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图片大全图片2017:中国全史分卷《远古暨三代史》

     确保子女的父系血统，是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焦点。因为子女具有父亲的血统，才能使父系的血缘关系得以延续，财产亦不致落入他人之手。四川盐源县某些普米族地区，流行一种审新娘的仪式②。其目的就是为了确认新娘所孕子女是否具有丈夫的血统。
     普米族的婚礼，仪式繁复。即男方迎娶新娘，需多次方可完成。男方接一次，女方逃一次。有的婚礼延续③时间长达一二十年之久，故称“三回九转”。头几次迎娶，新娘由女伴陪住，夫妻不能同房。然后女方逃回娘家。到第四次接回新娘后，新郎则必须设法与妻子同宿，并尽力挽留她多住些时日。新娘则力图逃回娘家。因为她一旦受孕，娘家就不能留女儿在家分娩，她在娘家居住的权利即行终止，必须移住夫家。女子在逃回娘家期间，可以自由结交异性，但不得发生性关系。新娘怀孕后，男子将其接回，并组织一群老年妇女，围审新娘。众人席地而坐，把新娘围在当中，要她交待13岁穿裙子以后，与哪些男子同居过。审问时，如新娘不老实交待，就要进行体罚，直至新娘老实交待。
     某些少数民族的父系制以十分巧妙的方式取代了母系制。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县的基诺族就是如此。一种方法是冒名顶替。解放前，基诺族已属父系制，其长老都是男性长者，但在隆重的祭祖仪式和重大节日的祭祠和唱词中，却必须以左米尤卡，即村寨的老祖母或女长老相称。父系制下的男性长老沿用女性长老的名称，显然当年在母系制下氏族首领曾属女性。否则，父系制时代以男子为尊的氏族长老绝不会尊卑颠倒，屈尊冒女子之名。这说明，男子们在取代母系制时甚至连传统的名称也不必改，只要达到目的即可。男巫取代女巫的地位也是如此。解放前，基诺族早已没有女巫。但在有的仪式中，男巫却装扮成女巫，叫做“尤卡”，即祖母。这也形象地说明，男巫取代女巫，同样玩弄了冒名顶替的把戏。
     另一种方法是假借神鬼的意旨。为了贬低母系祖先的地位，人们制造了神化的父系英雄人物，使父系祖先的崇拜居于主导地位。母系祖先原本由来已久。男子们在取代母系制时，并未抹煞这一事实，但是却又塑造了一些神奇的父系英雄，极力尊崇父系的祭祀，从而使母系祖先黯然失色。如阿西、阿哈这两个胞族都有自己的神刀，据说这神刀不必实际砍杀，只要刀一出鞘，刀刃所向，敌人自死，而且它还主雨主晴。这刀只能由男子掌管、祭祀，显然是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而创造的一种法宝。通过它，男子取得对原始宗教的控制权和祖先鬼神代言人的地位。
     ①陈克进：《从原始婚姻家庭遗俗看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
     ②严汝娴：《罕见的审新娘风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③杜玉亭：《基诺族母系制残余及其向父系制的过渡》，载《民族学研究》第二辑，第38—40页。
     基诺族有关农业的祭祀大权也掌握在男子手里。如在叫谷魂的仪式中，男家长背着公鸡在田间叫谷魂。回家后，要独自在仓库内杀鸡祭祀，然后把鸡吃掉。妇女不得参与其事。男子猎获的兽头肉，被认为是尊贵之物，要连夜剔光煮熟，并呼唤男子去吃，但绝不允许成年妇女参加。这种歧视妇女的禁忌，也被说成是“鬼神”的意旨。祭大龙——“洛毛竜”的那天，村社长老和父系家长要到村外杀猪祭鬼，回寨的路上则发出凌厉的叫声，让妇女赶快躲藏回避。不然，就会开罪鬼神，农业遭灾，狩猎不吉。这种宗教仪式中歧视妇女的习俗，也是父系制的产物。
     冒名顶替和假借鬼神，以其迂回曲折的方式，在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斗争中，巧妙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避免了激烈的冲突。但这是以妇女受压抑、被歧视为代价的。
     尽管母系制对父系制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抗争，却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潮流。经过反复较量，父系制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父系制代替母系制虽然残酷无情，但毕竟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完成的，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2、军事民主主义及有关的古史传说
     父系氏族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持续提高，私有制不断发展，人口逐渐增殖，各邻近氏族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维系氏族的血缘纽带则趋于松散，出现了许多氏族共居的地域性村社。相邻的村社又组合成部落。除土地、森林、河流等仍归属村社和氏族公有外，房屋以及牲畜、工具等动产已属私有。战争较前增多，而且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战争。但那时的战争纯属血亲复仇性质。加之地广人稀，不同部落之间少有联系，冲突的发生亦多属偶然。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社会财富有所增加，人口日渐稠密，各部落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乃趋于频繁。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社会上盛行人祭之风。因此，为掠夺财物和猎取人头而爆发的战争愈演愈烈。
     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少见的乱葬坑或灰坑中埋人的现象。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个乱葬坑中，有大小男女10副人骨架。在一个水井中埋有五层男女老少的人骨架，或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死者有的被杀死，有的则被活埋①。陕西客省庄二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埋有五具人骨架②。上述资料清楚表明，龙山文化时期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远远超过了仰韶文化时期。被杀害者男女老少皆有，人骨架又往往叠压数层。这些人当是被俘虏后集中杀害的。大量杀害俘虏的做法，说明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利用奴隶从事生产劳动的价值不大，因而没有留存的必要。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祭遗存，也曾有发现。河北邯郸涧沟的一座房基内发现4具人头骨，有砍伤与剥皮痕迹。显然死后又经剥皮。这4具人头骨，被用于祭祀地神，在建造房屋时，埋入房基内。云南的佤族对原始宗教信仰很深，盛行“猎头祭谷”的习俗。为了祈求五谷丰收，他们从敌对部落砍来人头供祭在木鼓房内。这一活动通常是在春播前举行，但若不能及时猎到人头，可延至秋收之前③。猎头祭谷，必然招致敌对部落的报复，因为他们也同样需要猎头祭祀。这样，彼此的仇杀就往往世代相传，很难和解。
     ①《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②《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佤族简志简史合编》，初稿，第64页。
     为了自卫和掠夺，部落和氏族首领的军事职能渐趋重要。他们除了继续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处理民事纠纷之外，还担负指挥战争的责任。部落和氏族首领的权限加大，并逐渐形成军事民主主义制度。随着战争的日益激烈和频繁，又出现了专职的军事首领。他们组织勇敢善战的武士，精心操练，成为对外战争的中坚力量。
     部落和氏族首领由选举产生，但逐渐固定于某些氏族或家族之内。他们是民众的公仆，也受到群众的尊敬。如不胜任可以罢免另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部落和氏族首领积聚的财富超过一般民众，并逐渐享有特权。各氏族首领组成部落的议事会议，决定部落内外的重大事宜。部落首领一般由年龄最长或最强大的氏族首领兼任。部落和氏族内所有的成年男子均有权参加人民大会。部落和氏族的重大决定，须经人民大会通过，方可生效。
     西盟佤族部落所属的村社都由若干父系氏族所组成①。如马散部落的各个村落由永欧、阿芒、亚木、西俄、彭基依、木依库、关切木、克里木、永格来和斯库等10个氏族组成。氏族社会虽然已经解体，但每个村社中仍保存原属各个氏族的聚居区，组成了村社中的小村落。部落有自己的地理范围，其政治、军事和宗教是一个整体。部落酋长所在的氏族是部落的中心，也是部落召开会议的所在地。部落酋长居住和召开会议的大房子尼阿木依吉，由整个部落共同建筑。各氏族要提供修建尼阿木依吉时所需的牺牲品和粮食。部落在战时是一个军事整体，由部落酋长统一指挥。凡是发生涉及整个部落的重大问题，便由部落酋长召集各村社氏族酋长会议，集体研究，并作出决议。部落酋长是会议的主持人。虽然会议具有民主讨论的特点，但是享有声望的部落酋长的意见起着较大的作用。

     ①宋恩常：《西盟佤族氏族制度的解体与阶级的产生》，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与家庭制度研究》I，第82—109页。
     氏族酋长由男成员世袭继承。继承的原则是父子接续，兄终弟及，而养子同样享有继承权。在村社形成后，历史古老的氏族酋长便自然过渡为村社的世袭首领。后迁来的成员以及人数少的氏族通常依附于古老和强大的氏族。首领的职责主要是组织氏族和村社的重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选举军事领袖，建造房屋和医疗疾病等方面的宗教祭祀。解释和运用习惯法，调解纠纷诉讼，决定并主持对村社和氏族内违法者的惩罚，如抄家、拉牛，以及对外的猎头等军事行动。首领的家通常就是会议的场所，商讨事情时还共同饮酒。
     随着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酋长逐渐享有某些特权。原来出于对氏族酋长的尊敬，而在宗教祭祀中赠送牺牲品的习俗，已变成固定的征收贡赋的制度。
     血族复仇是西盟佤族敌对氏族部落之间的基本战争形态。砍头祭谷以及掠夺财物，致使异氏族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例如马散与曼冷，歹格拉与朋奇是敌对部落。岳宋同培翁、温格、巴格岱是敌对部落。永广和困马是敌对部落等等。由若干村社组成的部落，建有共同的防御工事。村落四周的围墙和壕沟插满荆棘。村落设有寨门，寨门由指定的家庭把守。青壮年是当然的战士。用于狩猎的弩弓和刀耕火种之用的长铁刀，即是战斗的武器。近现代伴随火枪、步枪的传进，使佤族的原始血亲复仇更加惨烈。妇女虽不直接参加战斗，但须支援男子，背运酒饭。西盟佤族的氏族和部落还未产生世袭的军事酋长。称为窝朗或芒那克绕的首领就是最高的军事领袖，并组织占卜选定每次战斗的指挥者。指挥者通常是在猎头英雄中推选，以杀鸡占卜的方式进行。获选者的主要条件就是猎头英雄的卦，同以前猎头获胜所卜的鸡卦相同。习惯认为，以前猎头获胜的鸡卦能够保佑新的猎头行动同样成功。猎头获胜的鸡卦由猎头者及其后代作为圣物长期保存。这种鸡卦用人头发缠绕，并涂上人血、鸡血和鼠血，这些血就是鸡卦的牺牲。
     在长期血亲复仇的战争中，经常使用一些象征性的办法，向敌方表示宣战或求和。例如向敌对部落传送辣椒、火炭、子弹、鸡毛等表示宣战，而赠送烟草则表示求和。交战部落举行和谈的地址通常是在两个部落之间的山顶。和谈通常由调解人主持。如谈判达成和议，多由巫师背诵战争历史和被猎头的成员名字以示哀悼。双方互相敬酒并发誓，表示共同遵守议和条件。议和多由战败或理屈的部落向战胜者或有理的部落赔偿损失。最后交战双方互赠牛肋骨或穿孔的黄腊，以象征友好。关系密切的部落之间还有增进友谊的许多方式。
     据有关文献传说，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①。
     华夏集团的势力范围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以黄帝和炎帝部落最为强大。《国语·晋语》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少典氏和有蟜氏是两个互婚的氏族，经长期繁衍，逐渐分化，遂产生以黄帝和炎帝为始祖的两个近亲部落。
     黄帝号轩辕氏，“轩猿”即天鼋之意、是黄帝部落崇拜的图腾。黄帝生长于姬水附近。姬水源流在何处，尚不可考。《国语·晋语》云：“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氏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25宗可能是25个氏族，后来发展成12个胞族，进而结合成部落。青阳氏与苍林氏当是黄帝部落的中坚。
     炎帝生长于姜水附近。姜水是渭河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省岐山东。炎帝是姜姓部落的始祖。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

     东夷集团地处黄河下游流域，主要包括少皞、蚩尤部落。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皞氏以鸟名官，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鴠鸠氏、鸤鸠氏、爽鸟氏、鹘鸠氏，还有九扈等。蚩尤部落与少皞部落关系密切。《逸周书·尝麦》说，蚩尤“于宇少皞以临四方”。宇的本意为屋檐，屋檐下可居住，故引申为居住之意。“于宇少皞”，即居住在少皞的地方。可知蚩尤部落与少皞部落关系之密切。
     苗蛮集团居于长江中游流域。《战国策·吴起》云：“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彭蠡就是现在的鄱阳湖。左彭蠡，右洞庭，大致在今湖南、江西的北部。
     为了掠夺财物，扩大势力范围，诸集团之间战乱频繁。《史记·五帝本纪》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最激烈的战争有两次。一次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另一次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史记·五帝本纪》云：“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与炎帝的战争，是华夏集团内部的争斗。经过三次大的战役，黄帝才取得胜利，从而统一了华夏集团。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尤为激烈。后世为此杜撰出神奇的传说。《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读。”应龙及女魃皆为天神，能为黄帝助战，可知黄帝权威之大。蚩尤也非等闲之辈。他能调动风伯、雨师，以狂风骤雨和黄帝抗衡。黄帝最后依靠女魃，战胜了蚩尤。可是也给人间留下灾难。女魃虽来自天庭，却不再返回。她所居住的地方，连年干旱，赤地千里。经另一位神祗，叫叔均的，又去请求天帝，才将女魃安置在赤水的北边。叔均因功而得为田祖。据《海内西经》说，赤水发源于昆仑之虚，即今之青海高原。所谓赤水之北，指的就是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该地赤热，终年不雨。古人对此亦有所知，方能杜撰出这段神话。女魃是飘忽不定的神称祗。为了将其北逐，乃整修沟道河渠，以水将其驱赶。这从中也显露出古人与干旱斗争，兴修水利的痕迹。
     黄帝战败蚩尤，其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黄河下游流域，成为华夏和东夷集团共同尊崇的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史记·五帝本纪》曰，自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频繁的战争虽属掠夺的性质，但是在客观上增加了各部落之间的交往，因而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间的冲突，规模尚小。以后逐渐酿成激烈的战争。
     据传说，尧、舜、禹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著名领袖。诸人的生卒时间，诞生地点，历来众说纷杂。他们均经民主推举，就任天子的职位。天子，即上帝的儿子，秉承天意，治理凡间事物。尧在位时，正值洪水泛滥，百姓痛苦不堪。尧召集放齐、兜、四岳等部落首领商讨治水人选。众人皆推举鲧。尧认为鲧不能胜任。但经四岳一再坚持，终获通过。尧采纳了众人的意见，任命鲧负责治水事宜。经过九年的努力，未获成功。《史记·五帝本纪》对此有概略的叙述：“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解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

     尧在位时，灾祸不断。《淮南子·本经训》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上述记载，虽系传说，颇具神话色彩，若仔细分析，亦当有所依据。远古时代的部落、氏族多有各自信仰的图腾。貐、凿齿、封豨皆兽名；修蛇，即巨蟒；九婴，水火之怪；大风，乃风伯。以这些兽蛇神怪为图腾的部落、氏族不服尧之管辖，犯上作乱，终遭羿的诛杀。羿属部落首领一类的人物，是远古时代著名的英雄。
     尧按照氏族社会的古老传统，征求四岳的意见，慎重选择自己的继承人。舜以贤孝闻名于世，众人一致举荐。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便深入了解其为人。经多方考察之后，禅让天子之位于舜。《史记·五帝本纪》：“尧日：‘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择。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尧有子丹朱。但尧认为丹朱品行不好，故传位于舜，而不与丹朱。《史记·五帝本纪》云：“尧之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孟子·万章》云：“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这说明退休的首领即为平民，尧亦如此，并无终生的权位。
     尧让位于舜，确实出于公心，亦为明智之举。尧去世后，舜对丹朱采取辟让的态度，但人民信任舜，疏远丹朱。《史记·五帝本纪》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至丹朱而至舜，岳讼者不至丹朱而至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舜出身寒苦，终年辛勤劳作。舜父盲，且品质顽劣，母亲恶毒，弟象性情高傲。他们都想除掉舜。在尧妻二女于舜，并多予赏赐之后，其杀心愈盛。他们屡次设计害舜，均被舜逃脱。舜非但不报复，仍孝顺盲父，爱抚兄弟。其仁厚之心若此，亦可不辱治国之大任。《史记·五帝本纪》对舜的这段事迹有生动的叙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鱼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杆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从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怿，曰：‘我思舜，正忧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传位于禹的情况与尧传位于舜的情况类似。《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子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丑，禹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最后一位部落联盟的领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事迹妇孺皆知，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世界”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真实写照。至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私有制产生，阶级的萌芽，已逐渐蜕变为“小康”世界。《礼记·礼运篇》又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永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自此，人类跨入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出现奴隶主与奴隶尖税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产生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
     3、礼乐制度的产生
     礼乐制度盛行于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维系奴隶制等级观念的规范，也是奴隶主阶级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又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丧葬礼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死者入葬时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级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随葬品和有关遗迹，因而为研究古代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已有学者提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的新见解①。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约当公元前3500年至前2800年），该文化墓葬的型制就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的趋势，礼乐制度亦初现端倪。少数大墓的墓扩面积可达10平方米左右，并常见木质葬具。随葬品多至60余件，除玉、石、陶器之外，还有精致的象牙雕筒、象牙梳、象牙琮等。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出土的木质葬具，有长方形和井字形等样式。山东邹县野店第51号墓使用双层木质葬具②，井字形椁框，内套木棺，随葬品多置于棺、椁之间或二层台上。这种原始的棺椁伴随着贫富分化现象，显露出等级制度的萌芽。
     ①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净的白陶，乌亮的黑陶和精美的彩陶，陶瓶数量多达38件。最引人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2800年至前2400年）墓葬型制所反映的贫富分化现象愈加明显。如大汶口10号墓，墓圹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面积为13.44米。墓底有二层台，中央又挖掘一长方坑以放置死者，尚残留木质葬具的痕迹。死者周身覆一层厚约2厘米的黑灰，疑为衣着痕迹。头部佩戴着由77个单件组成的三串石质装饰品，佩戴的臂环、指环以及随葬的石铲皆为玉质，还有大型的象牙雕筒和象牙梳。随葬陶器90余件，包括洁随葬品中有84枚鳄鱼鳞板，分置于墓底、死者头右侧及左侧角。鳄鱼鳞板系鳄鱼皮朽烂后的残留物。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①，曾发现以鳄鱼皮作鼓面的鼍鼓。鳄鱼皮朽烂后，鳞板散落在木质的鼓腔内。据此推测，大汶口墓地10号墓很可能也随葬有鼍鼓。鼍鼓不是一般的乐器，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崇的地位，因而具有礼器的性质。河南安阳殷王陵②和山西灵石③，山东滕县④的商代方国首领墓皆曾出土鼍鼓。
     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的龙山文化陶寺早期墓地，数百座墓葬的型制，呈现出强烈而有规律性的级别差异。拥有上百件随葬品的大型墓6座，仅占已知早期墓的1%。无随葬品，或仅有一二件骨笄、石器的小墓则占80%以上。大小墓之间还有诸多层次的中型墓葬。随葬品有一定的组合。炊器有陶灶、鼎、大斝、石刀、木俎；食器有陶大口罐、盆、盘、豆、木盆、豆、勺等，木质仓形器上置骨匕，可能是食器或食器模型；酒器有陶小口折肩罐、高领壶、小斝、木斗、觚、杯等。乐器有鼍鼓、石磬等。兵器有钺、镞。工具有石斧、锛、磨器等。

     随葬品依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6座大型墓几乎囊括炊、食、酒器的所有种类。大墓突出的共同之处在于，随葬品中均有彩绘蟠龙陶盘。5座大墓随葬鼍鼓、特磬和土鼓三种乐器，因而规格最高。另一座大墓则没有乐器，因而规格略低。
     大墓和甲种中型墓有木案，皆摆放于墓主人头端，上置小斝及觚、杯等酒器。大墓的木案，案面绘精美的图案，甲种中型墓的木案则未经髹饰。大墓的俎上置大型“Ⅴ”字状石刀三件，甲种中型墓俎上只有1件小型石刀。大墓中的彩绘陶豆和木豆，每组均在10件左右。甲种中型墓的朱绘陶豆，每组不超过四五件。涂饰朱红圆点的大口罐，大型墓用14件，甲种中型墓只用两件。大型墓用肢解后的整猪，甲种中型墓只用猪头、蹄、肋等部位。级别较低的中型墓的器物组合则比较简单，一般不超过10件。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约当公元前2400年至前2000年），墓葬类型的分化尤为强烈，等级明显，亦具规律性。
     临朐西朱封大墓，面积11平方米，两椁一棺，在两椁之间以及内椁与套棺之间，分设足厢和边厢，内置陶器40余件，包括蛋壳高柄杯6件，墓主人随身佩戴玉坠和玉串饰。足厢和边厢的设置，表明木椁墓的形制已趋成熟。三重棺椁和6件蛋壳高柄杯，象征墓主人生前尊贵的身份和显要的社会地位⑤。
     ①《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②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台北，1968年。
     ③《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④邵望平：《〈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1988年，香港。
     ⑤《临朐发现龙山文化重要墓葬》，《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23日。
泗水尹家城木椁墓的规模更大，面积达23.6平方米。随葬品有白陶鬹、磨光黑陶甗、鼎、盒、壶等成组的精美陶器，狗下颌骨20余个。此外还有鳄鱼鳞板以及低温陶小圆锥体，推测当属鼍鼓类的乐器①。泗水尹家城第4号墓的规模也较大，面积8平方米，随葬陶器38件。该地还有只随葬一二件陶器或一无所有的小墓②。
     诸城呈子墓群已发掘的87座墓葬③，则显示出中、小墓的分化。呈子墓葬可分四类：第一类5座，占总数5.7%，墓坑面积约2平方米左右，皆有木质葬具，随葬品较多且精美，均有蛋壳黑陶高柄杯和猪下颌骨；第二类11座，占总数12.6%，墓坑略小，部分墓有木质葬具，陶器多超过5件，有的墓随葬蛋壳高柄杯和猪下颌骨；第三类17座，占总数20%，墓坑小，皆无葬具，随葬一二件陶器；第四类54座，占总数62%，墓坑窄小，无葬具和随葬品。从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大墓，到诸城呈子四类中小型墓，清楚地反映出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复杂的等级序列，进而展示了部落、氏族首领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生前身份贵贱以及地位尊卑的明显差异。
     长江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约当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龙山文化，历史进程大体相近。良渚文化的大墓，面积一般在5—9平方米之间，有木质葬具，还曾发现朱绘木棺或木椁的痕迹。随葬品以琮、璧、钺、璜等礼玉和佩玉为主，陶礼器则以鼎、豆、簋、盉、壶、贯耳壶为基本组合形式，数量多超过百件。部分较小，且不见玉器的墓，随葬品或三五件，或10件左右不等。也有的小墓，无任何随葬品。由此亦显示出墓主人贫富分化和等级的不同。
     龙山文化及与之时间相近的诸考古学文化，正值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当时虽然尚未出现青铜礼器，但是通过由陶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的不同组合，以及其它因素所显示的丧葬制度，反映出享有特权，并占有大量财富的部落、氏族首领、贵族之间的级别序列，及其与广大平民的尖锐矛盾。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言，礼乐制度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法则。礼乐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形成于龙山时代的礼乐制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透露出奴隶制国家即将诞生的信息。
     ①于海广：《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史哲》1982年第2期。
     ②《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8期。
     ③《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夏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从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过渡为奴隶制王朝，并非一帆风顺。夏代的第一位国王启平息部落贵族的反抗，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夏王朝又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才确立奴隶制度。夏王朝设置军队、官吏和监狱，这是奴隶制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奴隶和平民深受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不断进行反抗和斗争。夷人与夏人关系密切，但视夏王朝的兴衰而叛服不定。末代国王桀荒淫无道，民心丧失殆尽，夏王朝终为后起的商国所灭。
     （一）夏文化的探索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古代文献对夏朝的论述虽仍系传说，但是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已被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为信史的情况推断，《史记·夏本纪》关于夏代历史的记载，亦当有所依据。
     因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类似甲骨文那样的有关夏代文化的确凿的实物资料，夏文化的遗物也难以辨识，所以，在夏纪年内，分布于文献记载中夏王朝主要统治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夏代的纪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通行的历史年表采用的夏代起讫时间，为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
     传说中夏王朝的都邑以及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诸多地点，古代文献对其地望的记载颇多差异，后世学者的考证也分歧很大。但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在豫西，尤其是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晋南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浍、涑水流域，学术界的看法基本还是一致的。
     目前，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的目标已经逐渐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因对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获得大量的比较系统的资料而得名①。二里头文化分两个类型，一个是以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另一个是以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②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相同或近似之处，也有某些差异，所以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地方类型。
     ①《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第17期。
     ②《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二里头遗址按时间顺序以及文化内涵的变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出土的标本经过碳十四测定，一期至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东下冯遗址测定的数据较二里头遗址的数据稍晚。二者的年代大体都在夏纪年的范围之内。
     二里头类型遗址已经发现数十处，主要分布于豫西地区。除偃师二里头遗址之外，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还有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偃师灰嘴、高崖，登封玉村，渑池鹿寺，临汝煤山，郑州上街、洛达庙，浙川下王岗等地点。
     古代文献关于夏人在豫西活动的记载很多。《逸周书·度邑解》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朱右曾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卷五中说：“雒汭，雒水入河之处，在河南府巩县北。伊汭，伊水入雒处，在河南府偃师县西南五里。”《史记·周本纪》索引云：“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国语·周语上》亦曰：“昔伊洛竭而夏亡。”上述记载和考证清楚表明，河南省的伊、洛地区正是昔日夏人所居之处。二里头类型遗址的分布范围恰与“有夏之居”的地望相合。
     东下冯类型遗址也发现几十处，分布于晋南的运城和临汾盆地。已发掘的遗址有夏县东下冯、永济东马铺头、翼城感军和襄汾南大柴等地点。晋南素有“夏墟”之称。《左传·定公四年》云：“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叔虞为晋国始封之君，其地在夏墟，是古唐国的故土。叔虞封唐乃称唐叔虞。《史记·晋世家》对此有所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对夏墟的地望曾有详细考证，认为“《左传》所指的夏墟当在山西的西南部”①。东下冯类型遗址分布于晋南，大致在汾、浍、涑水流域，与“夏墟”的地望相符。

     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王湾类型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水流域，主要遗址有洛阳王湾、矬李、孟津小潘沟、偃师高崖、临汝煤山和登封王成岗等。在王湾遗址的发掘中，获得大量富代表性的资料②，王湾类型因而得名。王湾类型的分布地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分布地域大体一致。在地层关系上，王湾类型又直接叠压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之下。二里头文化一期与王湾类型之间，在文化面貌上有明显的承袭关系。所以，王湾类型晚期也应在探索夏文化的范畴之列。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分布区域集中于晋南的临汾盆地，翼城、曲沃、襄汾、侯马、新绛等地均有发现。其地域也正在“夏墟”的范围之内。陶寺类型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起讫时间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若此，则陶寺类型晚期在夏纪年范畴之内，亦当属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南大柴遗址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③，与陶寺遗址皆为襄汾县所辖。两地隔汾河东西相望，距离仅15公里。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早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二者在时间上大致衔接。但是南大柴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的文化面貌差异颇大，二者并无明显的承袭关系。可知陶寺类型的发展受到遏制，其去向目前尚不清楚。东下冯类型并未直接承袭当地的龙山文化，而是自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的地方类型。
     ①《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②《洛阳王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4期。
     ③《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例如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经碳十四测定，时间为距今2000年左右，虽然大体在夏纪年之内，但因该文化的分布，非夏人主要活动区域，其先民不属夏民族，所以不在探索夏文化的范畴之列。
     （二）夏的先祖
     鲧和禹是夏的先祖，古代文献并无歧异。《史记·夏本纪》云：“夏后帝启，禹之子。”又云：“禹之父曰鲧。”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昂，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斥而生禹。”但是对鲧以前的世系，记载却颇不一致。例如，《史记·夏本纪》云：“鲧之父曰帝颛顼。”《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由此可知差异之大。颛顼系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在古代各帝之中，颛顼是最难明了的①。故此，鲧以前的世系也就不易追寻了。
     夏的先祖鲧和禹的生平事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夏人早期的历史。
     鲧的居地在崇。《史记·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云：“鲧封于崇。”故《国语·周语下》谓之“崇伯鲧”。《帝王世纪》亦云：“夏鲧封崇伯。”崇，指的就是崇山附近地区。崇山，即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禹的居地在阳城。关于阳城的地望，历来众说纷纭，或在山西，或在河南。徐旭生先生以河南颍川说根据充足，旁证有力，认为其可信程度较大②。鲧和禹生活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阶段，正值考古学文化上的龙山文化时期。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颍水流域，是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分布区。无论在时间或地域上，都与夏人早期的历史相合。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县告成镇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一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城址③。从城内出土“阳城仓器”戳印陶文，证明该城确是东周时期的阳城，与古代文献关于阳城在嵩山下之颍川的记载，不谋而合。以后，又在告成镇西的王城岗上发掘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垣遗址④，更为鲧居崇和禹居阳城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鲧因所用方法不当，治水失败，被尧殛死于羽山。这是鲧之死最流行的说法。《国语·鲁语上》云：“鲧障洪水而殛死。”韦昭注：“鲧，颛顼之后，禹之父也。尧使治水，障防百川，绩用不成，尧用殛之于羽山。”《礼记·祭法》亦云：“鲧障鸿水而殛死。”
     但是，有的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又提出两种不同的看法⑤。
     一种看法是，鲧被流放至羽山，终死于此。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鲧因争夺权位，触怒于尧而被诛杀，故与治水失败无关。
     尧、舜和鲧所处的时代，正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部落首领的特权日趋扩大。军事民主制度下的部落联盟领袖的禅让传统逐渐破坏，争夺权位的斗争在所难免。鲧因此被杀，并非无稽之谈。鲧既被杀，其治水的任务当然就不可能完成了。而后世又把尧舜捧为圣人，罪责只能归之于鲧，这就是流传下来的鲧治水失败的种种传说。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②《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③《春秋战国时期古阳城遗址的发掘》，《光明日报》1978年1月27日。
     ④《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登封告城遗址的发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
     ⑤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51页。
     禹的生平事迹见于记载，并与治水有关的，还有娶涂山女为妻之事。
     禹娶于涂山，文献的记载大体一致。《吴越春秋·越王吴余外传》云：“禹三十未娶……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史记·夏本纪》云：“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工。”集解引孔安国曰：“涂山，国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复往治水。”《尚书·益稷》亦云：“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已传为脍炙人口的佳话。禹三十未娶，新婚四日，便舍妻离家，奔赴治水工地。子启出生，亦置之不顾。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愈发感人肺腑，禹的形象更为高大。
     据文献记载，四川、安徽、浙江、河南有多处地点皆称涂山。若联系治水活动，禹娶妻的涂山应在河南境内。《吕氏春秋·贵因篇》云：“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淮南子·修务训》云：“禹……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战国策·西周策》云：“秦攻魏将武军于伊阙。”高诱注：“伊阙在洛阳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伊阙乃天然生成，非禹所开凿。但是这些传说，反映禹确曾在伊水流域治理过水患。
     （三）夏王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度的巩固
     据文献记载，禹去世后，传位于益。但益的声望不及禹子启。于是，诸侯拥戴启即帝位。《史记·夏本纪》云：“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益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从表面上看，启代益继承帝位，是大势所趋，和平交替。实际上，益并未让位于启，启亦不贤。启倚仗禹的权势，早已积蓄力量，觊觎帝位日久。启、益之间，为争夺帝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启用武力废止父系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代之以父子因袭的家天下。益终被诛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在部落贵族的一片厮杀声中诞生了。启成为夏朝的第一任国王。

     文献对这场斗争多有记载。《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亦云：“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启继帝位，并未得到部落联盟的一致支持。启杀益，更激起不满与反抗。有扈氏率先发难。《史记·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有扈氏为夏初的一个部落，其地在陕西鄠县，今作户县。甘，在鄠县南。《汉书·地理志》云：“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括地志》云：“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史记·夏本纪》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隐：“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启代有扈氏之前，曾在甘誓师。讨灭有扈氏之后，启的统治地位才得以确立。
     夏王朝建立在掠夺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贵族将战争中的俘虏降为奴隶，并投入生产领域。奴隶劳动是无偿的。奴隶主攫取大量的财富，进一步促进了奴隶制度的发展。
     夏代的农业虽然仍旧使用木、石、骨、蚌质的生产工具，但是已经能够大规模治理水患，兴修灌溉设施。加之大量利用奴隶劳动，使农作物的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随着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古代人类逐渐认识到天文历法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夏人已经掌握许多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孔子曾主张行“夏时”。《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历书，虽成书于夏代以后，但记载了夏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夏人掌握天文历法知识，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夏代的手工业有较高水平。冶铸铜业是新兴的一个重要手工业部门。冶铸铜业所采用的复杂工艺，体现出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成批奴隶投入劳动，使需要大量人力的冶铸铜业得以较快地发展。
     据文献记载，许多部落曾向夏贡铜，以铸鼎。《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九牧即九州之长，当是众部落首领的统称。“贡金九牧”，即“九牧贡金”之倒文。物，指鼎上所铸怪兽之图象。启曾遣人进山采铜，在昆吾铸鼎。夏铸九鼎，并传至商、周。《墨子·耕柱》云：“昔日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鼎成，三足而方，……以祭于昆吾之虚。……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开即启，汉人避景帝讳，改启为开。折同摘，即掘也。昆吾在今河南濮阳，是夏属的一个小国。三国，指夏、商、周三代。
     上述记载虽系传说，但在夏纪年内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使用青铜器，却是客观事实。二里头遗址曾出土铜爵、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鱼钩和镶嵌绿松石的圆形铜器等。铜爵，含铜92%，锡7%，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这个铜爵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系多合范铸成①。二里头遗址还曾出土铜戈，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武器。《越绝书》中提到夏“以铜为兵”，由此亦得以证实。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青铜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启死后，其子太康即位。夏朝自此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动乱时期。太康沉迷于游猎，不理国事，渐失民心。后羿乘机驱逐太康。太康与五个兄弟及母亲避居于洛水之北。兄弟五人因不得返国，乃作“五子之歌”，以发泄对太康的不满和悲怨之情。夏人虽拥立太康弟仲康为王，但实权仍为后羿控制。后羿是有穷氏的首领，与神话传说中尧时的射日英雄羿并非一人。仲康死，后羿篡夺仲康之子相的王位，颠覆了夏王朝。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羿代夏”。

     后羿自恃善射，疏远贤臣，将朝政委与宠臣寒浞，自己终日在外游猎。寒浞早已垂涎王位，纠集亲信，杀死后羿，并烹煮其**迫后羿之子进食。其子力拒，亦被杀。寒浞自立为王，并霸占后羿之妻，生浇和豷。寒浞处心积虑，妄图根除夏王族后裔。浇成人之后，除灭收留相的斟寻氏和与之联盟的斟灌氏，相亦被杀。相之妻后缗身怀有孕，逃归娘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成人后，曾担任有仍氏的牧正。浇追杀少康。少康乃投奔有虞氏，娶其二女为妻，并任庖正。此时，他拥有一成的田地和一旅的奴隶。少康聚集夏人的力量，又联络夏的遗臣靡和有鬲氏，以及斟寻氏、斟灌氏的残余势力，最后消灭了浇和豷，终于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夏王朝的奴隶制度才得以确立。
     文献对上述历史多有记述。《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集解引孔安国曰：“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又曰：“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曰：“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缗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
     《史记·夏本纪》正义所引《帝王世纪》，追述后羿的先祖以善射传世。对“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的史实，亦有与《左传》类似的记载：“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以上，世掌射正。至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正。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于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即浇）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婚，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收斟寻二国余烬，杀寒浞，立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
     关于夏王朝的世系，《史记·夏本纪》有详细的记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夏代共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时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所谓“有王”，即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无王”，则为羿和寒浞篡夏之时。
     （四）夏代的政治制度
     1、夏代的阶级关系
     夏王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夏王朝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某些部族被夏王朝讨灭之后，组织形式依然保留，其成员整体均沦为奴隶，例如，据《楚辞天问》注，启讨灭有扈氏，将其部族成员罚作“牧竖”，即放牧牲畜的奴隶。

     夏王朝的贵族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奴隶。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失国逃奔有虞氏时，仍“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少康寄居他族尚且如此，其贵为天子之时，直接控制的土地和奴隶当巨不胜数。
     夏王朝统治者发动战争，除掠夺财富和奴隶，也为了攫取美女，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据《国语·晋语》记载，夏朝末代国王桀讨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竹书纪年》云，岷山氏“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
     平民是夏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平民的地位虽高于奴隶，但是也深受贵族的压迫。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是社会的重要矛盾。平民意愿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夏王朝的安危。后羿之所以能篡夺夏王朝的政权，正是因为太康沉迷于田猎，失去了平民的支持。后羿“不修民事”，终日游乐，亦为寒浞所杀。寒浞重蹈太康、后羿的覆辙，“不恤人事”，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实乃万古不变之真理。少康灭寒浞之后，经其子杼的治理，夏朝复趋稳定。杼是夏朝的一代著名国王。《国语·周语上》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意思是说，杼能继承禹的功业，因而夏人以高规格的报祭来祭祀他。
     夏朝末期，统治阶级对奴隶和平民的压榨日益深重，导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史记·夏本纪》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夏桀暴虐无道尤甚，大肆搜刮百姓，屡次发动对外战争，民怨沸腾。《史记·夏本纪》云：“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桀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又广收美女，伎乐之人，充陈后宫。桀宠爱妹喜，不惜大量撕扯贵重的丝织品，甚至造酒池行舟，以博取妹喜的欢心。
     史家以悲愤的笔墨无情鞭挞桀荒淫无度的劣行。《竹书纪年》云：“桀（筑）倾宫，饰瑶台，立玉门。”《管子·轻重甲篇》云：“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列女传·夏桀末喜传》云：“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妹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帝王世纪》云：“末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桀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民众的无比仇恨。诸侯国亦不甘臣服，伺机反叛。桀非但不思悔改，反而自比天日，顽冥不化。百姓切齿咒骂，宁愿与太阳同归于尽。《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尚书大传》曰：“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史记·殷本纪》云，众人曰：“是日何时丧？予与汝皆亡！”
     夏王朝危机四伏，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关龙逢直言劝谏，竟被桀所杀，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韩诗外传》云：“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
     商是夏朝的东邻属国。在汤的治理下，国威日盛。汤集聚不堪夏朝统治的方国和部族，大有取夏而代之的气势。桀既已不可救药，其臣属纷纷投奔商汤，以求自保。夏太史令终古为其中之著名者。《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淮南子·汜论训》亦云：“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亡。”

     夏王朝险象环生，气数殆尽。商汤乘机起兵，桀败走鸣条，夏遂亡。《帝王世纪》云：“桀**，灾异并见，雨日斗射，摄提移处，五星错行，伊洛竭，慧星出，鬼哭于国，汤伐之。”《史记·夏本纪》云：“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鸣条，在今山西蒲州安邑县境内。《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2、夏朝的政权结构
     有关夏朝国家政权的资料甚少，虽属管中窥豹，但据此仍可知夏朝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
     国王是夏朝的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
     夏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启讨伐有扈氏时，于甘地誓师所作的誓词中，可略见端倪。《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
     “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
     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
     正，是夏代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见诸文献的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分别为管理车辆、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之庖正”。
     夏朝设置太史令。太史令终古以谏桀无效而奔商闻名于世。
     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
     夏王还临时委任臣属执行专门的使命，犹如后世之钦差大臣。《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所载《甘誓》，对军队的刑罚有具体阐述。“用命，赏于祖。”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国曰：“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奔北，则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子则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耻累也。”
     夏代有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
     3、夏代的部族
     夏王朝是姒姓为主体的多部族国家。《史记·夏本纪》云：“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与夏王朝关系密切的异族，主要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流域的东夷和淮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统称之为“九夷”。夷人对夏王朝叛服不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夏王朝国势的盛衰。《后汉书·西羌传》云：“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
     夏朝前期，因国内局势动荡，无暇外顾，夷人势力迅速强大。东夷首领后羿甚至利用太康失国之机，把持夏的朝政，最终取而代之。少康中兴，重振国威，才使夷人处于臣服的地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云：“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繇（同由）是服从。”《后汉书》卷一百十五《东夷传》注引《竹书纪年》云：“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三、商代政治
     商汤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朝从汤始建至纣灭亡于周，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余年，其存续时间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
     商族的始祖名契。自契至汤共有14世，然其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商族在立国前大致仍处于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当时商族经常迁徙，其活动范围大概不出今河南至山东的黄河两岸及河北南部一带。商汤灭夏建立国家之后，商人以本族为中心，在继承夏代奴隶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了奴隶制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商王国的势力范围亦随其国家政权的稳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大。其影响所及，南已达长江流域，北到燕山，西抵陕西关中，东至海滨。其间众多的方国部落或臣服于商，或不时与之发生争斗。各族间相互交流，共同创造了商代文明。在这种形势下，商王朝成为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一）先商社会
     1、商族的起源与先商世系
     先商一般是指商人在灭夏前所处的一个历史时期。相传契为商族始祖，其母简狄为有娀氏之女，帝喾次妃。关于契的出生，司马迁写到：“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而生契。”①《诗·商颂·玄鸟》亦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显然上述记载是一则神话传说。众所周知，在人类各民族中，利用神话传述本族的早期历史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神话中往往包含着真实的历史。上述传说很可能反映出商族是以鸟为图腾的北方民族，其在契之前尚处于母系制社会。契做为商族的第一个明确的男性始祖，或许表明当契之时商族已正式确立了父权制。
     契以前的商族历史目前尚难于考证，所谓先商时期主要是指契至汤这段时间。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和殷墟卜辞可知，先商世系依次为：契——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王亥（振）、王恒——上甲（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主壬）——示癸（主癸）——天乙（成汤）。
     商先公的事迹古籍所记均很简略。相传契在舜时曾为“司徒”，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商②。契所生活的时代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显然不会存在分封等后代才有的事，此处“分封”或许只是反映了商族当时曾聚居于商这个地方而已。昭明是契的儿子。《荀子·成相》中有如下说法：“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迂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其下关于相土、昌若、曹圉、冥等人，史书记载极为简略。《诗·商颂·长发》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语，此相土即指昭明之子相土。《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有类似的说法；“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可见冥曾勤于治水。振在甲骨文中称做王亥，曾到有易族的地方，被有易所杀。《山海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微，卜辞称做上甲，在甲骨文中常见，受到其后人的隆重祭祀。《竹书纪年》说上甲“假师河伯以伐有易”，杀掉有易之君，报了王亥被杀之仇。报乙至示癸诸先公史书记载又略。成汤是商王国的开国之君，其事迹在后世广为流传。
     ①《史记·殷本纪》。
     ②《史记·殷本纪》。
     关于商人建国前的历史及其物质文化遗存，不论是在历史学还是在考古学中均未获得最终解决，甚至连这一时期较详细的历史编年亦未建立起来。因此，要想充分了解商族的早期历史，尚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的研究。
     2、契至汤八迁及先商社会
     《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契至汤八迁其居。关于八迁的具体地点在清代以前并无系统的论述，因而也鲜为人知。明确提出八迁及其具体地点的是清代学者王国维，他在其所著的《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详细考证了商先公的八迁：“今考之古籍，则《世本·居篇》云：‘契居蕃。’契本帝喾子，实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由番迁于砥石，是二迁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迁商，是三迁也。左氏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邱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年传祝鮀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搜，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土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今本《订书纪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是六迁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邱’。是七迁也。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①丁山先生认为第六迁“商侯迁于殷”应为“殷王子亥宾于有易”，即王亥时商族人曾居于易水流域。

第七迁之“殷侯复归于商”改为“上甲微居邺”更合理一些②。先商时期的所谓八迁，只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说而已，实际上迁徙的次数也许更多，但迁徙的具体过程及地点，今天已难以确考。八迁的传说可能反映了商族人在建立国家之前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
     ①《观堂集林》卷十二。
     ②丁山：《商周史料考证》。
     商族在汤立国称王前曾多次迁徙，特别是在前一阶段，契、昭明、相土三代便有五迁。而文献中又有“相上作乘马”的传说（《世本》）。马本是野生动物，将其驯养成家畜，特别是作为运输工具使用，表明马匹等牲畜与商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当然，驯马为运输工具决不是相土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创造，但不能排除相土在其中曾有过突出贡献的可能。商族屡次迁徙及相土作乘马的传说显然是其当时尚未完全定居，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写照。相土以后的昌若、曹圉两世不见迁徙的记载，亦无其它事迹可言。至冥一代，《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言冥死于治水。此种情况或可反映出商族在冥时已经定居从事农耕。治水一般与农业生产有关，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冥因治水而死，功在当时，造福子孙，因此受到后人的祭祀。《礼记·祭法》云：“殷人禘喾而郊冥。”“禘”和“郊”都是祭祀的名称。殷人认为自己的始祖契是帝喾之子，将冥与帝喾同等而祭，表明冥在其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冥子王亥在史籍中记载颇多，甲骨文中亦常见。文献称王亥曾“作服牛”，即是说王亥曾将牛训练成劳作工具。王亥还到达过有易地区，并被有易君所杀，夺走仆牛。上甲微为报此仇而借师河伯，消灭了有易，上甲微的迁徙可能与此事有关。上甲之后，商先公开始以十个天干命名，如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等。天干地支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有较完备的历法，而历法一般又是与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进步相关联的，历法是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种表现。显而易见，商族在上甲前后即已进入定居农耕生活阶段。
     商族的社会结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如前所述，关于商族第一个男性始祖契的诞生的传说反映出当契之时商族刚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父权制在商族内部刚刚确立。因此，契也就成了商人记忆中的第一个男性始祖。在甲骨卜辞中，商先公在示壬以前，其配偶大多只有笼统的称谓，如妾、母、妻之类，尚不见示壬以后才有的称直系先妣名号“妣某”的现象，由是可知商先公在示壬之前尚无固定的主妻。这或许反映出商人只有到示壬时发展为巩固的一夫一妻制。当然，此种一夫一妻制主要是针对妇女而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父亲的财产和地位有明确的继承人。至此，商族已立于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前了。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进了贫富、阶级的分化，而这又为商族进入文明时代，建立奴隶制王权国家准备了必要条件。
     3、商汤灭夏
     到帝孔甲时，夏王朝已统治中原地区数百年，由于统治日趋腐化，而渐渐走向衰落。史称孔甲“好方鬼神，事**，夏后氏德衰，诸侯衅之”①，“孔甲乱夏，四世而陨”②。孔甲下传四世，履癸继位，他就是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桀。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③。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④。桀在加强对内控制的同时，为了转移人们的不满和掠夺财富、奴隶与美女而不断对外进行征伐。他先伐有施氏，有施氏被迫将妹喜献于桀。又征岷山氏，岷山氏被迫“进女于桀二人”。夏桀的这些行为当然要引起各部落的不满和反抗，“诸侯畔夏”亦就不可避免了。显然，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①《史记·夏本纪》。
     ②《国语·周语》。
     ③《太平御览》卷八十二。
     ④《尚书·汤誓》。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
     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国语·鲁语》说“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淮南子·修务训》更进一步说他“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史记·夏本纪》所谓的“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商汤获释后采用伊尹的计策，离间夏桀与其同盟者九夷族的关系，使力量对比渐渐转向于己有利。《说苑·权谋篇》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至此，除了少数部族如昆吾等尚听从夏王的指挥外，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已转变的对商汤极为有利。
     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史记·殷本纪》说：“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①。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②。夏军逃至鸣条，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史记·夏本纪》云：“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①《墨子·七患》。
     ②《吕氏春秋·慎大览》。
     （二）商王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1、商代前期——商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商代前期统治者鉴于夏王朝倾覆的教训，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缓解了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使新生的商代奴隶制政权得以稳固，并在各个方面有所发展。
     汤是商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国王。直到灭夏前夕，商人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汤以与夏人同姓的有萃氏国君的奴仆伊尹和夏朝贵族后裔仲虺为师，学习奴隶制的统治术。他在灭夏战争决战的前夕向众人宣布自己称王，他说“吾甚武，号曰武王”①，这一事件标志着商族正式抛弃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初步确立了王权。此时的王权虽说还不像秦汉以后专制君主权力那样集中，但也使其具备了很大号召力。

     ①《尚书·汤誓》。
     鉴于夏王朝覆灭的教训，商汤等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商朝新生政权。
     首先，革除夏末统治的弊端。商初统治者已注意到夏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统治者过于奢侈腐化，过度地压榨民力。因此，汤告诫其臣下要勤于自己的事业，有功于民，否则他要予以惩罚①。商汤自己对此亦身体力行。传说灭夏之后，天大旱，五年没有收成，商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啄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上帝。民乃甚说（悦），雨乃大至”②。此事未必确有其事，但从中亦可窥见商汤为了商王朝的统治基业而尽心竭力之一斑。由于商汤对内采取了“以宽治民”的政策，得到了人们的拥护，统治基础初步得以稳固。
     其次，为了笼络人心，稳定夏王朝遗民，商汤对后者奉行怀柔政策。如《史记·殷本纪》载汤“封夏之后”，为此“夏民大悦”③。此举减少了社会动乱，使得部分夏人转而支持商王朝。
     商汤在灭夏之时曾征伐过不少方国部落。如《孟子·滕文公》所记： “（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但在灭夏以后，对于原有的方国部落，只要他们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承认商王为天下共主而不犯上作乱，都一如其旧，并将他们召到商都进行安抚④。
     ①《史记·殷本纪》。
     ②《吕氏春秋·顺民篇》。
     ③《吕氏春秋·慎大览》。
     ④《逸周书·殷祝解》。
     与此同时，商汤加强了政权机构的建设。以仲虺、伊尹为左右相，制定了刑罚。
     商汤采取这些措施较好地调整了各方面的关系，减少了因政权更迭而出现的社会动乱，扩大了商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亦使得商初的政治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并为商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商王朝在商汤的统治下亦逐渐强盛。因此，《诗·商颂·玄鸟》歌颂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到商汤后期，以商族人为中心的新生的奴隶制商王国，终于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充分巩固下来。史传商汤灭夏在位13年而死去。其长子太丁早死，于是太丁之弟外丙继承王位。外丙在位3年死，外丙之弟仲壬继位，仲壬即位4年又死，伊尹再立太丁之子太甲为王，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据说太甲继位以后，不遵祖训，破坏法度，非常暴虐。为此伊尹“放太甲于桐宫”①，将其软禁。此间伊尹摄政，全权处理朝中政务。太甲居桐宫3年，终于悔过自新。因此，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亲政以后，能够修德勤政，因而诸侯都来归附，商王朝更加强盛。此即《殷本纪》所谓：“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所以，先秦文献屡把太甲与商代另外几位名王如汤、武丁等一起称为“天下之盛君”。据殷墟卜辞可知太甲的确受到后人的隆重祭祀，表明其在商代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商代建国初期经过汤至太甲的苦心经营，终于强大起来。其中商王朝的开国元勋伊尹居功至伟。
     伊尹和种虺是商初重臣。史载两人分别是商汤的左相和右相，有着极出色的政治才能，为商王朝的统治做出过杰出贡献。
     古人关于伊尹的传说很多，先秦文献大都说他是有萃氏媵臣，作为有萃君之女的陪嫁来到商汤身边，亲为厨师以滋味悦汤，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汤委之于国政。伊尹在助汤灭夏、巩固商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灭夏以后，他还帮助商汤等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史载他先后“作《咸有一德》、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等。据郑玄的解释：“《肆命》者，陈政教所当为也。《徂后》者，言汤之法度也。”②可知上述典章是商汤以来政治、法律制度的集中总结。商汤死后，伊尹作为一名开国元勋所起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的。商王朝从汤传至太甲虽已历经三王，但时不过20年，商政权尚需要更进一步的稳固。而太甲继位后又不遵守商汤以来的法度，改变了商汤的方针政策，且为人暴虐。这使新生的商政权面临到巨大的危机。为了挽救商政权，伊尹果断地采取非常措施，将太甲禁闭于桐宫，令其闭门思过。自己则亲主朝政，终使商王朝免于倾覆。太甲悔过后，伊尹又断然还政于他，自己仍北面就臣位。经过这次变故，太甲终于在伊尹的辅佐下有所作为。伊尹放太甲又迎回太甲之事在《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均有记载。《尚书·君奭》对伊尹尤为推崇：“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吕氏春秋·慎大览》亦说：“祖伊尹，世世享商。”通过殷墟卜辞可知，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显然，伊尹在商族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伊尹死于沃丁时期③。

     ①《史记·殷本纪》。
     ②《史记·殷本纪》及集解。
     ③《史记·殷本纪》。
     关于伊尹放太甲事，史家亦有不同的说法。古本《竹书纪年》说：“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与前述说法相矛盾。按此则伊尹放太甲的性质就变成了篡位夺权。实际上，此说是后人出于君权不可侵犯的信仰而捏造出来的。果真如此，商后人就不会那样起劲地祭祀伊尹了。
     仲虺在商代历史上的影响远较伊尹为小，相关记载亦极为简略。据《左传·定公九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等记载，可知仲虺曾为汤左相，地位相当高。史载仲虺在政治上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左传·襄公三十年》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至于仲虺的其他事迹，因年代久远，史籍缺载，已难以考知。关于仲虺的政治观点，《古文尚书·仲虺之诰》有较系统的记述。由于《古文尚书》晚出，且《仲虺之诰》不见于较为可信的《今文尚书》，因此仅可作为参考。
     太甲死后，其子沃丁继位为王。沃丁死，弟太庚立。太庚死，子小甲立。小甲死，其弟雍已立。从沃丁到雍已四王，史书无大事发生的记载，这段时间大致是商王朝平稳发展的时期。但是到雍已时已经“殷道衰，诸侯或不至”①。殷道衰落的原因不外乎在盛世太平的情况下，统治阶层内部逐渐腐化、政治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社会出现动荡。雍已死后，其弟太戍即位。史载太戍前期由于雍已以来朝纲不振，祭祀荒芜而呈现出一派荒凉衰败的景象。太戍以伊陟为相，并听从伊陟的建议，修德勤政，终于使商朝转危为安。因此，“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②。
     ①《史记·殷本纪》。
     ②《史记·殷本纪》。
     太戍死，其子仲丁继位。从仲丁至盘庚共传五世十三。他们依次是：仲丁。仲丁死，弟外壬立。外壬死，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死，仲丁子祖乙立。祖乙死，子祖辛立。祖辛死，帝沃甲立。沃甲死，祖辛子祖丁立。祖丁死，弟南庚立。南庚死，祖丁子阳甲立，阳甲死，弟盘庚立。据史书记载，在这一时期商人曾五迁其都。《尚书》盘庚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是讲商王五迁其都之事。所谓五迁大致为：1、仲丁迁嚣。2、河亶甲迁相。3、祖乙迁刑。4、南庚迁奄。5、盘庚迁殷。其中的第五迁盘庚迁殷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其地在今河南省安阳殷墟。其余四地位于今天何处，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较为通行的说法是：仲丁所迁之嚣在今河南荥阳。河亶甲所居之相在今河南省内黄县。祖乙所迁之刑或以即今之河北邢台。南庚所迁之奄一般认为在今山东省曲阜。关于上述四地的地理，学术界还有其它说法，因此尚不能视之为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各家都承认在汤至盘庚各王时，商都曾经过数次迁徒。商都屡次迁徙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两汉学者以为是“去奢就俭”。也有说是因为自然灾害，如水灾等。亦有说是因为征伐的需要。更有人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都城屡迁的原因。近年已有学者指出，对于各次迁都要特别注意其政治因素。实际上，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迁都之举一般都会有政治原因在内。仲丁至盘庚几世，王位更迭频繁且乱。司马迁说：“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①可见，殷都屡迁的原因应主要是王室内部争夺王位，而水患和征伐外敌则是次要原因，有时甚至只是借口而已。
     ①《史记·殷本纪》。
     总的看来，从仲丁至阳甲这一时期是商王朝的中衰时期。此时商王朝国力衰落，声威下降，周边各方国部落也多不来朝贡。盘庚继位以后，力排众议将首都迁于殷，使王室内部得以稳定。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商王朝复兴，到武丁时达到其鼎盛阶段。

     2、商代后期——商王朝的空前强大、由盛而衰与灭亡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商王朝自此时迁都于殷至帝纣亡国于周的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以此为都。盘庚以后再传三世到武丁，其间约有七八十年的时间。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商王朝达到其历史上最鼎盛的阶段。武丁以后各王贪图安逸，多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到帝纣时达到极点，最终为新兴的周人所灭。
     盘庚迁殷是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盘庚所迁之殷一般认为即是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洹水畔的殷墟。《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现存之《尚书·盘庚》三篇主要是殷人记载的盘庚针对迁殷前后的形势所进行的三次讲话。《史记·殷本纪》说：“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做盘庚三篇。”可知，《盘庚》三篇是盘庚死后的追记。盘庚为了复兴殷商，决定率领臣民把国都迁到殷。但此举在开始时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而是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为此，盘庚多次告谕臣民，极力说明迁都的益处与不迁的害处。《盘庚》前两篇主要记盘庚对群臣贵族及本族民众讲迁都的必要性及其决心。他说“视民利用迁”，即迁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下属的过错而采取的惩罚措施。在讲话中，他着意利用天意、刑罚对臣民进行威胁利诱。他告诫其臣下官员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要乱说，否则要予以惩罚。对下属民众甚至威胁说，假如你们不善良，违法不恭，欺诈奸邪，胡作非为，就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即不让你们有后代在新的国都里延续下去。《盘庚》第三篇大约是迁都后对官员贵族讲的。告诫官员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生立功，施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通过《盘庚》可以看出，盘庚迁殷曾遇到重重阻挠，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并最终排除了各种阻力而迁都成功，盘庚迁殷摆脱了南庚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加之新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过盘庚的苦心经营，特别是劳动大众的努力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摆脱了仲丁以来商王朝出现的衰败趋势。盘庚在位约三十年，他死后由其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小乙在位约20年，死时未将王位还给长兄盘庚的儿子，而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武丁继承了王位。史载“帝武丁继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即位三年不理政事，沉默以观国风的行为，除了“思复兴殷”外，更主要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商代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最后还位于长兄之子的办法最为常见。武丁是盘庚、小辛、小乙三兄弟中弟弟小乙的儿子，显然小乙未按传统将王位还给盘庚的儿子，违反了祖制，而这必然要引起诸伯兄弟的不满。为了辨明形势，巩固王位，武丁才采取了这种办法。通过冷静观察，他将最有才能、忠于自己的人聚拢于自己周围，使得一大批极具才能的文臣武将为自己的事业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才干。傅悦出身低微，但极具才华。据说武丁假借做梦，利用殷人迷信的心理将傅悦引入宫中。对此，《史记·殷本纪》绘声绘色地描写道：“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用傅悦这种身份的人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大胆的举动。仅从这一点亦可看出武丁之与众不同，显示出其知人善任，具有卓越的政治领导才能。而武丁时期国力强盛与傅悦的辅佐之功亦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在傅悦之前辅佐武丁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甘盘。古文《尚书·说命》云：“王曰：‘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此王是武丁，“台小子”是其自称。孔颖达解释说：“‘旧学于甘盘’，谓为王子时也。……盖甘盘于小乙之世以为大臣，小乙将崩，受遗辅政。高宗（武丁）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丧，甘盘已死，故《君奭》传曰‘高宗即位，甘盘佐之，后有傅悦’，是言傅悦之前有甘盘也。”①可见，甘盘辅佐武丁的时间很短，大概在武丁继位不久便去世了。甘盘的主要功绩是武丁为王子时曾为后者的老师，并帮助武丁继承了王位。卜辞中有师盘，可能即是此甘盘。他经常参与祭祀、征伐等重大国事活动。此外，卜辞经常见到武丁时期的文臣武将还有光、吴、并、望乘、妇好等。武丁在这些人的辅佐下，终成商王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国王之一。武丁时期最突出的事迹是武功方面。国力强盛使得商王朝有能力与叛服无常，扰乱边庭，劫掠财富和人口的一些方国部落进行长期的斗争，并取得许多战争的胜利。武丁时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土方、方、羌、荆楚等，甲骨卜辞有许多这方面的记录。每次动用的兵力或三千、或五千，表明商王朝的军力十分强大。当时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也长。《易·既济·九三》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记录。经过多年的征讨，有些方国或被征服或被驱逐。如武丁时征伐最多的土方和方，在武丁以后的甲骨卜辞中，已基本不见它们与商王朝之间的战争了。

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战争巩固和开拓了商王朝的疆土，对商王朝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奴隶制时期，战争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而这又必然会导致残杀，使许多人沦为奴隶，因此，也给各部族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武丁是商王朝后期最为杰出的国王。史书往往将其与商汤相提并论，称其为天下盛君。《史记·殷本纪》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 ，殷道复兴。”
     武丁的统治使商王朝达到其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这种强盛是建立在加重广大劳动群众负担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根基并不牢固。武丁在位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扩展了疆土，并掠夺到大量财富和奴隶，使商王朝得到极大发展。同时，进行战争所需繁重的兵役和赋敛则被转移到广大劳动者身上。另外，王室贵族为享乐、祀祭占卜以及死后随葬还要征用大量农产品、手工业品和马匹牛羊等，这些也要由广大平民和奴隶承担。因此，平民在武丁盛世时便已一贫如洗。在已发掘的许多平民墓葬中往往只有几件日用陶器随葬，与大量随葬青铜器、玉器、车马及其它众多珍贵物品的贵族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于奴隶更是被任意宰割的对象，其地位、待遇简直与牲畜无异。繁重劳役和非人的待遇使得广大平民和奴隶已无法忍受，他们经常大批逃亡，在甲骨文中屡屡可见“丧众”的记载。可见，武丁盛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加重了劳动民众的负担，使社会下层和王室贵族之间产生出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武丁盛世又是商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①《尚书正义·孔疏》。
     武丁死后，其子祖庚、祖甲相继为王。祖庚借武丁余威，尚能守成。到祖甲时，商王朝开始衰落，即史书所谓“帝甲**，殷复衰”，“帝甲乱之，七世而殒”。祖甲再传七世便是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帝纣，可见，商王朝的灭亡在帝甲时已初露端倪。祖甲为维持统治而继续对周边方国进行战争并重做汤刑，《左传·昭公六年》有“商有乱政而作汤刑”的说法。
     祖甲死后，其子廪辛继位。廪辛死，弟庚丁为王。庚丁死，其子武乙立。《史记·殷本纪》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卯而射之，命曰‘射天’。”殷人最敬鬼神，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可谓是一件大事。武乙竟玩起“射天”的游戏，可见其昏庸之甚。武乙喜好游猎，最终被雷电震毙于河渭之间。武乙死后，其子文丁立。文丁死，子乙立。《史记·殷本纪》云：“帝乙立，殷益衰。”帝乙死，子帝辛立。帝辛即是历史上著名的纣王。帝辛继位时，商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
     商代后期，特别是祖甲以后，各王大多昏庸腐化，使得内外矛盾逐渐加剧。文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大量的“丧众”，即众人逃亡的记载，而且首次出现了百工有祸的记载，表明当时的手工业者已不堪忍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事实。到帝辛时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史称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很有些才干。但他不是像其祖先武丁将个人的才能用于治国兴邦，而是刚愎自用，追求糜烂腐朽的生活，将广大民众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因而加快了商王朝的覆灭。史载帝辛宠信妲己，对她唯命是从。为满足其无休止的欲望而加重赋敛，广泛搜集各种珍奇充入宫中，大兴土木广筑离宫别馆供其享乐，甚至“大聚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欢”①。
     帝辛不仅生活腐化，而且行为残暴无比。为镇压各方面的反抗“纣乃重刑辟，做炮烙之刑”②。即便是对属下的重臣，如果不合己意，亦毫不留情地予以杀戳。他醢（做成肉酱）鬼侯，晡（做成肉干）鄂侯。这种行为无疑使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亦日趋激化。面对帝辛的逆行，商王朝的衰败，一些商朝重臣出面力谏。但帝辛对此不予理睬，并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③，坚信自己不会灭亡。最后竟将忠心耿耿、敢于直言相谏的比干杀掉，并囚禁了箕子。帝辛在残害忠良的同时，重用善谀好利的费仲，善于毁谗的恶来，终于导致众叛亲离。其属下的一些重要官员见帝辛倒行逆施日趋严重，商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纷纷投奔居于西土的周人。“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至之周”④，“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⑤。在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亦日益尖锐。甲骨卜辞有帝辛三次征伐东夷族的记录。征伐虽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并未扭转商王朝的颓势，反而因战事历时长久国力耗尽，加快了商王朝的倾覆。《左传·昭公十一年》对此事有如是评价：“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在商代末年，商王朝与周人的矛盾也在加深，并成为当时商王朝与诸方国部落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早在文丁时期，为利用周人对付西方的反商方国，商先是对周采取怀柔政策，对周人首领封官赏赐。周人强大以后，又引起商王的猜忌，文丁晚年乃借故杀掉周人首领季历。季历被杀，周文王姬昌即位，此时周人开始积极做灭商准备。商王纣对此有所察觉，因而将姬昌招来并囚之于羑里。周人见状，马上投帝纣所好，给他送去大批珍奇异宝、美女等。纣王得到贡物后，不但放了姬昌，而且还赐给后者弓矢斧钺，给予征伐大权。接着周文王又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了炮烙之刑。此举使周文王在诸侯中的召号力大增。至此，许多方国部落都归附于周。《史记·殷本纪》云：“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畔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商周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倾向于周。
     ①《史记·殷本纪》。
     ②《史记·殷本纪》。
     ③《史记·殷本纪》。
     ④《吕氏春秋·先识览》。
     ⑤《史记·周本纪》。
     到帝辛末年，内外矛盾已激化到极点。周人利用这种机会，会合各部诸侯的军队直捣商都。而纣王因沉湎于淫逸享乐的生活，对此并未做认真准备，当周朝军队兵临城下时才慌忙以临时拼凑的军队应战。结果商军临阵倒戈，纣王逃至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