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寅成年轻时照片:日本民族精神分裂的心理分析

    “草食男”为“草食系男子”的简称，是指那些对生活没有特别要求，没有车当然也没有驾照，没有海外旅游热情，只愿安稳生活的男青年。再进一步说，他们具有下述特征：不想出人头地；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性欲减退，无心取悦女性；不以无知或缺德为耻；没有信仰故不执着，冷淡面对红尘世间；不饮酒故无醉态；只与极少数亲友交往，回避生人……

       如今的日本，不仅没有战前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为国捐躯的青年，甚至连笔者年轻时那种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充满革命豪情的青年也变得凤毛麟角。这种以“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为特征的“草食男”是什么时候开始批量出现的？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现象的产生？

两度战争败北的恶果

第一个原因恐怕是日美战争的失败。我一直认为，日本自古就存在一种精神分裂病状。可能是源于同古代中国的关系，日本自古就是一个崇洋媚外、卑躬屈膝的外在自我与厌恶外国、狂妄自大的内在自我这种精神分裂状态的混合体，这种精神分裂病状在幕府末期进一步加剧，因为当时的日本不得不屈服于率舰队来日的佩里提督，被迫打开了国门。此后，日本不得不迎合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甚至为此不惜废佛毁释。这一切都建立在欧美的东西都是先进的，日本的都是落后的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因此日本不惜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全力推进“现代化”。

为此，日本开始隐藏要对美国报仇雪恨的内在自我，开启了富国强兵、卧薪尝胆的历程，并终于赢得了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将朝鲜和满洲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最终建立了欲在亚洲与美国争霸的大日本帝国。以奇袭珍珠港为开端的日美战争，正是日本要改变幕府以来的屈辱史，释放内在自我的表现。

然而，尽管日本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却终因原子弹的落下而宣告惨败。这个结果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它对日本人心灵的打击也是难以形容的。不过，尽管此后日本被迫对美国俯首称臣，但却并未丧失复仇的信念。

战争结束20多年之后，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代，GDP先后超越法国、英国、德国，最终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段经济高速增长史可以称之为日本要以经济实力来弥补军事惨败的历史。日本人赚钱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将来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从经济上战胜美国。

不幸的是，这次经济上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美国对日本采取的种种对策很快奏效，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这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对美国队在军事上的失败之后又在经济上失败了，两次败北似乎让日本丧失了恢复荣誉的信心。虽然内在自我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是不会消失的，但日本队人却似乎放弃了表明和实践内在自我的意愿，或者说将其深深地压抑下去了，除了偶尔胡小小的爆发之外已不见踪影。

无法摆脱的卑怯处境

造成“草食男”增加的第二个原因，是占领军的宣传奏效。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成功地让日本人感到：日本之所沦落到战后当时的悲惨境地，是因为日本发动了对美战争；而战争行为则是日本人内在自我的表现。因此日本人人开始怀疑自己内在自我的正当性，并开始为自己被内在自我因素驱动而发动战争的行为后悔，自责。

内在自我被否定，可以说给日本人赞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内在自我是支撑人的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价值观、自豪感的根本，人只有在比较自由地受内在自我支配时才会感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反过来说，如果推动内在自我的支撑，那就会感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反过来说，如果失去内在自我的支撑，那就会感到人生虚无和悲惨，就会消极厌世。近十多年来，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都超过三万，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一个人的人格是由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两方面构成的，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将导致人格障碍的出现。摒弃内在自我会丧失人生价值和尊严；损坏外在自我则表现出为难以适应现实。从明治初年到日美战争的败北日本饱尝了美国给予自己的屈辱。为了逃避、摆脱这种屈辱感，日本表现出了进一步的萎缩，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对美关系方面更只能是一味地屈从。

战败后，特别是在日本面临苏联、中国和北朝鲜威胁的国际环境下，美军成了日本队的保护伞。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日美贸易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日本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局面。

然而，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来应该改变这种严重对美依赖的局面但日本却并未改变，依然固守着以往的观念。这种过分依赖美国的心理定式，可以说成了一种强迫性的神经病态。

在被虐待中成长的一代

世间有一种自私的人，以控制他人为乐趣。如果被控制者也是成年人则完全可以不听控制者的摆布，但如果其中一方是家长，另一方是被其养育的孩子，那么情况不同了。首先，孩子并不知道家长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在控制自己，而是以为家长的严格要求是对自己的“爱”，而且认为这份爱是自己立身处事的唯一依赖。就像所有被虐待的儿童几乎都不认为自己是被虐待的一样，他们认为被家长训斥是因为自己不好，只要自己改正错误就能得到家长的褒奖。因此世间很多在被虐待中长大的人，至死都在为虐待自己的家长辩护。

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在被虐待环境中成长的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残酷的“超自我”心理。也就是说，最初他们是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而服从家长制定的规范，在天长日久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这种规范就逐渐成了自己的主观意愿，即便家长政治不在身边或者家长已经去世，他仍然依据这种规范行事。这就是“超自我”。

之所以称这种超自我是残酷的，因为这种心理导致了自我敌视、自我压抑自我折磨，它不让自我生长，要剥夺自我尊严。但对这种儿童来说，随着成长和发育，内心的自我主张也不断扩张，进入青年时期后，一直被超自我压抑的、被掩盖并扭曲的自我往往会以奇特的方式突然爆发，从而把周围的人吓一跳。这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这种病往往都在青春期或青少年期发作。

爆发释放出的是被扭曲的自我，因此，自我爆发之际也往往是病人的自我毁灭之时。如果把个体的这种病理机制换为集体，那么大日本帝国在日美战争后期决心开展本土决战，不惜“一亿玉碎”的决策，正是这种情况下被扭曲的自我爆发的表现。要防止这种情况下自我爆发（自我毁灭），就必须恢复残酷的超自我病状：整日在罪恶感、劣等感、虚无感等种种负面感觉中痛苦挣扎。

美国之所以能成功地把这种超自我注入日本人的头脑，其所使用的手法之一是占领日本期间实施的巧妙的洗脑战术。占领军声称要实施言论自由，并作出了取消对言论出版进行限制的姿态。但实际上却并不容许媒体对占领军拓日本的杀人、强奸等恶行进行报道和批判，但对于日军的各种战争犯罪行为却大肆宣传。这实际上是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即一方面声称取消新闻管制，另一方面却暗中对此严加控制。这正如施虐的家长一方面利用孩子牟利，另一方面又对孩子说“这都是为了你好”一样。日本就是这个被虐待的小孩，我对此深信不疑。

“逆反表现”的一种形式

体现战后日本特征的各种社会现象，几乎都可以从日本被这种外在自我（超自我）所控制的结果中找到根据，“草食男”的诞生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战后的日本出现了一些深受外在自我（超自我）控制的日本人团体。他们认为：对体现大日本队帝国内在自我的所有行为都要进行彻底的批判；日本是施虐者，罪大恶极。像那些受虐者一样，这些团体战后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东京审判史观，而且自认为是在坚持正义、真理。他们始终无法抛弃虐待自己的家长注入自己头脑中的伦理观念和行为不端规范，因此其行为带有强迫症的特点，表现为根本不讲理。大江健三郎等所谓进步文人，就是这类团体的代表性人物。在日本这类人不仅不被孤立，反面拥有广泛存在的某种具有强迫性病状的日本军官反面能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现象一样。这里所说的共性幻想，用精神病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逆反表现”。

今天出现在的“草食男”现象，正是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敢死队战士、为国捐躯的血性男儿的“反面极端”的表现。在今天的“草食男”看来，积极进取毫无意义，出人头地没有价值，就连人之大欲男欢女爱也不值得贪恋，除非是天上掉馅饼，否则不想去伸手抓任何东西。公交车里有人行凶，男人都逃跑；列车里歹徒对女人施暴，男人视而不见……这些在昔日绝不会出现的现象，在当今的日本却时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对当年过分强调为理想献身、为荣誉而战的观念的反省。如今，勇气一钱不值；卑怯成了自然的人性；为荣誉冒险是傻冒；为他人捉拿更是大傻冒。

今天的社会已没有被饿死的担心；女权运动释放了女性的性欲要求，凰求凤现象也已司空见惯。因此大腹便便认为男性不必再像以那样积极进取，持消极被动姿态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我认为，“草食男”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对战争时代观念的逆反表现。

然而，日本历史总是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连锁循环状态。远的不说，仅就近代而言，江户时代就是对相互残杀的战国时代的否定；明治时代又是对苟且偷安毫无御敌之心的江户时代的否定；战后时代则是对战败前时代的否定。

在我的印象中，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以前的日本都是错的，今后要建立新的、正确的日本。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人往往无意识地无视负面历史的存在，即不想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无论是明治维新的仁人志士常量战前的军国主义者，亦或是战后的民主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才是日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