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级经理人的思考

他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学学生，曾经以科学家为人生理想，却阴差阳错成了高级职业经理人。他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总是在思索那些深刻而永恒的主题

职业经理人的幸福

冬日的北京国贸，下午1点，不喧嚣，但匆忙。

几栋很是醒目是商业写字楼，A座，B座，C座，D座。按电梯，到了17层，停住，出来。左右两边的玻璃门后面，有着同样的4个字——“德国威能”。进了门，真是空旷，在寸土寸金的CBD，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陈列着公司所有的产品。

这是一家德国公司的中国区总部所在地，一个于1874年由约翰?威能（John Vaillant） 先生创立的供热品牌，位于德国Remscheid市。它是欧洲领先的供热/热水设备制造商，也是最大的家用燃气壁挂炉制造商。王伟东是这家公司的中国区总裁。

这个德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在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当了一次“老外”。

王伟东回忆说：“应德国商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凯宾斯基酒店的德国Paulaner Brauhaus聚会。与会的共10个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德国人，两位女士中还有位美女博士。第一次在国内有了当老外的感觉。我的德语基本不会，只好用英语交谈，夹杂些汉语，这9个人里有两位娶了中国人。一个在和中国女孩谈恋爱。大家都想学中文。”

来这家德国公司之前，王伟东一直在为美国公司服务，那些年，他很快安定了下来。尽管他和所有留学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SOHU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曾说。

不过，对于王伟东来说，手电筒的光也不错。

在威能，王伟东延续了以往的风格。来到这家公司后，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5年规划。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他让威能在中国保证了每年超过20%的增长。他还有更大的理想，要让产品在中国的覆盖率达到27%。

坐在记者面前的王伟东，比网上流传的那些照片看起来要高大得多，穿着舒适而休闲。他不回避任何问题，很容易哈哈大笑。大部分时候，他似乎都是在思考，思考点与人和人性有关的问题。

比如，他会想：“国民的喜好：美国人喜欢打桥牌，有什么实力摊开了打。日本人喜欢下围棋，团队共进退。中国人更喜欢玩麻将，吃上家，卡下家，我胡不了，你也甭想赢....”

除了民族性，他还在琢磨一些人类永恒的话题：“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对自己生活的认可，是对未来的憧憬。现在很多人觉得不幸福，不是因为自己生活得不好，而是觉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所以攀比是幸福感的对头，知足常乐！”

父亲的影响

感悟出幸福之道的王伟东，出身于内蒙的一个小康家庭。

他回忆说：“父亲15岁就结婚了，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父亲多才多艺，唱歌好，会拉二胡，象棋下得好。退休后，炒一手好菜。他原来在一家皮革制衣厂当负责财务的副厂长，然后又到化肥厂当厂长，后来又创建了内蒙最大的一家毛纺企业，上万人的工厂。”

不过，父亲的命运让他嘘唏和心疼：“父亲一辈子都很不顺，第一是因为他出身不好，我爷爷和我外公，不是乡绅，就是大地主，还是资本家；第二就是做了那么多事情，最后还落得那么个下场。做事，审查，再出来做事，再被审查，但没有任何一笔开支是不正当的。”

父亲的经历，让他儿时的记忆多了一些不同的颜色，所以，他认为：“我父亲这一辈子真是两袖清风，但是越是这样，越遭人嫉恨。”

特定年代有着对人的摧残，不过对于小男孩来说，更多记住的还是美好的东西。王回忆说：“70年代，父亲的工资是七十多块钱，已经很高了，但生活并不宽裕，一直吃玉米面。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包了饺子，炒了鸡蛋，父亲就把饺子夹一个在我碗里，再夹一个在哥哥碗里，鸡蛋一片放在我碗里，一片放在哥哥碗里……”

“有一次，我得了阑尾炎，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医院，做完手术，我想要吃面条，那时候凌晨两点半。父亲翻墙回家，给我煮了面条，送到医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怕吵醒妈妈。”

在王伟东看来，父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在那样的年代，父亲看起来一点也不成功，甚至人生有很强的悲剧色彩，但对一个孩子来说，他记住的是父亲的乐观、正直、善良。

当处在人生的抉择点时，他会问问父亲的建议。高考前，他想当医生。父亲的一番话改变了他，“父亲给我讲了一个事情，他负责的那家工厂，有北大的，有清华的，还有科大的大学生，因为他们那边经常搞一些核心技术研究。父亲认为科大的人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最强。”

1982年，这个16岁的男孩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合肥，在中国科技大学待了5年，其中有3年在合肥度过。北方冬天的冷是那种冽的冷，而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王伟东记住了合肥的那种冷。

理想的更替

那种记忆可能成为日后做事的契机。在当时，这些都是次要的，也是可以忍受的。当然，有些东西是一直在变化的。

就像王伟东的理想，他最早想当解放军，保家卫国；后来想成为一名航天员，飞遍祖国各地；再后来，他想成为一个像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用科技报国；再后来，他想成为一名政治家，直接改变中国；现在，他的理想则是当好一个公司的CEO。

理想的转变大多时候是因为跟现实碰了壁。

在王伟东看来：“实际上人这一辈子，一直在找自己喜欢的和自己能做的，把两个结合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原来认为我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所以在科大读了3年之后，就觉得科学其实蛮难的，另外一点，我发现80年代的中国，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先进的管理经验。”

现实也给他提供了支撑。中科大当时的副校长力主教学改革。在这位副校长看来，不管是科大，还是整体的中国高等教育，都缺乏对管理人才的培养。科大的管理班就诞生了，是现在的经管学院的前身。

王伟东回忆说：“当时在三年级的学生里面招，我就报了名。面试完了，我就换班了。我们那个班上有34个学生，4个女生。学了一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东西。所以我大学的后两年是在北京的中科大北京研究生院读的。”

王伟东承认那个阶段的学习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听温元凯的讲座，当时温元凯还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化学老师。我们读《走向未来》。关于改革，关于管理，关于西方的经验，我们都有涉猎，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国家光靠科学是救不了的，是不能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定要有管理现代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些都让他觉得非常惬意，但很快就感觉到了失落。1987年，副校长被免职，这个原来是无线电专业的学生并没有拿到学校许诺的双学位，只拿了一个管理学的学位。

他觉得自己被学校忽悠了，早年那种对很多事情笃定的信任被打断了，他不再对很多事情深信不疑。

“我大一入党的时候深信，不管怎么样，立场是不变的。我加入这个阵营，通过自己努力，能够把这个阵营改变成像我想象的那样，和理想中的一样，但是现在看来，就觉得很空。”

务实的人生选择

毕业了，因为成绩一直不错，他被推荐读研究生。读了一个半月，他就出去工作了。“1987年，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当时只有在中科大。我是保留研究生学籍出来工作的，接收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让我去跟他们负责编一本杂志，叫《管理世界》。”

在《管理世界》呆了一年多，他就变成了编辑部副主任。他见到了很多当年已经成名，现在依然名气蛮大的人，比如厉以宁、吴敬琏，还有当年不是那么有名的许小年，周其仁等学者。

他突然发现：“经常跟这些人见面，谈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底气不足，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我当时才22岁，像田源（现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当年和王伟东是同事）他们，能够就一个问题做很深刻的探讨，所以我决定去美国求学，慢慢去思考。”

在美国，他读完研究生学位，准备再拿个博士学位，打算去教书做研究。父亲的过世改变了他的计划。“虽然哥哥姐姐也能照顾母亲，我还是想让她换换环境，另外女儿也出生了，一千多美元的助学金不够用，我就想找份工作。从投行，到营销，到产品经理，我选了产品经理。我想通过这个职位来真正了解别人是怎么去做的。”

在第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了4年之后，他去了美泰克。1999年，因为美泰克和荣事达的合资，他回到了国内。

在王伟东看来，自己结束了灵魂上飘荡的状态。“我觉得我要回中国来，把我的所学，不管是为哪家公司工作，能运用到中国市场上，这是我要做的。我先回来，然后两个孩子再过来，给他们安排一些国内的学校，让他们学学中文；回来之后，就感觉安定了，落地了。”

2005年，王伟东加入了德国威能。这个一路边自省边思考的人，终于找到了感觉。

他说：“在这个行业，我有一种书写历史的感觉。当时，威能在南方，没人对这个品牌有概念。我做到了让威能增长，也让整个行业增长。我现在还兼任上海市采暖协会的会长，我觉得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很多百姓来说，讲大话是舒适，创造了更好的生活。”

这些幸福感在王伟东的脸上看得到。这个在美国呆了挺长时间的海龟没有选择一种人人称羡、媒体追逐的行业。王的回答很朴实：“我想学一些实打实的东西，我觉得投行有点虚，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想法可能有点可笑，但我当时确实这么想。我从基础做起，了解美国的企业是怎么运作的，营销是怎么做的，所以就选择现在的路径。”

思考，始终不变

他习惯了一家德国公司的严谨，但没有丢掉思考的习惯。看王伟东的微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我国道德沉沦的因素：1.多年长期“无神论”宣传，让几代人失去了敬畏和信仰。2. 唯经济发展论的灌输和政策化，使人际关系过度功利化和物质化。3.以官员的腐败为代表的社会普遍不良现象，营造了不诚信、不讲规则、强者通吃的社会心理；4.教育的功利化、政治化和反人性，让人们藐视自然正义和基本伦理。

残酷的真相：1. 所有的政府都是在为穷人说话，但都在替富人办事。2. 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其他大多都是假的，小说里只有人名是假的，其他都可能是真的。3. 所谓的民主，就是你是民，我是主。4. 我们都痛恨腐败，却又抵不住腐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5. 我们都恨贪官，一旦我们做起官来，可能会更贪。

这个“愤青”，在微博上留下的常常是问号，而不是对错和是非判断。诚如他和儿子的对话——儿子问父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什么意思。父亲想了半天说：“儿子，那是理想情况下。我们现下的司法制度，就像树上的蜘蛛网一样，只能网住小蚊子，小苍蝇什么的，稍微大一点的鸟类是网不住它们的！”

更多的时候，他在感慨。

在即将结束的2011年，王伟东和大学同学搞了一次聚会。“我们毕业25年了，入学也快30年了，每个人都有白发了，让我感受时光的飞逝。”

更多时候他感觉生命无常：“大家一起聚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中学同学离开了我们，其中一个上了清华，另外一个上了北大的。”

在采访中，王伟东毫不掩饰对父亲的崇拜。父亲的一些老朋友说，尽管他和父亲长得不是很像，但很多人还是在他身上，看到了父亲当年的影子。

他评价自己：“我们是可悲的一代，在被洗脑和重新自我洗脑的过程中，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能更早想明白，当然更好，所以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教育不应该是灌输，而是培养能力，相信大学里很多老师在做这样的工作，不只培养动手的能力，还应有思考的能力。”

他的孩子们是幸运的。

王伟东的女儿今年16岁，在西北大学读材料工程，女儿是在他的鼓励下做了这个选择。王伟东的理由是：“我觉得没有经过自然科学的洗礼，很难有好的逻辑性的思维，这是基础。不论她日后去投行，或者做时装设计，或者成为记者，严谨的逻辑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