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肛用手塞回去图:抗战中的军统 33 制裁汪精卫

万一在这个自拟的时限内，汪精卫离开了河内，那时会产生一种什么后果？我心里揣度：
上级可能谅解我们人手不齐，部署未周，予以申斥后，再视事态之发展而定今后的工作步骤。
假如 汪某已经去了香港，除了将主要任务交赋驻在香港的单位接替之外，也许从我们几个人
中指定一两个跟踪到香港去；若是去了欧洲，大概就会告一段落，暂作罢休，不再追究责任；
万一汪某到了日本，监视他行踪的作用完全消失，那就不同了，我们将会调回重庆，个别加
以检讨，这当然以笔者的责任最重，实际上也应该由笔者负起全部责任。在臆断中，届时笔
者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卽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
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
刑之罪。

想想看， 眞是不寒而栗！


请读者注意，这是笔者还没有联络到徐先生之前所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戴先生来电查
询汪精卫是否有离去的迹象在先，我按照规定亲去会晤徐先生于后，如果把时间顺序颠倒一
下，那也就不必急得胡思乱想了。

正在为了查复汪某的行止而茫无头绪之际，戴先生又来电报催询联络徐先生的事，我想
这就是一个提示，这么多年了，怎能体会不出，所以连忙去看徐先生，当面要求设法查明此
事的端倪。徐先生回答的很干脆，他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徐先生一幅
轻描淡写的神情，似乎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我想总不致于 开玩笑吧？他说「问问他们就知
道了」，他去问谁？「他们」又是谁？不会是汪精卫和他左右吧？我是以非常庄重的态度提
出问题的，相信徐先生绝不致轻忽至此，那么所谓的「他们」，一定是另有所指了。

我是在早上去看徐先生的，他在当天过午不久就有了回音。先是打发曾先生到我的住处
答复我的问题，我只恐传言或有差误，于是又偕同曾先生面晤徐先生，希望他亲口对我说一
遍，才能放心。

据徐先生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
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 决定什么时候走。
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
知。」徐先生说的明白，也把戴先生所问的事项，作了全面的回答。

我正待有话向徐先生请教时，徐先生却反问我说：「汪先生的动向，你们应该很清楚才
对，而且他和中央经常有联络，最近党政各方面也曾前后派过好几次人来，你们都不知道？」

这又怎么说才合适呢？徐先生是不晓得我们所处的地位，如果他略有了解，也就不会这
么说了。我诚恳的告诉徐先生说：「我个人的确不知道，戴先生之所以查询这些问题，想必
一定有他的用意，照我的看 法，很明显的是在查证汪某是否眞有离开河内的意思，若果是有，
当然更需要知道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实话，毫无虚伪，以后像这种情形还多得是，
请徐先生谅解才好。」


我们谈到这里，我可要发问了，非问不可，否则，卽使得到全部答案，仍然有欠完整，
那就是「来源」问题。虽然徐先生对我们所要查询的事项，已经有了答案，可是仍要充分了
解徐先生是从那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
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当然，我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问徐先生，所以又不得不变着口吻
以相当委婉的措词， 请徐先生逐一回答这些问题。

徐先生非常合作，把他所了解的以及接谈的大概经过，全都讲给我听了，合情合理，我
很满意。于此，我可以判断出有关汪精卫是否卽将离此他去的情况，其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勿
庸置疑的了。

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徐先生一语双关的「他们」，所指的都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就是
提供情报资料、解答汪精卫动向的那帮人。

我回到住处，拟好电稿，呈覆了来电，此事在河内工作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片段而
已，可是在重庆其它方面，倒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见于资料的，以下再引据笔名「用五」
所写的「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 记」中的几段日记，准供读者参考。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八年）：闻汪先生将离河内前往欧洲，罗君强说：蒋先生近嘱宋
子文劝汪先生赴欧，又告外交部王部长（宠惠）电知驻欧使领妥为照料，不知确否？」

「一月二十九日：陈树人说，最近五中全会开会，王亮畴（宠惠）报告，汪先生卽将赴
欧，已由外交部发给护照，行期当不在远云；前几天罗君强的话，似已得到证实。」

「一月三十一日：在汪公馆办事的陈皋说，最近汪夫人给电报与彭学沛（交通部次长）， 
请他设法取回汪先生身边保镳的枪械（不久以前已为有关机关缴去），而且希望当局准许一 
部分保镳前往香港，保镳的旅费，几天前已经汇来。陈皋又说，汪先生赴欧护照是外交部送
去的，并非出于汪先生的要求，这样看起来，汪先生去欧洲的消息，似不可信。」

「二月二十八日：谷正鼎兄来寓午饭，详谈到河内见汪先生的经过；据他说，汪先生始
终坚持和议的主张，对于中央开除他的党籍，以及撤销他的职务，尤极愤慨，以为中央应先


讨论他的主张，如经一致否决，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又怪党内同志对他缺
乏信心，旣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其实汪先生不问他提议手续之是否合
理，只怪中央的处分不当 ，是难得同志同情的，且和议主张，除陈公博、周佛海等几个人，
在他离开重庆之前，简直无人知道，又如何可以强人信服呢？」

以上「用五」先生所记，笔者认为可信，如用处理情报的方法加以研判，一样的确实可
靠。从另一角度看，也比官方纪录客观。

基于上列各项事实──我们在河内所获悉的和重庆各方面所透露的──就不难看出，此
际（二十八年元月中至二月底）的情势是：中央方面很希望汪某能于早日离开河内转赴欧洲，
并打销他的谈和之议，先「安分」一段时期再说，以免多生事非，而影响了抗战前途。在汪
精卫这方面，他内心虽有意接受劝 告离此他往，但在口头上却依然咬得很紧而坚持他的和议
主张，但在实际行为上，是处于踟蹰与彷徨之中，颇有说不出、道不明之苦。这又为什么？
最大的因素有二：一是来自日本，一是床头絮语。

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日本近卫内阁垮台，继任的首相是平沼骐一郎，此人乃所谓国粹派
首领，与汪派主和的一些人物，均无渊源，一时之间，汪某顿失凭借。而往返于日本、香港、
河内之间的日本「议和」者如影佐祯昭等，也由于来自国内的音信杳然，也不得不回国请示。
于是吊在河内的汪精卫，则大有被遗弃之感。有的说，日本新内阁正忙于调整它的内外政策；
 也有的说，这是日本人对付汪某的一种手法，故意的不去理会他，这无妨比喻为买卖交易中
的「杀价」，或者形容为「欲擒故纵」。

写完了这一段，笔者个人又有感触，考虑了一下，还是说出来比较好，如果我不说，相
信就没有人可以说了；一来是局外人将无从说起，再其次也的确无可置评。

说起来眞有几分惭愧，在本书第二节汪精卫如何脱离重庆出走的那一段中，也曾明白交
代，汪的出走，绝不是政府当局有所纵容，确实是因为未加防范所致，其所以不予防范，是
因为他在党国的资格太老了，身份地位太显赫了，谁也料不到，他竟在暗中早已与敌方有了
 勾搭。在上文中，笔者说过，这是情报活动的一大败着，也是一个「盲点」，不仅仅军统局
一个单位如此，相信所有负有情报搜集责任的其它单位，也都一样，此中包括专事国际情报


由王芄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内。

前文中没有提到的，在这里应该再补充两句，想是有其必要：抗战初期在重庆，大家都
认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也只有一心一德、同舟共济才能应付当时的艰苦局面，所以根本就
没有「防贼」之心，特别是「家贼」。其反映于事实上的，就是汪派一帮人鬼祟行径虽不甚
严密，可是情治单位根本就不去注意他们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当局 从未下达此类的指示，因
而他才毫无拦阻的离开了重庆。说得更清楚一点，当时如果有人监视他的行动，就不会有以
后的那些事故了。

再说到我们奉戴雨农先生之命调派到河内工作后的一段短时期中，虽奉令监视汪某的行
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样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说过的之外，
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至于来人中有谷正鼎先生
等等，那都是在其它资料中看来的。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
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 不知道他在那里，眞是
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还有一节，笔者在早年也不理解，事至今日，才算约略的懂得了一点；有人问，为什么
一方面要派人监视他，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说他，而这两方面却是相互隔离，其间竟毫无联
系！这倒也简单，监视他的属于情报活动，明说就是特务工作；劝说他的可视为政治运用，
应列入现代的「政战」范围，两者各司其事，再由上峯提纲操纵以总其成。进一步解释，这
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
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 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就事论事，那个时代有些个事务，还没有制度化，像前面所说的这段故事，也近乎各干
各的；不过，汪精卫的这桩公案，史无前例，到底应该怎样处理，相信谁也没有一个准主意，
所以还有待于事态之发展。于此看来，情报工作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笔者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如果当时我们情报能够深入了解汪某正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
中，再加上各类性质不同的工作单位举措协调得法，对处理汪某一事，到后来很可能就会产
生不同的结果。而事实上据笔者推算，到了重庆派人到河内对汪精卫进行说服工作的时候，


还不完全了 解汪精卫已经与日本有了具体的勾结，而且也作了他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