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萧功秦:从大历史角度看当代中国大转型

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边缘化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有致命弱点:缺乏体制内角色训练，对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20世纪中国变革史等等。现在主要从事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学研究。著有《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知识分子与观念人》等专著五部。

中华帝国文明近代为何会败给欧洲文明

南方都市报：观察中国当下的大转型，我们可否先从这个视角切入：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这30年。我想可否拉长一下观察焦距，就是放在中国现代化史的大坐标下。如果沿着时间序列来考察，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后，为何中华民族突然陷入了困境？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外发型或者说是外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的现代化。

萧功秦：你的这个问题问到根本了，摆脱了就事论事。只有从大历史的视角，才能真正客观地、深刻地看清这30年来的伟大意义。中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国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这里我们先来看中国帝国文明的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它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南方都市报：这个归纳很有意思，中华文明的演化显然也是一个过程，但最后为何会成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文明？

萧功秦：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大一统的帝国文明发展路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先秦时代那种小规模的、共同体多元竞争的格局，七国争霸时，各国也形成了自主性，边界开放性，人才流动性，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所以你看中国那时是一个产生“大家”的时代，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思想学术基础都是那个以小规模的多元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为特征的时代奠定的。但这种体制并没有长期稳定下来，战国时代各国的均衡平衡，最终被秦王朝的大一统体制所取代。中国最终演变为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这个帝国文明的基本形态是以大一统的皇帝—官僚专政王朝的周期性轮替为基本生存形态，王朝的崩溃虽会经过短暂的分裂，但最终又会统一，秦汉以后，经由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宋元明清。这一帝国共同体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来保持其长期生命力的延续，如果没有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这个帝国结构还会沿着朝代的轮替继续下去。

南方都市报：这个帝国的政治治理架构，可以说是秦朝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定好调子了？

萧功秦：秦还是一个很粗放的帝国，制度设计还处于粗放阶段，不那么精致，皇帝要做什么事情，可以无所顾忌，肆意而为，社会内部没有制衡皇帝的机制，但到了汉武帝时，帝国文明进入比较精致化的阶段，通过儒家的思想，对统治者的为所欲为进行某种内在的约束。

在小农经济下，有一个矛盾，那就是，由于个体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大体相近，喜好和厌恶的东西相同，而资源是有限的，荀子在《富国》篇里对此有颇为精妙的解释，那就是“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于是就会陷入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的困境。怎么样通过一个结构来维持帝国的稳定，来维持它的凝聚力？在中国是通过“分”来实现的，正如荀子所指出的，“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则，管分之枢要也。”“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分”提供了帝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同质性个体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它要求个体“安分敬制”，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功能或职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中，分配给他不同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稀缺资源，这种体制扼杀了个体的个性和创造力。华夏文明就像一个由无数生命体的砖块按照固定的标准整齐堆砌的巨大墙体，缺乏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和适应能力，当然竞争不过欧洲文明由无数个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

南方都市报：这怎么理解？

萧功秦：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相比，西方，或者说欧洲文明是一种竞争性的文化性格，这可能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关。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经济生活，语言，宗教等，它们很难融合成为同一民族，只能在竞争中求的生存发展。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城市为何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此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办法，通过吸引资本、人才的政策来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和财富，进而发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工商业，保护个人创新的制度环境。一些国王为了应对战争，增加税收，也不得不向议会妥协。这种竞争的结果又会使得一个国家的现今制度不断扩散，最后完成了整个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某些理性原则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无意识的试错与适应环境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欧洲的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