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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王维：中国传统诗学的两个体系

■胡马

转自 光明网

　　顾随先生说：“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王维和杜甫生活的时代差不多，但是他们的风格是那样地不同，而这种分别，在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中关系甚大。后世杜甫被称为诗圣、集大成者，王维虽被一些人称作诗佛，但是这个名头也没有能叫响。然而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江湖上的声名正好相反。

　　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选了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唐玄宗天宝十二载 753 三十九年间，自常建至阎防24家诗234首 今本实为228首 诗，其中王维的诗选了十五首，但是却没有选一首杜甫的诗。难道这是偶然的遗漏吗？事实并非如此。在盛唐的时候，杜甫的确没有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相反，王维却是当时很有名望的诗人，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顾城、海子。《河岳英灵集》推崇王维，却遗落杜甫，这是由于盛唐人的审美风尚和后世推崇杜甫的文人颇有不同。殷璠在介绍王维时说了下面这番话：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他列举了王维的一些佳句，以使读者对王维的整体风格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这种风格，在杜甫的诗中是很难找到的，两者风格很明显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王维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盛名，而杜甫一直到很多年后，韩愈、元稹的大力提倡，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韩愈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元稹则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杜甫是“集大成者”的意思。

　　那么，杜甫和王维的区别究竟在何处，为什么开元、天宝间的人和后来元和年间的人会对他们有如此不同的看法？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唐宋诗的分别，在《谈艺录》一著中，他这样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而清华的葛兆光教授延续了这种从宋代严羽以来的看法，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两个时代的诗人们对于诗歌功能——即“为什么写诗”——的理解不同。唐诗重表现，宋诗重表达。

　　我的看法则是：中国传统诗学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体系是“诗言志”，另一种体系则是“诗缘情而绮靡”。

“诗言志”的诗学体系

　　先说“诗言志”。“诗言志”一词，见于《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则这样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言志的体系来看，诗言志的意义就是：诗是生命的宣泄，是诗人生命体验的高度概括。诗言志体系，有着如下几个重要诗学概念。

　　第一个是诗为心声。清代叶燮《原诗》里面说：“有第一等之襟抱，斯有第一等之诗词”。根据诗为心声的原则，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真诗，哪些是伪诗。我们知道，诗的本质是自由，但是有一类诗，它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这类诗如黄巢的“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宋太祖的“未离海底千峰黑，才到中天万国明”，都曾在历史上获得很高评价，被认为是有“气”的作品。我却认为，这所谓的气，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反面。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过，自由的本义：不被他人奴役，自由的反义，奴役他人。黄巢、赵匡胤的诗，正反映了他们要奴役他人的心声。

　　第二个重要概念是风骨、兴寄。诗既然是要言志，这个志就不能是空洞的，浮靡的，而应该是质实的、刚健的。风骨之说，始自刘勰《文心雕龙》。唐初陈子昂重新倡导，并增加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兴寄：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存，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兴寄是诗的内容，风骨是诗的风格。然而两者实在密不可分。风骨单独地看，是一种刚健质朴的美，但是如果作品没有兴寄，是产生不了这样的美的。

　　诗言志体系的重要审美理想是沉郁，这也是第三个诗学概念。沉郁是什么意思？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云：“沉则不浮，郁则不薄。”沉郁就是一种深沉厚重的审美风格。言志的诗是以沉郁为最高审美理想的。尼采说古希腊人用艺术来实现崇高，以克服生命的可怕，中国人则用艺术来实现了沉郁，以克服生命的苦难，杜甫被认为是中国诗史上沉郁顿挫的最高典范。

　　诗言志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诗教。它的提出,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后世很多人对于温柔敦厚有曲解，认为温柔敦厚就是消极派，就是不敢与恶势力抗争，事实上并非如此。《毛诗序》谈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请注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这几个短语，诗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何以就是消极派，就是投降主义呢？所以那些金刚怒目的作品，同样可以是温柔敦厚的。不过温柔敦厚的诗，即使是最具有批判力量，也要以一种深沉曲折的风格表达出来，比如杜甫的《北征》结尾：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请仔细玩味这诗里的内涵。杜甫的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杜诗的压卷之作，就是因为它达到了温柔敦厚的极致。诗人的意思是说，当年太宗建立的唐王朝，其国力是多么的强盛，而现在你们这些不肖子孙，竟然把国家祸害成这个样子。这个批判的力量是无比严峻的，然而这样的诗依然是温柔敦厚的。

　　温柔敦厚的本质，是用爱，而不是怨恨来写诗。下面这首七绝的作者是台静农先生。他是鲁迅的学生，后来做了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这首诗作于抗日战争期间，作者颠沛流离，却依然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担心：

　　检点春衣易米薪，穷途枵未解呻吟。君看拾橡山中客，许国长怀稷契心。

　　这样的诗，就是心中充盈着对人类的爱的诗句，就是温柔敦厚的诗句。不过，温柔敦厚的诗毕竟是含蓄不露的，还有一种诗，情感上更加直率，被称作是变风变雅。《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的诗词，就是那些怨以怒、哀以思的作品。怨以怒，如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哀以思，如南宋刘辰翁在杭州沦陷后所作《柳梢青·春感》。

　　人们学习古代文学史，从诗经、楚辞到汉魏风骨，再到唐代李白、杜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条诗言志传统的发展脉络。到了中唐，白居易、元稹提倡新乐府运动，又高举诗言志的旗帜。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元白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不是真正的诗，而是新闻作品。诗言志，这个“志”是诗人对以前生命的整个体验，经过长期酝酿，才迸发出来的一种情感。新乐府却只是最早的报告文学，不是诗。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体系

　　讲完诗言志，再说诗缘情而绮靡。晋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赋，是一种唯美的文体，前人评述，赋大抵“劝百讽一”，陆机将诗与赋并列，实际上认为诗和赋在本质上是一类的，只是它们的侧重点和语言风格不一样而已。齐梁间诗，诚如李白所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然而唐代的主流诗风并没有与齐梁间诗存在本质区别。以王维为代表的唐代诗风，也同样注重审美远远超过注重达意，换言之，就是注重绮靡胜过言志。不过唐代诗学相对齐梁，终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唐诗开启的宗风后来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正统。诗言志的体系是属于儒家的，而唐诗所代表的“缘情而绮靡”的正统则是属于老庄的。王维的诗，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他的作品，正是缘情而绮靡的典范。

　　缘情而绮靡，一个集大成的理论是神韵。神韵说是清初王士祯的理论，他是在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神韵说来。其《真州绝句》：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说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好，说它有言外之韵，象外之致也罢，总之它没有明确地要表达一个主题，只是表现了一刹那的感动。这就是缘情而绮靡的实质。

　　缘情绮靡，其末流往往变成对景物人事的应酬。欧阳修《六一诗话》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

　　言志有言志的优势，缘情也有缘情的优点。就像唐诗、宋诗各有优缺点一样。于是到了后世，两个体系也有合流的趋向。合流的第一个成果是寄托。屈原《离骚》首开香草美人之思，以后诗人以绮靡之笔，写低回委婉之情，而寄托家国之思，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比如南宋姜夔的《疏影》，这首词表面上咏梅花，而实际表达对靖康之耻遭掠北上的后妃宫女的同情，寄托了他深沉的故国之思；再如清代陈宝琛《感春四首》，以咏落花而感伤甲午中日海战之败，末句云战败时，正是西太后的生辰。这样的诗，真是达到了“主文而谲谏”的高明境界。大家所熟悉的王国维的境界说，也是两个体系合流的产物。《人间词话》有云：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境界说本从神韵说发展而来，但是却强调人内心的修为对于诗词的影响。这与诗为心声是一致的。因此王国维虽然以缘情绮靡为主，也不能不受到诗言志传统的影响。他下面的话则更明显是受到诗言志的影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不过王国维的三境界说的是学问境界，就人生境界而言，我认为也有三个境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第一境，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超越感性，不要去侈谈良知、道德担荷，而应该把追求真理当作唯一的美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是第二境，就是说，一切的苦难都埋藏在心底，以悲剧的情怀去从事入世的事业；“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这是第三境。我们必须要感谢上苍，因为它尽管赋予我们智慧的痛苦，却给了我们高贵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