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车都有哪些品牌好:柴明清：余秋雨，到底还要继续误人子弟到几时？

 余秋雨，到底还要继续误人子弟到几时？ 柴明清  大师正在思考中国文化的前途问题呢         余秋雨的散文《道士塔》，已经作为课文编入了高中语文教材。         然而，这篇散文，果然能够拿来当作课文吗？我认为，不能！因为，《道士塔》这篇文章不仅充斥着许多常识性错误，而且对一些历史史实的交待与评价，也是非常随便与不负责任的。如果以这样的文章当课文，不单是误人子弟，也必将使教育界蒙羞，特别是使语文界和历史学界蒙羞！       《道士塔》一文的常识性错误，哪怕不提语法等“小”的方面，仅逻辑性、概念性、知识性的错误，就有不少。下面略举几例： ——阳历、阴历不分。余秋雨写道，“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如此读来，谁会想到这个所谓的“5月26日”原来不是阳历、而是阴历呢？据考证，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日子是阳历的1900年6月22日，也就是阴历的（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在此，鼎鼎大名的文化名流余秋雨先生竟然白纸黑字地把阴历的“五月二十六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写成“1900年5月26日”，与实际上阳历的日子1900年6月22日相差几达一个月，到底是因为粗心还是因为无知？！         ——信口开河。余秋雨写道，“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事实上，骗取敦煌文物的外国人，最著名当数匈牙利的斯坦因（后入英国籍）、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德国的勒柯克和俄国的奥登堡。这些人中，除了日本的大谷光瑞作为本国佛教界名流、不见明显的官方背景外，其他人全部是在官方支持下“光明正大”地来中亚“考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为“考察”损失过个人财产，也没有任何人因此卖掉自己的财产，更不可能“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相反，他们出发前，全部得到了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充足资助；事成后，不仅提高了在本国的政治待遇，而且经济上多数都得到了相当回报。在中国，他们在沿途官府的保护下，人身非常安全，完全不可能“被打、被杀”。余秋雨这样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而对莘莘学子“教授”如此错误“历史”，该当何罪？！         ——妄下断语。余秋雨写道，“（王圆箓）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莫高窟有“家”可当吗？事实上，那里一直是一个破败的地方，王圆箓只是云游到此落了脚，没人封他什么，他只是以别人的功德钱和化缘为生，义务地对莫高窟加以看管，当的是哪门子“家”？敦煌文物的确是可以算作文化、甚至是非常灿烂的文化的。但敦煌文化果然是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吗？如果敦煌就是“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那么，先秦百家争鸣的哲学，武圣孙子的兵法理论，张衡地震事业的研究，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的先后发明，扁鹊、华佗、孙思邈、张仲景等人的医学探索，屈原、李白、杜甫、文天祥等人的诗歌以及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和宋词元曲明清散文等等又算什么？哪怕单从艺术上说，敦煌壁画、书法就一定能够超过顾恺之、吴道子么？敦煌文化当然自有其崇高价值，但其价值再崇高，就一定能崇高到“最”字上去吗？不知余秋雨先生的表扬如此之“过”，是因为过分偏爱，还是因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把道听途说当史实。余秋雨写道，“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这种说法更是一派胡言。事实上，尽管当时的清政府腐败透顶，但这些人为达到来中亚“考察”的目的，还是为冲破“关卡”，在“手续”问题上费尽了心机。以欺骗敦煌文物最巨的斯坦因为例，他每次到中国来，都为了护照而大做手脚。他为了巧妙隐瞒到中国志在欺骗文物的根本目的，在职务上极尽捏造、吹嘘之能事。如清政府外务部为他第二次到中亚“考察”（正是在次“考察”中，他第一次来到敦煌）而颁发的护照上，竟然有“总理教育大臣”的头衔。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减少各种阻力。而如果“没有任何关卡”，阻力又从何而来？在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西部考察的护照上，更是增加了“钦赐二等宝星”、“状元修撰”的头衔。“关卡”不严不等于“没有任何关卡”；“手续”有假不等于“没有任何手续”。这一区别，莫非学问如此之大的余秋雨先生真的不理解？！         ——把小说当历史，且银子、银元不分。余秋雨写道，“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首先，俄国地质学家勃奥鲁切夫用少量物品换取经卷一事，见于其本人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书《在中亚偏远的地方（寻宝人见闻录）》。书中描述了一个名叫“库库什金”的人，1905年来到敦煌，得到了大量敦煌文物。对此，一贯有争论：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部小说，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回忆录式的旅行记”。1989年冬，接触了所有列宁格勒藏敦煌文献的苏联汉学家、敦煌学家孟列夫澄清：所谓“库库什金”纯属虚构，勃奥鲁切夫获取敦煌文物一事完全是子虚乌有。其次，余秋雨写这几个人都是用的银元，是不对的。因为那时侯没有银元。斯坦因有明确记载，他用的是马蹄银。         ——狂妄自大。余秋雨写道，“对于这批学者（指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要说年龄，余秋雨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但没想到他还如此地年轻气盛，居然想跟斯坦因、伯希和比学问。难道，余秋雨先生真的以为自己的学问比他们好吗？只是，不知道余秋雨要跟人家比什么？据我所知，斯坦因自儿时就熟知德语和匈牙利语。到15岁前后，又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早在21岁时就获得了杜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东方学。在此前后，又学会了梵文和波斯文。余秋雨好大的口气，居然敢说比“什么都成”。那么，我们可以请余秋雨先生和斯坦英比一下外语吧。让余秋雨先生自己说，会不会有胜算？我们再来看一看伯希和，他不仅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尤其精通汉语。早在22岁时便担任了法兰西远东学院汉语教授，23岁那年就发表了成名作《真腊风土笺注》。另外，伯希和除了汉文，还通晓其他十三种语言和文字……。这就是伯希和。难道，余秋雨先生也真的以为自己比他更有学问吗？另外一些人物，也同样都不是等闲之辈。其实，写下这些文字，我绝非为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张目。我只想告诉余秋雨先生：你，没资格如此狂妄！         除了连篇累牍的常识性错误，余秋雨对敦煌经卷流散原因的分析，更是充满了误导。         在余秋雨的笔下，道士王圆箓俨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最大“罪人”，他的外形是那样的不堪：“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他的行为是那样的愚蠢：“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是那样地不值一提，所以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他是那样地不知轻重，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地把敦煌文物拱手送给外国人，“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爽快地打开了门”；他对外国人是那样地谦恭有加，“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是如此地爱财如命，通过与斯坦因等人的“交易”，“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是如此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认贼为友：“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         读余秋雨的文字，我们知道了王圆箓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小人”，是中华民族最为可耻可悲的“败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可取之处，找不到一丝值得赞扬的光亮。这样的人，还配叫人吗？我很奇怪，余秋雨先生为什么没把王圆箓骂作跳蚤、蚊子、苍蝇或者臭虫，对他吐一百口唾沫将其淹死，或者重重地踏上一脚将其踩死！         余秋雨先生这样写来当然十分痛快，一些读者是不是正是因此才喜欢上了余秋雨的文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沉甸甸的历史史实早已旋身重重地抽打着余秋雨的嘴巴，让他这样一个浅薄的伪文人、伪才子的丑恶原形毫发毕现！         是的，在敦煌文物流散问题上，王圆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责任，差不多大到怎么批评都不为过的地步。但批评绝不是丑化，批评绝不是任意泼脏水。真实的王圆箓与余秋雨的描写判若两人！         王圆箓十九世纪中叶出生于湖北麻城。清咸丰六年、七年（公元1857年、1858年），湖北大旱，逃荒来到西北。后来，在甘肃酒泉的巡防营里当了兵，五十岁前后退伍即披发为道。在坚定的宗教信仰支持下，王圆箓云游过很多地方，最后落脚在早已衰落不堪的敦煌莫高窟。         王圆箓对宗教事业是十分虔诚的。他虽然粗通一点文墨，但还是与一般老百姓一样，基本是佛、道不分的。所以，一来到莫高窟这个佛教场所的王圆箓，就立下了誓愿，重振这里的宗教，修缮这里破败的建筑，并新建太清宫等。为了积攒建设资金，他不仅过着清苦的生活，并节省每一笔开支，同时四处求助化缘。渐渐地，王圆箓以忠厚和质朴，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藏经洞发现的具体原由有多种说法。比较可信的是，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今16号窟的积沙时发现洞壁上有一裂缝，于是顺着裂缝开掘，使藏经洞重见天日。         藏经洞一经发现，王圆箓是不是真的像余秋雨所写的那样，完全不知深浅、迫不及待地把其中的文物毫不吝惜地拿出来“卖”给外国人呢？当然不是。发现了这么多文物，怎么办？学历史出身的新华社记者刘诗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孟宪实博士合著的《敦煌百年》一书（2000年8月出版）中，有着细致而详实的描写：        “王道士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虽然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些文物的文化价值，但他还是隐约感觉到了这些东西应该是有用的。”“王道士先是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大家面对这许多古物同样是惊讶万分，同样是不知所措。最后大家的意见似乎是统一了，认为这是先人佛教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让它们流失在外，那简直是造孽，是罪过，是对不起先人的，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还是留在窟内的好。”——这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迅速做出的第一个庄重的社会行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圆箓如果真的像余秋雨所写的那样利欲熏心，他为什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对这批东西秘而藏之？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敦煌父老对王圆箓还是颇为信任的，没有人怀疑他会私下做什么手脚。这，是一个人人品好坏的侧面反映。         王圆箓做出的第二个社会行动是向官府反映。他先是从藏经洞挑出一批写本经卷，骑着毛驴从敦煌赴数百里之外的酒泉，寻找当时的肃州兵备使廷栋。“廷栋精于书法。他看了一眼王道士带来的经卷后，摇了摇头，他觉得经卷的书法水准不高。他自己对这些东西也实在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对王道士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但是王道士依旧没有停止他的行动”，“王道士一次又一次带上了经卷，一次又一次骑上了小毛驴。”1902年3月，新任敦煌县县令汪宗瀚一到任，王道士就送去了经卷和绢画。这位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一眼看出这些经卷的确不同一般。遗憾的是，他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于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这位一代鸿儒虽对金石碑版之学造诣颇深，但也只是对自己看到的藏经洞藏品做过一些书斋讨论，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后来，还是那位曾经对王道士态度十分冷淡的廷栋把发现藏经洞的事情报告给了甘肃藩台，藩台大人同样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由此可见，真正不重视藏经洞文物、错过藏经洞文物保护的“首恶”，绝不是王圆箓。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来到敦煌。那么，是不是他一来到莫高窟，就如余秋雨所说，那么轻易地从王圆箓手中得到了藏经洞中的文物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斯坦因本人撰写的《西域考古图集》对此有详尽的记载。         斯坦因对这次的中亚“考察”做了充分准备。第一个手腕是，在护照上做手脚，说服英国外务部门为自己加了顶模糊不清的“总理教育大臣”的头衔，而到了清政府外务部缮写的护照上，居然一变而成为英国总理教育大臣，把自己的此次“考察”打上浓重的官方背景；第二个手腕是，物色了一名“得力的”中国师爷蒋孝琬。这位“蒋师爷”，先天“精明”，加之长期在衙门任职，故对人情世故、官场窍门精熟于心。斯坦因每月给蒋孝琬的报酬是50两银子，如此高额“工资”，使这个文人对斯坦因忠心耿耿。斯坦因有了蒋孝琬的协助，真的是如虎添翼。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蒋孝琬的帮助，斯坦国的敦煌之行极有可能一筹莫展。第三个手腕是，一到敦煌，就迅速走访了县令和驻军最高指挥，从而得到了人力和安全方面的大力支持。斯坦因得意地说：“很幸运，能与这两位要人关系融洽。”        “不巧”的是，斯坦因第一次抵达莫高窟千佛洞时，王圆箓带着藏经洞钥匙外出化缘去了，急切的斯坦因居然想到了破门而入，被老谋深算的蒋师爷劝阻了：“如果这时候将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显然是不明智的。”但他们还是说服一个小道士拿出一本汉文佛本写经浏览。斯坦因立即生出收买这个小道士的渴望。对此，蒋师爷再次进行了劝阻。斯坦因回忆，蒋师爷“以他入世的智慧建议切不可急躁，太重的礼物会让对方对你下一步的动机产生怀疑。”于是，斯坦因暂时离开了莫高窟，只留下蒋师爷“专题研究”王道士。王圆箓化缘归来，蒋师爷不负斯坦因“重托”，鼓动如簧巧舌说服原本还要外出化缘的王圆箓等待斯坦因这位“大英国教育大臣”的到来。         直到5月21日，斯坦因方重返莫高窟。此时的斯坦因，比以前审慎多了，他回忆：“等到真的回到这里时，我不得不开始为我的计划担心起来，因为我从当地得到可靠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克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经洞所在的那个洞窟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鲁举动，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响。精明能干的蒋孝琬搜集到了有关看守藏经洞的道士的性格和举止的情况，这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终于见到了王道士，王道士给斯坦因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这种第一印象的形成，还因为斯坦因看到王道士的一些举动，最主要的是，王道士化缘回来后，在藏经洞的木门外再加了一道砖墙。“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通往藏经洞的甬道。上次参观时，我看到它的狭窄入口处还是用粗糙的木门锁着，而现在令人沮丧的则是已经完全用砖给砌了起来。……我内心看来是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        “我（斯坦因）的第一步主要目标是想看一下全部经卷的原始堆积、存放的情况。王道士住在另一个稍加整修过的洞窟里，为了设法让他同意我们的请求，我特地派蒋孝琬到王道士的住处同他进行交涉。尽管蒋孝琬费尽心机，谈判的进展仍然缓慢异常。”        王道士不仅没有像当时的官场那样捧斯坦因为座上客，反而因隐约感觉到了斯坦因此行的企图而备加戒备。“王道士始终不答应让我们看一下全部经卷保存情况的请求。他惟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限制条件。蒋孝琬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两份卷子，结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烦，我们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        《敦煌百年》一书写道：        “王道士的个性让斯坦因琢磨不透。‘仅仅用金钱的诱惑来消除他的顾虑，显然无济于事。’这不仅会伤害他的虔诚的信仰，也有可能让他担心众怒难犯。”但“斯坦因不会轻易放弃。他在莫高窟前支起帐篷，定下了持久作战的打算。一方是有备而来，一方是无从准备；一方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及其所雇混迹官场多年的师爷，一方是‘胆小怕事’、‘狡猾’的虔诚信徒。蒋师爷在前台谈判，斯坦因在幕后策划，王道士谨慎防守”，几个回合下来，谁胜谁败是不言自明的。        《敦煌百年》继续写道：        “斯坦因终于亲自出马了。在综合分析了王道士的情况后，斯坦因在蒋孝琬的陪同下，‘郑重拜访王道士，请求他让我们参观一下他所修复的庙宇。自从他八年前来到敦煌，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和精神支柱。所以，我的请求被王道士欣然接受。’” “对于斯坦因来说，一切都是在演戏，只是当他看到王道士将其全部的心智和四外募得的钱财都投入到16窟这个已经倾颓的寺观的修复工程中时，才被他的那份努力所打动。‘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起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丝感动。”但“斯坦因的感动转瞬即逝，他得想出新的招数来对付眼前这个‘虔诚、无知而又执著’的道士。王道士的虔诚和执著，使斯坦因想到了中国古代的那位克服千难万苦赴印度取经的朝圣者——玄奘。对玄奘西行取经作过深入研究的斯坦因，不论在新疆各地，还是在敦煌县城，每次谈玄奘总能打开话题，同时还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博学来。这时斯坦因也试着说到了玄奘，果然引起了王道士的兴趣。”        “要知道，王道士对唐僧（玄奘）是多么的崇敬和热爱！这一下子立即拉近了他与王道士的心理距离。王道士当即把斯坦因和蒋师爷带到附近一处新建的壁廊里，向斯坦因和蒋展示了他让人根据《西游记》故事所画的表现这位高僧在西行求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历险场面的壁画。”“当斯坦因看到下面这幅画时不禁欣喜万分：玄奘站在一条急流的河岸上，他的满载佛经的坐骑站在身旁，一只巨龟向他游来，帮助他把佛经运到河对岸去。[ 这幅画显然画的是玄奘从印度取回佛经的故事。但是这位忠实的看守者（王道士），不知能否体味得出这幅画的内涵，让我把碰巧由他保管的这些古代写经带回佛教的老家（印度）。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直接提出，但离开王道士时，我本能地感觉到一种新的更为可靠的联系正在我们之间建立。] ”         然而，老谋深算的斯坦因此时却借故走开，单单留下蒋师爷与王圆箓周旋。当蒋师爷要求借看经卷时，王道士脸上的兴奋立即消失，代之以胆怯不安和犹豫不决的神情。几经游说，王道士始终不为所动。斯坦因焦虑不安：“我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也许是因为对蒋师爷三番五次进行拒绝于心难忍，蒋师爷走后，王圆箓好像为了弥补点儿什么，反倒专程拿给了蒋师爷一小束经卷。经辨认，这些经卷恰恰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而且，经卷的边沿居然还有玄奘的名字！这既让蒋师爷惊喜万分，更让斯坦因欣喜若狂。当蒋师爷向王圆箓声称这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在催促王道士向他们展示密室藏经时，王道士已经无话可说了：除了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外，这位虔诚的道士还能有别的解释吗？——忠厚之人难以想像奸滑之事，单纯的王圆箓又怎能提防得了蒋师爷和斯坦因珠联璧合的欺骗呢？         即便这样，王圆箓仍然坚持不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让他们翻阅。         后来，在斯坦因和蒋师爷的合围下，王圆箓的“城池”一步步陷落：在软磨硬泡中，斯坦因得以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经卷，其中，王圆箓的内心经受着痛苦的折磨、进行着痛苦的挣扎。斯坦因这样写道：        “我应允蒋孝琬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如果需要，可以翻倍）作为交换条件。这笔钱成了蒋孝琬手中很有分量的筹码。如果敦煌不宜停留，王道士可以拿了这笔钱告老还乡，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他可以用这笔钱来修缮庙宇，来换取更多的功德和荣耀。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先前我挑出那些我认为有艺术和考古价值的卷子时，王道士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他担心他要失去全部珍贵的‘经书’了。他第一次显出了恼怒的表情，我们的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我们经过小心周旋才避免了关系的破裂。”        “王道士一再表示，这些藏卷的丢失迟早要被施主们发现，而这些施主们又都曾为他的清理、修缮活动捐赠过资财，这是众目共睹的事实。一旦被施主们察觉，他花了八年时间辛辛苦苦挣来的好名声将化为乌有，他一生的功业也将毁于一旦。有了这些担忧，他开始为放弃那些藏卷而自责了，他觉得他的施主们更有资格得到它们。他一再地声称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需要征询施主们的意见。”        “次日一早，我准备从那些普通汉文卷子中再作搜寻，寻找颇具价值的中亚文字文书。到了那里，却遗憾地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所有藏卷全部运回密室中去了。”  “然而，他渐渐地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我们小心谨慎，不给他留下深入思考的时间，所以在发出许多叹息和痛苦声后，王道士开始了搬运。”        “最后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除了已经挑选出来的经卷以外，我还得到了5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4锭马蹄银（200两，——笔者注），约合500卢比。”         藏经洞就是这样在欺骗中被外国打开，斯坦因就这样骗走了大量珍贵文物。         为欺骗王圆箓，斯坦因和蒋孝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包含的，是狡诈与天真、无良与虔诚的交量。而这种较量的结局，历来都没有任何悬念！即便这样，王圆箓想到的仍然是将得到的银子用于修缮莫高窟。在他质朴的内心，如其保护一些也许谈不上有什么大用的古旧经卷，何如做一些诸如修桥、补路、为菩萨神灵塑金身等等的善事呢？         对失败者可以同情，但罪责无法开脱。无论如何，王圆箓的确没有能够守住最后的防线，从而造成了民族文化遗产的流散，从这个意义上讲，骂他是“民族罪人”一点也不过分。我要说的只是，哪怕是一个“民族罪人”，他也应该有他的尊严，尤其是对这个“罪人”励精图治、坚定执著的方面，必须秉持公允的态度予以肯定。当然人们有权恨他、骂他，但这种恨和骂完全应当建立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绝不应该无中生有、任意捏造地对他妄加罪名。——我想，这应当是对普通群众的要求。而作为知名“学者”的余秋雨，是不是应当对自己的笔约束得更加严格一点呢？你也许自认为有责任向全国人民“普及”历史、教育后代。但历史不是文学，所以历史不应当任由你来任意打扮，你的“普及”与教育完全应当尽可能多地建立在历史本原的真实性方面。在作品的文学部分，适度的煽情也许不那么令人讨厌；而一旦牵涉到历史，怎么能不先问一句“这样写，符合历史事实吗？”“嘴尖皮厚腹中空”是在说谁？我觉得就《道士塔》一文来说，用这句话评余秋雨先生非常合适。         就我个人来讲，我对王圆箓充满了同情与尊敬。同情他，是因为他生活在那样一个凋敝的时代，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是十分艰涩的；尊敬他，不仅因为他有着质朴、善良、诚实、坚定的美德，更因为我作了一个这样的换位思考：如果把那时的他换成今天的我，我一定能比他做得好吗？         事实上，对上面的问题，我不是没有完全的自信，而是完全地没有自信。试想，出身无法选择，所以，教育程度无法改变；举国皆雨，哪里又有一片干爽的土地？发现藏经洞后，也许我会向官府打个“报告”，但当官府一次两次不理，我必将非常的沮丧，更不可能激起什么激情骑上可怜的小毛驴一次次在大漠戈壁中远赴几百里之外求证什么。不仅如此，如果把我换上今天的经济头脑，我还极有可能把这些经卷私藏起来，从而待价高售、以饱私囊。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圆箓对钱的态度。无论是先来的斯坦因还是后到的伯希和，都曾以捐赠名义给了王圆箓不少钱。如果，王圆箓“开化”一点，他完全有条件向他们要更多的钱，并拿着这些钱离开敦煌这荒僻遥远的异乡，作一个暴发户，回到自己丰饶富裕得多的湖北麻城老家，当个乡绅、娶一大群姨太太，过上非常舒适自在的生活。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也完全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随便找个什么学校捐赠一把，从而博取个“名誉教授”或者别的什么头衔的。然而，王圆箓没有这样做，也绝不会这样做。在王圆箓眼里，斯坦因、伯希和给的钱同他四处化缘求来的资财一样，属善资善财，每一分每一厘都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必遭天谴。所以，当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时候，王道士主动拿来了支出账目，让斯坦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把他“捐助”的200两银子全部用在了功德事业上。在王圆箓看来，他和斯坦因等人的关系仍然是简单的信徒和施主的关系。         用那些钱，王圆箓修建了“古汉桥”，也同时摧毁了许多珍贵壁画；用那些钱，王圆箓重绘了旧壁画，当鲜艳的新画遮盖了斑驳的古画时，他哪里能够想到，这项“功德”正是一种其罪当诛的破坏呢？用那些钱，王圆箓建起了“千相塔”，把许多残损的佛像和彩塑重新入“葬”，使之重新“入土为安”；用那些钱，王圆箓建起了巍峨的太清宫，终于使莫高窟呈现出新的“气象”；用那些钱，王圆箓在莫高窟前种下了一棵棵白杨，如今已经敝日参天。今天，当我们站在王圆箓亲手种下的杨树下的时候，联想这个民族的千年历程、百年伤痛，又会生出怎样的感叹呢？         无论如何，对王圆箓，我还是有一点点的恨的，——毕竟经他的双手造成了那些文物的散失与破坏，但即便如此，我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没有资格蔑视他。因为，我坚定地相信，如果我生在他那个时代，我未必有他做得好；如果他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未必不能取得比我们大得多的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知名教授的成就！         说到敦煌文物流散，必须提及的是，自1909年开始，清政府完全接管了藏经洞，此时，尚有藏品8000多件。但是，这些文物从敦煌到北京的搬运却是一个更加凶险的苦难之旅。据《敦煌百年》一书的考证，运载经卷的大车离开敦煌，首先到达敦煌县城。押送的人把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当大家在室内大吃大喝的时候，门外的人却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门外发生的一切坐视不问。从敦煌到酒泉到高台到张掖到永登到兰州到定西，经卷走一路丢一路，手法一成不变，原因是负责招待押送官的人与盗贼竟然勾搭连环、互赠了许多“好处”。该书写道，“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地方官宦、名士、乡绅，各有所得。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敦煌为官者乃到甘肃的为官者，甚而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散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只是后来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令人推测那一路的惊人盗窃，一路的悲惨情景。”“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的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押运官，——笔者注）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延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把一箱藏经作为样品送往北京，同时附上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就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如果小小的、卑微的王圆箓可骂、可唾、可杀，那么，那些参与盗窃敦煌经卷的道貌岸然的官绅们，难道不是更加的可骂、可唾、可杀吗？         敦煌经卷流散，当然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王圆箓只是这整个巨大悲剧血雨腥风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滴。对这一小滴血和雨，后人可以叹惋、可以同情，也可以痛骂，但无论是叹惋、同情还是痛骂，都完全用不着放大、用不着夸张，也完全不应该放大、不应该夸张。因为，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剧，王圆箓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群众演员。而当一个人无视王圆箓的身份和地位，把他放到导演、制片人的地位去詈骂、诅咒时，那么，这个詈骂、诅咒的人要么是一个无知的笨蛋，要么是一个无良的坏蛋！——这就是我的看法。         当然，余秋雨先生也许真的有资格那么蔑视王圆箓、那么痛骂王圆箓。因为，我们也坚信，以余秋雨先生这样的高风亮节和铮铮铁骨，如果生在当年，如果同样处在王圆箓的地位，是一定要比王圆箓做得好得多的，不仅极有可能成功地“保护”住敦煌的那些文物，说不定还能手刃斯坦因、腰斩伯希和，从而成为一个大大的民族英雄。由此看来，余秋雨先生真的是生不逢时，此诚为余秋雨个人之一憾、诚为我们这个民族之一憾：因为他的生不逢时，从而使我们这个民族错失了又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