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上高潮音乐:《我们是谁》第二篇 人之道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5:27:50
第二篇 人之道----变化气质 仓廪食而知礼节
庄子认为列子虽然能御风而行,但还是要凭借“风”这个条件。庄子认为得道之人则无须任何条件,就可以取得绝对自由。正是在这追求绝对自由即求道的过程中,显出了人生的意义。道教吸收道家的思想,追求永恒的生命,希望人生能长生不老,追求养生之术,体现了对生命的执著和热爱。这是道教的人生意义。而佛家呢,则是一盏灯。

佛家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成佛。佛家认为人生是虚幻不实的。他们认为儒家的道德人生、道家的永恒自由人生都是虚而不实的,人生的意义在于成为佛。佛的境界是极乐的,是寂静清明的。无论人生之中的担水砍柴,吃饭穿衣,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成佛,“青青翠竹,无非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世间的万物都是佛的显现,每个人也都有佛性。人生来就是要发现自身的佛性,修身成佛。人要成佛,就要做一些功夫,如苦修、行善等。

《佛本生》中有佛祖成佛的故事。佛祖坐在树下修行,一只鹰追逐一只鸽子。佛祖有好生之德,就救下鸽子藏在衣袖中。鹰对佛祖说:“我不吃鸽子,我也会饿死,你一样犯了杀戒了。”佛祖想了想,就割下一块肉放在天平上,另一端放了鸽子,但天平总也不平衡。佛祖继续割肉,还是不平衡。最后,佛祖跳上去,天平平衡,而佛祖也成佛了。这说明,成佛需要极大的耐力。人的一生就是要忍耐苦修而成为佛。记得我曾问过一个虔诚的佛家弟子:“你为什么修行?”他说:“为了保持生命的活力。”我又问,“为什么保持生命活力?你保持它而不用它来做一番事业吗?”他不答,只认为我和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我只是万丈红尘的俗人,总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成名获利或有益于人类。佛家则认为这些都是无明,都是妄执。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生命,并把它引向佛。

儒家、道家和佛家所赋予人生的各种意义都来源于一个形而上之超越精神。无论是儒家的天、道家的道和佛家的佛,都超越了人的日常琐碎生活,有一种超越性和无限性。有限的个体生命一旦体会到这超越精神,他的生活就不再是无根的和漂忽不定的,而是有了一个精神上的家园。在这个精神家园中,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都有了无限的意义。个体的有限生命获得了无限的意义。

其实,无论儒家的道德人生,还是道家的永恒人生,还是佛家的成佛人生,都只是生命的目的。人生其实是一段历程,一番经历,无论三者对于人生的意义的看法有何区别,其人生的经历还是一段经历,所做的事情都大同小异。因为人毕竟是以同样的生命形式活下来。所以,人生的意义在于经历。经历如何及所展现的意义则因人而异。人生如同博物馆中的玉镯子,只静静地卧在那里。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也许有很多很多,但它却缄默不语,只静静地卧着。那故事,却是由人类来发掘了。人生的意义也是如此。中国哲学的所有内容都显示着人生有意义。人生的意义需要我们人本身来生成和发掘,这也是我们生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尤其需要意义来支撑我们破碎和繁忙的现代生活。发掘出祖先赋予我们生活的意义,使我们生活充满意义。

变化气质

有时候我们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指的是一个人有了很大变化。这变化包括服饰、外貌等的改变,也包括精神气质上的变化。这种气质的改变和我们所要谈论的变化气质的意思还不完全相同。我们需要对此追根溯源,挖掘和展现它的本来意义,以此来唤醒我们心灵中沉睡的精神。变化气质是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提出的。儒家哲学中对此历来也有议论,这主要来源于对于人性的看法。朱熹论述得很清楚。朱熹认为人之性皆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并不都是尽善的,这是为什么?朱熹认为这是禀气使然。他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底,此是气禀不同……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底人,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朱熹认为人性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组成。天命之性来自于天,所以是善的。由于气禀不同,而形成气质之性。朱熹曾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且如此灯,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者。气质不同,便如灯笼用厚纸糊,灯便不甚明;用薄纸糊,灯便明似纸厚者;用纱糊,其灯又明矣;撤去笼则灯之全体皆见。其理正如此。”

人之所以有善有恶,是因为气质之性不同。天命之性就像灯,灯没有不光明的,性也没有不善的。气质之性就像灯笼,用厚纸糊,灯光就透出的少,灯就不亮。用薄的东西糊,灯光透出的就多,灯就明亮。气质之性也一样。禀浊气越多,对善的天命之性蒙蔽的就越厉害。如果完全变化了气质之性,就如同撤掉了灯笼,则全身通透皆是善。这种变化可以通过人的外在的面貌、行为举止等透显出来。

陆九渊是我国宋代的大哲学家,有一次,他看见他的学生,便说:“你的气质变化了,是不是悟道了?”学生很惊奇地说,“这些日子我是有所得,但老师怎么能看出来呢?”陆九渊说:“你的眼睛很亮。心正的人,眼睛就亮,心不正的人则眼睛就暗淡无光。”一个人的气质变化,如同灯光照亮了黑夜。

如何去掉气质之性呢?通过学习、教育和修养等途径来变化气质,克服不善的东西,而达到善。这种思想很深远地影响了我们中国人。

变化气质之说,对今天的教育及德育教育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虽然中国古代哲学还是预先设定了人性本善,但中国哲学承认人有气质之性。也就是说,人性是可变的,可以加以改造的。所以德育教育是必要的。这种理论对于增强人类的自信心是有用处的。现在,一些地方社会风气很坏,有些人就认为人本性就是自私的,是不能改变的。人性恶是根上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人的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是这种思想极大地损害了人对自己的自信心。如果任此下去,人可能会重新跌落回动物界。中国古代哲学的“变化气质”给人以向上的力量。中国古代哲学相信人性可以向善的方面发展。那么,如何向善的方面发展呢?中国哲学在这方面可以说蔚蔚大观,主要方法有:学习、自省、存夜气,主静、持敬、涵养、慎独,在事上磨练等。

我们祖先从学习入手来改变气质之性。学习包括学习知识、日常行为规范和礼仪等。孔子要求他的学生要学习鸟兽草木等知识。同时学习一些洒扫应对的基本行为规范。人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逐渐理解这些知识的含义。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就逐渐懂得什么是恶,什么是善等道理。人会主动地清除自身的恶,而不断复归天地之性,这就是变化气质的最初级的方法。当然,也有人认为不需要学习知识也可以变化气质。比如有的人在理论上并不知道什么是孝,但是他却有孝敬父母的行为。而有的人在理论上知道什么是孝,在行动上却不能做到。

自省,就是每天都要反省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存夜气,是孟子提出的,也类似于自省。他认为只有夜深人静之时,人类的良知才复苏,人才有善的念头,孟子称之为“夜气”。要时时保存积聚夜气,人就有可能向善。主静、持敬、涵养都是指用善来修养自己。慎独是中国人特有的修养工夫。慎独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处时,也要谨守善而去恶,要有高度自觉的自律性。

宋代有一个官员叫杨简。有一次,一个人送他二两黄金,杨简拒收。那个人说:“此时夜深人静,你收了,只有你知、我知。”杨简说:“不,天知、地知、鬼知、神知。”杨简并非是惧怕鬼神,而讲人的良心,这就是慎独。这就是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人类的道德自律性。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占一些公家的财物,结果最后被绳之以法。所以,“慎独”不可不慎。

还有在事上磨练这种修养。我们在没有事情时,对什么是善,怎样做才能是善无不说得头头是道。可往往一到具体事上,就不知所措。这就需要在事上磨炼自己。

王守仁有一个学生,做小狱官,不知道怎样来向善。王守仁就看他断案。结果,这个学生断案断得头头是道,谁是谁非弄得很清楚。王守仁就对他说:“这就是向善啊。”学生恍然大悟。这就是在临事时磨炼自己。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小事一直让我感到惭愧。有一次,我在街上走,一位看起来像外地人模样的人问我:“北湖公园怎么走?”我当初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随口答道:“顺着这条路朝北走。”那个人走了。我回到家,忽然想起这件事,发觉自己指错了路,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也许害得那个人多跑了路,但愿他再问一问别人。由此,我就想到,如果自己对事对人有谦敬之心,就不会给人家指错路。想一想,若是他为了和朋友约会,或有什么要紧的事,我指错了路而耽误了他的事,岂不是我造了大孽。所以,我们对任何事和人不可不存谦敬之心。“临事如临祭”,一定要做事认真,努力去掉自身那些恶习,不断变化气质而趋向善,这就是我们祖先教给我们的东西。

仓廪食而知礼节

“仓廪食而知礼节”据说是管仲的话。管仲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大政治家。虽然他曾先侍公子纠,然后又侍齐桓公,但孔子仍然认为他近于仁,认为没有管仲,人们仍然“披发左衽”。管仲这句话深深影响了中国人。“仓廪食而知礼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就是“食为天”。中国人一向认为“吃饭大如天”。在日常生活中的的打招呼语都是“你吃了吗”,可见中国人对吃饭的重视。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们吃饱穿暖的基础上才能谈到精神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的意思是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后,一定要注意提升人的精神生活。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二者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志。这样看来,中国人与马克思有共同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这在中国哲学中是由来以久,并且被看做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是,中国哲学并没有像马克思论述得那样严密。中国哲学一向是不推崇严密的论证的。但这一思想却隐藏在每一个人心中。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最朴实、最基本的道理。一个人没有饭吃,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礼节忠信呢?即便如颜回者,居陋室,吃粗粮饮冷水,但也保障了维持生命的最基本条件。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生产,努力多生产粮食、布帛,以供人温饱。孟子有恒产恒心之论。一般的人如果无恒产则无恒心。如果年头不好,妻子儿女挨饿,哪里还顾得上礼仪呢?所以,做为君主,就应该努力鼓励老百姓发展生产。吃饭问题解决后,教民以礼仪,老百姓就会很乐意去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朴实的道理,但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譬如过去的岁月中的“大跃进”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共产风”,大吃食堂,结果有很多人被饿死了。

记得在大吃食堂的时候,刚开始时是大肉、馒头。人们使劲吃,并且悄悄地拿回家。那时,各家不准烟囱冒烟,谁家烟囱冒烟,就会挨批判。于是,人们将拿回的东西生吃、凉吃。由于生吃、凉吃食物,很多人闹肚子。食堂只吃了一两月,就吃空了家底。后来吃树叶等,最终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这说明,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思想远未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很多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结果发生了悲剧。

但这并不说明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就不能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或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达,精神文明自然就高。这个论题不能延伸至此。我们只是强调,只有保证了温饱问题的解决,才可谈别的东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所以,我们今天要重视发展生产力,解决物质文明问题,在此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原则。那么,人人都有饭吃,都有事干,何愁人民的精神追求?

所以,我们目前应努力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发展是硬道理。

古代有“齐人之望”的故事。齐国有一个农人,以种地为生。一年下来收成很好,比往年多收了几斗粮食。他就对妻子说:“今年多收了几斗粮食,你就让我娶个小妾吧!”这是个笑话。中国有句俗语:“饱暖思淫欲。”如果物质生活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提升人的精神,人们往往精神空虚,就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尤其是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物质生活已经十分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日益荒芜。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挖掘我们文化中原来就有的精神文化来重新确立我们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