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人的鬼片排行榜: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

 

                                        大国崛起　要有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
                                                                                                          20070401
 
 
　　中评社香港4月1日电／环球时报日前刊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的文章指出，中国欲成为有所作为和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使国民拥有与国家地位相称或更高并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文章转载如下：

　　从古至今，大国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备受关注。然而，人们对大国地位的判定和发展过程的描述多半从政治、经济、军事着眼，主要看的是其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所谓的大国崛起，也主要是从这些角度来论证的。毫无疑问，这些方面都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指标。可是，除了这些，衡量大国崛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尺度，那就是道德。 　　道德观念更新是崛起的前提 　　道德是由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是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因此，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它好与坏、先进与落后。 　　但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应当与它们在某个时期的整体发展相适应。早在上个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就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为一谈。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世界市民化”的过程，其外在层面指的是社会伦理的合理化和契约化，而内在层面指的是信实、勤俭、禁欲的德行。另一名德国学者马克斯·舍勒也提出，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只有当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时间更早一些，法国人拉贝莱说得更直白，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不管如何评价这三个人的观点，他们从道德视角来观察大国的兴衰，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但是，这些道德观念既有无时代限制的传承性，又有受时代限制的更替性，前者如核心价值观，后者如具体的行为规范。于是，传承和更新道德观念就成了大国崛起的前提。以西欧国家为例，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成为世界大国固然是它们崛起的标志，可别忘了，在它们出现之前发生的却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人们可以从多方面解读这两个事件，但是，它们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道德观念的羁绊，解放了思想。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天主教徒崇信的带有集体性格的良心，被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的良心所取代，道德观念完全更新了。正是由于树立起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观念，这些国家才开始了对外进行扩张、征服，对内无情地斩断“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的崛起过程。
　　道德规范塑造是崛起的内容 　　除了基本的价值观念之外，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带着时代特征的道德规范。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观念虽然是西方大国崛起的前提，但是，它在形成之初带有矫枉过正和不完善的特点，因此，动态地塑造新的道德规范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崛起之初，那些西方国家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扮演着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比如，它们多用血腥手段将世界上落后地区的国家拖入近现代化的过程，用“羊吃人”和血汗工资的方式推动着社会进步。然而，随着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成为联结世界、传播文明的载体，随着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西方国家扮演的魔鬼角色在变小、在淡出，而天使的角色在变大、在凸显。在这过程中形成的不仅有靠强制手段来约束的法律制度，还有靠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道德观念。就后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个人又回归了社会，即我先是某一国的人，然后是一国之内某一地区的人，最后是某一具体单位的人，同时还形成了诚信守誉、博爱助人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比较普遍而坚实的道德观确保了西方的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到今天。总之，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机制的构建之外，与这种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完善。 　　世界对大国道德水准要求高 　　道德水准指的是一国国民的文化教养、品德修养程度。大国就是国际大舞台上的公众人物，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是中小国家难以相比的，因此，世界对大国的道德水准的评判更为苛刻。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际社会除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之外，还盯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比如，近些年来，国外对中国游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遵守公共秩序、衣着行为不得体等陋习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外国人在啧啧地赞叹中国物质层面上的奇迹的同时，对道德规范层面则颇有微辞，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总体评价，这也成为 “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的原因之一。套用先哲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中国欲成为有所作为和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使国民拥有与国家地位相称或更高并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人的责难与偏见也是中国人自我校正的一面镜子，是对中国崛起提出的道德方面的更高要求。
　　中国崛起更需注重道德尺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大城市的繁华程度、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现代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准。然而，如今的中国是否也拥有与这种水准相适应的道德水准呢？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发展和道德水准出现了失衡。从以往大国崛起的经验看，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必须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指的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并且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认可的道德标准，它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路标。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思想深邃，可是，今天要说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核心价值，人们突然发现不仅很难找到，而且现实与先哲们倡导的诸如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之类的说教相悖之处甚多。没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崛起就缺乏精神支柱，结果难免重走要么学苏联，要么学美国，失去自我的老路。 　　其次，中国要铲除陈腐的道德观念。前面讲了，道德观念的更新是大国崛起的前提。现在的中国找到核心的价值观不易，但应当下功夫改造许多过时的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比如，凡事先讲情再论理后说法，于是，情大于法，情大于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掺杂了大量的人事因素。再如，商业上的欺诈和社会诚信的缺失的现象，金钱万能、人情冷漠的现象比比皆是。 　　最后，中国要塑造与崛起的大国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是最重要的。面对中国经济崛起与整体道德水准之间的巨大反差，许多人都在疾呼中国要道德重建，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关键之所在，进一步说，也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之所在。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中国重建道德的内容又是什么？人们还在争论，还在探索。在这种争论、探索的过程中，中国人将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塑造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　　

 

 

秦晖：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

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一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中国模式”？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国家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写了文章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主张高福利时理直气壮，主张高税收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强调低税收时理直气壮，说要降福利了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用更为低调的说法，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民主制度实行一两百年以来，税收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但是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派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讲的富的流油是讲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的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刺激经济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就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秦晖：西方经济学家为何都夸中国

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二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及时让人翻译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福格尔（R.W.Fogel）曾经论证过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也曾论证过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当然那都是在大市场背景下（福格尔讲的是在全美经济一体化情况下，多马讲的是向西欧市场出口的东欧商业化农奴制庄园）。其实奴隶制下也可以有“物质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个样”，主人完全可以重奖奴隶中的“劳动模范”。人们经常谈论的监督成本问题，如果说在福格尔与多马探讨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制造业应当更有可能。自由经济不是凭人们拼命干活、而是凭它活跃的不断创新去胜过铁腕体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有多大的实现概率，因为毕竟这种做法的积弊明显可见，其可持续性很成问题——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确面临困境，很难说哪一边的问题先爆发，所以这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与“低人权优势”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存在。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已讲的够多了。尤其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是“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先生说他不同意我刚才的分析，他认为改革以来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甚至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来，它也是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中国并非“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典型

　　有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笃信经济越自由越能带来高增长，他们说中国尽管不那么民主，但由于地方政府进行GDP竞争，因此往往会实行比西方更彻底的经济自由政策。的确，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固然不像这些“左派”想象的那样偏好福利与平等，但并不属于“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典型。这并不是否认中国经济比改革前更自由化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是说，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

　　举例而言：瑞典所谓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财产积累，但税后的财产还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发生像中国司空见惯的强行“征地拆迁”那样赤裸裸的产权侵犯。瑞典的工会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自由，但中国禁止自治工会和取缔罢工权利不是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劳资之间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吗？更不要说户口管制、否定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搞野蛮“城管”这类南非式的“流动劳工”制度对正常劳务市场的干扰与冲击了，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劳务市场难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间，但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土地垄断和对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的驱赶穷人政策，难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场？

上面所说的自由主要是对穷人而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认为支持自由（指经济自由）就只能“为富人说话”、和认为自由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必须反对，这一右一左的两种误解都很盛行。而我却认为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受不自由（包括经济不自由）之苦不亚于富人，穷人需要自由也不亚于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国这样的“负福利”国家，穷人的自由与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权贵）的自由并不是对立的。有些人认为的中国“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说法也仍非事实。即便就是像瑞典这种通常认为经济自由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国家，他们的自由积累受到“高税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们的穷人虽然没有高福利，我们的广义高税收难道比瑞典少？我们的平民富人受国家聚敛、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轻吗？瑞典富人的经济行为受法律的约束，而我们的富人也许更有本事钻法律的空子，但他们受种种官场陋规与“潜规则”的限制难道少吗？瑞典的资本家也许惹不起工会，但他们不会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随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随便对老板搞抄家没产、“国进民退”！当然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本外逃”、“投资移民”现象比所谓富人不自由的瑞典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影响中国“招商引资”，因为只要搞定了政府，权贵富人或“红顶商人”不要说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国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

 

秦晖：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三

　　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来描绘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萨宗诺夫(Г•Π•Сазонов)当时说：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5页。）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穷人与富人都无法制约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个强势利益主体，他玩起自我谋利的“政府公司主义”来蛮不讲理，也是“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无怪乎据说是代表富人的俄国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议制，自认为代表穷人的列宁当时也羡慕代议制的西方，并大骂“中性沙皇”：“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6－117页。）

　　所以，中国不是福利国家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国垄断、管制与特权的发达也不能证明中国是个福利国家一样。事实上，陈志武、李维森等先生近来一再指出的中国政府聚敛财富占到国民财富如此高的比率，就与所谓“比西方更自由”的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图景。

　　的确，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不是民间工商业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视对工“商”活动的管制与垄断，甚至重视自己入市牟利！那个时代的“旧济贫法”不是穷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救济（如同民主时代的“新济贫法”那样），而是政府有权强行收容、圈禁、管教、惩罚穷人（因此当时又被称为“血腥立法”）。而那个时代的官办经济，无论是国家（皇家）企业还是国家（皇家）特许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经济中与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权利的市场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务的财政承担者，而就是“公权私用”的聚敛机器。无怪乎不仅今天自由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对此反感，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干预”与“国有经济”比自由放任更反动！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似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未必可持续，但是它应当引起关注。那种以“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奇迹”的说法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好多地方不择手段地竞相“招商引资”，其提供的条件的确具有任何民主国家（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偏重自由竞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条件当然包括低工资低福利，但也同样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20世纪、19世纪与17世纪资本主义”的竞争？

　　但就是这些条件促进了“中国奇迹”。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至于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就明摆着：美国的汽车业，工会强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会主义汽车厂”现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国南方那些工会弱、福利少的日韩资“资本主义汽车厂”日子都还可以，要是他们再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原始积累时代的汽车厂”呢？那还不兴旺死了，能有我们中国汽车业的戏？最近沃尔沃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沃尔沃几年前就不行了，卖给了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公司，现在美国又不行了，再卖给负福利国家中国的公司，整一个故事刚好坐实了张五常的那句话：天下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过去他们为什么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比我们的卖命，而是因为今天好汽车所仰赖的一切，从原理、技术、材料到款式都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他们“模式”的优势）！我们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卖命也只能造些没人要买的“老牛车”。但是现在全球化使我们能够把他们创新的那一切都学得来，而我们能使工人如此卖命，他们却学不来。于是我们就显得比他们行了。道理不就那么简单吗？

　　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而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状况改变的作用。我曾引证当年欧美在南非的企业实行“苏利文原则”（外资企业不搞种族隔离，并引进西方式工会等）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与黑人权利的进步来说明。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谁“学”谁？

　　事实上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只要经济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两种影响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边讲的：今天西方那种“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欧洲表现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励，而中国那种“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正“需要”有人来透支他们。于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尺蠖这种“弓腰虫”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像个拱桥；而“尺蠖效应”就是说，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在中国就是爽了利益共同体而坑了普通老百姓的方向。)就形成了所谓Chimerica（中美互补，其实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补）现象，而且还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西方通过透支维持高消费并缓解其债务困境，中国通过“被透支”获得高增长并克服其过剩危机。但是这次危机使这样的全球化互动方式显出其不可持续性，于是在两边都出现了变革的要求。

　　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我曾指出宪政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倾向。反对民主的李嘉诚先生说“民主将导致福利社会”（大陆也有因厌恶福利而反对民主的类似言论），就事实而言不能说他错。当然民主未必一定导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论高低，肯定会导致正福利，“负福利”在民主国家肯定是没有的。社会保障在西方也几乎与市场机制一样历史悠久，绝不是有了苏联式国家才开始的。所谓罗斯福“学苏联”、奥巴马是“毛巴马”之类说法与1930年代有人说罗斯福学希特勒一样，都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右派人士攻击之词，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从来竭力否认。这只能说是极权国家的“国家管制恶例”给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们对民主国家的干预也心生疑虑，因而阻碍了福利国家建设。怎能反过来以这些“泼脏水”之词来证明社会保障就是学的极权国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国正在出现的低保、全民医保和廉租房这类并非按特权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贫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与过去的强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制度，才是我们改革前从未有过、如今向西方学来的东西。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就不可能“学中国”。相反，自由与福利尽管都很重要，但目前这场与西方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相关的危机的确使人眼热中国：那里的马儿可以不跑，而民众还必须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绍伟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难过”，“坏政府日子好过”，不学中国这日子好像没法过？

　　当然，这决不是向中国学“社会主义”。但“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句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戏言：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8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资本主义”。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中国的“专政”可以免除“民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麻烦”。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还敢消费？左手取消自由：看你还能消费？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了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工人只会自杀但绝不会闹事：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就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是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

　　假如西方“学习中国”：关于“昂纳克寓言”

　　说实话，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确实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动机，因为我们的血汗工厂就是在别人学不来的条件下有了竞争力的。别人不学我们，我们尽管吃苦还能赚个“竞争力”和高增长，别人要学了我们，我们连这也赚不到，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们并不愿意别人也这么干。但问题是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客观存在。民主国家民众并不是当代才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的冤大头可供他们透支后他们才被惯成了这样。“福利国家病”并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国家发挥“低人权优势”后，娇生惯养的福利国家才真正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近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危机压力下出台减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动荡的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种“中国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国朋友讲了个“昂纳克寓言”：东德前统治者假如没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羡慕“红磨坊”而放弃了乌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墙的情况下开放经济，用“专政”手段“招商引资”，把全东德变成个大号血汗工厂，那边的资本全给吸引过来，这边的廉价商品再覆盖过去。那时就不是东德的失业问题，而是西德的失业危机了！如果危机大爆发出了乱子，甚至东德统一了西德都不是绝无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为了与东德竞争也必须学习“低人权”，实际上也就是被东德所“演变”。当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专政资本主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你们东德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显然，尽管民主统一后东德由于变成了和西德大体一样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国家，西部资本宁可不远万里投奔中国，也不愿去东德“剥削”那里的民众，致使如今一些东德人因制造业不振失业率高而颇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种“胜利”他们更不愿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东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厂的“胜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说。所以那种“胜利”其实是双输之局——既是东西双输，也是左右（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双输。

　　这与当年福格尔论证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有点类似：按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经济一体化之下，北方却未必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甚至按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了创新也就没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如果南方能够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双方之幸，也不会有什么“南北战争”了。美国的历史没有那么幸运。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应当能够避免当年“经济全美化”的旧辙，因为走出旧体制、改变“低人权”的动力就在于我们自己！

　　假如中国学习西方：关于如何“反美”

　　总之，在如今这种全球化互动中，他们向我们学“社会主义”是根本没影的事，他们向我们学“低人权”在逻辑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对他们对我们都不是好事。那么，假如我们学他们呢？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我们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

　　如果让欧洲、日本人学美国，那绝对是拆烂污。因为他们已经比较肥胖，当然不能愈发增肥！而我们摄入再多热量，离肥胖病还远着呢。别说什么“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得有20个地球”，其实谁都清楚，中国无论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但是，改变一下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咱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却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那两下子，如何？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帐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我们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权国家”倒还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则美国也不会这么赖上咱们了！

　　所以我们即便再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能积极参与“人权全球化”，无论是“左派人权观”主张的社会保障，还是“右派人权观”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人权观强调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左手争福利但决不压自由，右手争自由但决不压福利——这一套在西方导致了“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但在我们这里，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鲜那样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问题是我们自己乐意吗？

　　简单地说，就我们自己而言，出路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开党禁、搞选举这些狭义的民主。我过去说过，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通过在这些问题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逐步推进权责走向对应，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反向尺蠖效应”。当然，这未必能够保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GDP的“奇迹”式增长，但那种增长本来就难以持续，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长的同时通过“自由、福利双增加”实现消费率的提高，使国内的增长成果分享更为合理，国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健康。

　　既学西方的自由主义 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我们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但是我前面就讲过，要讲照顾穷人，要讲“他们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他们哪点不如我们？在左派看来美国也许不如欧洲（尤其是北欧），但是比起我们，何止“现在”？过去他们就一直比“负福利”的我国更“社会主义”！

　　就以住房、医疗而论，改革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领域的“福利”覆盖率差不多，但是，覆盖的方向却相反：他们从最弱势者覆盖起，而我们从最强势者覆盖起，这两种“社会主义”能一样吗？

　　因此在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要知道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制度。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在我们这里却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仍然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如果住在窝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赶走、被“清除”的理由，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或者穷人尚未进城就预先给他们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请，干脆抓人来住廉租房？

　　医疗问题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保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我们进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大中国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前卫生部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最高往下覆盖的。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个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的，现在的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但他们能使用的福利性医疗资源其实还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可以任意动用国库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成分比过去要小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当然，我们不能学到惯出了他们“恶习”的“自由福利双过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们离这种“双过分”有多远？

　　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

　　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结论是两句话：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

　　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秦晖：中国要崛起 中国模式不应崛起

中国如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四

　　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老实说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完全是两回事。说中国崛起就会威胁世界，这样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民富强，即便并非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在今天“中国的崩溃”对世界的威胁肯定也比“中国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权优势”在世界上风行起来，张五常先生说的那种“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真的成为现实，那决不是什么好事，即便从中华民族利益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道理是：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学习了苏联的中国当年曾是苏联的敌人，学习了中国的越南曾与中国反目成仇，学习了越南的红色高棉更成为越南的死敌一样。

　　所以，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政府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也是两回事。而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国民与同胞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就岂止是两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把自己人当人的西方人曾经把我们不当人，因此激起了中国人的正义抗争。即便这样，他们“把自己人当人”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学会“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们难道还会把我们当人吗？

　　无怪乎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我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我们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我们的同胞越好。就以东南亚为例。在这个素有排华虐华传统的区域，印尼、越、柬、缅、马，都曾有过那种纪录，只有泰国，对华人、华侨与华商应当说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国曾是我们在东南亚的头号敌人，我当年在插队的那个山旮旯里也经常收听到“泰国革命之声”，这个在我国支持下设立于昆明的电台天天号召要推翻“他侬-巴博反动集团”（即泰国政府）。而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而且早在与我们交恶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还不是最糟。与号称是我们“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与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我国在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但就在这同时，红色高棉却是我国政府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我们简直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发生一场血战！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欧各国也做不到，众所周知，那里的华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开餐馆等，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我们不少朋友是那里的“名校优博”，却鲜能在那里的高校谋职。当然，西欧各国对华人华侨华商也还算不错的，这仅从我们经常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举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缅甸，华人还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烧高香了！那么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恶劣的是谁？我想恐怕公认的就是俄罗斯了吧，那里不仅对我们同胞的刁难与勒索司空见惯，“灰色清关”、“新星号事件”那样的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不过与前述“更友好的”国家相比，应该承认俄罗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规模排华屠华的事那里还没有过。）但是，奇怪的逻辑仍然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似乎是我国的“首恶”，次好的西欧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罗斯又是我们在同类国家中的最爱！

　　换一种模式：争取中国国民的崛起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逻辑呢？我倒不是说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就一定能与中国达到国家关系也最好。善于利用华人华侨华商的人力资源，与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关系中跟中国竞争乃至对抗，也许不一定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善待我们的同胞与公民也许并不是在政府层面与我国形成友好、亲密关系的充分条件。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肯定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善待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未必一定是我国的友好国家，但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友好国家”——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搞外交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命运”，而不是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种不是为国民办外交、而只是为皇上办“洋务”的体制，才会遵循这样的逻辑：只要恭维好了皇上，虐待几个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龙心大悦了，就是对吾华草民大开杀戒，皇上照样会青眼有加！

　　我们当年和今天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奋斗。但抚今追昔，我们所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何种“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我们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这样看来，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崛起呢？

　　中国当然要崛起，但必须是换一种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现在这种“模式”的崛起！不要说我们今天只是GDP总量增长很快（还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人均水平还差的老远，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把人家打败了又怎么样呢？当年沙俄打败了拿破仑，俄军占领了巴黎，但是俄军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国人生活得多么有尊严！而我们俄国人把自己当人了吗？于是胜利者羡慕失败者之余，回国后他们就成了开创俄国变革与自由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而我们离“俄国打败法国”那种状态还有多远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应该改变，改变老实说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我们没资格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被问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们中国现在显然还做不到（也有人说不该做，这姑且不论），但这种国民可以进行福利问责的机制并不是高福利国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国也一样是“只需问责，不必感恩”的。这样的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我们为什么就不该有？“只能感恩不许问责”也许就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瑞典的独特“模式”吧，但凭这样的模式我们能走出“负福利”状态吗？

　　至于自由应该增加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断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作　者： (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　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1 　I S B N ： 9787508618326 定　价： ￥39.00 ^[1]

 

内容简介

　　“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西方制造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西方”概念等同于“现代”概念的时代里。

　　马丁·雅克，一位学贯东西的全球顶级学者以深邃的目光透视了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根本异同。他认为，21世纪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纪，随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迅速兴起，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一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在这个充满“现代竞争性”的新时代里，中国将成为全球竞技场上的核心角色。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为国际社会津津乐道，但是其影响力远远不止这些：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同时也表明一个运用多种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界的崛起。

　　这部极富远见性的著作中，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绝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社会，它将保持高度鲜明的本国特色；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目前主导世界，但将受到中国所代表的“另类发展模式”的挑战，直到有一天“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模式主导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

　　马丁·雅克以让人极其信服的观点预测到，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全球，世界将由西方塑造走向更多的中国塑造。

　　一部还在创作阶段就已经轰动全球的书，一部瞬间让“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变得如过眼云烟的书，一部预言中国正在改变世界轨道的书究竟拥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评判甚至挞伐的权利还是要让与亲爱的读者朋友。

 

作者简介

　　马丁·雅克，学贯东西，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是LSE 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创办英国智库Demos，亦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为BBC撰写稿件并主持过多次电视节目。马丁·雅克与人合编和合著了多部作品。

 

图书目录

　　第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终结

　　第1章　西方的兴起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欧洲例外论

　　欧洲的优势

　　美国的崛起

　　第2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日本从哪里来？

　　明治维新

　　对历史的传承

　　向西方转变

　　第3章　中国：动荡的历史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辉煌的世纪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内忧外患

　　1949年之后

　　经济腾飞

　　第4章　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的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份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东亚现代性的兴起

　　转变的速度

　　如何界定现代性

　　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西方化有多深

　　与生俱来的现代性

　　现代性竞争

　　第二部分　中国世纪的来临

　　第5章　中国：超级经济大国

　　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终于以一个经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而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后金融危机时代将是中国模式薄发的时代？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环境的两难困境

　　低科技还是高科技？

　　中国模式

　　大规模的优势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第6章　文明国家

　　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传统，就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脱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特色的民主体制！

　　文明国家

　　中国——一片新大陆

　　中国政治的本质

　　中国与民主

　　共产党的领导

　　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中国

　　第7章　大国心态：中国人在想什么

　　西方人想知道：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持续性是一般国家所不能比的。中国要依靠文化改写世界秩序？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根源不在于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

　　从多样性到同一性

　　从天下大同到民族国家

　　中国人与种族问题

　　海外华人

　　中国如何对待差异

　　第8章　中国与周边国家：愈加紧密还是错综复杂

　　中国将再次回到亚洲的舞台中央？邻国都在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朝贡体系将再次主导东亚秩序？台湾问题是容不得讨论的问题，日本已经很“受伤”，美国这头站在中国身边的“巨象”将何去何从？

　　中国重新回到舞台中央

　　向中国倾斜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台湾——容不得讨论

　　日本——很受伤

　　美国——站在中国身边的一头“巨象”

　　第9章　中国：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

　　依靠与西方发展模式有着根本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非洲、中东、伊朗、俄罗斯、印度、美国将在中国的崛起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的国际体系将由谁来主导？

　　非洲

　　中东和伊朗

　　俄罗斯

　　印度和南亚

　　欧洲

　　崛起的大国和衰落的大国

　　冲突的加剧

　　国际体系的未来

　　第10章        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真的将要统治世界？中国拿什么统治世界，文化、思想、经济，还是其他？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中国经济给世界贡献了什么？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该如何作为？中国的崛起将是西方没落的开始？

　　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作为新全球之都的北京

　　文明国家的兴起

　　朝贡体系再现

　　用数字说话

　　中国的种族秩序

　　中华联邦？

　　全球经济引擎

　　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如何作为

　　新型的政治标杆

　　价值观争论

　　你会说汉语吗？

　　中国大学的崛起

　　作为软实力的中国文化

　　北京奥运会

　　中餐和中药

　　西方的没落

　　结语：界定中国的八大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八大特性是什么？各国实现现代性的模式绝不是一种模式，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主导的世界已经是过眼云烟！但没落的西方也不会就此罢止，世界将会出现新的竞争。未来的世界谁才是最终赢家？

 

【更新】2010-04-05已更新至54章
【本册章节】第1-54章
【简介】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西方制造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西方"概念等同于"现代"概念的时代里。这部极富远见性的著作中，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绝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社会，它将保持高度鲜明的本国特色；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目前主导世界，但将受到中国所代表的"另类发展模式"的挑战，直到有一天"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模式主导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马丁.雅克以让人极其信服的观点预测到，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全球，世界将由西方塑造走向更多的中国塑造。一部还在创作阶段就已经轰动全球的书，一部瞬间让"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变得如过眼云烟的书，一部预言中国正在改变世界轨道的书究竟拥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评判甚至挞伐的权利还是要让与亲爱的读者朋友。  [1]第1节：前言(1)  前言 
　　《当中国统治世界》是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凭其多年的东亚国家游历，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充分说明本书引起的广泛重视。在写作过程中，马丁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做过访问学者，笔者也有幸多次与之交流。
　　乍听书名，不禁有耸人听闻之感，但细读本书后，发现全文分析持平、冷静。马丁是为数甚少的对中国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大量选用中国方面的材料，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
　　作为一个学者，笔者认为本书在理论上存在几个鲜明的特点：
　　（1）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来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虽然马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但他列举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显然很有新意。
　　（2）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从1648年国际关系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中心观”来分析问题，但这并不适合于中国。已故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Lucian Pye）教授曾有一段经典言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这段话为中国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学者和海归学者都继续沿用“民族国家”单位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背景下，本书作者坚持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实乃对中国研究方法论做出的一大贡献。
　　（3）作者关于“中央王国心态”（mentality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分析，也是对中国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尝试，且不论其观点到底有多么准确，至少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在本书观点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经的观点，应该是“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笔者个人认为，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势头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媲美，但是同时社会却陷入了严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国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复杂、内部矛盾最多的国家。这给社会科学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毕竟现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根据北美、西欧等地区人们的集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苍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笔者建议用“双重特性方法”（dual identity approach）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2]第2节：前言(2)  中国是处在现代化中的巨型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形容中国不甚妥当。根据农业专家的观点，从粮食消耗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实为14亿，相当于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整个欧洲的2倍。另外，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60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于欧洲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经过百年的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基本适应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表现卓越的中国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历经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无比。随着中国的崛起，工业文明的历史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级人口的结合；而在当前的中国，工业化正在与10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这些都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中国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庞大的巨型国家内部面临的众多现实挑战和不确定性，现实方面的挑战媒体和学术界天天在述说，这里就不谈了。笔者更看重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中的问题。自宋朝之后，中国内部开始出现势力强大的文明腐败（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导致内部衰败和外部入侵。尽管中国文明在接受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采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种手段遏制文明腐败，但结果如何却仍无法知晓。另外，从晚清开始，中国精英层就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其中还出现过两大反思高潮，即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和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国文化取得了斐然成就，使我们能够用现代学理来梳理传统文化，但也不乏错误思潮，“文学家式的批判主义学统”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国，虽然能准确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却无力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我骂故我在”，以激愤的批评代替冷静的分析，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其逻辑错误在于将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未能成功应对工业文明挑战的现实归结为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犯下“不完全归纳”的逻辑错误，造成中国人由此丧失自信、丧失主体的恶果。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人后来学习苏联时变得比苏联还“左”，学习西方时变得比西方更“右”，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没有了自己的特性。马丁的书提醒中国人从这个意义来看待自己的根，如果最后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那将是马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
　　总之，中国在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如果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成功的农业文明重演工业文明的辉煌，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应该从理论准备、知识储备和产业技术等方面参与现代化进程，而且应该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解释好自己国家的文明和路径，减少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崛起的中国更早更快地被世界接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3]第3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1)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它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其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一系列国际或全球机构的主要推动者，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举动都证明美国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瓦解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苏联解体后的部分领域和国家开放了各自的市场，并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的重要全球机构，其军事影响力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习惯用“超级实力”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支新兴的、独一无二的力量。
　　全球最强实力的接力棒，在传到美国手中之前，一直都是由欧洲掌控的，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工业化是欧洲活力的动力，殖民征服是欧洲扩张的惯用模式。虽然“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实际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美国充当了旧世界和新世界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使其表现出西方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也舒缓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 的60%，而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50%。当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它们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偏移。当前有几种现象可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4]第4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2)  世纪之交的时刻，过去20多年来持续下滑的商品价格终于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直到遭遇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趋势才得以逆转，至少从短期来看确实如此。与此同时，东亚经济体在经济领域的出色表现，给它们带来巨额贸易盈余，也使其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这些国家把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主权财富基金，尤其中国和新加坡，旨在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大宗商品生产国，尤其是那些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也从它们的巨额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资于类似的基金。由此，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强大的资金优势，它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显然正是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金融巨头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态势。一些资金受困的金融大亨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部分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因为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投资国撤资，美元必然会大幅贬值。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出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数年赤字。
　　如下图所示，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然后是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只有两个欧洲国家位列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即英国和德国，它们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组织中，只有四个国家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的时候，在经济规模上，巴西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果然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2006年的GDP为基准。
　　这种情形，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想法大相径庭。“9?11”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尝试在全球扮演一种能反映其全球影响力的新角色。为了开创新美国世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于1997年成立了新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们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表达了有别于以往的信条，为布什政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的超强动力。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 [5]第5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3)  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大为不同。美国作为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唯一力量主导了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局。”
　　全世界人民都深深地意识到，新世纪已经到来了，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国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越性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对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却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新军事准则着重强调美国保持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以便遏制潜在对手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对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下页图），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先前的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地位，任意诋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声称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将布什政府的这些政策推向了顶点。但是，美国并没有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它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在伊拉克实施强大的军事威慑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话，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未能理解更深层次的经济趋势的含义，加上对伊拉克局势的错误判断，布什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所以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不仅没有提高美国的全球地位，反而严重地削弱了它。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
　　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分布状况（亿美元）
　　*?澳大拉西亚，指大洋洲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
　　军事和政治实力都有赖于经济实力。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它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以及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这种经济实力巩固了其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并使美国的综合实力从1945年起变得令人惊叹。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8.8%，随后经历了一段比较壮观的增长期，该比例从1913年的18.9%上升到1950年的27.3%，紧接着又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到1973年约占22.1%，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6%，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经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的情形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因为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它享有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是，与美国1944年经济达到顶峰时约占世界GDP的35%（虽然当时的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相比，英国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还不到世界GDP的9%，到1998年则下滑至仅约3.3%。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恶化，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但是江河日下的列强们似乎总是在否定这一事实。当前的情形与1918年后英国的情况很相似，布什政府（也许奥巴马政府不是如此）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相情意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在这方面，美国犯了与英国同样的错误。
[6]第6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4)  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大约为3万亿美元。即使军费开支如此之高，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由于军事原因和政治原因，布什政府已经无力在其他两个它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伊朗和朝鲜实施类似的军事行动。担负着维持庞大的全球军事存在的重任，加上800多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正是美国发生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重要原因（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6.5%）。未来时期里，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兑现这种军事承诺。美国已不再是主要的制造商或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商，东亚国家正在稳步占据这一位置。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蓄，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仅有一年例外，其他时期美国的进口一直都大于出口，由此导致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负债。当然，经常账户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减少负债的方式。这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而且侵蚀美国的金融力量。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金融制约，美国必须减少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着重强调军事实力，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这本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其相对经济实力的持续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承诺，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外国机构对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带来美元持续贬值的担忧一直在增长，这一趋势持续到2008年，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这种担忧还会卷土重来。
　　2008年，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削减政府开支，否则在未来10年美国将丧失顶级的3A信用评级——3A信用评级是于1917年首先授予美国国债的。这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又将急剧扩大。
　　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很快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已经能感受到要接受一种新鲜事物是多么困难：我们早已习惯了当代世界处理问题的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绝非长期的历史周期变化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很少想到除这两种叫法以外的其他情况。而且，在其他国家仰慕的目光中，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多既得利益。自然而然，霸权力量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条约灌输给附属国，后者将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它们就会将那些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遭到削弱和缩减的世界。 [7]第7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5)  以全球化为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同时，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劲压力，促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城市都出现了集中性和同质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表现。然而，由于各个社会的特定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对抗力量，所以最终会发展成各具特色的机构体系，例如家庭、政府和公司。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涉及无休止的冲突：一方面，包括西方政治压力在内的全球力量不断融合；另一方面，各国也因碰撞而产生离心和本土化的趋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但是从那以后，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现在越来越难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目前都被看成发达的地区。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再或是两种情况的结合体呢？显然，趋同的压力体现了前者，而分歧和本土化的力量又表现出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能达到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包括接受西方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例如法律法规、自由市场和民主规范。人们可能会补充一点，这是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加先进和文明的民族和文化的典型特点：落后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四个国家为例，它们在本质上几乎无异于西方。这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的未来，他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它们实现现代性的方式有别于甚至完全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它们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所要讲述的，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直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看法才有所改变。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国家实际上享有垄断性的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经历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前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性方式，但是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8]第8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6)  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强劲对手，到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一直为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接受美国制定的宪法章程，无权设立军队（日本的安全防护主要依赖美国和日本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它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也只享有有限的主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它依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到前不久，除了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清一色地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个说法，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西部分支”：欧洲国家本身、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所以，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阶段。这些现代性经验或者是欧洲的，或者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们忽视，而这正是过去200多年中西方国家享有的主导优势。但是随着那些拥有异于西方文化、历史以及文明遗产的国家的现代性进程的启动，西方经验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于这一过程的最初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到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经或多或少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例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扩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三倍，所有亚洲国家的二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唯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的全新特征，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9]第9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7)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她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了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地区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不同，它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所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现阶段，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它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的铁律，这正是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中国也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10]第10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8)  在第5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后，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首先，不应该仅把中国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她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待她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2 000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认为自己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特性早在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特性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5 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意识到界定他们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做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深远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起先由众多民族组成，不足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2%的汉族。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推动了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新生中国的角度来看，东亚已经处于被重新构筑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11]第11节：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9)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她的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根本性误读的基础上。2 000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她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容纳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也为她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6、7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守规矩的一员，她付出了诸多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翰?埃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独具特色，比起帝国，它更加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强，也更持久。其规则和机构体系都扎根于全球范围内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日益强大，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胀。它可能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发出限制增长的信号，总之，所有这些特征使得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很难。”
　　埃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重新回归的问题。
[12]第12节：导读(1)  第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终结

　　◆导读◆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到18世纪下半叶，人类生活本质上没有太大改观，当下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过去的翻版。同样，人们认为未来并非变幻莫测，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陆地上，陆地上的变迁着实缓慢，因而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深信不疑。物质环境和日常经验深化了人们复制和崇拜历史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艺术、宗教和文学中传承下来的是经验、智慧、身份等级以及传统。只要变化不威胁到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从字面上看，代表的也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哪怕它们事实上承载着许多有前瞻性的新奇内容。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尽管他们致力于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历史经典的热情也被重新点燃。从16世纪开始，这种回顾历史的思维方式开始拓展，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印度、日本和伊斯兰世界也都有所体现，只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科学知识的日渐增长，科学方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俗主义的传播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普及，让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13]第13节：导读(2)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已不同于以往，未来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改变成为历史范式中的变量，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和承诺，并被作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词和概念，成为“现代性”内在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种态度同诸如传统、习俗、遗产、经验、保守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现代性—传统的划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代性的来临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某个国王的统治，或者某个朝代，再或者一场战争，或者工业革命。它的起始时间不是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某段时期；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传播，现代性更像一个不断扩展的天地万物，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
　　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有人能将欧洲的现代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带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标志着人类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人物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14]第14节：导读(3)  从那时到现在，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相继发生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城市化过程和农业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尽管在人们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欧洲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性进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实际上，这种追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慌忙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没有对方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一对同义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沾染上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15]第15节：西方的兴起(1)  第1章 西方的兴起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实不然。于是，出现了一种并不流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都比实际情况发生得更早一些。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买卖。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动力。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16]第16节：西方的兴起(2)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叶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众多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17]第17节：西方的兴起(3)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18]第18节：西方的兴起(4)  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19]第19节：西方的兴起(5)  从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说的：“工业增长并不一定是在西北欧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结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条。”举个很小的例子，发生在英国乡村的阶级分化的本质，包括农民地位的急剧下降，就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让我们认识到了欧洲通往现代性过程中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基础。欧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腊民主、罗马法律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把它们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已成为一种共识。虽然希腊民主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到19世纪末叶，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西方国家并没有采纳它——但是希腊文明，尤其是其遗留下来的判断是非的方法、辩论和演讲的传统、独立公民概念、民主思想，都贯穿于从古至今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说它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为过。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希腊建筑中的柱式主要有多利克式、爱奥尼克式，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科林斯柱式成为首选的建筑风格，试图传达一种永恒的权威，从大英博物馆到最高法院无一例外。与之相类似的，罗马法律的发展——在11世纪和12世纪主要体现在天主教中，有助于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在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基督教为欧洲注入了强大的普遍主义意识，不仅塑造了大陆国家的自我认知，也形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态和教化使命意识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认识到文明的延续比较容易，但是却很难找到理由来证明这些都是国家腾飞的必要条件。文化特征无疑有助于塑造欧洲的现代性，但不能与先决条件混为一谈。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西方家庭。例如，根据后见之明，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都与工业化进程并存。欧洲在科学领域明显具有优势，主要基于越来越多的知识探究自主性、科学活动的普及性、研究的规范化及拓展。但是很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清代的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兴起了各种形式的争论、辩论和经验主义观察，它们丝毫不亚于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科学理性主义。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其他文明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就是试图在新兴观点和传统权威观点之间寻找折中点，而并非彻底地抛弃后者。
[20]第20节：西方的兴起(6)  1800年，欧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产，例如法律法规和议会政府的建立，但这些都不是经济突破的关键，它们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特征而非其先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拥有个性的其他文化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1960年以来，其他文化实现现代性的情形时有发生。克里斯托弗?贝利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欧洲国家大量使用煤炭，以及存在一个广阔的通往欧洲的美国腹地，那么欧洲内在的政治文化优势，看上去将要被抛弃了。”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应该被看成是特殊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欧洲对自身的看法与别人对它的看法很相似，认为它是一个普遍模式。这并不奇怪。长达200多年的超级全球霸权，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也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那么，在欧洲实现现代性的道路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内战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只有奥斯曼帝国曾入侵欧洲东南部，但是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被步步击退，到19世纪，它最终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特权。后来的现代性追求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的欧洲移民也纷纷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主权国家，以便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在殖民地方面更是如此。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相对有所变化。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非同寻常地（另外的唯一一个国家是日本）打造了巨大的海上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殖民地，尤其是那些新世界国家，以及印度和马来半岛国家，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巨额财富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达成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共16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依次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历过特殊发展阶段的国家，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就业人数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就业人口。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52.2%，相比之下，美国1967年高峰期时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为35.8%，日本1973年达到了37.1%。工业社会让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就业方面出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但更为常见的道路，即不经过工业阶段，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21]第21节：西方的兴起(7)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包括美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其进展就显得很缓慢了。西欧转型历史弥久，毕竟，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完美地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又像是一个新老建筑物共存的时代，还像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中国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内战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加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晚期，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诠释语言，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从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叶，这些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争夺殖民地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也是源于欧洲内战，尽管战争中心仍然在欧洲，但是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对内战的嗜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冷战的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当时的两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围攻。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渴望内战是几近致命的：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的损耗极大，普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为强弩之末。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也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最终，这些个体比任何较大的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而非个人处于中心的位置。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朝圣者的传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大户人家、包办婚姻、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所持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有所改变。所以，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22]第22节：西方的兴起(8)  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欧洲面对的是极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民主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的现代性比人们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区分。不足为奇，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叶，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相当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到1900年，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现在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则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19世纪的欧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给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殖民时代原本兴起于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时代迅速膨胀起来。凭借基督教、文明、种族优越论的幌子以及举世无双的陆军和海军，英法领导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其综合实力在1914年之前对非洲争夺战的几十年中达到顶峰。白人国家和中国、印度、北美、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国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通过战争表明了自己的最终立场：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写道：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它们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图的37%，财富占全人类总财富的28%。” 如果我们将俄罗斯也看成扩展到亚洲的另一个欧洲帝国，那么西方帝国占世界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一半。”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获取财富。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通过收取关税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影响。殖民地世界的工业发展，多是极其缓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旨在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23]第23节：西方的兴起(9)  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0年亚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人口，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19世纪的前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占领），17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降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这说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到1600年的水平，虽然后来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期内，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仅仅增长了5.5%。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上升到了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 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阻止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向中国输入了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鸦片贸易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给英国和其印度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利润。鸦片的流毒毫无疑问给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自由贸易”才是更高的原则。中国无力阻止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绝望的衰弱状态之中。1900年，当欧美的远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中国显然无力抵抗，其命运与非洲一样，即被列强瓜分。
　　荒谬的是，没有什么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动地说明欧洲力量的势不可当。日本曾经面临过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怀有唯恐遭受与中国同样命运的恐惧，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小心谨慎地迎来了一个快速现代性进程。它派出专家小组到欧洲学习其先进的教育体制、精锐的海军和陆军系统、发达的铁路体系和完善的邮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认定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反而觊觎别国能接受它是一股西方力量。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民主义模式，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明治天皇的现代性计划，是对欧洲霸权综合特征的实践。生活在欧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被迫接受和效仿欧洲的部分特征，否则就会面临殖民化的威胁。
　　欧洲的崛起改变了其他人的游戏规则，但它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消极：重要的是，欧洲的经历证明了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世界也由此面临着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虽然列强们将殖民地看成满足其需求的仆人，而且绝不允许它们与主人竞争，但是这些殖民地也从主人那里延续了很多后来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台湾地区延续了日本的教育体制，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居民学会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经济表现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对外来统治的敌意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非洲国家，其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一个特例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因为民族和种族原因，它们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所以最终获得了极其繁荣和兴旺的发展。
[24]第24节：西方的兴起(10)  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仍然设法霸占着阿比西尼亚，但是欧洲列强殖民势力最强劲时期可能是在“一战”以前。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作为欧洲列强的继任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不过，这种崛起产生的所有影响，仍然被其孤立主义和对欧洲的偏爱遮掩。1850~1930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00年时已占到欧洲总人口的12%，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帝国的迅速瓦解和急剧崩溃，中国的解放以及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的相继独立，1945年以后的欧洲明显地走向衰落。民族国家的数量猛增了3倍。如同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世界地图再次被重新描绘，但是这次是以更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些国家的独立导致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可能性是极其分散和不对等的。前面引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印度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经历奴役和殖民主义之后，非洲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据估计，由于强行贩卖和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在奴隶制下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东亚遭受殖民主义侵害的程度远低于非洲，所以处于相对有利的境况。考虑到1950年以后前殖民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变革，很明显在“二战”后的头20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国家自由化的意义。可以说，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大事，它为绝大多数人变成21世纪竞技场的核心球员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关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所谓的东印度群岛的预见性言论：
　　然而，对于东西印度群岛的本地人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所有商业利益都在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发现这些地方的特殊时点，欧洲人恰好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受约束地侵犯这些偏远国家的利益。但之后，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会变得强大，欧洲有可能会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会获得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气和力量——那种能够把独立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转变为相互妥协和尊重的勇气和力量。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唯一的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殖民者是欧洲人。到1790年，美国共有392.9万人，其中69.8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80%的白人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国家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欧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忘记历史，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这也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的“种族清洗”运动中蒙受重创。 [25]第25节：西方的兴起(11)  当欧洲长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时，美国的欧洲移民根本不受土地约束，而且由于美国原住人遭到大规模屠杀，他们神话般地向西推进，领土范围不断扩大。在欧洲人拥有强烈的版图意识的地方，美国人没有形成相应的忠诚感，因为他们不需要那样做。美国如同白纸，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和设计体制：从一开始，美国就沐浴在新教的春风里，美国人民被抽象原则吸引，这在宪法和后来强烈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得到了体现。
　　欧洲移民带来了强有力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但却抛弃了他们世代相传的阶级性，这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认同感。非洲奴隶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加上美国印第安人遭到屠杀，这让欧洲移民的身份认同打上了深深的种族烙印。无边无际的沃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持续扩展的边界给国家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勇于变革的精神。美国国内市场不受当地和本地区偏好的限制，盛行于欧洲的阶级差别、地位尊卑，在美国变得平和，美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刺激人们不断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和提高生产力。不像欧洲，美国没有出现任何抵制机械自动化的现象。因此，美国经济对技术革新、机械化、生产的标准化、劳动过程的持续改进和规模经济的强烈渴求，远非欧洲所能及。美国模式的鲜明特色是全新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者，以及在广告等领域随之出现的创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远比欧洲的更具活力和创新能力。
　　1820年，美国仅占世界GDP的1.8%，而英国高达5.2%，德国也达到3.9%。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到1870年时，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8.8%，而同期英国是9.0%，德国是6.5%。到1914年的时候，美国这一比例一路上涨为18.9%，而英国只停留在8.2%的水平，德国也只有8.7%。1950年是美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27.3%，相比之下，英国是6.5%，德国是5.0%，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为26.2%。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但是1870~1950年的美国经济还是大大超过了欧洲的水平，这为1945年之后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美国完全逃脱了“欧洲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第一支真正的全球力量：美元被奉为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机构也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美国的空中军事优势更是前所未见。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典范。凭借好莱坞和电视肥皂剧，还有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消费产业的标识，美国显示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影响力。美国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美国永远名列前茅。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26]第26节：西方的兴起(12)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隐喻：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拥有新边疆精神①。它诞生于当下，并且从未过时，行为准则体现在宪法中，全社会都致力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再造过程，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身份。硅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形式。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将美国当成一种外来物，但是从美国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结合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全球背景下，会一直都很强大，而且很可能保持下去。血统、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彼此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一词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意味着美欧之间的亲近，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上的亲近，“西方人”一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的共识；的确，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也有助于增强这种相似性意识。当然，欧洲新兴少数民族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地改变着这些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一岸的绝大多数白人改变主导他们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西方霸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我们不知不觉就认为它的存在是非常自然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 M. 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期它将会自行终止。 [27]第27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  第2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 
　　“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条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设有一些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人们都习惯了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心里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阻碍了我的跑步节奏，但是每次想要闯红灯，我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所以最后都能忍住冲动，哪怕当时身边一辆车都没有，甚至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遵守规则的社会，这种特性会传染给身在其中的每个人。
　　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泳帽会出现在所有的超市里，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突然消失。无论身处哪所学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学生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产品获得了5%~10%关键群体的认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样随风蔓延开来。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彩色电视梦想，等了20多年才实现；而在日本，却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后，日本的彩色电视需求呈直线上升。青少年杂志《Cawaii！》的编辑Yoshiyuki说，只要5%的小女孩喜欢某样东西，一个月内它就会得到60%的年轻人的支持。尽管日本的年轻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们的时尚潮流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缺乏个性。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Sahoko Kaiji解释道：“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车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锁，第二天早上它还依然原封不动地停在那里。你即使把立体音响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地铁上，女士们可以开心地享受旅途，哪怕她们的钱包就放在打开的手提袋的最上端，也无须担心；拥挤的汽车上，男士们可以将手机放在牛仔裤的后兜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Kaiji接着说：“日本人总是那么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订购商品，并被告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货，一旦商品提前到达，他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而且十有八九商品会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乱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万乘客的日本新宿车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丰桥车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小纸片，当我对日本朋友表达我的惊讶时，他告诉我：“别担心，人们立刻就会捡起来的。”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见面时，人们总是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鞠躬行礼。当你来到超市或商店，门口总有人迎接。这里不存在傲慢或粗鲁的行为。无论是排队还是走出电梯，你的个人空间永远都会受到尊重。你会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那么回事儿。人们的参与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态度。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对我说：“失业不仅仅是失业者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很重视个体的国家。在东京成田机场，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会礼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队，当你正在踌躇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时，地上涂好的脚印会打消你的疑惑。无论车站和机场有多大，你都不会迷路，因为日本人在提示方向时细心周到。在细心周到方面，还表现在日本人对准时的格外重视。在地铁站，站台指示牌不仅预报下一班地铁到站的时间，还会预报停站时间，而且地铁也非常准时，几乎与预报毫秒不差，人们可以根据日本的地铁来调准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28]第28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2)  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与西方国家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诉我的一句话：“日本表面上‘很西方’，但骨子里却‘非常日本’。”
　　日本是唯一一个19世纪便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顺利闯进排外性极强的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尝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实现工业化，1939年之前又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地区，并一直占领这些殖民地到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当东亚一些发展迅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模式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亚洲现代化的本质，日本是最佳的研究样本，因为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而且它现在仍然是亚洲国家中最发达的典范。不过，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这个地区的代表，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从哪里来？
　　日本的形成，得益于两次对当时最发达文明的融合：15~16世纪的中国，以及19~20世纪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邻国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在吸纳中国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法艺术，但是后来它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创造的文字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为日本文化奠定了基石。大约6世纪左右，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经由高丽（今天的朝鲜）传入日本。道教与日本的泛神论融合成神道教，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和在中国一样，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它最伟大的成就是放宽了对人们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而在那之前，读书识字、学习知识的权力专属于贵族。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许多世纪，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响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影子里生活了几乎长达14个世纪，这给日本民众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育了日本国民一种潜在的自卑感，同时还夹杂着某种防御主义、早期的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尽管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些影响都是融入日本自身的经验和传统中，才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很明显，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各方面都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中包括仁爱之心和善行，而日本儒学则更强调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别越发明显。忠诚和孝敬长辈——基于权威、血统和年龄，是等级关系最关键的特性，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和日本都受到皇族的统治，但是它们大为不同。 [29]第29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3)  首先，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36个朝代。与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在日本1 700年的历史记录中，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盘踞天皇的宝座。其次，中国王室享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历史上只有1/3的时间——除了远古时代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家族名副其实地统治着整个国家。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双重或三重政府的统治，天皇实际上被迫与别人一起分享权力。最典型的形式是双重政府，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控制要么掌握在军事首领手中，要么就掌握在有军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顾问手中。换句话说，永久掌握政权的代价，就是扮演一个影响力大大减少的政治角色。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是由幕府将军控制下的军队行使的。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军事首领仍然对天皇负责。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言论：“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岛屿之间反复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个神圣的首脑，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政府内阁的事务。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他会参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屿，他会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换个角度来看，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种姓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部落民——即从事屠宰业、皮革业等所谓贱业者和乞丐游民，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每一个家族的首领，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自己的阶级立场，并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世袭地位。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不同：后者尤其重视优质教育，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赞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平民儒家思想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视军事儒家思想的国家。
[30]第30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4)  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叶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镇压基督教，反对外国势力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干涉。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来限制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恐惧，尤其是从欧洲进口的枪支，统治者认为它可能会动摇将军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行为让日本倒退到专制主义时代，但是德川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变化。随着语言的日益标准化，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趋同，日本社会日益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
　　总之，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具备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条件。新建的公路网进一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沿着这些交通枢纽兴起的商业区，逐步变成了充满生气的贸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统治末期，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其城市规模堪与伦敦相媲美，人口也超过了100万；而当时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泽，也具备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经济与当时的西北欧相比，更为发达，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个致力于此目标的政府，日本已经完全拥有经济腾飞的条件。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武士的职能和作用不断变化。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保卫大名，但是随着后来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责任，并负责保护大名的财产，以及代理主子大名与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签订议定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军人阶层转变成日本社会里一个关键的管理阶层。尽管沉湎于儒学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们的认知和癖性本质上还是倾向于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不像当时的中国主要侧重于文学和学术理论，这种目标和倾向，对后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特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海军上尉佩里率领“黑船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国德川时代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佩里伙同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要求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活动。日本长期实行的孤立政策，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如同19世纪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日本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及其疯狂抢掠的变态行径了。1858年，面对外国的持续侵扰，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打开了日本的贸易之门，并对日本的主要港口实行治外法权，从而使西方列强逍遥于日本法律之外。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严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权。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经执行了300多年的对基督教的禁令。 [31]第31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5)  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国内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对日益动荡和骚乱的局势，德川政权陷入了几近瘫痪的困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并于1868年达到了顶峰，随后，幕府——有效统治日本的军事体制——被萨摩藩和长洲藩的联合势力推翻，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后迁都东京。至此，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便建立起来了。武士是德川政权倒台的发动者和新明治政权建立的主谋，后者是以1868~1912年的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明治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武士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提升新政府的威望，自己做出的牺牲就是废除陈旧的封建特权，被剥夺了随身佩剑的权力，以及以实物付款的垄断权，改为以现金付账，至此，武士原来享有的特权大为削弱。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蓝图、政治目标或政治远景的驱使。刚开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部分统治精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孤立不是上策：如果日本想要从西方国家的野蛮行径中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对西方强加的种种挑战做出回应，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先前还充满仇外情绪和孤立情结的统治阶层，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政治转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识，明确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并决心迅速实施。现代君主国家创建了首席大臣辅佐天皇的制度，但是实权都集中在首席大臣手中。到1869年，婚姻和工作可以自由选择。1871年，日本的封建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兵，彻底废止了武士随身佩剑的特权。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工厂，由先前的武士负责运营，这些举措使日本迎来了一个极具特色的经济时代。
　　如果说早先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对日本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遭受西方威胁的亲身经历，则有力地说服了日本新的统治阶层：如果日本希望维护国家独立，不重蹈中国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向西方学习，而当时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明确了发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险，在缺乏明确周详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下，其行动的快速、执行目标的坚定不移，政策覆盖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确令人称奇。
　　在这激动人心的20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新机制。它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到欧洲，甚至还到美国，研究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借用什么，吸收什么。一切都以高度系统的方式运行，其目的在于明确哪些国家在哪些特定领域能提供最多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恰当快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是当时日本最为紧迫的任务。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体系，是模仿法国学区制的结果；其海军的建制，先是效仿英国海军，后来又相继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陆军系统才得以完成；日本修建的铁路是以英国为范例的，创立的大学则是效仿美国而成。1871~1876年，大约300名欧洲专家被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邀请到日本，协助日本进行设计和施工。其结果便是外国经验的集成（这成为日本的一大典型特色），并不知不觉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中。
[32]第32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6)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低价出售新建工厂。由此，日本开创性地孕育出资产阶级。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层，他们可以用债券购买新建的工厂，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取代了他们原先以实物付款的封建做法。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业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作为日本的标志延续至今：首先，他们能够存在，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得力于日本政府的慷慨赠与和大力资助，所以背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依据他们的背景、接受的训练和品性来判断，这些新兴资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业家。
　　在许多方面，明治维新所倡导的内容都是极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是从大名当中提拔起来的，而是主要来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并入武士阶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商人。阶级力量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欧洲不同，日本的新兴阶层——商人，既不会煽动这种变化，也不会亲自挑头去促成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与陈旧的制度发生冲突。相反，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即武士阶层，已经逐步转变为更广义上的统治阶层。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同时也为了取得大众的支持和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武士将天皇重新尊奉为日本民众生活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天皇迁都东京，便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其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义，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政变，它其实是一次以将日本从外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为名，行维护现存精英权力之实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要努力使这场变革运动在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尽量采用非激进的、有所保留的方式进行。
　　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其连续性远远强过非连续性：甚至在1868年，当非连续性成为一种必要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法国和中国那样——两国都实行了革命，最后以和解而告终。它是由怀揣着实现根本性变革的理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尽可能保留旧秩序的精英们建立的。因此，与大多数革命相比，维新过程中的流血牺牲相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家庭结构、等级关系和层级结构。明治维新证明了日本精英阶层的灵活性、实力、适应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时局的能力。
　　欧洲的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比如，除了其他的情况以外，法国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兴起这一内部威胁的回应，而明治维新则是源于对外部威胁也即西方列强的反应。当然，这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差异，欧洲是领导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对此，其他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欧洲列强和其扩张行径的方法，这个差异也有助于解释明治维新怎样以及为什么由一部分精英统治者而非当时正兴起的敌对团体发起。迫使日本改变局势的不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而是西方国家的威胁。 [33]第33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7)  对历史的传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迎接现代化的国家，一种在西方强权和本国特性之间做出权衡的现代化。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该国自觉并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间走钢丝的过程。然而，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较，它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来者可能无权进行选择。因此，日本现代化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存精英统治者为了保护国家的本质，对西方化做出了自愿并适当的选择。
　　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在关键时刻，日本对待外国影响并非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从5~6世纪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征。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吸收外来影响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潜在力量。断然拒绝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来影响力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本质”或民族情绪，已经在试图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正如吉野耕作所说：
　　“为了坚守‘我们的领域’，人们坚守着重大的差别，不仅要区分‘我们’（日本）和‘他们’（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从而表明‘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可以延续。日本声称对‘我们’的这种文化领域保持独家所有权。”
　　日本的独特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别加以界定并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影响力和那些被视为具有日本独特性的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特产物。正如有人认为，日本的“领域”概念远不止于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尽管日本文化很独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但是日本的特性归根结底还在于日本人为何会行为特别，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根本的认知差异何在。这种二元性允许固有本质和外来影响力的共存，也广泛地扎根于从饮食和服装到电影和婚礼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它们之间基本上少有激烈冲突，日本吸收外来影响的精髓然后加以重构，与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国影响力时代，但是在西方化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
[34]第34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8)  经历了极端的西方化时代后，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寻求国家本质定位。在这场辩论中，日本国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会观念（天皇即父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并被美国占领后，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的西方化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节骨眼上展开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叶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大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主导的单一同质社会，日本国民的一致性是难以言表的、不合逻辑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日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国民性”。
　　当然，日本国民性的本质实际上不能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创造性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他们希望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异性。在《菊与刀》中，露丝?本尼狄克特提出：
　　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比较各国文化，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不得要领。研究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在电视荧屏上司空见惯。殊不知，正是这些琐事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外交官签署的诸多条约。
　　日本的独特性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按照这些标准来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都是注定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天皇被视为国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设想出来的。等级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表达“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严格按等级设定的鞠躬体系，鞠躬的程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程度。 [35]第35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9)  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 000个男性中35.6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17.9个，英国只有10.8个，德国则为19.7个。
　　日本的人际关系，是以等级和责任为基础的，它体现在从“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到公司、学校、政府等所有日本机构。以企业为例：大型企业与对大型企业有所依赖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终身雇佣制，仍然在大型企业中占主导地位，体现出公司和员工双方的一种责任观念，这与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而后者一直为英美所推崇。公司被看成是与家庭类似的，公司对雇员承担许多义务，而雇员——几乎都是男性，从职业生涯来看，会长期服务于公司。资历体系，在日本的公司中广为应用，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年龄等级。一个人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稳步地爬上公司的高层职位，享有日益增加的收入和权力，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公司，到了一定岁数便被解聘。
　　独具特色的日本人际关系还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对簿公堂。因此，日本的律师很少，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更别提美国了。几乎所有的民事冲突，都是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的，要不在法庭之外，要不在任何司法判决做出之前。从表2–1、图2–1、图2–2和图2–3，可以对日本的人际关系有所了解。
　　表2-1?日本人对待性别的态度
　　 认为男人应该出去工作，
　　女人应该留守持家 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
[36]第36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0)  工作权力
　　日本（东京） 16.2 46.4
　　美国（纽约和洛杉矶） 10.5 81.2
　　英国（伦敦） 10.5 81.8
　　法国（巴黎） 3.2 91.3
　　德国（柏林） 2.6 92.1
　　瑞典（斯德哥尔摩） 3.2 80.4
　　图2–1?日本人的工作责任感（%）
　　图2–2?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的期望（%）
　　图2–3?日本人对规定的态度（%）
　　人们应该不会对日本的这种独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触日本社会，也会有这种感受。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两者的文化和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理由几乎不需要重述：文化差异影响深远，日本社会根植于一种独特的文明。第二个理由是历史原因：因为明治维新并不久远，日本仍然保持着顽固的封建特征。此外， 1868年后的精英统治者自觉并蓄意保留日本的历史特点。而且，新的统治集团核心是由武士组成的，这意味着其部分价值观会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贯穿后来的历史。“二战”后的日本，与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一直由管理阶层即武士的后裔统治，真正运营大型企业的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他们；他们主宰自民党；他们支配内阁；诚然，正是他们建立了在日本治国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的官僚机构。
　　甚至连统治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据日本历史记载，大多数时候，权力都被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天皇从事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事活动。国会只享有少许真正的权力。日本首相的权力远逊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总理的权力，任期相对短暂，之后可能便被执政自民党的其他成员替代。内阁会议主要是礼仪性的，会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尽管日本拥有正式的多党制度，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便盘踞权力的宝座，享有长久未衰的执政权，该党内的各个派系实际上发挥着比其他各党都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权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机构中，类似的情形在日本历史上俯拾皆是。从美国占领行将结束开始，日本一直被西方视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与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极为不同，让人们不禁开始怀疑，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日本，是否妥当。日本可能从1868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历史的影响力却持续存在，经久不衰。
　　向西方转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使命是跨越历史的鸿沟，拉近与西方的距离，效仿西方国家，取得它们的尊重，至少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西方国家。赶超西方变成了这个国家新的行动指南。在日本人心目中，1939年以前的西方主要意指欧洲国家；而1945年之后，美国便以压倒性优势取代了欧洲，成为西方代表。当然，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民扩张，也应归功于效仿欧洲的愿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殖民地。正是觊觎领土的野心，将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战败投降。那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时刻：明治维新最初的目的恰恰在于防止西方国家对本国的统治，而此刻这个目标已经被破坏殆尽。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力地效仿西方，在占领殖民地方面也不甘落后，这最终造成了惨痛的灾难。 [37]第37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1)  然而事实证明，战争只是日本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段经济增长时期的前奏。1952年，日本的GDP小于殖民地马来西亚。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经从农业国家转变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1950~1970年人均GDP增长率高达8.4%，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并具有最强大的金融实力。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变革，但是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在随后的15年里，经济几乎停滞；与此同时，美国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在一系列新兴行业和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展现出相当的活力。日本对此的反应都颇具启发性——无论是从人们对日本的评论来说，还是从所有非西方国家赶超西方的过程中固有的困难来看，都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取得自明治维新后最为显著的成就，它最终赶超了西方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首要目标便是赶超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这种雄心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是，当这个目标最终实现，当赶超或多或少地完成，当日本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具有绝对领先地位时，又将发生什么呢？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见图2–4）。
　　历史并没有赋予日本改变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基础。自1868年开始，日本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都表现出该国对其长期目标的持续追求和坚韧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被人们描绘成依赖单一路径，其制度保证日本能够坚持走自己道路。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使该国能够极其有效地实现长期目标。然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径上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维新，那是对严峻的外部威胁做出的反应。
　　图2–4?日本人对日本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悲观认知（%）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步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举国上下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民众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经遭受了两次挫败：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悲观情绪席卷整个国家，揭示出当代日本国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满腹疑问。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活力，而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却显得相对平静，这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目标至多只是一种幻想，日本注定将永远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中。日本国民面对泡沫经济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着世人：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赶超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困难重重。用任何标准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更胜一筹。它很轻松地超过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是它极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瞩目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它已变成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在灿烂辉煌的时刻，它同样对自身充满了怀疑。
[38]第38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2)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认知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与欧洲或美国将普遍性和世界性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对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其视角是独特的，长期以来将日本定位为处于主要文明的边缘和外围，而且认为这些主要文明已经创建了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构成了日本效仿的两个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所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对于日本人来说，”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成为日本获得‘普世’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在此，日本人一再强调他们之间的特殊差异，就是为了将他们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这个特点，不仅将日本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普世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后文要探索的那样，还将自身与中国的不同也放大了无数倍，要知道，从普世性角度来讲，中国人一直视自己的文明是2 000年来最精华的部分（见图2–5）。
　　图2–5?日本人对“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与一个外国人结婚，
　　你作何感想？”问题的回答（%）
　　日本1868年后转向西方的举动，仅仅是其新式统筹战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它对待亚洲大陆的态度上。这种态度融合了对西方的拥护和对亚洲的拒绝。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他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正在远离亚洲”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邻国的启示和开导，以便大家能够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发展。离开亚洲国家的队伍，把我们的命运与西方文明国家的紧密相连，对于我们来说更好。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需给予什么特殊的待遇，只因它们碰巧是我们的邻国。在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上，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个珍视坏朋友的人都将无法逃脱恶名。我们要直接将亚洲的坏朋友们从脑海中抹掉。”
　　日本人很快便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1894~1895年，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台湾。1910年，他们夺取了朝鲜。1931年，他们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6年，占据了中国主要省份；1941~1945年，他们攫取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在1868~1945年的77年间，日本参与了10次大规模战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牺牲亚洲邻国利益为代价，这些战争累计达30年之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从未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不仅打算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还实行领土扩张政策，这些从其口号“富有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中便可窥见一斑。尽管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提议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表面上是对抗西方来为亚洲谋利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亚洲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利益的一个策略。 [39]第39节：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3)  日本人顺理成章地将世界的本质与日本社会中深刻的等级特性等同起来。它以崇拜的目光仰视着西方，渴望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强大，同时贬视亚洲的落后和劣等，企图征服亚洲，达到日本富强和扩张的目的。曾几何时，它认为中华文明是何等优越，现在它则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劣等种族。日本看待世界的视角中，种族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到今天，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没有被打破，这一点可以从它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中得到佐证。白种人仍然处于颇受尊重的地位，而黄种人则被视为二等公民。种族观念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尤其坚持“日本人民的同质性”（即使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和“日本人种”（即使日本经历了许多人口迁移运动）的想法，普遍认为日本人的“血型”与其文化行为的特定模式是紧密联系的。在日本关于“自身”以及经由暗示的“他人”这两个概念中，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类别几乎是完全重叠的。后者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6年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评论中得到了说明，该评论认为美国人的智力水平比日本人的低，因为前者是种族混合的产物。即使在今天，日本也没有任何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东亚已经从落后的状态转变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区域，日本已不再形只影单地稳坐亚洲经济第一名的宝座。但是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明治时期的扭曲观念。日本仍旧倾向于把自己看成西方国家而非亚洲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欧洲和日本于1999年在东京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很严肃地提出，日本可能会考虑申请加入欧盟。在东亚国家逐步转变，并开始在日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日本未能重新考虑自身与东亚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更充分的探讨。
　　日本的现代性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极其成功的，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它还同时设法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但是，其十足新颖的现代性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自194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强调它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战败之后，日本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失去了任何独立的外交声音，基本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做法是低调的，它也不希望强调其独特性。其次，与东亚的关系令它深感不安，这意味着日本从来没有在亚洲地区拥有过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任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变质。再次，日本一直视自身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他人学习的榜样。
　　事实依然是，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跟随日本的脚步，迈步走向现代化。如果没有日本，亚洲四小龙能否在经济方面如此大出风头，是值得怀疑的，同时如果没有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地会进一步延迟。在众多的发展道路中，日本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例外，但却颇为成功：目前亚洲的众多国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效仿着这个典范，间或伴随着一点急性不适的症状。如果说英国是欧洲现代性的先驱，那么日本在亚洲也应享有如此殊荣。
[40]第40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  第3章 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
　　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41]第41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2)  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 “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辉煌的世纪
　　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 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 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
[42]第42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3)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 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
　　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 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河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
　　到12世纪时，纸币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区域贸易都很发达。在宋代，沿海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例如，13世纪晚期，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经拥有近700万人口：截至那时，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城市人口大约占到全国总人数的10%。然而，这些城市在政治中心和个人自由方面，并没有发挥像欧洲城市那样的作用：自治地区城市的发展受中央集权结构制约的模式，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出现过学习和发明创造的浪潮。这个有时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阶段，见证了传统考试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的发明、灰泥和雕板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纱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未能开辟一个类似英国数百年后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代，但是其意义几乎不亚于后者。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数学水平最强的社会，其发明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北宋结束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 [43]第43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4)  雕版印刷图书的发行、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日益增多的进京赶考者、数学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代数的发展）以及学者阶层的出现，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能识字算术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伊斯兰世界可以同日而语，那时的欧洲还处于望尘莫及的境地。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还大量借用中国的新式发明，包括纸张、指南针、独轮手推车、船尾舵、手纺车和雕版印刷术。截至那时，中国依然是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其邻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华附属国，都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表现出虔诚的敬意。
　　1300年以后，这段非同寻常的繁荣时期逐渐步入衰退期，中国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开始让位于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这个过程直到1500年才结束。蒙古的入侵标志着宋朝的灭亡——这个从多方面评价均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中国被蒙古帝国吞并，开始进入元朝。这是一段极不愉快的历史，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置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沦落到卑微的境地。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有几个原因。南部边疆原本拥有肥沃的未开发耕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此时开始涌入来自北方的移民，可想而知对资源尤其对粮食物产生的压力日渐加大。科学上取得的蔚为壮观的进步，此时也开始日益干涸。贸易的缓慢下滑和与外国联系的渐渐中断，中国开始逐步转向自身，内向性愈发明显。而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都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持续的外向性过程中。中国向南扩展腹地，包括开拓肥沃的新农地。
　　宋朝统治者相当重视贸易和与外国人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而且不止中亚、印度次大陆，甚至抵达非洲东海岸。而到了明朝，这一进程开始进入缓慢的逆转期。1371年，由于大规模的日本海盗对中国船只构成了威胁，明代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1390年的一项法令宣布：“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明朝统治者又相继颁布了禁令，首先禁止私营贸易，然后是政府贸易。正如马戛尔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广东（今广州）成为允许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
　　1411年大运河的成功重建，连接了中国北方与长江边的稻米之乡，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标志着对沿海航运以及海军需求的大大降低。在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宋朝帝国江山的稳固到明朝早期出色的海上探险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拥有多层甲板帆船（多达4个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使用船尾舵驾驶，有航海图和指南针，可容纳500人左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壮举，其航行范围到达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他所乘载的轮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便急剧下降。1436年，政府禁止制造适于远航的船舰，减少小型船只的建造。为何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内省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后人未能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明朝政治态度的转变；由于首都1421年从南京迁往北京，统治者对北部边界更为关注，对沿海的兴趣日益减少；更加关心航海的成本和为对抗北方蒙古而进行的军事探险的相对失利。统治者确实也存在一些担忧，因为沿海中心城市与其他陆地接壤，有可能成为动乱的发源地，毕竟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骄傲自大，总认为他们的文明远远胜于那些野蛮人（即中国人以外的人），使得这种专断独行和孤立主义的观点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符合逻辑的。此外，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也使以大国自居的思想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44]第44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5)  然而，1500~1800年，经济停滞让位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适度繁荣。国家的粮食供应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顿下来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农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它被中世纪早期的经济革命掩盖，经济增长也只是伴随着相对较少的新发明，远不如宋代发明创造的规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确实，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叶，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增长的资源受限，但是中国一无所有，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毫无疑问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比欧洲还高，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8.3%~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45]第45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6)  “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它们对各自工业化进程时机的把握，而是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深刻的不同，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2 000年，而且其影响难以计数。毕竟，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欧洲模板显得那么贫乏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对几乎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政权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转移到了许多小国手中。甚至在统一的进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保持着分裂为多国家制度的特征。与此相反，中国从未丧失过帝国的国家制度，这种体系是经历了紧张的诸侯间争斗后显露出来的。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其在清朝达到最大地理范围时所获取的国家保持着共同的边界。中国的平衡状态是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而欧洲则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团体。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46]第46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7)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为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47]第47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8)  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动乱。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家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
　　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
　　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管理粮仓储备以确保粮食的供应能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对一些从时间标准来衡量可谓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例如为防止干旱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中，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都大相径庭，欧洲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情况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守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的单一观点。
[48]第48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9)  总之，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很久以前就获得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它应该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此外，从后来的17世纪起，在这些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展逐渐向外向型转变——战争的危急、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与中华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截然不同。与欧洲不同，官僚机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1 000年；它很少与邻国发生战争，大部分时间都与邻国相对和平地共处，双方维持着朝贡体系内的关系。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灭亡时，公民身份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内忧外患
　　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开始逐一显现。它第一次尝到的苦痛，是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后来的19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困难开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义和四次影响巨大的起义活动（即1855~1873年的云南回民起义，1862~1873年西北地区突厥后裔发起的另一场回民起义，1853~1868年北方的捻军起义，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开始动摇。
　　在所有这些叛乱中，太平天国运动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交锋失利，王朝政权的统治基础已变得岌岌可危，加上1848~1850年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和饥荒，太平军首领认为举事的条件已经成熟。太平天国运动最先从中国南方开始，随后跨越长江下游的许多肥沃地区，辗转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据估计，这次起义造成了大约2 000万~4 000万人死亡。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极力向众人说教自己对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看法。保罗?柯文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清教和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怪诞炼金术”。起初，这场运动得到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并包含一股强烈的反满族势力（清王朝是满族人的天下）。运动持续了几年，但结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终为清王朝和英法联军所镇压。尽管清王朝最后取得了胜利，表明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再也没能恢复。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日益增强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为，逐渐成为19世纪70~80年代的清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设法抵制英国的要求，但未能成功，最后只能允许进口产自印度的鸦片，并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它涉及赔款、割地（损失香港岛）和设立4个通商口岸等内容，英国在这些口岸享有特许权。不过，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鉴于英国入侵的事实，清朝政府没有被迫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个王朝国家继续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无论是北方草原还是中亚地区，再或者是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属国，例如朝鲜和越南。中国人的优势心态和自信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有所变化，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圆明园，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通商口岸的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西方公民被授予治外法权；容许其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传教士享有在中国境内旅行的自由；给予更多的赔款。中国开始失去对一些重要管辖区域的控制权。 [49]第49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0)  1884年，在对越南战争中，法国成功粉碎了中国海军。在历史上，越南长期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今却被法国殖民统治颠覆。海军之战暴露了一个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同一个农业大国之间的悬殊差距。战斗刚开始，中国的旗舰就被鱼雷炸沉，不到一小时，所有的中国战舰都被摧毁，从此，法国控制中南半岛的道路变得无比通畅。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同与法国的战争那样，这关系着中国对其附属国的影响力，朝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与中国关系最近的附属国之一。面对工业强大、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邻国，中国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超过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并进一步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日本赢得了在现有的多个通商口岸中建造工厂的特权。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它们纷纷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逼迫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到20世纪的时候，随着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和俄国等八国侵入中国境内，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
　　强加给中国的主要不平等条约
　　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
　　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3年）
　　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
　　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1844年）
　　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
　　与普鲁士、德国海关联盟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
　　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1876年）
　　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
　　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
　　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1896年）
　　与英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
　　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
　　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1915年）
　　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受到1861~1908年享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起义者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最后，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组成的一支外国联军侵犯北京，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偿。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其通商口岸类似于小型殖民地，传教士拥有特许权，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进行传教和劝诱改宗的活动。外国公司有权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但是，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国1949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50]第50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1)  中国政府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干涉面前显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发起了一系列旨在让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改良运动。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清政府实施变革的决策，是由极少数精英做出的，并且从来没有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同意，所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这些改良一直在犹豫和零碎中进行着。除了一些文人和诸如康有为那样的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而且精于新思维和传统儒家教义的学者之外，此次改良运动的发起者还有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员。问题在于，除了1898年的短暂时刻，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现代化的必要性，更不用说会发出一种紧迫感，他们仍然采取消极的或者积极反对的态度，不像1868年后的日本政府那样，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动力。然而，这是关于武装部队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改良，包括首次在伦敦和巴黎等大都市建立外交场所，进入20世纪之后，还对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加入了西方的科目。当1898年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它终于受到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鼓励，但是这种认可仅仅持续了几个月。
　　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受到西方蛊惑，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叛徒。结果，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发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反映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上。中国拥有单一的和高度集中的政府体系的事实，也阻碍和扼杀了推动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改良运动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统治下，这个问题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并受到广泛的争辩——坚持区分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另一种说法即张之洞的名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之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位，包括各个派别之间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最终在1911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是它并未消亡。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它与变革无法协调。不过，它确实迫切需要像早期与佛教和道教所发生的那样，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获新生。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危机，主权十分有限，需要不断地寻求占领国的批准。由于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外国银行贷款来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它经常处于财政窘迫的状态。清王朝赖以粉碎各种叛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同时其体制还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民众的不满和失望，对抗清朝的反满情绪不断蔓延。 [51]第51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2)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后彻底垮台，这个统治中国长达266年之久的朝代，最终让持续了2 000多年都未被改写的王朝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国这段漫长的王朝统治经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长久的连续统治的奇迹。它被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政府替代，但是却无法迎来一个全新并充满更多希望的时代。孙中山创建的体制，被证实是中国后来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前奏，在军阀割据中，有限主权让位给一种更为糟糕的东西，即慢性的多重分裂主权。孙中山处于一种非常软弱的境地，既没有军队受其指挥，也没有政府机构供其支配。他让位于袁世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委派到各省的军政府首长们彼此争吵不休，在各国列强势力的支持下共享统治大中华的权力。1916~1928年是军阀混战时期。不仅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从法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分裂，而且这也是几百年来头一次出现军事势力和外国存在变成中国未来仲裁者的情况。
　　仅仅在1928~1937年的9年时间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被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中国才变得相对统一。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其他外国列强也在中国境内驻扎。他的政权缺乏农村地区的支持，而共产党在南方地区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于1934~1935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试图躲避国民党对他们的正面攻击。1937年，这个国家还面临着进一步的精神创伤，日军从东北大本营向南推进，占领了中国富饶肥沃的东部省份——在那里聚集了中国大部分的产业。蒋介石早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还默许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到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对中国实施了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这对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直到今天，它还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1937年之后，共产党以爱国者的身份成为抗日战争和争取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194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上台执政。不像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实质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逗号，是后来出现的将近40年的权力划分和外国占领的前奏，事实证明，1949年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从这段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都没有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
　　1911~1949年，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地方政权宣布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做出回应，而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中国辽阔的心脏地带，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受反满情绪的影响，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而地区性认同不得人心，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和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和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经历又强化了多个世纪以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52]第52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3)  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历证明，外国占领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是如此相对有限呢？首先，由于幅员辽阔，中国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占领国都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继续在中国的主权下运转。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飞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拥有广泛的农村产业化、规模庞大的商业化和相当成熟的市场。一旦外国占领走到尽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资源，它们在整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强大的中国认同感，显然有助于中国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所带来的许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军的到来，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这样，中国人从未失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内在自信，或称优越感。
　　1949年之后
　　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削弱的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遭受的不仅仅是有限主权，还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占领国（多重殖民主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情形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尤其是执著于统一体制长达2 000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吞噬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和单一政府的重建。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撤离中国。1949年，随着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终于取得统一。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因此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严重失败；借鉴外国历史来创建新的体制。事实上，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虽然部分灵感源于前苏联，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共产党人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较小的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他们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还从1945~1949年内战中他们管辖的地区里，积累了很多施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 [53]第53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4)  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文革”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又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和西方国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评价1949年以后的时代，但两者都非常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新的起点，中国连续性和传统习俗的一个分界点。不难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毕竟，那才是革命的本质所在，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传统不良习俗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从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到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除了“二战”期间的短暂时期外，西方国家始终把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魔鬼的化身和怪胎，从历史到当代皆是如此。他们很少尝试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也很少试图体会中国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中断性。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忽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历史上王朝时期之间的强大连续性。正如王国斌指出的，尽管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很明确——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传统也强调减少不平等现象、限制土地规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国家必须为人民负责，这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只不过共产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在经济和社会安全领域，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必须向员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险以及稳定工作。
　　另外，两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模式，都涉及人们与国家之间的隐含契约：如果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那么农民就有孟子所倡导的反叛权利。在皇朝年代，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天命；在社会主义时代，则是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抵御和战胜资产阶级的名义体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这成为实行自上而下大规模动员的一种舆论，并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国家与这两个传统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专制的和等级的；这与西方国家直叙政治权力和正式代表机构的传统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两者都面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分歧的问题，并且都力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管理它们。儒家传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招募一个由高学历、高素质的精英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而共产党人还通过采用发展党员的方法来为国家招募贤才。
[54]第54节：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5)  因此，共产党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大的连续性。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赓武的观点相当明确，他认为新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旧皇朝帝国的取代”，并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重创辉煌，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印记。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写道：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厂、烟厂、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中国的人均GDP，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0美元，1913年为552美元，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中国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950年，仅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还要低。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120年里的灾难性表现，而其中外国势力的侵入和占领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这100年，就将其称为“屈辱的世纪”——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
　　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实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设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提取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建设。其经济政策较为特殊，就是避免运用市场的力量，主要依靠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尽管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国还是令人惊奇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长率达到4.4%，整个国家的GDP翻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较为逊色，同一时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重点强调教育优先、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和改善医疗，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4.5倍。中国还设法规避了困扰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业、教育和卫生经费薄弱。
　　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未完待续~~~--本部分结束--     

张颐武、马丁·雅克谈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

2010年05月25日15:36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做客强国论坛照片

　　【张颐武】：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各位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共同探讨马丁·雅克先生这本书。  

　　【马丁·雅克】：今天很高兴能够在中国第一次在网上跟网友进行交流，我很期待能够今天听到网友的积极反馈，在之前两次在中国的访问当中跟中国人进行了很多讨论，从中受到很多的启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并没有过去，对于这些论调是置之不理呢还是予以驳斥？  

　　【马丁·雅克】：中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认识产生影响，中国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避免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这种崛起的恐惧，中国到目前为止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导致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虽然存在，但是目前不是那么流行。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保持敏感性，才能避免理论的蔓延。  

　　[浅水鱼]：中国崛起了吗？老外在忽悠咱们吧。

　　【张颐武】：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也都这么看，这本书的标题有点刺激性，让很多中国人感觉不适应、不习惯，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内部存在着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是让世界瞩目。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的成果、如何思考中国的未来，世界都在探索和思考。马丁先生这本书的标题的刺激性让我们很多中国人感觉评价过度。但是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具体地探讨了中国发展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的多重因素，也对中国30年的发展有相当严谨的思考。马丁先生是英国著名学者，我们不必把他的思考当做金科玉律，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角度。我们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自我贬低。客观地看到中国的复杂问题，同时也看到中国发展成就，理性而客观地认识这个问题就很重要。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中国声明“永不称霸”，西方国家又想让其承担更大责任，中国应该如何平衡？你对“G2”提法怎么看？  

　　【马丁·雅克】：随着中国的越来越强大，不可避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比如说拿中国同非洲的关系来看，在20年前中国的经济没有如此的发达，我们也不可能在非洲有这样大的影响。在未来的2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大，问题就在于中国如何来施加这种影响任何国家都有理由对中国的强大感到害怕，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能够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不同。中美关系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关系之一，尽管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以及美国势力的衰弱，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两国之间的分歧一定会越来越多，中美两国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和平共处，并且中美两国一定要时刻警记，他们没有权利来管理这个世界，否则“G2”这个概念就太狭隘了。这种全球治理不应该仅仅由中国和美国来进行，应该是一种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    

　　[农科大123]：请问嘉宾：现在谈中国崛起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   

　　【马丁·雅克】：现在是有点早但是不是太早，因为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在国际上拥有了较大的影响力。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西方世界真的衰落了吗，可你看到中国的英语教学还是那么繁盛？  

　　【马丁·雅克】：这样说的确有道理，西方国家现在的确面临着跟多的问题，这在金融危机当是很明显的体现，比如说很多大的银行相继倒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现在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他们的实力与影响也不像是1945年之后那样大，并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势必要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种权利。  

　　[贴在网上的大字报]：请问雅克先生：您认为英国发展模式中有那些值得中国借鉴，比如权贵民主？  

　　【马丁·雅克】：英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从英国身上学习，比如说技术、高等教育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马丁，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研究中国呢？你的前辈李约瑟也很喜欢啊，你和他看到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吗？  

　　【马丁·雅克】：我真正对中国开始感兴趣是1993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当时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剧变，这种改变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甚至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第二我发现中国的发展跟我在过去发现西方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中国的理解，以及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黄晨灏]：马丁先生，您好：请问，中国人同欧洲人相比较，其文化差异都表现在哪一些地方呢？谢谢。  

　　【马丁·雅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确也很多不同之处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中国和欧洲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这是跟美国很大的不同，但是就历史层面来看中国和欧洲游很大的差异，比如2000多年前的秦朝中国实现了统一，当时欧分裂很很多的国家，2000年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欧洲仍然包括很多不同的民族国家。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张颐武做客强国论坛照片

 

中国的未来发展，将会对世界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暴水]：张教授，您觉着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在当代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至少当下网络上的情绪化表达让人深表忧虑呀，您怎样看待这种状况？   

　　【张颐武】：现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临界点，一方面有前所未有的成就和高度，另一方面也有非常复杂的挑战和问题。网络上的情绪化有不同的走向，都需要我们深入的了解，它也是社会情绪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既不必把这种情绪忽视或者是简单化，也不必把这种情绪扩大或者复杂化。理性地看，网络的表达是由于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在网上每天发言的多数是年轻人，有统计表明，每天经常发帖的人大概25岁以下的占到70%多，所以他们代表了很多年轻人在现实中遇到困扰的表达。另一方面，网络往往由于它匿名和表达比较短小精悍，所以很难进行比较复杂的探讨。因此，有些情绪的表达比较简单化，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就需要一方面既避免对于问题的过度情绪化，也需要正视情绪化表达所反映的社会心态。 
　　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在现代以来遇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对于中国的认同仍然是很强烈的，但是我们往往并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我们的传统流失得很快，但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仍然很深，这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状况。在今天各种社会心态都在网络上汇聚，都在网络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形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中国的感情仍然很深，但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看法有很多差异性。但是中国目前所呈现的新的平台其实给了我们众多的新的机会的可能性。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具体方面有了展示的可能，比如“国学热”，就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试图接触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马丁·雅克先生这本书所进行的探讨，也给我们一个侧面的启发，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中国所达到了历史高度有相当的价值。  

　　[野葛]：请问嘉宾，现在你谈中国崛起是不是棒棒糖政策？你认为一个国家崛起有哪些必要标志？  

　　【马丁·雅克】：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件好事，在这一点上是毫无保留的，在书中读到什么都是我真实的意思表达，没有其他的任何目的，因为我的书中不仅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崛起，还讨论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将会对世界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只要读了我的书就知道我对中国的崛起是持支持态度的。我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有两个指标，一是GDP总量，二是人均GDP，中国近年来的确发展很快，因为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我们的GDP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就人均GDP计算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马丁蜀黍，研究中国为什么要强调跟西方比较呢？您的书里还特别提到了日本，想说明什么，是因为它介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吗？  

　　【马丁·雅克】：因为我们是共同居住在同一个世界，中国并不是孤立的，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以及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必须要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未来得发展。我在书中提到日本，并且把它作为独立一章的原因是我想用日本来介绍现代性的本质，至1950年之后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性的非西方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所以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西方模式的现代性，日本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爱巧克力]：张教授，目前社会矛盾激化，有些人采取极端的方式去报复社会，这是否和中国人普遍缺乏宗教信仰有关？  

　　【张颐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值得关切的。目前中国的发展确实有很多复杂的挑战，比如说贫富分化、年轻人的就业、住房等等，都构成了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认真地解决，但是这当然不是用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的理由，任何社会都会存在有极端心理的反社会的人，任何社会也都会存在各种问题。社会矛盾需要重视和解决，心理的问题也需要疏导，但坚定地制止极端分子报复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信仰方面的问题，应该做深入的探讨。在东亚社会宗教问题有非常复杂的形态，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极度发展所产生的许多内心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是原有的很多价值观受到冲击所产生的精神的困惑。这些问题既要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下考虑，也要借鉴世界各国发展中间的一些经验。在解决这种社会焦虑的过程中，东亚的社会都有一些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和伦理，同时，探讨中国人对信仰的认识，都有借鉴的意义。   

　　[鲁西老叟]：嘉宾：我觉的现在有些人炒作“中国模式”如其说看重的是“中国的成功”不如说是表达了对西方模式的失望。你觉的有道理吗？   

　　【马丁·雅克】：其实这两方面都应该包括进来，西方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方案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完全失败的，很自然在这之后西方国家想要寻求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模式就必须借鉴中国的经验，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不同的经验和方向。

　　[农科大123]：请问嘉宾：全球气候变暖，各种极端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于中国的崛起，是巨大的挑战？还是极大的机遇？ 

　　【马丁·雅克】：这个气侯问题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对世界各国都有影响，今天我们面临前所未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气侯变化，假如科学家的预测是正确的，不光是中国，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必要改变目前的生产及消费模式，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地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眼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10年或者是多少年之后才遇到的问题。

中国人期望在经济方面影响世界，也希望让世界体会到新的文化创造

　　[强国论道]：请问嘉宾：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模式的形成，应当是她的新文化的形成，你以为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这种进程了吗？   

　　【张颐武】：当然，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讨论中国的模式还是一个相当初步的雏形。我们的文化建设还有很多空缺，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和我们所展现的文化现实还有巨大的反差，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告别了100多年来失败和屈辱的历史。在全球的影响力，既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作为大国的分量已经举世瞩目。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在文化方面的不足，因此加强探讨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诸多问题便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期望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影响世界，也希望中国在文化历史中间所积淀下来的美好的东西能够更多地让世界了解，也期望100多年来中国人艰苦奋斗的历史所付出的努力让世界体会。我觉得中国的新的文化不仅仅建立在自己的传统之上，也建立在100多年来中国人为自己社会的复兴所作出的努力上。在这种努力中，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其他社会和民族，都是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体现出一种价值高度。这其实也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资源，也还是我们的价值的世界意义，值得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认真地汲取和感受。我们的新的文化创造其实是期待着几代中国人共同来努力，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我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的弱点和局限还有待我们的年轻人在自己的未来创造中努力。 

　　[暴水]：雅克先生，当代世界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未来是否会突破这一范式？国际交往原则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吗？  

　　【马丁·雅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尽管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中国一直把自己说成一个民族国家，至少中国更多的是一个文明国家，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决定的，是不会改变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这样一个非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在我看来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体系随着发展的时间会慢慢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的力量就是中国崛起。  

　　[不懂外语]：张先生：你认为马丁先生的书有无取悦中国的嫌疑？你如何评价这本书？  

　　【张颐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做了这样的评论。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这个题目相当有戏剧性，让大家产生这样的猜疑。但是我觉得马丁先生是一个认真的学者，也有很完备的知识背景，他在亚洲也生活过很多年，在我国香港、台湾生活过很多年。他的经验和感受以及他的理论思考，都足以让他的这本书具有高度的价值。我不认为他在讨好我们，而是一个学者从外部观察中国的成果。可能这个题目是不是过分刺激，让中国人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看了这本书的内容，你就会发现他在认真地思考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变化，以及中国崛起和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联，这些思考都需要我们来感受和体会。中国现在正在学习自己的崛起，世界也在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变化，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我觉得马丁先生这本书是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下，对于这个问题的独具慧眼的思考。我们不必看到别人说好话就欣喜若狂，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认真地看这本书，你的感受会和仅仅看题目大有区别。   

　　[农科大123]：请问嘉宾：《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果读这一本书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马丁·雅克】：我在书中主要提出了两个论点：一是中国在不断崛起，并且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影响力可能超过美国，二是中国采用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因为这种现代性是由历史和文化来决定的，不光光是由市场、竞争和技术来决定的。我在书中提出了很多问题，最意思的一个是“对于中国和外国人来说都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要深入思考中国在哪些方面与西方有不同，比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比如说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的国家在国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六份钱]：马丁·雅克先生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认为俄罗斯2025年前会加入欧盟，请问你怎么看？  

　　【马丁·雅克】：我不是这么看的，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一直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国家，某种程度上又不是欧洲国家，在过去的最近50到60年之间它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并且欧盟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压根儿就不会考虑俄罗斯加入欧盟的这个提案。

　　[不懂外语]：张先生：你认为现时期中国的经济转型会一帆风顺吗？假如遇到严重挫折，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倒退吗？  

　　【张颐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对经济发展有强烈的渴望，目前所进行的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发展模式的进程确实存在着不少变数和风险，同时如何保持高速成长的同时，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全体人民分享的发展模式，也使得出口和内需有更多的平衡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国面对的复杂的挑战。如何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加积极，充满希望地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间，让“中国梦”的光芒使他们展现出更大的活力，都是我们需要现实面对的问题。但是我想，中国的发展会有波折，也可能发生我们难以预测和设想的问题。但是，我想30年前我们开始起步的时候比现在要困难得多，那个时候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压抑走向繁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变数和风险与今天一样大，甚至比今天还要大得多，但我们走得很稳。这是由于中国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强烈。今天我们如果重新激发起30年前我们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时候那股劲头，让中国梦激励年轻人，有更大的雄心和更坚韧的奋斗，我们的未来就不会在曲折中沉沦，就不会在困难中失败。中国的发展远远没有到底，中国的机会仍然很多。这就需要我们一是坚定，二是明智地对待内外的问题，防止倒退，做更多的探讨，未雨绸缪，防范风险。大处乐观，小处谨慎，我们就会走得更好。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张颐武做客强国论坛照片

 

中国模式既有中国的特殊性，也有世界的普遍性

　　[忽闪闪]：张教授，你眼中的中国模式是个什么模式，什么都说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和先进到底体现在哪了？ 

　　【张颐武】：我想，中国模式还不成熟，还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大家都在探索。但是提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马丁先生这本书里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是一种文明的兴起。那么，从中国自身来看，它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它曾经在东亚整个文化中间，有过重要的贡献。现在看，中国人都期望中国的复兴能够给世界添加来自中华文明的新的贡献，不仅在文化上和发展模式上，而且也在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思考上。所以，现在看30年来我们的发展还是在一个和西方密切相关的全球结构之中，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西方模式。但是，已经体现出中国模式的特色了。这种中国模式特色一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和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间所形成的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的应战中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积累。人们会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且是一种新的文明在提供着新的可能性。我想，这还是可以深入探讨的。  

　　[斯蒂文]：马丁先生，您觉得中国崛起可以借鉴的有哪些国家的成功模式？要避免走哪些路？   

　　【马丁·雅克】：很明显，中国目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最为感兴趣，因为在中国看来，美国为世界各国构建了一个先进的标准，现在我们在学习这方面一定要特别谨慎，因为这些国家不光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问题，比如中国不应该学习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因为他们的体系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我认中国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不断向其他国家学习，比如不光要学习美国，要学习欧洲，欧洲有世界上最好的福利体系，我们也可以学习日本的公交体系，可以向其他亚洲四小虎学习，比如韩国。另外以一种不宽泛的方式进行思考，中国也应该学习印度，印度与中国有不同差异，中国现在应该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去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乐天星]：雅克先生：您认为中国以十倍于日本人口；二十五倍于日本的土地；百倍于日本的资源；以透支人口红利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成绩，于日本比，算不算成功？  

　　【马丁·雅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不能拿现阶段中国的情况以及发展跟日本相比，因为日本现在已经一个极为发达的国家，他们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只进行了一半，中国现在还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我们可能会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有同样的问题，当然目前不断的增加这种科技的发展投入，中国减少环境与资源的消耗，中国的确可以从日本，不光西方国家，学习一些经验，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显然更高，这就是发展的意义所在。  

　　[人人慰问]：马丁·雅克　你真正了解所谓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内涵吗?谈到中国模式,其实我们非常不好意思,你明白吗?  

　　【马丁·雅克】：很显然我是一个外国人，不是一个中国人，我肯定不会对中国的所有一切都有深入的了解，我在这一点上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给大家提供的是我做了大量研究调研之后的一个研究，一个看法。这种看法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外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但是不能认为我会像中国人这样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  

　　[漫游世界]：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除了这“中国模式”之外，还有哪些其它模式呢，诺大世界不可能只有“中国模式”吧？  

　　【张颐武】：当然，西方模式是最主要的模式，世界各国目前的发展仍然难以摆脱西方模式的重大影响，我们的发展方式的基本参照系还是西方模式，我们借鉴的西方500年来大国崛起的经验，就是西方模式的一种展现。但是，中国的发展确实在努力尝试创造自己的模式，其他的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也都在努力按照自己的现实条件寻求自己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说是寻找自己发展模式的尝试。我想，巴西最近发展很迅速，印度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的势头，这些国家都试图给世界添加新的因素，而像俄罗斯、东欧各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也都在寻求自己的新的发展形态。而从目前看，西方模式也有不同的形态，比如美国的发展形态就和欧洲有了许多不同的反差。欧洲人更注重社会福利、环保、低碳、动物权利等方面的观念，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西方模式的新形态。当然，最近的欧洲面临的危机也为这一形态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世界各国在自己的发展中，都在用自己的路径来发展，其特色都有值得大家学习的方面。中国模式既有中国的特殊性，也有世界的普遍性，但它还在成形的过程之中，我们既不必过度肯定自己，也不必过度否定自己在发展中所形成的优势和长处，我们应该对于世界做更多的贡献，我们应该形成更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是清醒，自信是乐观。中国的发展模式在经济方面已经对世界各国形成了很多启发，能否在文化方面形成更多的启发，还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但现在中国所展示的前景已经让世界瞩目。我们需要对自己有很多反省和批评，但我们也需要对自己有很多肯定和期许。   

　　【马丁·雅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这场交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众多网友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问题给了我很多惊喜，因为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人问过我，我祝愿广大网友在未来一切顺利。  

　　【张颐武】：各位网友，由于马丁先生这本书，我们大家有了一个相聚的机会，来共同探讨中国的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今天的探讨既让我们直面中国的问题，也看到中国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我们还是需要中国梦，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远大的未来，还需要中国人用乐观的精神、坚定的信念和清醒的认识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网友们给了我许多启发和教益，谢谢大家！我也希望继续和各位有进一步的探讨，期待各位的指教。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张颐武为客强国论坛题词

 

《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为强国论坛题词

　　嘉宾简介

　　张颐武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文化理论。 
　　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曾受北京大学派遣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 
　　最近张颐武一直在进行对于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在全球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内部的文化分化的研究。二是对于当下文化中的认同问题的研究。

　　马丁·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学贯东西，是LSE IDEAS（该中心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外交和宏伟战略等）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创办英国智库Demos，亦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为BBC撰写和主持过多次电视节目。
　　马丁·雅克与人合编和合著的作品有：《劳动向前迈出的步伐停止了吗？》（1981年）、《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年）和《新时代》 (1989年)。目前，雅克与儿子拉维（Ravi）一起住在伦敦。

 

  

中国没有完成崛起 美国没有开始衰落

中国的“崛起”有始无终，美国的“衰落”无始无终

作者：刘亚伟

来源日期：2010-3-24

 

　　

2008年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年”。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包括1月的雪灾、3月的拉萨动乱和后来的奥运火炬传递、5月的抗震、8月的奥运和9月之后中国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反应和措施，都被国内很多学者用来作为“中国崛起”的证据。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中国崛起”的合唱更是不绝于耳。到了2010年，“中国崛起”几乎成了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的房市靠中国的富人拯救，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说一不二的日子已经永去不返了，美国政府不能随心所欲砸“中国的饭碗”（《环球时报》时评），要是美国敢为强迫中国升高人民币价值而提高关税，13亿中国人会跟美国“血拼到底”（商务部长陈德铭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采访），美国的太阳落山了，中国梦将拥抱世界（国防大学刘明福《中国梦》的主题）。 　　美国真的衰落了吗？尽管有人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形容美国的衰落是一个漫长和缓慢的过程，尽管美国人自己也说接近百分之十的失业率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尽管《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近年来屡屡批评美国的领导人在911之后丧失了治国的远见，被拖入反恐泥潭，尽管奥巴马总统进入白宫后共和党断然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使得美国的决策和立法进入民主的“蛮荒”时代，美国依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不能望其项背的超级大国。 　　美国是维护世界稳定和繁荣的大国，它的军力、财力和智力（美国学者大卫•兰普顿描述“中国崛起”的书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竞争对手。911之后，为了复仇和捍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领土安全，美国领导人贸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打烂了两个国家却不能恢复那里的秩序和稳定，不仅使自己威信扫地，也让自己的预算飙升，债台高筑。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华尔街钱商的贪婪催生了空前的次贷危机，导致了美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困境。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一些美国人担心奥巴马是社会主义的定时炸弹，意在扩大政府权威，压制个人自由，限制资本主义，继承建国初期“茶党”的衣钵，启动了如火如荼的反政府运动。与此同时，为了攫取政治资本和2010年中期选举的优势，共和党迫使奥巴马放弃自己竞选时提出的在治理国家层面引入两党合作的承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周日深夜（2010年3月21日）勉强通过了医改法案。 　　然而，这一切路障和困难都没有能够改变美国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都不足以侵蚀美国的社会和谐，引发政治动乱，都不能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形成反美联盟，更不能让美国从此走下坡路，丧失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实，自奥巴马2009年1月入主白宫之后，除了在中东依然没有建树之外，美国政府已经基本化解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单边主义外交的厌恶和指责，也基本完成了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排。美国政府的国内政策貌似混乱和没有效率主要是由两个特定的困难造成：两党治理理念的不同和经济增长的缓慢。前者是美国政治的特色，过去、今天和将来都不会消失。民主的制度和安排会引发许多内耗和浪费，但不会滋生大规模的腐败、无能和专制；后者受困于经济规律本身、美国政府举债过高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竞争力的提高和全球化的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经济增长复苏，工薪阶层就业率提高，政府赤字降低，在野党的作梗和反对也会相对削弱。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经济发展扶摇直上，生活水平日新月异，个人权益不断得到保障，政治自由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发展的先天不足（人口的众多、生态环境的恶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中国的崛起造成的障碍远远大于美国。其次，由于改革和开放，中国又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困难，其中包括贫富不均的加重、腐败的扩散、社会正义的缺失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救市”加大投资和放贷引发的后遗症。最后，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尚缺乏公民有序和合理参政和议政的渠道和对各级官员的有效和有力的问责，任何在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发生的大小问题往往会被高度“上纲上线”，酿成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否则，温家宝总理在人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不会说这样“耸人听闻”的话：“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一个还在讨论政权是不是稳定的国家自然不能算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崛起、并要与美国在方方面面平分秋色的国家。 　　好在中国政府的决策人从来就不被所谓的“崛起论”一叶障目。他们对世情、国情、和人情有精辟的理解和独到的考量，他们万分清楚中国目前需要的依然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是躺在大国的席梦思上洋洋自得，忘乎所以。 　　2005年，中央党校改革开放论坛董事长郑必坚提出，“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 　　2008年11月，戴秉国国务委员在华盛顿告诉美国政企精英，“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没有因为办了奥运会而一步登天，我们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真正繁荣富强起来的道路还很漫长，万里长征才走完了几步啊！我们哪有意图和能力去挑战美国？” 　　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告诉中外记者，“实际上现在在舆论上，已经出现了'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的观点。……我经常劝记者多到中国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看看，你到那里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以至更长。” 　　美国貌似混乱和瘫痪，但是美国的强大在于它的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变和稳定；美国的地位也许相对削弱，但是它的绝对实力依然不可撼动。中国的令人震惊的变化和无可比拟的效率会让人直觉它的崛起势不可挡和空前绝后，但是举国模式往往会带来过高的、甚至无法偿还的代价。中国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崛起，美国也没有开始衰落。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该是美国是不是日薄西山或中国是不是旭日东升，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好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一个看似静止的国家会有很多担心和忧虑，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会有很多豪迈和无惧，被这两种心态绑架的政府常常会贸然行事，让误解上升为摩擦，把摩擦变成冲突。 　　中美之间的和谐和互惠事关两国的繁荣和稳定，事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