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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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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郭越、张海律、李海波、刁家灵  插图：陈禹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是卡耐基对他的社会信仰的总结。很多欧美人士与他信念相同，筹办着数百年的基金会，仗义疏财。公民社会正在孕育，中国新兴的富裕阶层也已走出“回报乡亲”的传统慈善模式，而将更多金钱以及智慧投注到公共空间。特别的，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人们已经发现，集合企业家力量的“非公募基金会”无疑是公益事业最好的出路。

非公募基金：中国式“散财”骷髅会？

文：郭越

近几年，由企业家和企业出资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正以群雄逐鹿之姿，在中国各种公益形式急速冒起，蔚然成观。有人说他们想借公益的名义做不可告人的勾当，也有人说他们想效法美国骷髅会，成就另一种民间力量联盟。无论如何，近一千家的非公募基金会正在排队鼓掌欢呼：非公募时代，欢迎你！

2004年6月，在中国内蒙古阿拉善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由百名企业家发起成立的非政府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协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汇集100名中国企业家，每人每年捐赠10万人民币，连续10年，施1亿元巨款用于改善和恢复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当时的发起者、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出任第一届协会会长。

在这个由刘晓光突发奇想、振臂一呼而起的民间企业家公益联盟中，发起人遍及各行各业的精英。北京华远的任志强、泰康人寿的陈东升、上海证大的戴志康、华谊兄弟的王中军、搜狐的张朝阳、SOHO中国的潘石屹、高盛的宋学仁以及李宁、宋军等等皆位列其中。在这百余位著名企业家里，不乏一开始就抱着治理沙尘暴的公益心而来的，而大部分其实是碍不过老朋友间的情面。譬如后来的会长、使阿拉善SEE名声大振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当年入会便是因为刘晓光的一句“不加入就不见你”。更多跨入这个门槛的企业家在乎的不是那每年10万块钱捐款，而是将这个协会当作一个精英齐备的商业俱乐部，可以拉关系，建人脉，上下游走，以便“业务往来”。一个以纯公益为抱负和愿景的庞大民间力量集合，在企业家看来是中国式“骷髅会”的公益雏形，在普通民众看来，不过是有钱人吃喝玩乐之余，躺在沙漠游艇上哗哗撒钞票的集体消遣罢了。

但真实的成效在经历了五年多的艰苦努力后终于渐现。首先在公益主业上，大自然仍在以每年35万亩沙化的速度推进，而阿拉善SEE种植速度也已达每年20万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治沙公益组织”，阿拉善SEE也得到了联合国环境署的肯定，王石、冯仑等人更是作为民营企业中的绿色环保领袖参加了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另一个改变则是无形的。如果说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中国的公益领域一直由政府独立支撑，难堪重负，阿拉善SEE的行为则为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相对不合作的状态注入了一剂如沙漠绿洲般清凉的融合剂。同样在2004年，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得个人和企业出资成立基金会得到了法律认可。“希望工程”的发起人，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徐永光当年便推断，未来中国最具实力的基金会，将是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慈善举动，由于企业家的投入，专业人才的参与，加上背后企业的力量与管理的逐步渗入而获取了非常积极的成效，这使得更多企业家意识到，环保不再与商业发展背道而驰，且不仅是乐善好施，更是能够赋予个人与企业价值提升的最好途径。利益、名声、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似乎都可以在这个“集体性善举”中统一实现。

从阿拉善SEE走出的企业家中，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于2008年创立了完全独立于企业的、以推动国内生态社区建设为主要工作领域的万通公益基金会；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夫妇建立了以捐助西部地区教育为主的“北京今典苹果教育慈善基金会”，潘石屹夫妇发起了以教育美德为主的“SOHO中国基金会”……相比于将权力与利益紧紧攥在手心的“精英俱乐部”，阿拉善更像是一个 “不规则大财团”散财行动的开端，接下来，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则代表着民间财富流向更有益方向，成为推动未来中国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主力军。

名词解释：骷髅会
“在美国，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骷髅会都能号召成员去做一切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提起美国的骷髅会，人们还是会为它的神秘和强大而心生敬畏。这个时常活动于耶鲁大学一幢希腊神庙式封闭小楼的“秘密俱乐部”诞生于1832年，至今共走出了3位美国总统、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无数议员和内阁高官，其成员遍及白宫、国会、内阁各部、最高法院甚至中央情报局，著名的菲尔浦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庞蒂家族、哈里曼家族、洛德家族、古德伊尔家族等名门望族皆在此录名。他们掌握着美国经济与政治命脉，有着苛刻的入会条件，尽管每年只有15人成为新会员，总人数不过800余人，却因为相互之间紧密“纯净”的利益和姻亲联系而平衡稳固，精悍，独断，却无比强大。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同样等级的权力与财富联盟，可与骷髅会在名声上一争高下。

公益大佬面面观
王石
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人和上一任会长，王石个人的另一大亮点是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登高峰形象。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来，在与理事们不断地磨合之中，王石就有了相应的民主程序训练，并在自己的公司里成立了万科公益基金，同时还以他个人的名义成立了公益基金。

冯仑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常以“冯言冯语”不断惊世的冯仑不仅在地产界成绩斐然，其在公益领域的一马当先与专业操作也令人十分称道。除了结合企业的特有文化，把推动生态社区建设作为万通公益基金会的主要职责，“绿色”概念也同样从公益影响到企业发展本身。在北京郊区规划一个超大的“立体城市”建筑群，用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来保证该社区的生态运行，万通堪称公益与市场双管齐下。

周庆治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南都集团董事长
作为历来浙商慈善榜上的三甲人物，周庆治于2007年4月斥资1亿注册南都公益基金会，以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和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为己任，聘请徐永光、康晓光等资深专业人士主持基金会，誓要成为非公募基金会领域的标准化“样本”。

张宝全
北京今典苹果教育慈善基金会理事，今典集团董事长
以“今典花园”、“空间•蒙太奇”、“苹果社区”等“飙新”地产项目和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民营美术馆馆长头衔为人所知的张宝全，不但是成功的地产商人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力推手，还在公益领域享有一份尊重。与夫人王秋杨发起的苹果基金会深入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西藏阿里，为当地民众提供教育、医疗等多项基础项目扶助，以“阿里助学工程”和“阿里赤脚医生工程”等为人所知，也以艰苦的工作条件和持久的恒心为人称道。

陈发树
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会长， 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
陈发树是国内富豪豪捐的典范之一。2009年10月20日捐赠价值83亿人民币的有价证券，组建国内最大的个人慈善基金“新华都慈善基金”，时任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先生同时担任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同时宣称首要项目便是要建100所希望小学，100所中学，此举在商界和公益界引起深入讨论， 对这一目标的选择是否清晰准确，一时意见不一。


新公益时代：更深入、更专业、更准确

文：郭越

一定要身家过亿才能挤进这个圈子？还是任何有心人都可以借此成就另一番事业？非公募基金会与之前的基金到底会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些捷径可以帮助我们离作秀更远，离公益更近？

用“散财”这个概念来形容商界大佬们进军非公募领域时的初衷，虽不十分准确，却是不争的事实。赚钱不容易，到了公益界，花钱居然变得更难，这让许多企业家频频挠头。2010年1月22日，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带着从127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募捐来的4316万元现金来到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目的是在春节前把这笔钱装入八万个红包，分别直接送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的八万个特困户手中。山一般高高耸起的现金成了各大媒体的重点关注对象，也不免引起了大众的纷纷议论。然而噱头也好作秀也罢，中国慈善大户需要靠如此夸张的手法来完成个人善举，为得是怕捐助过程中遭遇不可避免的猫腻，这本身就在无言地表明公益界目前存在的悲哀。有了钱，不懂怎么用或根本无处可用，成了目前国内捐助人与被救助对象之间不可丈量的鸿沟。事实上，趁着非公募基金会的崛起，各方专业人才已经积极参与到这一领域，为善款怎么捐，捐哪里，甚至如何收益点明了简明精要的方向和路线。

什么是非公募基金会
与向大众公开募捐的、以政府为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等）性质相反，非公募基金会，国外又叫做私人基金会，是以个人或企业名义出资建立的基金会。2004年，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将国内的基金会明确划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大类。想要通过做慈善来使个人价值或企业的社会形象、地位提升的，或者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物管理和建设的，都在这里找到了出口。过去，很多只有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非营利组织才能做的事，譬如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安老、儿童教育、妇女维权、残疾人保护等等，现在依据法律，任何符合条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建立非公募基金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目前，国内较有影响力的非公募基金会，包括南都集团建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两岸三地数十位企业家合力建立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上海新联康出资成立的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万通集团建立的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等等。这些企业和个人大多聘请公共事业领域的专业人才为他们管理基金会，当然，也有自己掏钱自己管理的，比如陈发树建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它的执行理事长便是时任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的唐骏。

非公募基金会的构成
在常人眼里看来，但凡说到公益活动或志愿者，印象中便是身穿统一Logo、人山人海的画面。事实上，打理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并不需要太多人。如果找到专业精干的管理与执行人才，它的容量只等同一间小型公司。比如万通公益基金会，它的实际工作人员只有7名。即使加上秘书长或理事长，全体人员一般也不会超过十人。再以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为例，它的人员构成是名誉理事长（一般是出资人）、正副理事长共三人，不参与每天日常工作的理事会成员、顾问若干（视基金会规模而定）。接下来的工作团队负责执行层工作，包括秘书长一名，项目总监一名，项目主管三名，财务人员两名，有的基金会还会设置一名公共关系专员。机构简练到极致，每个人才可以发挥最高效的作用。

多少钱可以做一个非公募基金会
事实上，国家对企业家或企业出资建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没有资金上的严格限制。法律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它的出资人、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当年便斥资一亿来建立这个基金会，而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则是在发起人尚立富发起“西部阳光行动”后8年的2006年才正式成立，当时的出资人、上海新联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不过拿出了200万元，并不妨碍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发展至今，成为中国西部公益事业方面的一杆标尺。

然而在花钱方面，“每年要花掉基金余额的8％”的规定成为许多小型非公募基金会的难题。找项目难，找有能力的草根组织难，捐钱的基金会与找钱的志愿者之间衔接不上，理事会总为项目的选择争论不休，这也使得许多兴冲冲闯入非公募界的企业家有点发懵。事实上，中国的公益领域长期以来处于公募基金会（政府支持的）与草根组织对接难的问题，当非公募基金会同样在寻找草根组织进行项目的招标与实施时，他们是无力承接这些项目和任务的。所以，就出现了前面陈光标从银行取现金，直接送到受助人手中的一幕。

如何更有效达成公益目标
一个基金会在设立之初就要确定它的使命和愿景。比如“支持民间公益”的南都基金会，做“令人尊敬的基金会”的万通公益基金会等。接下来的基金会理念则会结合出资方的特点来决定，也标明了基金会的工作方向，教育、扶贫、环保、公益培训等等，譬如万通集团是房地产北京，它出资的基金会自然就会以生态社区这样的相关领域作为工作目标。这也就约束了基金会的“花钱范围”，使得每一个项目有针对性、有效地进行。

另一方面，聘请资深的专业人才，听取公益学者意见，也是一个处于成长期的非公募基金会摸索中的必经之路。“豪捐”、“裸捐”、“股捐”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但是大笔财富慈善声名在外，却悬而未决，不知道最后花到哪去，花没花完，归咎其原因，多是找不到或根本没意识到，公益也是一门科学，一个需要专业人才来管理的行业。

资深非公募基金专家
李劲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国办公室的高级项目官员，前国际计划组织中国总部项目总监，其掌舵的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以专业性、规范性为业界所推崇。

甘东宇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全球公民社会组织（CIVI-CUS）理事、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其管理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惟一的由两岸三地企业家组成的非公募基金会，以跨界合作的“新公益”在非公募领域独树一帜。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国内多家非营利组织理事，在贫困与反贫困、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学术研究方面的堪称意见领袖，其长年对民间公共事业孜孜不倦地努力，也令人钦佩不已。

金锦萍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著有《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等专著，在民商法、信托法、房地产法等领域建树卓群，尤其在非营利组织领域的思辨能力与研究成果， 使得她成为诸多非公募基金会的重要讨教对象。

6宗最
“非公募”之不可不知

第一宗 最起码的条件
注册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要求：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人民币，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住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慈善基金会的申请，还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即当地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文件：1、申请书；2、章程草案；3、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4、理事名单、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简历；5、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第二宗 最优秀的人
公益人才去哪找？除了向社会公开招募，政府机关，国内外的非营利机构，学术领域都是求贤的大好平台。基层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向有培训项目的基金会征询，比如南都基金会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班”，“志在天下”志愿者培训中心等。

第三宗 最有挑战性的领域
非公募基金会不单单只负责掏钱。有些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给人的印象只是掏钱找人做项目，其实不然。使之正常运行，除了坚持最初的理念和愿景外，还有许多亟待开发、并有可行性实行的领域去挑战。“公益孵化器”的概念就是许多公募基金会正在执行的内容，为的是从基金会自身开始，孵化出下面可以与草根组织和志愿者衔接的支持平台、基层公益组织，为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做好充分的支持。

第四宗 最透明的平台
如何保证非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即将到来的201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全覆盖披露的基金会信息平台—“中国基金会中心”将在几十家优秀的基金会共同支持下诞生。所有公募、非公募的基金会将以完全透明的姿态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考验。届时，会有纲性披露、中度披露和深度披露的信息公开程度供基金会自主选择，由中心和各家基金会的专业人员统一采集整理，如果愿意公布包括基金会财政走向等一系列信息（有一部分是国家规定必须公开）的，基金会当然可以得到完整专业的信息整理。反之，选择不公开，则将会成为名单中最不受信任的一员。

第五宗 最风光的误会
明星基金会并不属于非公募基金会。像李连杰的“壹基金”，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会”都是和红十字基金会一起合搞的，而红十字基金会显然是政府支持的公募基金会，所以他们并不算非公募基金会。

第六宗 最有选择性的捐赠
非公募基金会可以争取更大范围的捐助。除了原始注册资金及捐赠企业和企业家的资金注入，非公募基金会也可凭借完善的思路和项目去向整个社会募集与项目对应的更多资金。前提是，必须保证要花完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这对于一些基金会来说并不容易。



徐永光：一个人的公益史

文：郭越  摄影：罗先明

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年等待，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终于独立站起，与以政府支持为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共同承担全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重担。阅读“希望工程”发起人、中国公益界领袖徐永光的个人史，正如同阅读一部与其行动轨迹几乎重合的浓缩中国公益史。

“我的走向是从官到民，中国公益界恐怕也是这样的走向，越来越走向民间。”
—徐永光

在中国公益界，徐永光是一个让人无法绕道而行的名字。二十年来，从官到民，从无到有，从公募基金会到非公募基金会，徐永光的个人履历，刚好是中国的第三部门（除了政府和市场外的非盈利部门）起步、发展、转型的完整见证。

缘起：希望工程
进入徐永光的个人网站，一系列叙述瞬时间让人回忆起解海龙著名的摄影作品—小女孩苏明娟的《大眼睛》。这张中国“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曾于2006年北京王府半岛酒店举行的华辰秋拍会上拍出了全场最高的30.8万元，足可见其影响力。有人说，希望工程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伟大历史创造；而在当年，仅有10万元注册资金的徐永光从政府高官转身投入彼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公益领域，面对排山倒海般的不理解和社会、政府多方未知的困难，不是不要下足狠心，拿出一份担当和勇气的！

经由：荆棘丛生
“我从事公益事业已经超过二十年，正好在这这个阶段，中国的‘第三部门开始探索发展。1989年3月，我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任秘书长，创建了希望工程，这一做就是十多年。”徐永光指的这个时期，是政府背景很强的公募基金会发展初期。扶贫、教育是那时候公益领域的关键词。市场经济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手里有了钱，捐款的手笔越来越大，关注面越来越广，其内心却仍然不改中国人传统的“乐善好施”，“散财求福”的老概念。谁家有旧衣服旧被褥，或是孩子过年领了红包，“支援灾区”，“捐希望工程”便成了相互没有关联、却被视为一体的统一慈善走向。民间的草根组织开始小荷渐露，遍地开花，十几年发展至今，不时会闪出亮眼的火花，却仍然不成规模，在重大事件前无力有效地应对和施展，令人扼腕。

这一现状的出现，无疑与中国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溯往开来，徐永光为我们一一顺藤剖析，挖掘出了最大桎梏。“公募基金会首先有着它的好处。一是低成本，不用付给工作的公务员第二份费用；第二相对比较安全，因为整个流程还是接受监督的，甚至有时候政府不仅出人力，还出物力。”这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公益流程，经徐永光话锋一转，便在优势里显现了弊端。“问题在于，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从社会获取资金，而在使用这些资金的时候，一般也是和政府合作的。甚至说，这个钱怎么花，都是通过政府系统来花的，比如你来到一个县，县里没有什么民间组织、草根组织，它只能通过县政府和公务员来花掉。这样的走向就使得民间的慈善资源从民间流向了政府，实际上成了弥补政府公共投入不足的补充。

“同时，下面做事的草根组织本身登记就困难，很多草根组织都只好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他们没有政府背景，和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对接不上，从上到下，他们在这个公益的产业链上是断裂的，无衔接的。有钱的人把钱拿到政府那里，做事的人拿不到钱，所以这些草根组织得不到本土资源的支持，只好寻求外国机构资助，这就是我最早发明的“喝洋奶”概念—中国的公益资源从民间来，却流回不到民间，只能找外援。”

如果用口头表述还无法直观地呈现公募机构庞大的资源囤积问题， 2009年8月，在社会组织5•12论坛和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足以给中国公益界敲响了警钟。这份报告披露了汶川地震的捐款八成进入政府的财政账户。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们争相指责政府与公募机构，连番的口诛笔伐，使得我们在重灾之后仿佛又遭遇了另一场信任危机。而在徐永光看来，这不但是提醒了我们加快慈善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反思，还彻底暴露了民间组织的弱势现状。“整个行业太弱，草根组织根本起不来。没有几个机构有能力把钱拿走去做事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拿出两千万招标，从5•12到现在才花出去1700万元，后面就没有什么好项目。像南都基金会去年一年预算做到了2200万元，虽然已经远超了最低限度的800万元，但还是没有花完。我们现在花的钱都是要培育民间公益机构，提高他们的能力。整个行业太萧条，整个灾区在做事的新民间组织不到一百家，包括当地的和外地去的，这个远远低于我们的期望。”

转折：回归民间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多年的公益事业经验和温州人深谋远虑的产业经济头脑，使得徐永光早早就看出了中国公益界即将遭遇的冰点。2001年，他毅然辞去了青基会秘书长职务，2005年他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去慈善总会完全和我原来的走向背道而驰，冲突很多，也容易发生僵持。”一年不到，徐永光便从中国最著名的半官方公益组织负责人退下来，也正是这次隐退，使他正式走向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领域，完成了其一直渴求的“平民”变身。

当鼓励个人和企业出资成立基金会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于2004年颁布时，徐永光的温州老乡，著名浙商、慈善家、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便有心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这一公益领域有所行动。这与一直关心农民子女读书问题的徐永光不谋而合，而两者的交叉点便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2007年，周庆治斥资1亿注册了南都公益基金会，并且至今仍保持着胡润慈善榜的榜眼地位。而接下来，做一个非公募基金会领域的“标准化样本”便成了徐永光与周庆治共同的愿景。

作为一个公益界新兴的“部门”，非公募基金会不像过去有政府背景的那些机构那样缺少独立意志，而是很有自己的个性。有人关注生态，有人关心社区，有人坚守传统公益项目，也有人在创新领域大展拳脚。一批批有心又有钱的个人和企业把财富转移到公益领域，用于公共事业，这在20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从2008年底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达到了600多家，而就徐永光估算，这个数字到了2009年底起码要再多出几百家。

启航：掌舵新天地
一谈到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的大量注册， 徐永光便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在他南都基金会的办公室里，谈及中国公益界坎坷不断的发展时，他总是欣慰有之，愤怒有之，但这种程度的兴奋，还是第一次。“具有公益理念的财富力量介入到第三部门，这对于中国来讲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就中国的整个慈善公益行业来看，非公募有着很好的势头，而且确实代表着中国目前民间公益的方向。”徐永光还引用《人民日报》一篇《民间慈善，崛起新生代》的文章，说明非公募的发展在改变目前中国公益界的生态环境上的重要意义。

相对于项目传统、体制传统的公募基金会，非公募的一大亮点便是突破了民间公益组织登记难的问题。现在国内的所有公益组织不到两千家，非公募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占据了近一半的数量，因为国家政策的鼓励，发展非常快。

其次，它突破了资源分配不合理这个现状。非公募基金会没有政府背景，也不受这些制约，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与什么样的公益组织合作，做什么项目。所以非公募基金会有条件把以前一些被认为是“风险慈善”（公益创投）的项目拿来资助，只要理事会决定这个项目要投，那就可以拿钱进去。项目有可能有成长，也可能就投不成，类似于商业社会的风险投资。这在公募基金会来说是绝对不敢的。

第三，现在还是很多人不懂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它和向社会募捐而来的不同。向社会募捐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往往要先拿出项目，让捐款人来选择；而非公募是发起人或企业先拿出钱来，直接做项目或进行项目招标，很多定位都和公司的战略目标有吻合。比如麦当劳的基金会，就和儿童健康有关系，因为它的主要消费对象以儿童为主。万通公益基金会，他们的定位是生态社区，其企业本身是搞房地产的。基金会完全自愿地投入到社会公共领域，自负盈亏，这也与公募基金会大大的不同。

结语
在主持了“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09年年会”后，徐永光又和“中国非公募基金美国参访团”在波士顿、纽约、旧金山三地走访了约20余家不同的基金会组织和研究机构，使得一行人受益匪浅。2010年伊始，他更联手几十家国内优秀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强力推动建立一个基金会行业的全覆盖信息披露平台—“中国基金会中心”，到今年底还会陆续发布中国基金会指南，基金会发展报告等等。当年，著名公益学者康晓光有一句名言：“（公募基金会）做不好是正常的，做好是不正常的，因为能做好的太少。”现在，徐永光正与他的同行们试图将这句话倒过来实践，在非公募领域，做好是正常的，做不好是不正常的，看你做还是不做。

《Best Life•香格里拉》三问徐永光
《Best Life•香格里拉》：正在筹备中的“中国基金会中心”试图做成行业内的无死角全覆盖信息平台，这是针对整个公益领域还是单独针对非公募基金会而言？这种行业约束是完全自律的么？是否会有覆盖不到的地方？
徐永光：是针对整个行业而言，也不是政府要求，完全是行业自己来做要求做的。我认为，行业的自律要从信息披露开始，如果你要拒绝披露，实际上是在损害这个行业的公信力。现在很多基金会网页上的信息披露不规范，已经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要推动它。中国现在的基金会不到两千家，将来你要找中国的任何一家基金会，看他的财务情况，项目情况，可以在这个中心一览无遗。
我们的所谓“信息的全覆盖披露”分三级，第一级是纲性披露，包括基金会基本的情况，理事会成员，年度财务报告，这个也是国家规定要披露的。第二级是中度披露信息，包括项目内容，资金用到哪里去等，这个就变成选择性的，不强制。深度披露就是第三级，包括员工薪酬等。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来获得这些信息，最后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基金会是拒绝披露信息，我们会给它单独列出个单子，标注“拒绝披露信息”的基金会。
这个中心既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公众的监督和选择。政府部门、捐赠人、研究学界、媒体、基金会、公众都可以进入这个平台。越多人关注就越给基金会，给这个行业造成压力，也就越能促进它的健康发展。我们二月就去从美国美国基金会中心学习，回来就会一起做这个项目的研发，六七月开始正式运行。到时欢迎大家的见证和监督。

《Best Life•香格里拉》：您曾经是“希望工程”发起人，关注农民子女教育；现在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又在做“新公民学校”，让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这两者的除了操作机构的不同，还有哪些突破？
徐永光：现在这个项目就和之前直接拿钱给贫困小学生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是一种有非公募基金会特色的社会创新项目。比如我们对一所学校资助200万元，这个学校同时还要得到政府的支持，社会的支持，加上少许的由家长交的学费这主要三个部分来解决资金来源，而过去的作法，如果进公立学校，全部靠国家，政府的负担很重，进私立学校，全部靠个人，现在进公益学校，就三家来分担，加上社会的公益资源和家庭共同承担，这样的学校才有生命力。“新公民学校”将来可以会被复制，更多的企业都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假使南都基金会10年可以做100家这样的学校，我们成为一种标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来复制，到时全社会都来关注，受益的范围就更广。

《Best Life•香格里拉》：前一阵，政府颁布的《免税收入通知》和《资格认定通知》引发以您为首的9家公益基金会集体“讨伐”。这是否代表着中国公益界已经具有了与政府叫板的力量？
徐永光：在未来，很多公共服务不会是政府独揽，一定是要支持社会组织来做，所以我们现在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两个通知明显地违背上位法，从具体的一些规定来看是倒退的。不仅在非公募界，对整个的慈善行业都是一个打击。非公募界首当其冲，不得已，一定要提出异议。如果是具体在某一处受到伤害，比如一个机构在2009年有了比较好的收益，它还要交企业所得税，这个肯定要提出行政复议。

还有一点， 国内的非公募组织从国际上招募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高级专业人才。 在薪酬方面也会相对优厚，但新的“规定”里说，如果你的薪酬超过当地平均薪酬的两倍，就要取消免税资格，后面还补充了一句话—防止变相分配机构的财产，这个是胡来！富人自己掏钱建立基金会，自己掏钱请高级专业人才来管理，还要交钱，这公募基金会等机构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非公募基金会而言真的显得很不专业。当然，这个现象也是中国社会转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王石做公益：从“被加入”到主动转型

文：四海  摄影：尼古（CFP）  供图：阿拉善SEE生态协会、IC

王石一直在路上，不是在穿越戈壁的路上，就是在登山的路上、去滑雪场的路上，不在路上的时间不多，他都给了一个非公募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路上的他说自己在转型，“2005年开始，万科和我个人都在转型。企业要转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考虑向公益活动家转型。”

1月24日是王石的生日，这天他在博客上写道：“孩子过生日，老人过生日，中年人呢？不过生日。过生日意味呵护与被呵护。”在王石看来，企业家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也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要“呵护”社会。

6年前，偶然的机会，迫于情面，万科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石“被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但日后对阿拉善荒漠化治理，他是相当地主动。当初，协会刚成立那会儿，大家坚信人定胜天，能治好沙漠化。入会的一百多企业家，个个在中国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聚一块儿想干点事能干不成？可惜，自然是有规律的，请来的科学家先给这帮人上了一课：“治沙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沙是自然形成的，上亿年形成的，你们怎么去治呢？”

当头一棒。从这件事情开始，“王石们”开始转变观念，去掉自以为是，去掉“美好的盲目性”，回到原点，从试图防止荒漠化到先设法防治自己心灵的沙漠。就这样，这群每个都拥有巨资的大佬们，开始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完善。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善有善报，6年下来，通过阿拉善公益活动，他们不仅学会怎么防治荒漠化，更启发了自身。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在不断地摸索中，从制度建设和民主程序上，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决议在民主程序下形成，效率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当然，最让王石欣慰的还是通过这些年的努力，现在他们已经在阿拉善保护了20万亩梭梭林，正在进一步建立一个240万亩梭梭林保护区。比起大自然每年35万亩的沙化速度虽说还慢了那么一点，但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联合国环境署给他们的评价也出乎意料的高：世界最大的荒漠化防治公益组织。

这些年，有人选择坚守，有人选择退出，又有新的人加入，组织是“活”的状态，这就对了，发展一个未知的事业，总会犯错，每一次错误，都是进步的一个开始。如果未来真的能实现王石所设想的理想状态，能保护恢复1400万亩天然梭梭林的生态屏障，他们不就赢了大自然么？

向公益转型是阶段性趋势
《Best Life•香格里拉》：转型，是否意味着企业家到了一定阶段都会去做公益？
王石：企业家的成长是阶段性的。我个人的总结：第一是创业阶段；第二是企业管理成熟阶段；第三就是企业公民阶段。对于企业来说，什么叫成功？不仅是你个人做得很好，而且你要对社会的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承担你的职责，因为你掌握资源，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从2005年开始，万科和我个人都在转型。企业要转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考虑向公益活动家转型。

在西方，有钱人的财富中会有三分之一部分用来做公益。从2001年到2005年，2001年我的工资加奖金合起来就60万，但我做公益的钱有7位数字。为什么？主要是我做广告的收入，我把这些收入都拿来做公益，自己还再拿了点钱。

《Best Life•香格里拉》：一年有多少时间是花在SEE的事务上？
王石：坦白说，就时间上，不算多。参加一年一次的预算会议，以及每个季度的理事会，做一些决策性事务。更具体的事务是需要交给专职的人去做。我的职业还是企业家。SEE是一个非赢利性组织，这个组织的运作需要交给专业的从事NGO的人来打理。我的作用，或者说我们这些企业家的作用，除了贡献资金外，更重要是一种象征意义。打个比方说，阿拉善与国际的大自然保护协会谈合作，他们告诉我，要是会长参加，会起到推动作用。我就明白了，不是说要我去谈什么，只是需要我坐在那儿，原来我坐在那儿是特别重要。于是，那天上午我就坐在那里整整4个小时。

《Best Life•香格里拉》：如果说阿拉善SEE是开了一个头，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王石：我参加协会后，在公司里成立了万科公益基金，同时还以我个人的名义成立了公益基金。这些事情以前没做，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了阿拉善的民主程序的训练，有了对协会管理的认识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我还介绍过一些企业家来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其中有个企业家，他了解了阿拉善的运作方式后，就打算投一个亿来做一个慈善基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员，还包括20多位台湾企业家。他们都是世界青年总裁协会台湾分会的成员，有做慈善的经验，积极性也很高，这对大陆的慈善事业来说，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么多企业家联手做慈善，以前这样的例子不多，其实每个企业家给的钱不多，但沟通、联络的成本非常高，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能把这个组织维持下来，需要消耗相当大的精力。但我觉得这在中国是相当有意义。

在公益组织中重新接受民主程序训练
《Best Life•香格里拉》：参加这个协会有没有别的收获？
王石：协会开会时的氛围使我大受感染。中国企业家有两种成份：土鳖派和海龟派。在平时，这两个圈子的人很少来往，但因为阿拉善，这两拨人坐到了一起。在表决协会章程时，大家吵得很厉害。我发现，面对同样一个问题，土鳖派和海龟派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平时习惯了“求大同，存小异”的思维，在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原则通过”。可这让海龟派们很难理解，最后没办法，协会把章程的内容一条条拿出来举手表决。

《Best Life•香格里拉》：“孵化器”具体能孵化出什么来呢？
王石：孵化器有三层含义：首先，它让我们知道NGO该怎么运作。最初，我们经常争论不休。阿拉善的成立大会开到12点钟，章程就出不来。为什么？比如要选举执行理事，就有人提出：为什么是你们筹备委员会推荐的人，我们现场提议就不行。NGO又是特别讲究平等、自由和民主，于是弄得现场很像村民自治大会。你知道这和治理企业很不一样，管理下属也需要民主，但民主都是会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内，企业管理更多的是金字塔似的管理，像政府运作一般，这样才有效率。在NGO里不行，你需要重新接受民主程序的训练。其次，阿拉善应该孵化出一些专职做NGO的人。在国外，这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在国内不行。现在一哄而上搞NGO，但专业的人才供给跟不上。最后，它孵化出一些企业基金和企业家基金。很多参与阿拉善的公司，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且不说它们运行得如何，毕竟也算是形成了影响。

《Best Life•香格里拉》：你是说你们这些企业家需要重新接受民主程序的训练？
王石：在阿拉善里，有海归，有来自台湾的企业家，也有很多本土企业家。而后你会发觉这些人很不同。我们本土的企业家经常都是这么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那好，鼓掌通过。事实上，就是把你的意见淹没了。好像是靠鼓掌声音大小来决定。娱乐可以，但真要做民主程序肯定不行。很好玩。

《Best Life•香格里拉》：做阿拉善SEE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王石：花钱比挣钱难得多。都是企业家，讲效率，不会平白无故给你钱，如果乱花钱就不是企业家性格。诉求很不同，很难很快制定出决策。经常，上个月大伙形成共同诉求，下个月就有人想法变了，而且完全是颠覆性的诉求。这些都是成功企业家，有想法时都非常激动。我的做法是，凡事都形成文字。当有人有了新想法很激动时，我就把成文的东西给他看，说：不是说你的想法不好，但我们上个月才达成一致想法，而且那个方案很可能就是他带了队伍到阿拉善做的调查后形成的。

活着的时候，就该做自己
《Best Life•香格里拉》：公益事业目前最缺少什么？
王石：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仅仅一个SEE是不够的，我们的企业家又非常着急，在中国来讲什么都不缺，就缺钱，企业家你们说有钱花不出去，咱们的协会就创造给你们企业家花钱的机会，这样我们又和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起来，资助草根NGO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两年一次的奖励，把奖励和持续的资助结合起来。

除了缺钱以外，中国实际上还缺NGO的职业经理团队，非常缺，所以我们也把这方面的资助变成具体项目—“绿色领导力”，资助大学进行合作，联合起来培养人才。

《Best Life•香格里拉》：作为NGO，阿拉善SEE与政府合作得不错，你们有一个主题叫“合作共赢”，你怎么看待这种关系？
王石：从NGO来说，在国际上比较传统的观念，似乎跟政府合作反而不符合NGO的精神。阿拉善的态度非常明确：和政府合作。当然对抗是一种姿态，合作也是一种姿态，这个合作基于企业家自身地位的考虑，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合作的，鼓励NGO去做，如果你和政府对抗，根本不可能发展，连存在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发展了，这是一个前提。与政府是一种善意的对抗，并不是为了颠覆你，是为了用这种手段使政府有效地减少错误，阿拉善与政府的合作是一种共赢。

举个例子，我们保护梭梭林，当时政府是冷眼旁观的，觉得是“企业到我们的沙漠来弄点钱就走了”，他们不介入，但是也不反对。所以我们和牧民组织起来，一对一的投钱，这样下去，太阳能、风能、沼气池，包括减少用水，包括很多的计划都是一对一的，结果做了两年之后，当地政府决定投钱，你们投一块，我们投一块，等从原来的一对一变成三对一了，政府也出一份。

《Best Life•香格里拉》：通过做公益，你的世界观有什么改变？
王石：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在改变的。我不去登山、不去治沙，也会有所改变的，所以我并不强调人生的改变必须是治沙漠、必须去登山，这个和年龄、经历和遭遇有关系。我前年登山进大本营一个星期，那个地方很荒凉，只有两个队，一个中国队，一个西班牙队，几百平方公里根本没有人烟，在一个黄昏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王石队长，有客人来找你”，我一愣，这个时候怎么也有客人来找我。一看原来是北大前山鹰社的队长和他的一个朋友到这里给六年前五个遇难队员修一个纪念碑。那个纪念碑修好之后，上面是去世的人他们的名字和一个小头像，那个头像是用激光打的，我就想把他们的照片拍上去，因为纪念碑非常反光，我怎么也照不上去。后来我拿出相机看回放，而我的头像倒是清清楚楚地印在那，我一愣，但是马上清醒。

当时有那么一刻，我真的身陷其中，如果我是他们，如果我知道前面有雪崩，我会不会去。我把自己置身其中，考虑会怎么样？沉思了很长的时间也很不确定。或者换一个角度，那些攀登去世的人他的生命价值在什么地方？山鹰社那五个大学生遇难后，90%的人是反对的，逻辑之一：他们不应该去，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北大都是各地的状元；逻辑之二：他们白白地送死，对不起父母、老师。这样的评判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学生他们的自我。他们的遇难当然是悲剧，但是在我来看，非常有价值，因为他们在实现自我。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很大的成就就是人性的解放，我们国家一直缺少这个东西，而那五个去世的大学生唤起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如果人类没有自我意识，怎么愿意去太空、去登月。所以我觉得不是怎么来纪念他们，而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做自己。

王石谈治沙
—种树还是扶贫

阿拉善的风沙源我去过不止一次。对于治理沙漠，很多企业家也想当然地认为是搞绿洲，种树等等。其实把树种下去，把地下水抽上来后，树是长成了，但沙漠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就遭到了破坏。专家告诉我们，沙尘暴的主因还在于地球气候环境的变化，沙漠是不可治理的，只能顺应它，只要不再去破坏它的生态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来减少对沙漠的破坏。

这几年的进展一方面是投资治沙，我们投入的资金实际已经超过1500万元，结果很有意思，基本的资金1:1，因为我们的投放感动了其他的NGO组织，也影响了当地政府，基本的结果，我们投一块钱，其他配套也跟着投一块钱。

阿拉善的沙漠化原因主要有三点，草场植被过载，养羊养牛太多；过量取用地下水；砍伐灌木。所以沙化也是多样化。

第一，我们组织了五个社区，首先给他们组织起来，引进太阳能、风能，沼气池，这样减少对梭梭林的砍伐和破坏。第二， 会同政府把草场圈起来，不让放牧。牧民怎么办？我们就让他们改变放养形式，圈养。养奶牛，我们叫小母牛计划，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叫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他给你赠送小母牛。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到底是做什么呢？扶贫、社区建设，搞乡村的民主建设，到底焦点是做什么？好像都对。比如奶牛厂到冬天了，寒流到了，大家说需要棉被。要棉被干什么？小母牛要过冬。于是就发现要解决小母牛过冬的棉被问题。后来又报一个项目，说是牧家游，问这是什么？就是农牧加旅游。四年以后发现讲目标、讲效率、讲系统的我们这些企业家，我们目标的制定本身是个漫长的过程。创新显然是没有什么创新，摸索、模仿，到最后才回想到梭梭林。植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防止沙化首要的防护带就是梭梭林，阿拉善的梭梭林一共有多少呢？1400万亩，但每年在大规模缩减。我们保护了多少呢？微不足道。我们意识到了，一定要围绕着保护梭梭林来展开，而不能被其他的项目埋没，尽管其他的项目都非常好。所以到2008年，我们制定了第一期的200万亩的梭梭林保护区的计划，在这个规模上再扩大到500万亩，1000万亩……希望和梭梭林的萎
缩达到一个平衡点。



公益的智力发育

文：张海律

刚一见面，梁晓燕就麻利地递上一本“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2010年台历。台历每个月的彩色图像中，农村的孩子不是在专心渴求着知识，就是开心而顽皮地跳着游戏着。梁晓燕，是这家基金会的秘书长，在她看来，台历本身就能体现他们机构几年来的智慧结晶。

企业家，从“被公益”到用心参与
“农村孩子要接受好的教育，但好的教育是什么？”从2008年6月接受西部阳光的具体工作以来，梁晓燕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我带给你这本台历？这其间反映着我们一年年的变化：一开始是特别贫困的黑白画面，很多人说不能把它放在桌前，看着吃不下饭；后来就转向现在这种色彩饱和的欢乐画面。台历的变化，能证明我们在追求成为一个再好的基金会。 ”

多年置身教育民间组织的经验，让梁晓燕观察到如今的中国社会不差钱，只要机构做事靠谱，要去找钱并不困难。但怎么让捐款人看到机构的工作价值，就越来越不是表现在直接的救助上，“我们要吸引对教育有着自己切肤之痛的捐款人，让他希望自己的钱不止是让孩子上得起学，而且还要上好学。”

很多有钱人在最初开始捐款时其实并没动心，大多只是回报乡里，盖个学校修条路；后来感觉自己总被人盯着压力大，又觉得要掏的钱不算多，还能吸引眼球，捐就捐了；再后来，做的人多起来了，慈善捐款就不那么瞩目了，而且这时的公益从业者素质也在进步，这对提高公益捐款的效率非常重要，也让募捐者有了信心，渐渐地真正动心动脑起来。甚至，有的捐款人原来是做企业的，跟公益机构偶尔合作，慢慢的自己起意，亲手做起公益，私募基金会往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来的，并通过企业家圈子的口碑传播，将新富阶层们改善社会的愿望调动起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和身边的小环境后，也该轮到整个社会的公益了。

西部阳光刚刚得到一笔定向为农村教育的200万元捐款，捐钱的这家企业是主动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他们的。这次合作达成的经历，梁晓燕认为值得一说：“他们以前每年都把几百万元捐给红十字会和宋庆龄基金会，自己很不满意，又不知道该给谁。负责找事做的人在网上看到我们在做农村教师的培训，就来我们这咨询，觉得我们挺懂公益产业后，就接着跟了我们大概半年时间，看看我们在北京和甘肃农村的活动。接着，就提出拿一笔十几万元的小钱当作尝试。我们用这笔钱，在甘肃农村的小学，对200个农村教师（其中一半还是面临清退的代课教师）进行培训。这家企业派了两个职员，从始至终跟了20天，回去后，给领导写了个汇报，促使老总来认真思考自己的捐款到底该怎么用，明白了做教育绝不是个简单的事。公司里为此剪出一个非常好的片子，并专门为未来的捐款事宜，从老总到公关宣传部门，集体开了会，专门反省和检讨自己之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决定要跟我们这样有价值观和创新能力的组织合作。”

比建学校更深入的公益创意
正当城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青睐青海的花儿、云南的海菜腔之时，西部的孩子们却哼着不明所以然的周杰伦蔡依林渐渐长大，然后进城务工。这不是想说为了满足城里人的原生态审美，就得让乡里人维持远古落后的生活，但单一而低质的乡村教育、极其脆弱的文化根基，却在不断让那里的孩子们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

“虽然教学的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教育质量却更加恶化，甘肃等地小升中双科（语数）及格率相当低。”这些问题，让梁晓燕相信在教育系统内部，真正的好资源是到不了基层学校的，但这些急需解决的软件问题，却更能吸引想出钱的企业家。

比如，现在的农村小学基本没有音体美课程，民间组织就可以去做多样化的课程开发，“这当然不能照着教学大纲去做，得按农村自身条件去设计，我们甚至给甘肃农村学校开设电影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辑了一套励志素材的电影，我们就拿着这套素材制作成课件，去各个乡村做推广”。梁晓燕介绍说。再比如，福特基金会在湘西推行了5年的蒲公英行动，就是把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引入美术和音乐课，别的很多地区的组织，就拿着他们做出来的模板，结合自身所在地文化特质，进行相应设计。农村孩子用不起彩笔，就让他们去搜集各种色彩不同的东西，他们就能用麦秸皮贴出动物，用各种颜色的叶子、绳子做出玩具。不过，传统模式下出来的老师是不具备这种教育意识的，这就得依赖于聪明的公益机构去培训出他们的这种创意。

外界的信息一旦到来，农村的孩子不免难敌诱惑，并在中国教育的一元价值观导向下，去否定自身文化、一味追捧外来的单元化文明。但全球化不仅不会抹杀地方性知识，某些程度上还突出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为此，梁晓燕期望教育工作者能是具有多元价值观的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很强，不需要公益组织去做什么推广，我们的工作更该是传播容易被忽略的价值。我们常跟捐助人说：‘捐钱建学校的事别做了，那是拿着纳税人钱的政府该做的事，不是马上能用钱能解决的事，恰恰是政府的短处。’”

而捞钱的资助人，如果更愿意去资助这样有独特教育理念的组织，那他的钱发挥的作用会更多。

捐助人和操作人是公益伙伴
电影《教父Ⅲ》一开始，渴望漂白的迈克，将以自己女儿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款项全数捐给梵蒂冈银行，期望能以对圣洁的教会的奉献而赎罪。殊不知，随着上世纪末金融资本世界的无孔不入，梵蒂冈银行真正成为了一家玩耍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投资公司。

虽然整个西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源于基督教文化，但发展到1970年代末，它在募捐渠道中的重要性也已逐渐让位于现代化的大企业。而几千年宗族社会传统下的中国，本来只有乡里乡亲扶老携幼的互助品质，缺少更广的公共关系中的人文关怀，但在极速的现代化中，城市这种公共空间成为陌生人的共同体，也让大公司有机会替代被流动性打破的宗族传统，成为慈善募捐的主体。

长期以来经营企业的投资者，在接触公益产业时，也会惯性地以绩效评估的方式考察公益项目。更有甚者，还停留在想做出“可以拍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宣传效果的”期待上。这就经常让投资人和公益组织难以沟通，前者倾向于企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认为农村的情根本不适用现代商业的那一套。比较僵的情况，常发生在企业主想要控制和主导项目，却又不真的参与和体验（资本的傲慢）；或者是公益组织觉得我社会意义这么伟大的产品，你们怎么能不买账！（道德制高点）。

而新模式的公益创投，就是努力想把捐助人和操作人和谐成为公益伙伴。陶泽所供职的NPP（新公益伙伴），就是中国第一家公益创投基金会。陶泽介绍说：“投资方选择公益创投具有六个特点，第一是要深度参与自己扶持的公益项目；二要为公益机构做定制化融资和财务预测；第三就是多年支持，不是给个100万就完事；第四是提供一些非金融类的支持，不仅给钱，还给媒体政府资源；第五帮助公益组织提升能力；第六就是中国现在很多公益机构都没做到的绩效评估。”

NPP本身像一个中国本土的投资银行，比如为创业型企业和大基金做衔接的华兴资本，上游连着中金、摩根斯坦利、IDG，下游连着土豆网、如家，他们会先筛选下游企业，看哪些在未来会有发展，就对上面大的PE和VC做沟通和推荐，既帮助上游节省筛选项目的成本，又节约了下游的融资成本。在公益行业里，NPP在下游找寻草根公益机构和项目，看哪个团队更有潜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更有效果，接着就将他们介绍给上游的企业基金会和政府机构，让上游的钱、物和社会资源，通过NPP渠道，分配到下游去。

牵线搭桥过程中，陶泽发现公益机构自己写给企业的计划书，并不是企业会愿意看的，“我认识的企业老总，他们看邮件看文件，也就30秒，最多1分钟。如果没看懂或者不知道重点，就不会再看。而有的公益机构给我提供的计划书，长达二三十页，我的任务就是，把它变成一页A4纸。”

汇集志愿者，让小好事汇成大好事
公益机构的低薪很难吸引到优秀人才，也就难以成就被投资者看上的好项目，导致得不到融资，又请不到高手……这个恶性循环的初始解决办法是志愿者。“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既然谁都明白这个真理，那公益组织就得利用好“这一点好事”。

因为在5•12地震救灾过程中的优秀表现，王小言不但让自己被友成基金会看中，更让他们展开了“做一辈子好事”的志愿者项目，他自己本人也从一个救灾志愿者转变为更为常态的扶贫志愿者，并成为阿坝志愿者驿站的站长。志愿者往往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我们这有教育、法律、外语、环保方向的志愿者，就是没有农业专业的志愿者，但不要紧，友成能从任何地方协调来一个农业发展的专家，拿给他们看我们调研来的几张纸，让他们看完后帮助做战略梳理，最后给到政府的不止是建议，还有解决方案”，王小言介绍到。很成熟的项目模式就可以拷贝到更广的项目中去，“比如南充的仪陇驿站是做小额信贷，乡村发展协会秘书长高向军老师在自己家里培训小额信贷的专业人员，以后将彻底成为培训机构，以后如果友成的河北围场驿站想推广试点小额信贷，就可以到仪陇，把本领学走。”

通过5•12这个灾难的大课堂，友成收获了不少志愿者，更在随后日趋规范的扶贫志愿者项目中，将王小言这样的人才，培养成明星志愿者。在民政部社工委09年度优秀志愿者评选中，他们入围的两个，都是阿坝州的藏族。这在王小言看来，这是在志愿者这一领域最大的进步：“以前，在成都、南充上大学的阿坝藏族，毕业后基本都回去就不出来了，现在，他们却到巴中做志愿者，这与友成理念的灌输和项目实操分不开。”

NPP也很重视让志愿者的能力得到最恰当的落实，而他们的志愿者大多已经是国际名企的高端职员。这些早已习惯做国际级的产品和服务的人，在短时间内就能以很低的成本，解决公益组织面临的问题。“我们曾经帮助红当当，一家盲人机构，设计宣传公关材料，找来奥美的一个五人志愿团队。奥美以往的正常报价是40万。我就跟他们团队说，这个公益机构连400元都没有，你们得根据这个低预算做出好产品。而他们居然真做出来了。”

梁晓燕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在旧金山湾区碰上当地政府的一个项目，他们想兴建20个幼儿园。政府列出招标书后，各家公益机构就参与竞标，投中者就获得项目拨款。机构花钱过程中，更多是来自幼教方面行业协会的监督。中标的公益机构还想玩一些创新，政府所拨经费不够，于是就利用媒体，竞争捐款人。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场面还不能出现。草根机构很多都还没能注册，因为不知道上哪去找愿意出面的主管单位。大政府体制下，组织化的极高障碍和成本，是有钱有理想企业家们的良好意愿和优秀执行力也改变不了的。

一切，还都需要等待着一个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健全。



“支撑平台” 是这样支撑的
—友成阿坝志愿者驿站站长成长记

文：郭越、张海律  支持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协作分工，让志愿者们组织起来
王小言风尘仆仆地到北京述职时，正好赶上十几度降温的寒流。寒风中，他看起来比照片上更干练，相比5•12地震时期，作为一个自发的志愿者在绵竹的废墟前彷徨无依的境况，今天成为友成阿坝志愿者驿站站长的他，显然已成了基层志愿者中独当一面的“老同志”。

这次从四川来京，除了要向友成汇报去年的工作总结、今年的项目计划，王小言的紧密行程里，还要不断地抽时间与基金会、媒体分享他从一个完全自发的志愿者成为一名一线骨干的心路历程。毕竟，不是所有有心公益的人都能有幸成为专业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也不是所有专业的公益人员都有机会参与打造中国第一个上承基金会、下接草根组织的专业志愿者支持平台—友成志愿者支持中心。

来到友成以前，王小言在徐州做工程机械配套，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投资了间公司，现在一边还在做公司的业务，一边在四川阿坝做志愿者驿站。与友成相逢并参与5•12救灾的经历给他最切肤的感觉就是，志愿者工作必须得有体系和组织。如果没有，就会让热情和能力落不了地，“明明是一个参与重建的建筑师志愿者，到了灾区很可能去发矿泉水。”

从08年5月入川初次接触，7月成为友成的“绵竹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志愿者，短短半年的时间，王小言所做的这个平台就为绵竹市募集资金5000多万。哪个乡得不到满足，哪一个地方资源又大量堆积，都需要他们来调配。前后经历了30个志愿者，最终只有王小言一个人扎了下来。2009年3月回到北京，参加友成的志愿者系统培训，使王小言真正完成了从一个自发的抗震救灾志愿者，到一个专业平台组织的志愿者的转变。

深入公益行动的最前端
对于目前分布在四川、广西、河北、湖北的这些志愿者驿站，王小言和同伴们目标很明晰：“有了驿站后，我们可以把一些当地需求在全社会公布，从社会上找资源填补一些空缺。一方面帮助、督促政府的工作，同时发现问题，再对接友成，拿出所有善款来做事情。作为一个支撑平台，我们的角色就不再只是拾遗补缺！”

真正的深入基层后，一个村一个乡地去走，王小言才惊叹中国的政府体系有多么庞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秉着友成的一贯认真态度，王小言和他的团队曾经在很短时间干了别人可能要一年才能做完的事。“在‘下一个十年的扶贫摸底调研工作中，因为有政府支持，我们6个志愿者组织培训了7000多名干部，包括驻村大学生，用了一周时间实施调查。我们靠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将调研内容至少发到乡，乡再送到村，村里不懂的照调研报告上的号码打给我们。我们24小时接听，每天至少得接几十个到100个电话。这些问卷很多东西只用画圈打勾填数字，农村基层组织文化水平低不明白，就打电话，为此我们还找了两个临时志愿者做藏语翻译。每个调研干部，拿着几套问卷，必须入户调查。坐在办公室填的，只要被发现，就把他请下去。红原县有个乡镇干部在办公室填表被抓到，就全州通报后下岗。除此外，还有北大、华东师大作为理论支持团队。调研后，我们又抽出两个县大概10来个乡，下去反复核查。当村长过来说名字、年纪、工作多少年，电脑里都能看到。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算是个惊天动地的经验。”

志愿者本身的成长势头喜人，出类拔萃的也不仅仅是王小言一个。在民政部社工委2009年度优秀志愿者评选中，友成阿坝志愿者驿站入围了两个志愿者，都是阿坝州的藏族。这个进步让大家惊喜不已，但志愿者资源还是问题。现在每个驿站由5个志愿者构成，基金会对每人每个月支持1500元。“今年把驿站站长提高到2500元。不叫津贴了，都报税了。”即使津贴涨了，但志愿者和基金会工作人员还是不同。王小言坦言，做扶贫志愿者的，可能有很多人把这当成份工作，而少了志愿服务精神。5•12那时的志愿者，你不让他来都要冲进去，而现在的扶贫志愿者，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上招募的。很多人看到列表里关于津贴等费用后，会多一种权衡，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就会牺牲了志愿服务的主动性。”

说得有点绕。于是王小言干脆地用一句话解释他上面的担忧，“总不能打着志愿者三个字，却和有的政府公务员一样，拖沓着混饭吃吧”。这可真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5•12捡来的金牌志愿者
“地震过后近两周的5月25日，我们从天涯社区组织了6个人团队来到绵竹灾区。当时过去已经比较晚了，的确有点添乱的感觉。虽然终于找到了绵竹市团委书记范小华，他也很欣慰地招呼了我们，但当我们提出能否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时，他一指马路对面，我们就全傻眼了。对面全是志愿者，他们真的安排不下了。”

和许多最初自发参与到公益活动的志愿者一样，王小言们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难的问题就是，我们想出力，谁来做指挥？哪里有真正需要我们的工作？去哪儿找负责对口项目的人？

同样，范小华们的困难也像山涧滚下来的石头一样堵在眼前无力消解。要抚慰群众的情绪、保持与外界的联系，物资调配、安全卫生和不时出现的若干意外都让他们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确实没有精力，也没有指哪儿打哪儿的专业能力来调配指挥。

重灾前，政府与草根志愿者之间的对接断裂明显暴露出来，更别提中间本该存在，却无法触及到所有县、乡、村的各种非营利部门。越是通讯、经济都不发达的边远山区，志愿者们甫一“降落”的茫然度就会越高。同样，即使在地震前，想要给最艰苦地区捐书捐款，捐赠者都无法直接找到对口的捐赠途径，最后只能由当地政府官员出面代收。

所以，当王小言茫然无措地准备去北川时，恰好遇到了友成的志愿者，那种志愿者间天然的亲近感一下子就让他把心放下了。“当时我们从成都赶过来，一天都没吃饭，只想先在绵竹扎下帐篷，等第二天再去北川找机会，结果我们穿着的天涯T恤引起了一个友成志愿者的注意。她叫晃晃，也是个老天涯，和我们说想找活干太容易了。我们开始还挺奇怪，后来跟着她走，才知道原来这个真的有。”

就在王小言们扎帐篷的马路对面，一个很开阔的地方，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志愿者们正在盖一个4000多平米的“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当时只有简陋的20间板房，可王小言和同伴们的兴奋度马上被调动起来，当夜就协助友成参与了39车混凝土的浇灌，完成了地面的硬化，睡觉时已经凌晨三点。

“那种感觉就像找到组织了一样！第二天我们其实5点就起来了，才睡了两个钟头，太激动了！6点就开始卸车，大概40吨的集装箱车，拉了18个篷房的材料，还有部分从深圳珠海来的捐赠物资。卸完后，篷房厂的跟车也来了，就教我们怎么搭建篷房。它这种铝合金结构的篷房，小的54平方米一顶，大的96平方米，白色的，很漂亮。我们一共建了16座54平米的，2座96平米的。一共用了4天就把园区基本建成了，达到了通水通电通风，部分的用品、小孩活动的器材都落实下来。这4天里，每天组织动员参与园区建设的志愿者最多能达到一百人，为什么说每天一百人？因为一天中午在市政府领盒饭，我们要了110盒。当时志愿者的现状就是，有活就干，没活就站着闲等，后来我们干脆把他们全拽过来。那次以后，顺理成章，我就彻底被友成‘拣回来了。”



别墅区里的村落式生活
—一个参与式生态社区项目创意展示

文：郭越  项目支持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北京大兴区康隆园社区居民、退休在家的黄心田就是上图中“执行机构”下属的生态小组骨干成员，他可谓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项目从无到有，从散兵作战到有组织有计划地一步步成形。“环境保护的行动一开始都是居民自发的，我们管这个叫绿色储蓄，大家往居委会交类似蓄电池这类生活垃圾，有登记，年底还有奖品，比较原始。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我们小区以别墅为主，在这种大面积的居住环境中，就会发现有一些需要治理的问题。比如我们这里的水源是死水，时间长了，水质就会有变化。再一个，我们家家都有庭院，总让它空着，也不是个事儿。”

“生态社区的项目使得这一切有了很大改变，像我们去年搞的庭院绿色食品品尝会，第一次是生鲜蔬，果品尝西红柿、黄瓜、香瓜、杏等，这都是五六月搞的。八月十五的时候，我们又搞了一次，是各家用自己种出来的食物做一道菜，一家一道，当时参加的有一百多人呢。”黄心田自豪地说着，仿佛回到了让他恋恋不舍的五六十年代大杂院时期。“你看，像我们这种高档小区，家家都有车，出门不打招呼，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有了这些活动，大家的共同语言也多了。经常有邻居自己家收获了蔬果，就做点好吃的给你敲门送来了，我自己种的瓜果也送给人家。这种气氛已经很久不见了。”

然而仅仅恢复了“生态”的平衡还是不够，居民的主动参与意识则在“绿岛生活馆”这个项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由万通公益金机会、社会参与行动中心、街道居委会、物业、项目执行小组共同组成绿色生态社区项目联谊会商讨和协作下，华润地产免费提供了一个400多平的地下室来作为展厅，地方政府也投入了10万块钱来装修设备，一个包括展示生态技术和生态理念的展览馆就在多方支持下于去年九月顺利建成。馆中展示居民收获的瓜果蔬菜，养殖的虫鱼花鸟，请专家来上课，一起手工DIY节能生活小用具等等，各种生态活动热闹非凡。“绿岛生活馆内容已经换了两期了，完全是志愿者自己来做的”，康隆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袁志平补充道。“一开始，只是居民小规模地进行一些节能活动，2008年开始参与的部门多了，也有经费了，居然就做得越来越有规模起来。志愿者也要经过多番培训，都是小区居民自发参与的。

可是在“行家老手”黄心田看来，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达标”。面对当地政府、甚至媒体的多番关注与报道，老黄一边享受着自己一手打造的美好家园的成就感，一边把目光放到更加长远的地方。“我们2010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低碳，一个是垃圾分类。万通基金会还派了专家来给我们上课，也给发送了一些垃圾桶等等。他们给我们的启发是，能否考虑垃圾不出小区就给处理掉。比如养蚯蚓来处理垃圾。从去年年底，我们就开始搞试验，开始在庭院里和屋里都试着养蚯蚓，如果它们能过冬，我们就试着把一些处理碎的垃圾喂蚯蚓，蚯蚓产生的粪便可以做肥料，直接上到社区绿化中。这样产生一个循环的链条，才算达到我们初级的生态社区的目标。



调查：谁识非公募基金面目

简单地说，以前企业家的钱“不一定”是自个的，他也没权力决定怎么花。改革开放了，老板们爱心也有地儿释放了，要体现社会责任、回报桑梓不是？2004年国家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鼓励这种做法。先富起来的人，拿出来一点财产，成立个基金会，甭管扶贫还是支教，环保还是保护弱势群体，甚至只是在社区里做点公益什么的，都是在帮大家干活儿么，也促进整个社会和谐了。非公募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从本刊与新浪尚品联合进行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有一部分人认为公益并不需要注册登记，几个朋友联合就可以做，这样的方式，其实一样是值得赞扬的公益行为。

关于非公募基金你所不知道的七件事
多少钱才能注册非公募基金？
虽说出力也算是公益的一种，但非公募基金既然是基金，就一定会涉及到原始资金，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至少200万才能够注册成立，这样的条件，没钱，肯定干不了这事儿。

非公募“地方”包围“中央”
截止2008年底，全国共有非公募基金会643家，其中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39家，地方登记的604家，占总数的94%。

“嫌贫爱富”
东南沿海和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文化重地同时也是非公募基金聚集之地，当然可以理解，这些地区富裕人士增多，财富总量扩大，成立非公募基金自然也就多。而像甘肃、贵州、江西、宁夏等地区长期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非公募基金会的起步和发展晚也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这种登记地域上的“嫌贫爱富”却并没有导致公益资源的不平衡，比如，在北京注册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的项目都是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进行。

“旱涝不均”
绝大部分非公募基金的宗旨和资助方向以教育和传统的救灾、济贫、救困、助残等传统慈善事业为首选，其他领域，诸如环境保护、艺术文化、社区发展、政策倡导和公益支持等，则相对少人问津。比如，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中，以教育为宗旨就有八家，业务范围包括教育的还有九家，占去了43%的份额，剩下的里面有十二家宗旨是救灾、扶贫、救困、助残。但是像社区类的就只有一家，公益支持类也只有一家，占总数少得可怜。

非公募基金的“家底儿”
有数据可查的39家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平均原始资金为3905.43万元，其中原始基金不足800万元的有9家，原始基金800万元以上不足2000万元有1家，占总数的2.6%；2000万以上不足1亿元的有22家，占总数的56.4%；一亿元以上的有7家，占总数的17.9%。目前国内原始资金最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是华民慈善基金会，原始资金为2亿元人民币。

非公募的“后台们”
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中，由企业和企业家创办的基金会有20家，占总数的一半还多，国企、民企、港澳企业甚至外资企业设立的，都有。高校也是非公募积极推动者，像清华、北大、北航、浙大都有自己的教育基金会。名人们用自个儿的名字立招牌的非公募基金也不少，占全部总数的30%，陈嘉庚吴阶平吴作人詹天佑李四光李可染邹韬奋……各行各业都有！

非公募基金的“收成”
通过分析在民政部登记的39家非公募基金会近四年来的财务年报显示，非公募基金会收入中，首先主要来自于捐赠收入。也有不少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有长期或者短期投资。有些委托专业公司理财，有些则在基金会内部设立专门投资部门。比如，友成基金会有自己的北京友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都基金会也有一笔专用于公益投资的基金。根据2006、2007年公布的数据，这些投资能占到当年基金会收益的20%左右，当然了，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估计这些投资也难保不会受到损失，具体情况人家也没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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