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跳看”、“两到”和“同步”法 李敖说他看书只跳看一遍。“所谓跳看，是每页的重点让它跳出来给你看，而不是逐字逐句地死读，也不是所谓连读。连读的方法我看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骗人的。”这个方法可以加强读书效率，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跳看”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对相关问题已具备相当认识，才能有拨云见月之功，轻易找出重点；二是带有目的去读，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寻索重点。而且“跳看”只适用于查阅资料，不能用在文学欣赏。李敖读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眼到”、“手到”。他说：“重点部分立即用色笔勾出，剪刀剪下或刀片割下。这样子随看随动手，再把‘分尸’下来的分类处理。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跑不掉了。它永远为你所用，并且拈之则来，不易忘记。”这确实是好办法，尤其对年事稍长者。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过目即忘，读了等于没读。若能眼到，手到，在书本上勾勾划划，写写眉批，作些简单笔记，必有助于记忆。其实慢读比泛泛而读有效。第三个特点是同步通读，同个主题串起来读。他说在跳读过程中，对重点有兴趣，会找来其他相关的书同步钻研。“这时候，不是每次只看一本书了，而是触类旁通，互相印证与补充。这样子折腾下来，书才真正为我所用。”这个层次的读书已经不是单纯读书，而是在做研究了。不过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加强读书的深度与兴趣。
郑板桥的“攻探学问”法
郑板桥说，“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只有层层剥进，才能抓住要领。这样就能一通百通，其他问题随之而解，故曰“扫则了无一物”。但抓住要领，并不等于深刻理解及全部掌握。这就需要进一步地“探”与“研”。因为书中的“微言精义”所包含的丰富深邃的内涵，往往是“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所穷。”而“问”则更是发掘书中的“精义”的重要手段。他提倡“读书好问，一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这样才会使“疑窦释然，精理迸露”。另外，在博览与精读的关系上，他并不反对博览，但更注重精读。我们在借鉴郑板桥读书方法的同时，还应记住他说过的另一句话———“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
廖沫沙谈读书
廖沫沙认为，提倡多读书，无疑是一件好事。不少人以为，读书就是读文学方面的书，读语文、读历史方面的书，廖沫沙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他主张要有目的地读书，把读书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比如，农民科学种田，需要多读点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工厂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厂长、经理需要多看点现代管理的A、B 、C。他自己在读书方面，也是从不自学到比较自学，从学会读书到比较会读的。
廖沫沙从小酷爱文学方面的书。小学三年级，他便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小说。到了高小，除读完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些古典小说外，还背诵了大量古体诗词，也读过谢冰心、詹大悲的小说集，以及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编的《新的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接触了外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1922年，即廖沫沙15岁那年，他考上了徐特立创办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从此，他开始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鲁迅先生编的《语丝》以及鲁迅先生本人的文集，他都逐字逐句阅读。25岁那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杂文，于是，他同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鲁迅先生的杂文写得好，富有战斗性，便处处留心研究、学习。由于杂文无所不谈，这就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从此，他读书的范围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领域。
1936年至1949年，廖沫沙曾经先后在《抗战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纸上刊载的战报占有主要的版面。一切政论、时评，三句话离不开抗日战争。军事问题成了一切文章的主题。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担当起谈军事、写军事的任务来。
不是军人，却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虽然是迫于形势，却也使他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以后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读的头一本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同志1938抻6月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他又连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读了这些书以后他不但懂得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离不开政治等原理，而且对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
这个边写边学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就靠这种方法，仅1947到1949的两年间，在香港《华商报》和《群众》半月刊上，发表的军事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几乎每周都写一篇。去年1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将它们汇集成册，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了。
廖沫沙认为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加快青年人自学成才的进程。“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这即是他学习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青年一代的鼓励!
廖沫沙(1907年生)，现代作家。湖南长沙人。先后任中国新闻协会理事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著有《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作)、《分阴集》等。
王安忆谈读书
王安忆的读书观与她的创作观很是一致，表现为一个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立体交叉的整体。她很坦率地说：“我没有系统地看某一类书的习惯， 也没有留下一本读书笔记。”她看所有喜欢看的书，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文学作品，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宗旨在“多”。在她刚开始能看懂书的时候，正值“十年浩劫”，家中的藏书几乎都被抄了，她只能抓住在偶然机会里蓦然跳出的一切书来读，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是“滥读”，这大概是形成她涉猎而较广的最初原因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使她神往、使她迷恋。即使在农村插队的那些个精疲力竭的日日夜夜，她也没有放弃看书。不知不觉中，书中的深邃意境在她心灵深处融化了，她开始重新来认识五光十色的大自然，从识错综复杂的社会，渐渐地她能从许多人所熟视无睹的现象中看出特别的意蕴，这正是王安忆后来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独特风格。
在王安忆众多的读书栏目中，她始终保留着自己最为心爱的一个“天地”——传记，她读了《邓肯自传》、《渴望生活》、《卓别林传》……她些书不仅仅展示了这些人物一生的生活、奋斗、追求的过程，更主要的是能让人从中领悟更多的人生真谛，能了解那一整段历史。
她是那样热情地向我推崇刚读完的小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长篇《百年孤独》，这虽然不是部传记，但它却以魔幻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描绘出一幅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的坎坷经历和马贡多这个小镇一百多年盛衰的历史画卷。她对马尔克斯的大手笔赞叹不绝，认为这是她看到的一部“盖了帽”的长篇：“它让我看到的不仅是拉丁美洲的一百年，它简直是把整个地球端到了我的面前来转动了。”
当我谈到读书方式时，她坦率地说：“我读书是看一本扔一本。”她认为，扔掉的是书本，而留下的是人对书本深刻理解和书本对人的启迪。书是不会轻易离去的，它的功力是潜移默化，正像她自己曾经说过的：
“……被抛弃被遗忘的一闪念，实际上是一座桥梁，它将我们渡向彼岸——那更完美、更长久的存在。 秋叶凋落了，树却添上了年轮。”
王安忆(1954年生)，当代作家，生于南京，后随母亲茹志鹃移居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王安忆短篇小说集》、《舞台小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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