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秋介 人恋し 妻:周艾若：我的父亲周扬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儿时记忆

　　父亲与母亲是青梅竹马，父亲幼时在我外婆家念私塾，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

　　母亲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出生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

　　父亲这一走，便音信皆无好几年。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得知父亲又组建了一个家庭，母亲陷入崩溃，很快就病了。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父亲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而父亲在文艺理论上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也很为毛泽东所看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做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中，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新中国成立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

　　其实很多场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高度。他刚看《武训传》时，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但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做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为此，父亲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此后，父亲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去秦城监狱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几天后才回的家。

异化风波

　　出狱后，父亲陆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

　　从某种角度看，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又会引发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父亲在这一次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使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很快就成了植物人。

　　父亲曾很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7期　周艾若口述　李菁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