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女神 夕树舞子:就怕流氓有文化：文人相斗比武官更惊悚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代文人没有能力成为开天辟地的君主，但却希望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这一点从孔子开始，就已成为中国文人骚客的特点。明代文士阶层在明初二祖统治时期，一直受到君主的压制，这两位君主可以完全控制其手下的文官集团。

　　在明初二祖之后的其他君主，就不可能做到这样了。他们的上台，纯粹是继文守业的结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生活阅历，以及古代严格的皇帝制度，使他们在即位之前没有接近政权的机会，甚至不可能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当老皇帝一旦驾崩之时，新皇帝即位完全依靠别人的支持。而支持者中最有力量的便是文官中的元老重臣。在即位之后，同样由于经验的缺乏，新皇帝对于如何统治庞大的帝国难免手足无措，不得不依赖于广大的文官集团。而一旦掺杂了权力，文官集团内部也会出现倾轧行为，所谓文人相轻，并不仅仅是骨子里的那种傲慢。

　　就怕流氓有文化

　　战场上，武官之间直接挥刀舞剑，以性命相拼，看起来异常血腥残酷。然而，文人在宫廷之上的斗争其实丝毫不落下风，一旦流氓有了文化，斗争起来更残酷暴虐。他们的斗争手段更加多样，更加危险，防不胜防。

　　这方面突出的例证，当属韩非与李斯了。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愧不如他。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罗织成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可以说，韩非对秦王朝的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韩非得到了什么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非到了秦国，李斯嫉妒他的才情，不断在嬴政面前诋毁，最终嬴政将韩非关进监狱，韩非服毒自杀。

　　文人相轻，何至于斯？知识分子间的倾轧并不比武官之间的斗杀来得善良，这也为后来两千多年血雨腥风的知识分子相互斗法、自相残杀提供了一个范例，千百年来，当流氓有了文化，斗争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防不胜防。

　　一个秀才一个坑，一群秀才一窝蜂

　　文人与文人的斗争看起来如此惨烈，若是一群文人结成了党派，毫无疑问就更加可怕，纵观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僚，但文人结成朋党开始进行规模化的倾轧则首推唐朝。

　　唐代朋党之争，又称牛李党争，牛即牛僧孺，李即李德裕。传统说法是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就是说牛僧孺大都将“高考”高分的同学招至麾下，而李德裕则更多地启用“官二代”。党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科举、藩镇等几个大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文人之间抱成团，你的意见我来支持，我的意见你来附和，是不是就有了更大更多的话语权？

　　唐代党争肇始于宪宗时期。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科举考试中批评了朝政，但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而当朝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见牛僧孺、李宗闵揭露了他的短处，于是在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这件事使得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

　　此后，党派斗争的色彩越演越浓，后来更是发生了长庆贡举案。当时的举人杨浑之极力贿赂当朝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贪婪的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在公元821年的那个春天落第。

　　恼羞成怒的段文昌向皇帝弹劾钱徽取士不实，翰林学士李绅、元稹支持段文昌的说法。于是举行复试。复试的结果很糟糕，十四名新进士中被淘汰了十一名，其中包括权贵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杨汝士和郑覃的弟弟，一下子钱徽的取士标准岌岌可危。冲突首先在段文昌、李绅、元稹与李宗闵、裴度、杨汝士、郑覃等人之间产生，以此时间为标志，唐代的党争开始变质，开始划入严格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后的新官上任，不得不首先站队，选择门派，一个秀才一个坑，一群秀才一窝蜂，各派的政治观点，也开始以争权夺利而并非从朝廷的实际出发。

　　学而仕则“优”

　　自从隋朝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吸引，“十年寒窗苦，终为人上人”的巨大诱惑，使得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专职读书，身边的妻子则耕田织布，供养公婆，负责丈夫的衣食，确保丈夫可以全身心备考，期待着有朝一日丈夫高中皇榜，自己也可以成为状元夫人，尽享荣光。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的毛病都不少。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正如孔子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连两位圣贤一致认为，好色是一个人的天性，是天生就有的。所以，待这些读书人真正高中并升官发财后，他们的欲望也进一步膨胀，糟糠之妻显得又老又土，远远“配不上”自己。

　　所以他们便“学而仕则‘优’”，读书，当官，然后便是寻找美丽的“女优”，抛弃结发妻子，或寄身青楼，或另攀高枝。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讲到中了举的范进，就是立刻抛弃糟糠之妻。悲剧的就是那些三从四德的原配夫人们，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才貌，一心盼着丈夫出人头地，没曾想到丈夫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首先倒霉的就是自己。

　　至于科举考试发达之后抛弃糟糠之妻的第一典型，自然当属戏剧中的陈世美。他在科考高中后，就得到机会入赘皇家做了驸马，不但抛弃老婆孩子，而且当老婆孩子找上门来的时候竟然派人前去刺杀灭口。后来，陈世美的妻子秦香莲与公主就谁做正妻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秦香莲不愿由正妻变成妾，而公主断然没有屈居第二的可能。矛盾无法调和，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按照律法，断然铡掉了当朝驸马爷陈世美的人头。

　　在民间，陈世美的故事深入人心，其戏剧常演不衰。陈世美也因此遗臭万年，成为中国古往今来负心汉的代名词。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大批留洋回国，事业有成的人们也是抛弃了家里包办的妻子，娶了时髦多情的知识女性，纳妾的替代办法是没有了，但离婚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