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濯屋在线观看: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下）

（2）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商代，中国人已经发明了风帆，制造出帆船。中国养蚕、缫丝、织绸技术最先由海上丝路东传朝鲜和日本。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封箕子（殷商旧臣）为朝鲜侯。箕子等人从渤海港湾启航，经黄海抵达朝鲜，传授西周的礼乐文明和田蚕耕织技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战国末期，临近海岸线的燕、齐、赵三地人民，由于不堪战乱和劳役之苦避乱到朝鲜。懂得田蚕耕织技术的人，携带稻种、蚕种和工具，相继泛海赴朝。迁徙朝鲜的数万人中，有些人又渡海到日本。

公元前219年（始皇二十八年），琅琊方士徐福愿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丹，提出带领童男、童女、船员、工匠三千人东渡蓬莱求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言：“秦始皇大悦，遣振（童）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然而，徐福率领三千人的船队出海，辗转到日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根据日本《和歌山县史迹名所志》记载：“相传往昔秦始皇时，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谷种籽及耕作农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津登岸，从事耕作，养育男女，子孙遂为熊野之长，安稳度日。”且徐福之墓和祠堂，在今纪伊熊野的新宫，墓碑上刻着“秦徐福之墓”。每年八月，当地人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徐福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本，使日本人民由渔猎生活走向了农耕蚕桑生活。据传，徐福还被日本人民尊为“蚕神”。

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前的6支木制船桨和1只夹碳黑陶舟，类似的遗物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台湾岛及其它岛屿也有发现。这说明中国东越民族善于舟楫，很早就在大陆与海岛之间从事海洋经济活动。

在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了三处距今5000～4000年前的帆船和人物岩画，其绘画风格与香港、台湾等地发现的史前岩画非常相似。这就表明公元前3000年，中国岭南先民已经能使用原始的桅和帆，利用风力推动船只航行，超越了独木舟只能在近海活动的边界。公元前1000年，东江北岸的惠阳平原，已形成了以陶瓷为纽带的商贸交易圈，并扩展到沿海及海外岛屿。这为南洋海上丝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岭南商船已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各岛屿。秦汉之际，秦朝将领赵陀，趁北方动乱之机，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前203～前111年），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根据考古发现，南越国拥有相当规模、设计能力很强的造船业。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胡（前137～前122年在位）之墓，于1982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从出土的船只及其楫、桨、橹、舵和锚等构造来看，技术非常先进。根据实物见证结合文献研究，南越国能够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着贸易交往。南越国的输出商品主要是：丝绸、陶器、漆器和青铜器。

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也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扫灭南越国，一统岭南；岭南改建交州府（包括今广州、广西以及越南北部），交州府下设七个郡：即九真、苍梧、桂林、合浦、南海、交趾和日南。为了统一中国海域，发展海上交通与贸易，汉武帝七次巡海航行，建立了强大的水师，加强了船舶科技开发。随着造船业、航海业的迅猛发展，汉代开辟了三条海上航线：一是从山东出发，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洋航线；二是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通向东南亚诸国的南洋航线；三是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西洋航线。

汉武帝招募大量商人，随同使臣、译长、舟师、船员一起出海贸易。史册《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越南顺化）、徐闻（广东徐闻）、合浦（广西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越南南部迪石）；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泰国佛统）；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泰国巴蜀）；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缅甸丹那沙林）。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康契普腊姆）；民俗略与珠崖（今广东琼山）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今新加坡皮散岛）；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北部）、象林（越南维川县茶荞）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汉武帝统一岭南后，汉代西洋航线的真实写照。船队从顺化、徐闻、合浦启航，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抵越南迪石；沿中南半岛西岸，环行达泰国佛统；驶入马来半岛东岸，再南行至泰国巴蜀；在巴蜀把货物搬上岸转陆运，穿行克拉地峡到缅甸；在丹那沙林登船，航行于印度洋，向西直抵印度。返回中国时，从康契普腊姆启航，南行至斯里兰卡；向东直航，穿马六甲海峡，在新加坡皮散岛停泊；由皮散岛北行至日南、象林港，至徐闻、合浦港。汉代海上丝绸贸易仍属官方性质，在使臣和黄门译长的管理下，应募而来的民间商人将杂缯（各种丝绸制品）卖出，将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买进。而中国丝绸由印度和斯里兰卡，经陆、海二道转运到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

譬如，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自然史》记载，罗马恺撒时代（约前100～前44年），锡兰岛国（今斯里兰卡）派使臣拉切斯等四人由海路抵罗马。拉切斯对罗马人说，赛里斯和罗马都与锡兰有直接往来。他的父亲曾到过赛里斯经商，将买进的丝绸贩卖到罗马。普林尼写道：罗马人“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以取衣料”。据估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司透司（古罗马货币）”。这恰好与《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有关记载颇为一致：“（大秦）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

在指南针尚未应用于航海的汉代，舟师凭借观察日月星辰尤其是北斗星和北极星来确定航向。西汉刘安（前179～前122年）所著《淮南子·齐俗训》载言：“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对于风向和海流变化，舟师的经验判断至关重要，顺风顺水行舟，航行快速安全；逆风逆水行舟，航行缓慢且容易发生“风波溺死”之险。汉代舟师掌握了观测风向，利用季风航海的知识。因此《淮南子·齐俗训》说：“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其所指的“伣”是风向器，用它观察风向很灵敏。“伣”出现在商代，它是捆扎在风帆桅杆上的丝绸带，遇风而飘动，根据飘动方向来观察风向。汉代虽然沿用了“伣”之名，但风向器的结构却不断发生变化，诸如“相风铜凤凰”、“相风铜乌”、“綄”和“五两”等名，都是不同构造的“伣”。

风向器“綄”的构造简单轻便，其重量在五两到八两之间的适用于航船，五两之名由此而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两汉以降，使用鸡毛编成的“五两”风向器十分普遍。唐代诗人李白《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曰：“水客弄归棹，云帆卷轻霜，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话说回来，五两风向器的使用，为汉代远洋帆船驭风航行提供了技术支撑。但是，舟师更为关注随季节改变风向、定期而至的季风。战国初期写成的《周礼》一书，把一年四季的风向按十二地支配合十二个月，划分为十二“辰风”。

春（子丑寅）：子是元月，北风；丑是二月，东北偏北风；

   寅是三月，东北偏东风。

夏（卯辰巳）：卯是四月，东风；辰是五月，东南偏东风；

   巳是六月，东南偏南风。

秋（午未申）：午是七月，南风；未是八月，西南偏南风；

   申是九月，西南偏西风。

冬（酉戌亥）：酉是十月，西风；戌十一月，西北偏西风；

   亥十二月，西北偏北风。

显而易见，辰风是对季风环流的细化。十二辰风随季节环流改变风向，揭示了季风变化的圈环规律。在预测海洋气象，确定启航与返航日期，十二辰风规律极为有用。这比埃及人发现季风早200多年，比希腊人发现季风早300多年。

公元前1世纪，希腊水手希帕罗斯（Hippalus，一说希帕罗斯不是这位希腊水手的名字，而是他所驾驶小船的绰号）发现了海风的季节性和方向性，并利用“季风”航海。希帕罗斯通过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埃及古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前身）航道，由地中海驶向红海，横穿阿拉伯海径直抵达印度西海岸。因季风规律的发现和利用，希腊、罗马的航海者从埃及到印度的航行时间大为缩短，且形成了一条定期航线。从而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打破了安息人对丝绸之路的垄断。西方的大海船进而由印度西海岸，驶向印度南端抵达斯里兰卡，甚至将贸易延伸到印度东海岸、孟加拉湾、东南亚和中国。

就在同一世纪，锡兰和印度的航海者也开通了向西横穿阿拉伯海，经红海、埃及古运河至犁靬的航线。应该看到，从罗马到中国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以至于后来的双向直航，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腓尼基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锡兰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距今3100年左右的丝绸残片。这就表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与阿富汗和中国有间接的贸易往来。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女王克里奥帕特拉酷爱东方的丝织品，曾经被记载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今天位于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是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国际海运航道。古埃及正是第一个开凿尼罗河支流、连通地中海和红海，建造这条人工运河的国家。公元前1470年古运河通航，那时古埃及人已造出了船，沿地中海或经运河出红海，与周边国家开展了海上贸易。

埃及古运河很容易被流沙淤泥堵塞，埃及法老曾下令重新开挖过多次。尼科二世（前610～前595年）是承担重建河道的最后一位埃及君主，据说有数万人死于这场工程，但没有完工。直到波斯帝国大流士（前521～前485年）占领了埃及和巴比伦，尼科的工程由大流士一世最后完成。公元前323年，希腊托勒密一世征服了埃及，古运河再次发生淤塞，无法通航，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年）下令彻底疏通了埃及运河。公元前30年，埃及又被罗马帝国所吞并，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98年下令，重新修复了这条古老的运河。

早在公元前2500年，腓尼基人制造出两种类型的海船：鱼船和商船为一类，船上装有一张风帆，船形宽大，底部圆而平，被称之为“圆形船”。战船为另一类，是航行快速的桨帆船，因船形狭长则称之为“长形船”。腓尼基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是一流的，他们从迦太基启航，依靠太阳和北极星来辨别航向，频繁往来于东地中海和爱琴海上，与沿岸港口通商并向海外扩张。

公元前8世纪，希腊进入了奴隶制城邦时代，一举成为欧洲经济强国和文化中心。希腊人在黑海沿岸、小亚细亚西岸、爱琴海诸岛、北非的利比亚、西班牙沿海、法国马赛、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广大地区，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和殖民地。当时希腊人在地中海的扩张，仍然面临着腓尼基人、伊达拉里亚人的竞争。希腊人学会了腓尼基人的字母，并改造成希腊字母，重新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据说希腊人制造的圆形商船，也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征服了希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接着征服了直到印度的整个波斯帝国，建立了“极东亚历山大城”——苦盏（今费尔干纳），打通了与东方贸易的陆上和海上交通要道。从此希腊进入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时代。然亚历山大死后，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分裂为三部分：托勒密埃及、安条克叙利亚、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本土。直到公元2世纪中叶，希腊又被罗马帝国吞并。

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人挣脱了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在意大利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接着在一系列征战中崛起，最终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尤其是经过布匿战争，罗马军团消灭了地中海大国迦太基，并将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纳入了罗马版图。公元前29年，屋大维被元老院和民会加冕为奥古斯都（元首），成为第一位罗马皇帝，标志着共和国的结束，帝国时代的开始。罗马人继承了伊达拉里亚人和希腊人的文化，创造出拉丁文字，也继承了希腊人的造船业。

20世纪以来，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现了68枚罗马金币，其中有57枚是在印度南部发现的。大多数金币为古罗马初代皇帝奥古斯都（Octavianus 前63～公元14年）和提比留斯（Tiberius 公元14～37年在位）时期所铸造。这表明，善于航海和经商的罗马人在一世纪初就抵达了印度，从犁靬港经埃及古运河、红海、阿拉伯海直达印度的海上贸易非常活跃。一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提到一种叫做“快乐之极”的皇家香水，此香水是由23种香料配制而成，其中的香草来自印度，豆蔻来自尼泊尔，金合欢来自缅甸，松香油来自中国。由此可见，在一世纪前后，罗马帝国与东方国家的海上贸易相当兴盛。

罗马与汉朝的海上贸易，已载入了中国史册。公元166年（延熹九年）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安敦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遣使者由海路直航日南郡，登陆赴洛阳。《后汉书·西域传》中有一段详细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靬，……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据研究，这是罗马皇帝安敦于公元163年打败安息后，遣使者由波斯湾乘海船经印度洋直抵中国日南的远航。由于使者所献象牙、犀角、玳瑁都出自安南（今越南河内），并非从罗马带来的珍异，故有可能是在安南登陆后，就地采购的物产。“始乃一通”指罗马与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开通，突破了必经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中间商从海上中转。其“疑传者过”，疑惑是罗马商人借安敦皇帝的名望，冒充使者朝贡以利于经商。

据《梁书·诸夷传》中记载，罗马帝国“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今柬埔寨）、日南、交趾。其南徼（东南亚）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书中还记载了罗马与东吴（公元222～280年，三国时期孙权建立的吴国）的一次交往：“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罗马商人）字秦论来到交趾（越南北部地名）。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经还本国也。”当年罗马商人秦论航海到东吴交趾，太守吴邈派人送他至都城建康（今南京）觐见孙权皇帝。孙权询问罗马的风土人情，秦论详细回答。后来，孙权派遣刘咸等20余人随秦论回访罗马，但刘咸在旅途中病故。看来，罗马使者、商人、魔术师先后到过中国，而中国使团、商队迟迟未能踏上罗马国土，真令人遗憾。

公元281年，罗马派使臣出使西晋王朝（265～316年），由海路直航广州。英国学者裕尔（H.Yule）认为当年抵达中国的使团应是卡鲁司皇帝（Carus 282～283年在位）所派遣。但意大利学者白良佐（Giuliano Bertuccioli）、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则认为该使团属于“非官方”性质，因为在那个时期，罗马相继有好几位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他们忙于保住皇位，不大可能派出使臣远渡重洋赶赴中国。实际上，公元3世纪下半叶，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帝国开始走向衰落。与此相关，君士坦丁皇帝于330年迁都于希腊旧城拜占廷，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西罗马和东罗马两部分，在此期间，以匈牙利平原为中心的匈奴帝国日渐强盛，不断进攻东、西罗马。例如452年，阿提拉大单于再次发动战争，匈奴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摧毁了意大利北部所有城市。就在攻打西罗马首都罗马城时，匈奴军营突发瘟疫，拜占廷援军也即将赶到罗马城，迫使阿提拉议和。但这次打击致使西罗马一蹶不振。476年，日耳曼蛮族雇佣军攻占罗马城，6岁的末代皇帝罗慕洛被俘，从此宣告了西罗马帝国灭亡，且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

又如447年，阿提拉大单于率骑兵入侵东罗马，东罗马军队接连战败。匈奴骑兵乘胜追击到希腊的温泉关，接着进逼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被迫求和。按照448年签定的和约，东罗马要向匈奴支付战争赔款6000镑黄金，年贡由原来的700磅黄金增加到2100磅黄金。前后近30年的掠夺及其年贡，几乎耗尽了东罗马帝国的财富。直到6世纪初，东罗马重新进入了繁荣时期。以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 483～565年）为首的几代皇帝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铁甲军，发动了征服汪达尔人、东哥特人等一系列战争，吞并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沿海等地，基本恢复了西罗马帝国的旧有领土。

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希腊征服之后，相继为亚历山大帝国、塞书古王朝、安息王国所统治。公元224年，波斯萨珊家族起兵推翻了安息王国，以泰西封（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为都城，建立了波斯萨珊王朝（226～650年）。波斯萨珊王朝与先前的安息王国一样，在陆海二道的丝绸之路上对生丝贸易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为了从波斯得到中国丝绸，罗马帝国曾于298年与波斯达成协议，将尼西比（Nisibis）开辟为两国丝绸贸易口岸。拜占廷帝国也像罗马帝国一样，在丝绸贸易上受制于波斯。409年，拜占廷帝国与波斯商定，?增开东罗马的卡里尼库姆（Kallinicum）和波斯的阿尔达沙特（Artashat）两个口岸，双边合作在三个口岸进行贸易。但两大帝国之间于528年和540年发生过两次战争，波斯中断生丝贸易，东罗马的丝织业一度陷于危机。直到610年东罗马击败了波斯，这种合作贸易关系保持了两个世纪。中国商船驶入波斯湾后，再将货物运往两河流域各口岸，带有官方性质的中国商人也踏上了罗马国土。

我国考古发现1000余枚外国钱币，其中有40余枚是东罗马金币，最早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年），最晚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据研究，东罗马帝国与中国的海上丝绸贸易，在4～7世纪最为兴旺。因为，铸造于8世纪的阿拉伯金币在中国的出现，与东罗马金币在中国的消失正好在时间上吻合，或者说在历史事件上是吻合的。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穆斯林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对东罗马帝国领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占领以及对波斯萨珊王朝的征服，红海和波斯湾两大海上交通线为阿拉伯人所控制，东罗马帝国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完全被切断了。但欧亚草原森林丝路在唐太宗击败西突厥，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咸海一带以后依然是畅通的，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金币，可能是通过草原森林丝路流入中国的。

海上丝绸之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叶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走向衰落，至清末走到了尽头。陶瓷乃唐代崛起的出口商品，宋代瓷器已经大批量出口。我国制瓷技术于10世纪传入亚洲和埃及，15世纪传到欧洲。因中国瓷器驰名海外，故有学者将海上丝绸之路称作“瓷器之路”。

隋唐时代的海上丝路，向东通高丽、新罗、日本，向南通东南亚诸国，向西通印度、锡兰、波斯、阿拉伯、罗马及东非。西洋航线连通7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含沿途停留时间），航程约1.4×104km，是7～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714年唐玄宗派遣市舶使至广州，建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事务，专门设置了“市舶使院”，以接待外国使节。

宋元时代的海上丝路进入鼎盛阶段，侨居广州、泉州的外商达10万人以上，唐朝时侨居广州和泉州的外商至多数万人。宋朝的市舶司制度也比唐朝更完善，在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宁波、嘉兴和诸城等港口都设有市舶司。朝廷不断修订和颁布管理措施，鼓励贸易。市舶使处罚办事不力、影响商贸的官员；奖赏卓有贡献的外国商客；保护外商在中国的财产、遗产等。元朝政府制定的“至元法则”和“延佑法则”，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外贸管理法规。涉及到商船管理、商品检查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者的权利与限制等各个方面。宋代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100个；元代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见于文献的就有220个左右。

明代初，永乐皇帝朱棣任命三保太监郑和（1371～1435年）为正使，率领庞大的中国船队7次下西洋，宣告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据《明史》记载，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所率部众达2.7万多人，船舶200多艘，长147m、宽60m的大船有62艘，最大的一艘长151m、宽61m。如此宏大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据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率领船队不过是3艘帆船和120名船员，最长的一艘只有23m。

1405～1433年间，郑和船队的出海港口有20多个，在江苏刘家港集结启航。主航线东起琉球，经南太平洋，穿越爪哇海和马六甲海峡，沿印度海岸至波斯湾和红海；或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和南岸，过好望角至大西洋。重要航线有56条，总航程为1.85×105km。28年间，郑和与亚非30多个国家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完成了7下西洋的旷世壮举。

在西方步入地理大发现时代，明朝却放弃了郑和所开辟的远洋航线，开始禁海限船。明朝海禁近200年，清朝仍然步其后尘，海上丝绸之路由此逐渐衰落。所幸的是，明清两代实行的海禁，都对广东予以特殊政策：明朝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进入广东贸易，保留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清朝推行“广东一口通商”。因此，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

1575年，开通了“广州～拉丁美洲”航线：由广州启航，向东南航行至菲律宾马尼拉港，横穿太平洋后，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港。这意味着，明代的海上航线已扩展到全球。在清代，又开辟了俄罗斯航线、北美洲航线和大洋洲航线。

（3）文明对话之路

2005年7月11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出席大会。黄菊在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郑和下西洋的光辉业绩和重大历史意义。他说，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扩大了中外友好关系，为世界航海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纪念郑和，就是要大力继承和发扬郑和敬业献身、忠心报国，敢为人先、科学探索，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伟大精神，弘扬爱国主义，增强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为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就是要继续发扬崇尚和平、敦信修睦的伟大精神，巩固扩大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指出，郑和的行动与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外交文化思想的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自古崇尚亲仁善邻，主张和而不同，追求普遍和谐，不将自己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在对别国剥削和奴役的基础上。“四邻兴，国乃安”，这是中华民族基于自身和其他民族的兴衰总结出的重要规律。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周边的稳定与发展。他表示，今后中国仍将坚持不懈地走和平发展之路，加强与包括亚非各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永远做亚非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共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600年前的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的首航日，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的功绩，中国将7月11日定为“航海日”，并开展了各种纪念活动。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北京召开的“航海日”庆祝仪式上指出，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的日期，这一天记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对中国的航海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故今后每年的7月11日确定为中国法定的“航海日”。上午9点整，交通部部长张春贤一声令下，全国21万艘船舶齐声鸣笛，热情奔放的笛声持续了1分钟之久，同声庆祝中国首个“航海日”的到来。与此同时，中国港口、航行在各地的船舶也挂满旗帜，欢度这一欣喜的节日。

2005年7月4日至6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在南京市举办。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代表出席论坛。本次国际学术论坛是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6项重要活动之一。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开幕式上说：“郑和是世界跨洋航海的先驱，他的航海活动，其船舶之巨、船员之多、规模之大、航程之长，创造了世界航海的伟业，以友好交往之深、经贸往来之广、文化交融之盛，造就了中国和平外交的辉煌。”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中国自古就有与海外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传统，与西方大航海不同，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掠夺和殖民，而是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挑战，尝试建立一种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主张“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组办公室主任姚明德先生也说过，在15世纪的前30年，亚欧大陆两端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向海洋进军。东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西方以葡萄牙亨利王子沿非洲西岸探索为代表，东西方的航海标志着人类的活动舞台开始由大陆转向海洋。据他分析，西方正处于进入“资本主义曙光”的前夜，西方国家鼓励和支持航海探险，以图寻找黄金、开拓海外殖民地。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明成祖朱棣采取“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诚如李约瑟博士所说的：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从明初到清末，即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不仅东西方的航海动机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东衰与西盛的世界形势更加形成鲜明对照。这对于我们所关注的人类文明的结构及形态问题，提供了历史事实上的证据。朱棣之后的禁海，中国淡出海洋，意味着东方盛极而衰，由开放转向封闭，由退守导向失败。

1492年，哥伦布（1451～1506年）率领西班牙舰队横穿大西洋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约1460～1524年）率领葡萄牙舰队绕过好望角后，穿越印度洋，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1521年，麦哲伦（1480～1521年）率领西班牙船队，第一次完成了环球航行。然而，葡萄牙舰队从拒纳贸易税并绑架人质升级为大炮攻城。西方以“炮舰秩序”维护掠夺和殖民，开创了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葡萄牙海上帝国、西班牙海上帝国。葡萄牙建立了从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贸易、殖民体系，并将海上帝国的边际伸展到中国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与菲律宾，其地跨欧、美、亚三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势力同样影响到中国。当然，西方大航海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从张骞凿空、甘英远行到郑和下西洋的上下回溯，从陆上丝路到海上丝路的历史变迁，让我们看到，中国文明乃至任何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各自孤立地进行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沐浴在丝路花雨之中，以至于超越了世人的想象。在今天，人们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是世界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交流、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多元对话的历史见证，是人类通向第二轴心时代的光明之路。

当回眸丝绸之路的历程时，的确很难绕过“征服”、“吞并”、“战争”之类的事件及其字眼。换句话说，这条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被战争的铁蹄无情地践踏过。尽管战争之于和平乃是短暂的、非主流的，但更加令人深思：如何看待战争、如何制止战争？如何善待友谊、如何增进友谊？抚今追昔，惟有丝绸之路的精神，可激发人们的大智慧、大心胸、大谋略！

可以说，中国、印度、西亚、罗马、希腊及美洲等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交缠，自我构建了人类文明的形态，它沿着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整体形态——反对称的双螺旋结构——隐蔽在全球文化广泛交往的历史事实中：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性，表现为差异、冲突和碰撞；东西方之间的统一性，呈现出互补、对话和融合。丝绸之路如同一条波动的对称轴线，指示双螺旋文明的轴心方向——文明的发展方向。

应该看到，东西方之间（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和平友好、和谐共存的历史事实，凸显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气质。而丝绸之路又传递了人类文明的隐秩序信息——和谐基于秩序。恰恰是这种隐秩序结构的存在，使得丝绸之路的名声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成为当代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深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丝绸贸易”的物质层面和“陆海商路”的地理层面。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郑重宣布的——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曾列入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就是指1988～1997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系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科学考察、学术研讨会、演讲、展览和出版物所组成的活动，以推动东西方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其口号是“于此时和此地，在人类思想中筑起和平的保障”。该计划受到各国政府、人民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1990年7月18日，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安排，来自美国、英国、苏联、丹麦、荷兰、伊朗、巴基斯坦、法国、东德、西德、埃及、泰国、韩国、印度、日本、墨西哥、土耳其、伊拉克、蒙古和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及国际新闻媒介百余人组成的考察队聚会西安。由教科文组织主持的考察活动于7月21日正式开始。

科学考察在三条路线上展开：沙漠绿洲路线，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经敦煌、吐鲁番、库尔勒至喀什，然后经苏联、巴基斯坦至土耳其。草原森林路线，从苏联罗斯托夫经中国伊宁，至新疆乌鲁木齐。海上路线，在与会者公认中国是“海上丝路”发源地的条件下做出了技术性安排，从意大利威尼斯经波斯湾，至中国广州、泉州，延伸至南韩庆洲、日本大阪。并决定考察活动首先从陆路主线沙漠绿洲丝路开始。

1990年10月，由阿曼苏丹卡布斯提供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和平号”从意大利威尼斯启航，经历21个著名古港，并沿港口考察，于1991年3月到达日本大阪。全程2.8×104km，主要航线与文献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基本相符。

值得一提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团于1991年2月16日在福建泉州九日山留下的考察记事石刻：

在九日山最后一次祈风仪典之后七百余年，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标。为此，特留下这块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团1991年2月16日

考察团由“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协调员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化文化部长迪安博士带领，他们对这些航海祈风摩崖石刻胜迹赞叹不绝，故留下这块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700年前的远洋航行靠信风驱动，每逢海舶往返季节，由泉州郡守或市舶司官员率众到九日山延福寺举行祈求顺风的仪典。

泉州处在海上丝路的重要地位，与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交往频繁。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olo）和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uteh）评价泉州是世界上第一大港。泉州乃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文化的荟萃地，景教徒墓碑、基督教墓碑、天主教堂、清净寺、清真寺建筑、摩尼光佛雕像、开元寺、佛教和印度教石刻等文化古迹，使泉州享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学术研讨会有3次在泉州召开：1991年春节召开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1994年元宵节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研讨会；1997年12月1日举行的“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泉州举行过3次国际考察活动：1991年国际考察团在泉州为期5天的考察；1992年10月中国东南沿海陶瓷与宗教文化国际考察；1994年3月中国沿海伊斯兰文化国际考察。

尤其是199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十年纪念仪式也是在泉州举行的。迪安博士在纪念仪式上这样说道：“在中国泉州举行丝绸之路项目的闭幕式绝不是个巧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诚希望，从丝绸之路项目的初期就已经在中国开始的文化间的对话将继续延伸下去”。

在“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闭幕后，有学者评价：“事实也证明，在那十年时间里，这个项目确实使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了交流和对话。”重要的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一致投票赞同1997年为“和平文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讲述丝绸之路故事的书《来自丝绸之路的传说》，收集了从东亚、中亚到高加索，中东和意大利等21个国家的40多篇古代传说故事。这本记载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绚丽多姿的传奇故事的新书，堪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献给“和平文化年”的一份特别礼物。

进入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组织过两次丝绸之路沿线专业考察，形成了更为专业的考察报告。尤其是伊朗提案，联合国成员国一致通过，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这一决议，充分反映了和平与对话是当今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心愿。丝绸之路还将继续延伸，和平与友谊、对话与交流的精神，将继续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古城西安召开，来自29个国家的120位学者共同发表的《西安宣言》呼吁：将丝绸之路以文化线路的身份，作为一个整体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目标是向全世界展示“丝路”文化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以东西方丰富多彩的伟大实践和相互理解的历史经验，启迪当代人重视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促进世界的和谐与发展。

                      作者：王 春   20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