武王⑦。《史记·周本纪》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武王克商后指出，营建洛邑的重要性，因为周人始居于西方，营建洛邑，旨在加强对中原及以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武王死后，成王即位，有管蔡及武庚之反，故《索隐》云："管、蔡欲构难，先攻成周。于是周公东居洛邑，伐管蔡。"成周洛邑，是讨伐叛乱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周历王移居成周洛邑，其目的就是将要对东国南国进行大规模征伐。自戊午离开宗周，到癸卯到达成周，其间都是有周的势力范围，大可不必采取行军的速度。46天之中，也并非是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大规模的东征南伐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从四方诸侯国调集兵力，集结军队于成周。因为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不一，故不可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到达，只需按时到达即可。

　　其后，铭文又出现了一个二月--"二月既死霸，王償往东。"从文字来看，周历王开始东伐了。正合于《舜典》二月东巡狩。到底是一年中的同一个二月，还是第二月的二月呢？或许是第N年的二月？从铭文全篇来看，其后还有六月记录了一月中多天的句例：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同一个月中，并没有出现三个六月的写法。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这里的二月并不在同一年中，而是在不同的两年里。

　　其二，从地望来看。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償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分行。 ，当从"莽"形，即"蒙"的衍文，其地望在山东蒙山，在鲁国之东，齐国之南，南北走向⑧。王师在此分行。晋侯苏向北，伐夙夷。接着，晋侯苏讨伐 城。 ，即山东郓城附近。其后，历王至于淖列，淖列夷闻风而逃，历王又令晋侯苏追逐穷寇。从铭文中看，周历王俨然一个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指挥家，特别是郓城一战，指挥若定，一举攻陷城池，完全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倒像一个骁勇善战的人物。铭文中所指的地望大致在山东境内，即东国，而无南国。有学者认为文中地望在江汉、淮河一带，但又无多少有力的证据，故笔者认为，铭文中的地望全属东国，即晋献侯只参加了讨伐东国的战争。那么，南国的战斗在哪里呢？周历王自作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南国"中表明，其南国，即苏钟的南国，在江汉一带。我们可以料想，从第一年的二月和第二年的二月之间，发动了南巡的战争。因为南巡在前，故自作宗周钟只提"南国"，东伐在后，故东国南国相提并论。可见，这是一场历经两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其三，从铭文的纪月日体例来看。晋侯苏钟与周昭王静方鼎十分相似。

　　静方鼎铭文：①惟十月甲子，王才（在）宗周，令②师中鳏静省南或（国）。[静]③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④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女司⑤才曾噩師。"王曰，："静，易（锡）女（汝）鬯⑥旗、市、采网。"曰："用事。"[静]⑦扬天子休，用乍（作）父丁⑧宝尊彝。

　　根据李学勤先生考证，静方鼎的历日经历了两年，十月甲子为昭王十七年，而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八年⑨。断代工程定昭王十七年，即978BC，十月癸亥朔，甲子为二日；昭王十八年，即977BC，八月戊午朔，庚申为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为二十日，合于四分月相说的既望。静方鼎的历日是在两年之中，晋侯苏钟也是这种情况。都省略了年份的记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年份已经重要到了可以省略论述的地步了，就如同："惟王伐虎方之年" 一样，不用指明具体是哪一年，对于他们自己，似乎已经是非常明白了。

　　周昭王连续三年南伐，穷兵黩武，以致于南巡而不返。周历王则不同，他只花了两年的时间便取得了东征南伐的胜利，这与周历王的亲自正确的指挥是分不开的。苏在东征过程中功不可没，于是，胜利后，他得到了历王的两次召见，两次封赏，第二次便把历王南巡时获得的编钟封赏给了苏，苏将编钟配齐，以供自己平日演奏之用。①

　　四、纪年考

　　前面已经指出，铭文中的两个二月是分别在两年中的两个二月，如果能对纪年、月相能合理解释，而不修改铭文的话，我想，这是大家的共同的愿望。

　　有关西周的历法资料，秦火之后，就已经失传了。所拥有的只是关于古六历的残言片语。所以，这对于我们恢复古六历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我们现在只能尽量的逼近西周历法，而不能完全复原。

　　西周历法不同于东周。东周的历法可以从《春秋》三传中可窥一斑。其建制、朔日的安排，前期都没有很大的规律性，自春秋中期之后，开始了正月建子，十九年七闰的制度。西周历法自然没有东周精确，其建制、闰法的游移将比春秋前期还要大。从东周往前推，我们可知，西周的历法是基于观象授时的阶段⑩。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得到两条规律：后期的历法比前期的要精确，因为后期的观测数据积累多；其二，中央所掌握的历法知识要比诸侯和百姓的认识要高。

　　所以，《诗经·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孔颖达疏《灵台》时说："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非天子不得做灵台。"灵台，即古人观天象之台。周文王以西方边陲的诸侯，早以起了不臣之心，打算与殷商中央分庭抗礼，建造灵台，以窥天象，建立起自己的历法制度。虽然，文王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为周武王讨伐商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⑾。

　　因为历法掌握在中央的手中，诸侯欲窥天文历法，不得不采用观象授时，根据月亮的圆缺以正四时。

　　殷商历法，以祀为年，配以月名和干支纪日，但并没有关于日序的卜辞。延续下来，西周初期也完全可能没有日序制度。

　　关于殷商历法的月制，其中有一片非常出名的卜辞：

　　《征·杂》36及《佚》47：
　　癸丑[50]□兄□□旬□
　　癸巳[30]卜兄旬亡祸十二月
　　癸巳[30]卜兄旬亡祸
　　癸卯[40]卜兄旬亡祸
　　癸丑[50]卜兄旬亡祸
　　癸亥[60]卜兄旬亡祸十二月
　　癸卯[40]卜兄旬亡祸
　　癸巳[30]卜兄旬亡祸十三月⑿

　　从卜辞中看，有十二月，十三月。王襄先生等认为，这里的十三月是闰月，是年终置闰的佐证。然而，刘朝阳先生认为，这个正是年中置闰的有力证据。因为这里的12月有31天，13月有31天，必定有一个闰十二月，且一个月的朔日必定为癸巳，"一甲十癸"说不攻自破。那么，这一年就有了14个月。而且，刘朝阳先生还发现，不但有14月，还有15月的卜辞和铭文。

　　既然刘先生认为，月名可以有十三，十四，十五，为什么有闰月的时候，反而不是按照月序的顺序编排闰月呢？刘先生没有指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史记·历书》有云："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邪於终。履端於始，序则不愆；举正於中，民则不惑；归邪於终，事则不悖。"先秦时期都是采用了年终置闰的做法。

　　既然"一甲十癸"既然不能说明朔日癸巳的问题，年中置闰也不能说明闰月的月序编排，而又出现了十四、十五月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殷商某些时期实行了一种误差极大的阴阳历，或者说出现了《史记·历书》所载："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的情形。两次失闰便出现了十四月，三次失闰便出现了十五月，应该安排连大月的，商人就直接排入了某一个月中，而不计较这个月是大月还是小月。所以，商人的历法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精确，但是，这与当时的生产力和观测水平却是相符的。

　　周人加强了对月球的观测，使每个月保持在29日或30日的水准，发明了月相观测的技术。从周原甲骨卜辞和西周青铜器铭文，我们可以发现月相的存在，而殷商甲骨及金文中并没有⑩。月相的圆缺，很容易观测，有朏，上弦，望，下弦，月无光这五个点。既然月圆是望，相对应的就是后来认识的朔，在月无光和朏之间，因为看不到月亮，所以只能靠推测和计算。朏，大月三日，小月二日。所以，在干支纪日的安排与实际天象上会有一到两天的差异。

但是，对于太阳的观测，却没有像对月亮的观测这么容易辨认，所用的仪器必定很简陋，所以失闰也会很频繁。又由于基于观象授时，所以，当年该闰而没有闰的，只有推移至下年。

　　频繁的失闰，必然造成建制的游移，建子之说完全是春秋后期的产物。《史记·周本纪》云："[文王]後十年而崩，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正义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郑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称王，已改正朔布王号矣。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岂殷纣尚存而周称王哉？若文王自称王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复得云大勋未集，欲卒父业也？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据此文乃是追王为王，何得文王自称王改正朔也。"据此看来，武王伐纣成功后，确实改了正朔，但是，并没有建子之说。所谓改正朔，即是以殷历十二月为周正月，依次类推，仅此而已。因为改正朔的发生，故《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出现了在记月上的差异。《汉书·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所记武王伐纣在三月；《逸周书·世俘》："一月丙午旁生魄，王乃步自周，征伐商王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魄，粤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所记武王伐纣在二月。古时太史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武成》以记言为主，《世俘》以记事为主，因为史书必须据实记载，所以，两文是两位太史独立记录的史实。孟子因为周书记载武王伐纣杀戮太重，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然而，正是如此，却显示出文章是当时的实录。《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虽然有一个月的差异，然而，从月相上说却是相容的。壬辰到丙午是15天，正好是半个月。改正朔发生在武王伐纣成功的那个月，《武成》以新周历记载，为三月，所以缺少了二月的记载；《世俘》仍以殷历记载，为二月。既死霸在月无光的一段时间左右，距离后来认识的朔日很接近，或者等同。

　　《尚书》月相解释以定点为宜，因为记叙月相后的干支纪日，表明是此月相后的第几天。其后随着西周历法的深入，很可能采用了省略的记录方式，直接以四个主要月相表示一个月的一段时间，兼以其他月相辅助记时，于是，出现了四分月相的假设。从晋侯苏钟铭文来看，倾向于四分说。

　　月相纪日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以自创的双月表来看，如果不是连大月，两个月（59天）后，干支推前一天，我们可以以此关系，放入一张甲子表中。一年之后，同月同日的月相，推前将近一个月相，即6天左右，如果有连大月，则是5天（两个月朔同一干支），如果非连大月年有闰年，则是7天。5年左右后（30/6=5），同月同日会出现相同的月相。

　　以四分月相的关系估算做表如下（一月定为29.53058）：

月相 初吉 既生霸 既望 既死霸 坐标 0 7.38265 14.76529 22.14794 基准日 1日 8日 15日（望） 23日 小月 2日（朏） 9日 16日（望） 24日 大月 3日（朏） 10日 17日（望） 25日

　　因为望可指14-17日⑩，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初吉的起点在1-3日，既生霸的起点在8-10日间，既望的起点在15-17日间，既死霸的起点在23-25日间，都是合历的。
由于膳夫山鼎只合于周历王三十七年，即共和元年，841BC。所以，周历王三十三年是845BC，三十二年是846BC。

　　检索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⒀：

公元年份 建制 朔日 纪日 日序 望干支 望日序 合历情况 846BC 正月建寅 正月庚戌朔 既生霸戊午 9日 丙寅 17日 合 （失闰）   二月庚辰朔 既望 癸卯 24日 乙未 16日 合 847BC 正月建寅 二月甲戌朔 既死霸壬寅 29日 庚寅 17日 合     三月甲辰朔 方死霸   己未 16日 不明     六月壬申朔 初吉 戊寅 7日 丁亥   合         丁亥 16日 16日           庚寅 19日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晋侯苏钟铭文记载的是晋献侯在周历王三十三年参加了东伐战争的事迹，铭文系在位后追加的；
　　2、周历王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进行了东征南伐，苏钟采用的是重要事件纪年法；
　　3、东伐战争发生在历王三十三年，作战地点在山东蒙山和郓城附近；
　　4、从铭文月相的解释来看，符合四分月相说。初吉的起点在1-3日，既生霸的起点在8-10日间，既望的起点在15-17日间，既死霸的起点在23-25日间，都是合历的。死霸即不见月的一段时间的可能性比较大。
　　5、西周当时并没有采用固定建子说，实际上，晋侯苏钟所记的建制为建寅；
　　6、从铭文中记载的周历王指挥战斗的史实，他很可能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君王，联系历王止谤的故事来看，周历王是一个强硬的独裁者形象，而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
　　7、殷商历法某些时期采用的是一种相当粗糙的阴阳历，可能有一月３１的情况，和一年１４月的情形；
　　8、武王伐纣后实行了改朔制度，《武成》是左史以新周历记载，武王伐纣甲子日在三月；《世俘》是右史仍以殷历记载，武王伐纣甲子日在为二月；
　　9、因为基于观像授时，月朔干支纪日的安排与实际天象上会有一到两天的差异；
　　10、西周早期文字记录采用了月相定点，后来随着历法的深入人心，铭文大多采用了省略的记叙方法，演变为后来的四分说。

　　五、后记

　　数年心思，凝于笔端。我以初生之犊，欲续春秋，萤火之识，闻于学林，惶恐惶恐。扫席恭候方家驾临，不吝批评指正。

2002.3.25
草就于杭州文一苑

　　①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第7页所引[马承源《晋侯苏编钟》，《上海博物馆馆刊》第7期，1996年9月] ，1999年10月
　　②马承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第206页，1997年1月
　　③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论师兑簋的先后配置》第162页和《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细说师兑簋》第171页
　　④仇士华《14C测年在"工程"中的作用》
　　⑤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吴虎鼎考释》第120页、《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吴虎鼎研究的扩充》第147页和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试说宣王早年历日》
　　⑥张闻玉《<晋侯苏钟>之我见》、《西周王年足征》
　　⑦马承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第213页
　　⑧李仲操《谈晋侯苏钟所记地望及其年代》、《也谈静方鼎铭文》
　　⑨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静方鼎历日与周昭王历日》第22页
　　⑩张培瑜《西周年代历法与金文月相纪日》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
　　⑾江晓原、钮卫星《回天》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⑿刘朝阳《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第84页
　　⒀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⒁叶正渤《<逸周书>与武王克商日程、年代研究》
　　⒂郭伟《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夏商周年表疏证》及所引三家（冯时、陈久金、王占奎）说法
　　⒃周书灿《晋侯苏钟的作战地点与行军路线》

　　作者简介：
　　汤锡文：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计算机分院智能与控制实验室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李学勤http://www.cnstory.org/中国历史文化/其他历史书籍/文化/古代风情/中国古代文明十讲/08.html

第八讲　古代文明与区域文化研究

一、多彩的古代区域文化

我国疆土辽阔广大，自史前时代，即有许多人民部族在这片大好河山上活动生息，为缔造中国古代文化作出各自的贡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更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递兴迭起，使悠久的历史呈现出绚丽的场面。忽视我国历史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就像用单一的音符谱写天籁，单色的画笔描绘繁花，只能是失去其原有的丰神。

统一本来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值得自豪的特点。纵观几千年的古史，统一是经常的、主要的，分裂则是暂时的、异常的现象。有些人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这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夏、商、西周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秦不过是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并峙分立之后，完成了再统一而已。长期的统一，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相当普遍的共通性，由中原以至边远，在很大程度上道一风同，这又反过来使政治、经济的统一更加持久巩固，成为中国人凝聚力的基础。但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的共通性，和各地区民族的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相排斥的。正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这样丰富多彩。我们研究古代各个区域的文化，既要见其同，也必须见其异。

这里所说的古代的区域，本身便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概念。早在公元以前，我国已经有一些学者对风土人情作了分地区的描述。司马迁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大家都记得他怎样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全国各区域的特色一一加以分析讲述。比如他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他在《齐太公世家》篇末也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司马迁论齐这一地区，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历史特点，讲到人民的文化风俗，话虽不多，分析是鞭辟入里的。特别是以齐与相邻的鲁相对比，使齐的区域特点更形突出。

几十年前，有些学者曾对古代区域文化作过有益的探索，例如20世纪30年代对吴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是其佳例。近十来年，古代区域文化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兴起的，是楚文化的研究。好多历史、考古界学者，特别是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的研究者们，在楚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在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了很多论文，最近又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楚文化的专著。随之而起的，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文化等等的研究，或有专书、专栏，或召开学术讨论会，各有盛况，成绩也是很大的。看来，古代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

前些年，我在小书《东周与秦代文明》里，曾提出“文化圈”的概念，想把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综合起来，将古代中国划分为若干“文化圈”。1988年初，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先生要求，又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圈》一文，引申了这种概念。我的想法，实质上就是提倡区域文化的研究。比如我所说“东方文化圈”，是指今山东省一带区域的古文化，和一般说的齐文化有相近似之处。

下面我们便以“东方文化圈”或广义的齐文化为例，来看一看区域文化研究为什么是必要的。

研究区域文化的重要性，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考古学意义的文化，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质。山东区域的史前文化，最早发现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是把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等混为一谈的。还有大汶口文化，刚发现时也被认为龙山文化。近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揭示，山东一带存在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系列。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系列文化属于东夷，其中岳石文化是由夷人构成的方国的文化。

东夷的文化和夏、商文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尚有待深入研究，但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至少有两种因素可能对夏、商文化有重要影响，即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艺术。

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现已发现八九种，其中一部分和良渚文化玉器上面的符号是同样的，后者又有若干还没有在大汶口陶器上面发现的符号。这些符号大都可以作为文字来分析辨识，在器物上的位置也与纹饰不同，因而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们与汉字的起源有关，很可能就是甲骨文之类商代文字的前身。

商代各种器物上最流行的纹饰是饕餮纹（即兽面纹）。追溯饕餮纹的来源，目前可上推到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良渚文化的饕餮纹玉器，其纹饰具有带特殊形状的冠、能对分为左右对称的花纹等等特点，和商代饕餮纹一脉相承。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种玉器，发掘品尚少，但一些非发掘品的文化性质还是清楚的。其纹饰有和良渚文化共通之处，如有两种不同的颜面并存，和商代饕餮纹也有联系，年代更为接近。商代遗存中的少数玉器，如殷墟妇好墓的一件玉凤，有学者认为实际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遗物。

山东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有小件铜器和铜渣，与商代青铜器的起源也可能有某种关系。

对于古代史的探讨，研究区域文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原始社会星罗棋布的氏族部落，固然是分地区的，夏、商、周三代的方国，也各有其地区的基础。以大家了解较多的西周而言，初年的分封诸侯，国数甚多，但是经过不久，诸侯以强并弱，逐渐形成了一批大国，奠立了东周列国的基础，换句话说，即形成了若干自有特点的区域。只有分别详细研究各个区域。才能真正把握古史的消息。

山东一带，在夏代史上即有关键意义。前些时候，我在《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华夏文明》第一集）文中提到，夏与诸夷的关系，是《竹书纪年》这一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据载，帝相曾征伐淮夷及风夷、黄夷，当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帝杼征伐东海，至于王寿。帝芬时，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风夷、玄夷、阳夷）来御。帝芒命九夷，帝泄则命六夷。到帝发时，诸夷仍宾于王门。这说明，夏代诸王都重视对夷人的统治，而夷人的一部分应活动于山东地区。

商代今山东地区有多少方国，我们所知有限，但从周成王时的叛乱，“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来看，夷人是商朝的重要依靠力量。武王时，太公封齐，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讲，目的在于建立和加强对夷人的控制。果然，太公就国，当时便有莱侯来伐，与太公争夺齐都营丘。莱国在今山东黄县，其侯系子姓，即与商朝同姓，而莱人据《齐世家》说乃是夷人。由此不难推想，此后疆域不断扩大的齐国，境内必然包容了许多夷人，就像鲁国、卫国境内有殷民，晋国境内有戎狄一样。我国古代的诸侯国，每每有这样的结构，统治者为王朝所封，人民则为不同的族氏或民族，齐国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例外。所谓齐文化，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形成的。

细读文献和现已发现的金文，对夷人的关系可说是姜齐整个历史中的大事。上面提到的莱国，直到春秋时期，才为齐国所灭。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庚壶，铭文详记齐灵公时伐莱之事，可与《春秋》经传合读。事实上，周代齐国内外的形势是颇复杂的，在其周围，既有同姓、异姓的诸侯，又有戎人、夷人的部族。对这一地区进行专门的考察分析，将能揭露很多人们过去不能了解的史事真相。

区域文化的研究，又有利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古代学术思想的流派，常有强烈的地域性，忽略这一点，即难考镜其源流。《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多以地名标题，是学派地域性的一种体现，上溯到先秦，情形也是如此。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互有差异，为不同思想流派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曾说：“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点，大略的形势可以描绘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后来可能是随着陈国的一些逃亡贵族而流入齐国。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

齐国的学术思想，前人多强调稷下的研究，实则有几个传统很值得注意。

一个是管子的传统。今传本《管子》一书，学者常以为内容驳杂，仔细考虑尚有其脉理可寻。如《史记·管晏列传》所述，管子之政主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这是贯彻于《管子》自《经言》到《轻重》的一条主线。齐国追随于管子之后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受了一些学派的影响，特别是黄老道家一派的作用甚大，致使《管子》在《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经世之法与黄老道术的结合，成为管子之后这一流派的显著特点。

另一个是兵家的传统。《汉书·艺文志》有吴、齐两《孙子》。《吴孙子》即今天名闻世界的《孙子兵法》，作者孙武虽仕于吴，原为齐人。《齐孙子》即近年发现的竹简《孙膑兵法》，这个孙膑乃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等好多兵书一起发现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墓中还有《尉缭子》，作者曾与梁惠王对话，或说也是齐人。此外，银雀山竹简中还有《六韬》，出于《汉书·艺文志》的《太公》，可能也出于齐人。齐人的兵家著作，另外有著名的《司马法》。这座墓的死者姓司马，他生前专搜集兵书和齐人著作，可见齐国兵家统绪延至汉初尚未衰熄。

儒家在齐地的传流，也形成有特色的派别，后人称之为齐学。例如《春秋》的公羊一家，始于齐人公羊高，随后子孙世代口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另一齐人胡母子都将之著于竹帛，即今《公羊传》。与此同时，董仲舒为《公羊》博士，著书十余万言，他的思想在西汉思想史上影响的深远巨大，是人所共知的，而追本求源，实出自齐学。

以上所举的都是较古远的例子，区域文化研究的范围当然不限于此。对于汉、唐以下，区域文化研究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只是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能细说了。总之，开展区域文化的探索研究，足以为文史之学开一生面，值得今后继续提倡。不过，分区域的研究不等于把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割裂，相反地必须以历史文化的综观作为背景，才能透彻地认识各个区域文化的特质，并看到区域文化间如何交流融会，如百川之汇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辉煌文化。

二、夏商周与山东

有关夷夏问题，过去在学术界有许多讨论。其中，傅斯年先生的著名论文《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商周时期，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沿黄河上下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商与夷在黄河下游，属东系；夏与周在黄河中上游，属西系。开始是夷与夏相互斗争，其后，东方的商人代替了夏朝；再后来，周人承袭夏文化，兴于西方，东进而灭了商朝。傅先生以东西地理角度来讨论三代时期的民族构成关系，揭示了夏商周三族的冲突与交替，很有意思。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影响了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今天看来，这种观点需要重新讨论。

首先要讨论的是，夏朝是否仅仅局限在黄河的西部，即豫西地区，夏朝是否与黄河的下游，即山东地区有关系？

这个问题可以从夏代的积年谈起。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概括起来有两说：一种说法是431（432）年（见《易纬稽览图》、《世经》等），另一种是471（472）年（见《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引《汲冢纪年》）。这两种说法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同一回事，因为在夏代早期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与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羿、浞二世加起来共有40年。431年是不包括羿、浞二世，471年则是包括了羿、浞二世。我们认为471年说比较合理，这个数字和古书所记载的夏朝按顺序有17个王基本吻合，即所谓“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

有穷氏后羿和寒浞，原来都在山东。据古书记载，有穷氏的地望在德州地区，寒氏的地望在潍坊地区，今天的潍坊市还有寒亭区（寒亭是汉朝地名）。由此可见，从德州到潍坊的大片山东地区，在夏朝时均属于有穷与寒的势力范围。

现在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夏朝初年的这段历史。夏朝的创始人是禹，禹死后由儿子启继位。启有五个儿子，史称“五子”，其大儿子太康继位，但兄弟五人不团结。这时夏的附属国有穷氏后羿就乘机夺取了夏王朝的政权，这就是《左传》襄公四年所记载的后羿“因夏后氏以代夏政”。后羿首先废除了太康，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但政权实际掌握在后羿的手中，仲康不过是傀儡而已。仲康死了之后，又立仲康的儿子相继位，但不久后羿赶跑了相，自己正式当了王，这就是所谓的“后羿代夏”。有关这段历史较为详细的记载见《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

后羿任夏王之后，终日醉心于游猎活动，而任用寒浞治理朝政。但寒浞对羿怀有二心，勾结羿的“家众”，把羿杀了。于是寒浞又代羿而当了王。当时被后羿赶跑的仲康之子相正躲在夏人的同姓斟灌氏那里。寒浞以为这是对他政权的威胁，于是就派自己的儿子浇去剿灭了斟灌氏和斟寻氏，杀死了相。相的妻子后缗当时已怀孕，在紧急中从小洞逃跑到了她的娘家有仍氏处，生下了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夏王少康。

寒浞的儿子浇又欲杀少康，少康就逃奔到有虞氏那里，担任了有虞氏的庖正，并娶有虞氏之女为妻。当时，夏的遗巨靡在有鬲氏。少康就和有鬲氏联合起来，经过长期准备，最后消灭了浇及其兄弟豷，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继任了夏的王位，史称“少康中兴”。有关史事见《左传》哀公元年、《竹书纪年》（《后汉书·东夷传》注引）、《帝王世纪》等。

以上夏代早期的历史故事，曾有人表示过怀疑，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我们认为这段故事有它的真实性，这从它的名号——太康、仲康、少康中可以得到证明。大家知道，商朝的王大都是用天干命名的，其中有许多太、仲、少之称，如太丁、太甲、太庚、太戊，中壬、中丁，小甲、小辛、小乙等等。这些在甲骨文里都有记载，大等于太，中即仲，小就是少。在甲骨文里的“康丁”就是《史记·殷本纪》的“庚丁”，因此，太康、仲康、少康，实际上就是太庚、仲庚、少庚。夏王的世系中还有孔甲、胤甲、履癸（桀），也是用天干命名的。这种命名法不是造假的人能够想像得出来的。周代的人已经不懂得这种名号是怎么起的，怎么用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相信太康、仲康、少康这个世系一定有它的背景，有它的历史根据。

既然上面的史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史事中涉及的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的活动范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地望都在山东，如斟寻、斟灌在寿光、潍坊一带，有鬲氏在平原县一带，有仍氏在济宁一带。当然，斟寻也有记载在洛阳附近的，可是斟灌和有鬲氏、有仍氏一定在山东。这样，我们把有穷、寒、有鬲、斟灌、有仍等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得出这么一个强烈印象，即这些夏朝的方国全在山东。这就促使我们考虑一个新问题，即夏朝的活动范围究竟包括多大的地域？近几十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进展，大家对夏王朝中心地区的认识有一个占优势的观点，就是认为应该在豫西晋南，即山西的南部和河南的西部，而它的中心一般认为在洛阳地区。这种说法的提出是由于考古学上在那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正好在龙山文化之后，商文化之前，与夏的年代基本相当，而且据古书记载，这里正好是夏朝的一个活动中心，于是学者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可是上述的讨论表明，除了豫西地区是夏朝的活动中心外，山东也是夏朝活动比较多的地区。夏朝的统治区域原是相当宽广的，并不是我们原来想像的只在豫西晋南这一小块。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有穷氏、寒浞氏、有鬲氏、斟灌氏、有仍氏等等夏的属国都在山东，因此，山东为什么不可能有夏的文化呢？考古学文化不一定和王朝完全相对应。例如商代，纯粹典型的商文化范围并不大，如商代晚期典型的殷墟文化基本上不能越过河南以南，湖北地区就没有。可是你不能认为那个地区不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商文化的影响已越过长江到了南方很远的地方，如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和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即是显例。因此，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观念：在夏商周时期，其王朝的区域与考古学文化不是完全等同的。往往出现的情况应该是王朝的范围大于典型的考古文化。就夏代而言，完全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东方的山东地区有一支夏代的文化，这支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夏朝的范围之内。所以上面提到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河南，也发生在山东。出东与夏代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希望将来会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努力。

山东地区的考古文化自成序列，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序列文化属于东夷，其中岳石文化是由夷人构成的文化。岳石文化的年代已进入了夏代纪年，岳石文化向西的分布已经达到豫东地区。所以，豫西地区的夏与山东地区的夷人一定存在着关系。古本《竹书纪年》对这方面有较多的记载。帝相时，曾征伐淮夷和风夷、黄夷，其时“于夷来宾”。帝少康时，“方夷来宾”。帝杼时“征伐东海，至于王寿”。帝芬时，畎夷、于夷、方夷等“九夷来御”。帝芒时“命九夷”。帝泄时“命畎夷、白夷”等六夷。至帝发时，仍有“诸夷宾于王门”。由此看来，对诸夷的统治确实是夏代的大事，夏朝应包括夷人区域。前述的有穷氏、寒氏等，在当时应该是夏朝的重要支柱，夏朝的统治在相当程度是建立在对夷人的统治基础之上，鲁西至潍坊一带是夏朝的重要地区。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近几十年来，山东地区已发现了不少龙山时代的古城，如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等。将这些古城排列起来，主要集中在鲁西南、鲁西北直到潍坊一带。这些地区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穷氏、有鬲氏、寒氏、斟灌等发展的历史基础。因此，我们主张，研究夏代不能忽视山东。

下面谈一下奄国的问题。

为什么要谈奄？奄国的时代背景是很重要的。奄是一个诸侯国。奄在什么地方？古书记载和我们对奄的知识是从后边向前推的。古书记载鲁封于奄，在西周初年，周公的大儿子伯禽被封在鲁国，鲁国的首都在曲阜。因此，大家相信奄国与曲阜有关。武王伐纣之后，并没有建都在商人的都城之上，而是把商人原统治的地区分成三个地区，即邶、鄘、卫，并派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来管理和监督，即“三监”，同时把纣的儿子武庚也封在此地。有人认为“三监”是武庚、管叔和蔡叔，还有人认为是管叔、蔡叔和霍叔，我认为管、蔡、霍这个说法比较好。武王回到了周都宗周，即现在西安附近的长安。他死后，由于成王年少，周公执政。管叔、蔡叔造谣周公要篡夺王位，并联合武庚造反。他们的叛乱得到徐国、奄国的支持，这就是所谓“三监之乱”。后来，周公就在成王的命令之下进行东征，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奄国消灭，即“践奄”。结果将奄国的国君迁到薄姑，即现在的青州。传说还有一部分的奄国遗民迁至江苏武进，现在武进太湖边上还有一个古城叫奄城。由此，我们向上推把奄国定在鲁国范围之内。

再往前推，就更重要了。因为奄在商朝的历史上曾经作过商朝的首都。根据史书记载，在商朝的中期，有一个王叫南庚，迁都于奄，其后有阳甲，亦都于奄，到盘庚时才由奄迁都到殷，即现在的殷墟（河南安阳）。换句话说，盘庚迁殷之前，商的都城曾一度在奄。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奄的遗址。如果能够发现，我们就可以对商的考古历史有新的认识。不过，在曲阜一带没有什么发现，特别在今天曲阜市区的范围之内是没有的，甚至连商代地层都找不到。那么古书记载奄在鲁国究竟可靠与否？这个问题到1973年左右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在兖州的李宫村出土了一组青铜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索刂]”，大家一致认为就是封伯禽时，封给他的殷民六族中的索氏。因为鲁国是在奄国基础上建立的，当时的遗民一定就是奄人，是没问题的。所以索氏就应该是奄民的一部分，而索氏就在李宫村。可见，殷民六族的分布范围就在兖州这一带，因此奄国也应该在这一带。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曲阜附近。进一步要讨论的是，在这个地区有没有能够使我们感觉到相当于作为商朝的都城，后来又成为奄国这么重要的商代诸侯国的遗存呢？近年来，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地点应该说够得上资格，即滕州前掌大。它离曲阜有一定距离，可还是不远。前掌大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已有了非常重要的收获，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前掌大遗址是一个很大的商代墓葬群，而这个墓葬群出土的东西完全够一个商朝的重要诸侯国的水平。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如古时的铜胄，也就是铜盔，在殷墟发现过，这里也有，而且不只一次地发现。墓地规模之大是整个的商朝墓中所不多见的，因此，我认为应该与奄有一定关系。这样，我们看到，奄国的历史由于考古发现，应该说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线索。从曲阜、兖州到滕州，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会给我们对于奄国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大家还可能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商朝的中心能够在山东、河南地区来回移动，一会儿在奄建都，一会儿又到河南的安阳去？实际上从考古学史上来看，继殷墟以后，最重要的商代遗址就发现在山东。安阳甲骨文的发现震惊世界，确定这是殷墟。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在1928年开始，到现在有70多年了，这是中国发掘历史最长的一个遗址。可是在这之后，比较好的商代遗址一直不多。再下一个发现就是1935年济南的大辛庄遗址，是中原地区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的商代遗址。大辛庄遗址最早是由当时齐鲁大学的两个传教士发现的，一个是加拿大的明义士（james menzies）。他是加拿大长老会的一个传教士，来中国后先在安阳当传教士，正好碰上了殷墟发现。他就骑着一匹又老又瘦的白马在殷墟转悠，收买了大量的甲骨和其他文物。后来，他在齐鲁大学教书时，有人把济南大辛庄出土的文物拿给他看，他就认识到那是商代的东西，是和殷墟一样的。真正报道和研究大辛庄遗址的，是他的同事林仰山（f．s．drake）。他在英文《中国科学美术杂志》上报道了大辛庄遗址。大辛庄遗址非常重要，其时代从二里岗上层，即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商代晚期。

1970年我被送去五七干校，到1971年冬天，由于郭沫若先生编《中国史稿》，将我调回北京。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了一大叠大辛庄龟甲的照片。这些龟甲虽然没有文字，但其制作方法与殷墟几乎是一样的。这就说明，在山东西部地区的商文化，是和安阳殷墟的文化非常接近的，所以，山东在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谈征夷方的问题。

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分属于商代后期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等九位商王。在古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殷墟甲骨文所记载的主要内容便是商朝的祭祀与战争。就战争角度看，武丁和帝辛这两位商王特别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武丁时期的战争不少，其中重要的战争见于文献的有伐鬼方和伐荆楚。帝辛时期的主要战争是“征夷方”。甲骨文里的“夷方”或释作“尸方”，或释作“人方”，我现在认为释为“夷方”较好，其事与《左传》、《吕氏春秋》所载的“纣克东夷”之事有关。

甲骨文里有关征夷方的材料，见于黄组卜辞。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最早的是王国维，然后有明义士、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包括我本人也做过一些研究。大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可是最重要的是，这组甲骨卜辞可以排列起来，从帝辛九年春天一直排到帝辛十一年春天，大约两年的时间，中间的史事可以连续。如帝辛九年，夷方如何作乱，侵犯了商朝，商王帝辛又如何筹备；到了帝辛十年又如何出兵，出兵路线如何，经过了什么地方；最后又如何打仗，如何取胜；胜利后又如何回去，如何庆祝，等等。“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据此作了年代推算，对确定帝辛的王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过去，关于夷方的具体地望，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夷方是淮夷，有的认为属东夷。有关商人证夷方的方向，亦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向西方打，有的认为是向南，有的认为是向东。我们认为，商代离我们已很遥远，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如果单纯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地名，终究有些危险。再说，甲骨文的地名也有异地同名的，光靠系联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真正确定甲骨文地名的方位，还有赖于考古学提供有力的证据。当然，要找到这样的证据谈何容易，但机会终于来了。

第一个证据便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索”氏铜器。“索”这个地名就见于征夷方的甲骨卜辞中。现由“索”氏铜器可知，“索”的地望在山东兖州，征夷方时经过了此地。

第二个证据是杞国铜器。征夷方的卜辞里有“杞”这个地名。在文献和古文字材料里，“杞”有两个，一在今天河南的杞县，二在山东新泰。我们认为，征夷方的“杞”在新泰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清末道光、咸丰年间，在新泰出土了写有“杞伯”铭文的青铜器，说明新泰曾是杞国的都城所在。不过，这批铜器的年代在西周后期，时代稍晚。能直接证明新泰在商代也为“杞”地的证据，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杞妇卣。根据此卣的形制与花纹判断，其年代当在商末。此卣盖器对铭，一行四字：“亚醜（此字待考），杞妇”。器主系亚醜族氏之女而嫁于杞者。过去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里，曾出土过商代的亚醜族氏的青铜器。商末的杞国与益都的族氏通婚，其地理位置也不能太远，新泰在位置上是适宜的。

第三个证据是小臣醜与相关的青铜器。甲骨卜辞里曾记载了小臣醜赴攸以御夷方的事。这个小臣醜与苏埠屯大墓所出青铜器的亚醜族氏有关。益都今称青州，小臣醜参与征夷方，大概也在此地不远。此事还可得到商末铜器小臣艅犀尊的支持。该器传清道光时出在梁山，所谓“梁山七器”之一，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其铭文有：“王锡小臣艅夔贝，惟王来征夷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

还有一个地点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在征夷方的甲骨卜辞里，还有一个“淮”地。过去，大家都将其与淮河相联系。我的想法是古文字的这个字可能不是“淮”而是“潍”，也就是在现在的潍坊。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商人从河南安阳出发，往东征东夷的路线就很顺了，即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向东进发。征夷方卜辞还有提到“齐”的。当然，关于“淮”与“潍”的问题还需要直接证据，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总之，从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材料来判断，商人证夷方的地点大多在山东，因此，商末的夷方与东夷当为同一事。

下面讲到西周时期山东地区的诸侯国问题。

我们通过对《春秋经》和《左传》的研究，可以获得有关东周的历史与地理的许多信息。可惜，我们研究西周历史地理缺少这样完整的文献典籍。因此，我们需要借助不断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及田野发掘，来弥补有关西周历史书面文献不足的缺憾。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已对这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其中有些与山东有关。比如，前些年，在山西曲沃的晋侯墓地出土了一套晋侯苏编钟。“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出编钟的8号墓中采集了木炭样品，经过测定和研究，推知钟铭所记事件在周厉王三十三年。编钟记载了周王进行了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地点就在鲁西南的汶上、东平、郓城一带。通过对晋侯苏编钟的研究，可以考见周厉王时期西周王朝与山东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不再赘述。今天，着重谈谈西周时期在山东的封国问题。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地，这是因为西周初年“齐”和“鲁”两个诸侯国被封在山东境内。但是西周时期，山东并不仅仅只有齐鲁两个诸侯国，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封国。

关于纪国。纪是西周时期山东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它跟齐国一样也是姜姓国，其都城在现在的寿光。在寿光有一个纪公台，出土过一件西周青铜钟，上有“纪侯”名字。西周金文中“纪”有两种写法：“己”与“●[己其]”。纪侯钟的“纪”即作“己”。有关纪侯的铜器还见于莱阳前河前出土的纪侯壶，其铭云：“己侯作铸壶，使小臣以汲，永宝用。”此外，在烟台芝罘区的上夼还发现了两件西周晚期的纪侯鼎，铭文分别作“己”和“●”，说明两字可以互通。纪侯器从寿光到莱阳直到烟台等地都有发现，足见纪国统辖的范围之大。就重要性看，纪国不如齐国，但纪国的领域之大够得上齐国。纪国所辖的这个范围，在考古学上大概可以由珍珠门文化来概括。

关于姜姓国。很多人认为，山东的齐国姜姓是由于姜太公封在这里，甚至有些古书也这么说。其实，姜姓在山东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根据《国语·周语》可知，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妻子太姜是逢伯陵的后裔，而据《晏子》等文献可知，逢伯陵在商代就已在临淄一带。由此可见，姜姓在商代就在山东，也就是说，在太公封齐之前，齐地早已是姜姓的地域。《史记·齐世家》说太公是“东海上人”。周武王把太公封到齐国，正是因为这里是姜姓的老根据地。所以，我们谈论齐文化，应该追根溯源，不能仅仅停留在姜太公封齐之后，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关于莱国。据古书记载，姜太公初封齐时，他拼命往封地营丘奔走，因为他预料可能会有人与他争这块封地。结果真的遇到了“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莱也是西周时期山东的一个重要诸侯国，都城在现今的龙口。在龙口灰（归）城遗址里曾出土过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有“厘”即“莱”字。莱是子姓国，是商朝的同姓，在商朝的晚期已经存在，西周时期长期与齐为敌，直到春秋时期，才被齐所灭。

关于滕国。西周时期，山东西南部的诸侯国，除了鲁国以外，还有滕国比较重要。滕为姬姓国，是文王庶子滕叔绣的封国。考古工作者在滕州发掘的庄里西墓葬群，推测就是滕国公族的墓，内中出土有大量从西周到战国的青铜器。多件铭文有“滕公”字样，滕公就是滕叔绣。

现在，我们再来横着看山东地区在西周时期的封国。其西南地区有鲁国，鲁国南面有滕国，鲁国的东面有齐国，齐国以东有纪国，纪国的北面是莱国。滕以南还有许多小国，就不说了。这样，我们对西周时期山东的情况就比较清楚。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西周在山东地区的统治主要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的征伐基础之上的。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最后东夷完全融汇到西周文化里了。

最后想谈谈周王朝与山东地区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年来我个人一直反对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应该再加一个“再”字，叫“秦始皇再统一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秦始皇之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只不过那时的统一没有秦兼并时那么完整严密而已。但必须指出的是，夏商周三朝的政教影响到了相当广大的地区。就西周来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西周时期，不管什么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其铭文的字体都一样，如出一手。如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燕国青铜器，与陕西、湖北、江苏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几乎一样，这就反映了西周王朝的统一性。这种西周青铜器统一的局面，到了东周便不统一了，由于东周时王朝政教的势力弱了，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也是千奇百怪，反映出它的分裂。

西周王朝的统一性，在山东又有什么反映呢？这里可以举出例子。如在山东的济阳刘台子发现了一个西周早期的墓葬群，墓葬中出土了许多陶器、青铜器，还有甲骨，等等。其中青铜器有王氏所作的，由此可见，当地济阳与周王的关系非同一般。鲁国与周朝的亲密关系不必说了，齐国与周朝的关系也相当密切。齐国自太公以下五世死后都不是埋在齐国，而是埋在周，作为周王的从葬，可见齐国与周朝关系之特殊。《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的话说，齐国自太公以来，周朝就给予特权，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说明齐国在周朝心目中有重要位置。

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已开始疏远，但山东各诸侯仍与王室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我们这里可举不其簋的故事为例。不其簋这个青铜器是秦人所作，过去只有一个盖传世，最先由罗振玉收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个盖上有一篇长篇铭文，记载了不其受周王之命与猃狁作战，最后获得了胜利的经过。可惜的是器身一直没有见到。到了1980年，忽然在山东滕州的后荆沟挖出了一个墓，内中出有两个簋，全是有身有盖的。其中第一个簋身内发现了“不其”铭文。有趣的是：不仅这个簋身上的“不其”铭文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盖上的“不其”铭文一致，而且这个不其簋器口的尺寸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的盖口尺寸也完全一致，都是23．2厘米，纹饰也一样。因此，历史博物馆的盖，很可能正是后荆沟那个簋的原盖。过去，我曾撰文指出，不其簋是最早的秦器，器主是秦庄公其，“不其”的“不”是发声词，“不其”就是“其”。不其簋所记的战争年代应为周宣五四年或六年（公元前824或前822年）。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秦国的铜器怎么会跑到滕州来呢？而且还后配了一个盖？不但是配了一个盖，而且还另仿了一个整簋，盖、身齐全。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谜20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然而最近终于给了我们揭开这个谜底的机会。

前几天（2002年4月21日）我和江林昌博士到滕州博物馆参观，在那儿我们看到，不其簋的那个后配的盖上也有字，提到当地的国君娶了周王的女儿为妻。原来，在春秋早年，秦国是秦武公当政，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发现了秦武公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秦武公的妻子也是周王的女儿，称“王姬”。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推测，即秦武公与这里的国君是连襟，有人叫“一担桃”。因为这样的亲戚关系，青铜器就有可能作为贵重礼物进行馈赠。结果，秦武公祖先的青铜器不其簋就来到了山东，配了盖，铸了字，还配了另一套簋，最后又作为重器随葬，于是有了1980年后荆沟两套簋的出土。

这个故事，包括一些想像的成分，不一定准确。可是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西周时代的山东诸侯国，一直到春秋时期，仍与周王朝有婚姻关系，联系紧密。这是我们过去所想像不到的。

以上五个问题，概括起来是想说明一点，即山东地区在整个夏商周时期都是极其重要的，山东古文化在整个中国文明史进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