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王国”与现代工业文明零距离对话

——红云红河集团14名技术工人35天德国培训的“心灵史”

金光明（左一）及工友和德国老师在一起。

引子

在康德的故乡与康德的灵魂交流

1724年4月22日，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皮匠约翰·格奥尔格·康德家诞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被取名伊曼努尔·康德。

这个男孩的呱呱坠地，意味着德意志民族，也是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57年后——以《纯粹理性批判》在1781年的出版为标志——诞生了。

哲学，从词源学角度说，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德国是一个哲学家星汉灿烂的国度，从18世纪以来迄今，至少有60位享誉全球的哲学家出自德国。

其中如康德、马克思、尼采、黑格尔、叔本华、莱布尼茨、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维特根施坦、哈贝马斯、阿多诺、谢林、胡塞尔、狄尔泰、费希特、卡西尔、伽达默尔、马尔库塞、本雅明、鲍姆嘉登、施宾格勒、霍克海默、西美尔、曼海姆、韦伯、弗洛伊德、弗洛姆、阿伦特、费尔巴哈、狄慈根、舍勒等30人，堪称世界一流哲学家，可谓“人中翘楚”，而拥有如此熠熠生辉的哲学家，说德国是“哲学王国”亦不为过。

此外，在科学、音乐、文学、政治学、心理学……举凡人类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有德国人杰出的身影。

因此，金光明等14位来自红云红河集团的技术骨干到德国豪尼公司学习，与其说是接收该公司先进卷烟设备的提前预习，不如说是与一个极其智慧的哲学民族对话，与现代工业文明零距离交流。

在记者对上述到豪尼公司培训的工人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词汇就是“严谨”、“认真”、“勤奋”。

用谷歌搜索“德国人严谨”这个词条，竟有14400000条结果！

“严谨”和“认真”，已经不仅仅是德国产品内在品质的保证，而且是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这个蔚蓝色星球上的“品牌”了。

说到德国人的“严谨”、“认真”，看一个名人的“一斑”就可窥其“全豹”。

这位名人就是前述哲学大师伊曼努尔·康德。

据说，康德在故乡哥尼斯堡每天的生活极有规律。

他每天下午都要在一条街道（它后来被命名为“康德小道”）上散步，他散步的时间、步幅、频率极其精准，以至他途经地的居民以他每天散步经过的时间——下午3点30分，作为校正钟表的标准！

康德一生坚持这个散步习惯，唯一的例外只有一次，是因为读卢梭的《爱弥儿》入迷，以致错过了散步的时间。

2011年8月，金光明等14名工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了汉堡，来到了风光秀美的伯格多夫，与空间的“康德”，与康德的灵魂渐渐遭遇并交流了。

以后，透过短短35天的生活、学习、工作细节的细腻之处，在接受并吸收了“严谨认真”的“德国品牌”的同时，金光明等人也把“雅致文明”的“红云红河品牌”交换给了对方。

工人的忐忑不安与总裁的满心喜悦

“集团总裁要见我，是啥意思？难道是德国人告我们的状了？”

朴实本分的金光明突然有些忐忑了。

他赶紧反省了自己和曲烟其他工友在豪尼公司的言行，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在一个近2万名职工的大型企业，总裁指名道姓要见一个普通工人的举动还是令金光明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总裁要见金光明的缘由，是因为一份传真件。

2011年8月23日，一纸传真从遥远的德国汉堡传到红云红河集团，后来，红云红河集团总裁武怡来到曲靖卷烟厂，点名要接见金光明，这才有了金光明的疑惑。

见到了金光明，武怡把14位工人好生褒扬了一通。

金光明这才知道，德国人的传真不是“告状”，而是夸赞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好，礼貌、整洁、勤劳，严守人家酒店的规矩，“德国人很严谨，轻易不会表扬人，你们的文明行为给集团、给国家、给中国工人长脸了。”

武怡的表扬使金光明变得很释然，然后也跟着武怡一块高兴了。

11月初，在曲靖卷烟厂，组织宣传党支部书记余先锋给记者展示了这份有汉译的英文传真，传真一开头就说：

在以前，我们经常接到不少当地酒店对培训团的投诉，大部分是关于不注意房间卫生及不遵守酒店规定，但贵厂第一批M5培训团却是一个例外，他们在德国酒店住宿期间表现很好，对待酒店工作人员非常有礼貌，并且注意房间的清洁，甚至在离开酒店前还能把房间打扫干净，酒店经理委托我们向贵方的上述培训团表达感谢，他们称以前的所有培训团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2011年8月，14名技术工人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来到德国汉堡的伯格多夫小镇，世界著名的烟草机械生产设备制造公司豪尼公司就位于此地。

此前，他们所在的红云红河集团曲靖卷烟厂从德国豪尼公司订购了两套先进的普洛托斯M5型卷烟机，该机型代表目前国际卷烟机的最高水平，需要提前了解该机器的性能构造，以便日后的应用、维修、管理。

作为一种幸运，红云红河集团这14位技术工人来到了一个十分睿智的国度学习。为期35天的学习，不仅学到了具体的机器管理维修应用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哲学王国”和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一场认真的对话，看到了自己的长处，更认识到了自己的短处，尤其学到了作为工业文明所必须具备的严谨、认真、细致精神。

与此同时，他们把红云红河人所具有的中国人的文明礼貌，彬彬有礼地展示给了那个“爱智慧”的民族。

纤细的文雅与平凡的震撼

金光明等曲烟工人来到豪尼公司后，被接进了伯格多夫小镇的一家汽车旅馆住下。

这个酒店是豪尼公司帮他们联系的，因为是豪尼“请”来的客人，一旦出现不文明举动，酒店就会向豪尼公司抱怨投诉，常常搞得豪尼很没面子，这也就是后来酒店向豪尼公司表扬金光明等人，豪尼马上把表扬内容传真到红云红河集团的缘起。

“小镇很干净，干净得没法想象。”金光明说。

伯格多夫给金光明的印象是极度干净，“也有人会乱丢垃圾，但人家的环卫工人成天不停地在打扫，大面积打扫用机械，小旮旯用人扫，再小的旮旯则用钳子伸进去捡垃圾，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我们不乱丢垃圾，他们就会减轻一些劳动”。

在文明国家，随处乱吸烟是一种很野蛮的行为。酒店考虑到中国工人的生活习惯，给金光明他们留了一间可以吸烟的房间。金光明说，“我们吸烟都在这间屋里吸，绝不在其他房间吸。”而曲烟制造二部的文强记得，一起去的一位工友肺部不适，痰多，“金光明提醒他吐痰一定用纸包住，扔到垃圾箱”。

14名曲烟工人的文明体现在细节上。

这家汽车旅馆的隔层材料是木板的，金光明等人在浴室洗澡，会尽量不使水滴溅到木板上。早上吃自助餐，吃完后，他们主动把餐具摆放得很整齐，以便回收。

文强第一次进培训中心的弹簧玻璃门，前面是一个德国人，那德国人进了门并未松手，而是一直拽着门，等文强他们进去才撒手关门，“第一天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第二天发现是人家故意拉着门让我们进。”文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己以后也如此做，7个星期的“拉门涵养”被文强带到回国以后，但发现已经“水土不服”了，“后来到香港逛商场，我也会拉着门让后面的人进，人家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培训的教室有各种饮料，以前国内其他企业去的同行有人喝了半瓶就扔下，德国人很不高兴，文强他们则是尽量喝完，“喝不完，我们就带走，接着喝”。

自助餐是西餐，很不合大家的口味，看到德国工人把餐盘里的食物吃得很干净，金光明他们也见贤思齐，把盘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文强则经历过即时的表扬，“吃完饭，我们把凳子塞进桌子下放规矩了，一个男服务员过来拍我的肩膀，表示很满意”。

“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被子铺平整了，卫生间的物品归置好，使用的杯子，自己洗干净，放好。”文强说，“没有谁这么要求，是我们要这样做。”

但其实，文强被感动过。

每次回酒店，文强他们都会发现，这个酒店入住的人挺多，但走道、楼梯等，却十分干净，“我们住在顶层的5楼，发现楼顶的植物连叶片都被擦得很干净”。

终于有一天，文强发现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在负责打扫卫生，“5层楼，每层大概有十二三间客房，就她一个人打扫，从上到下，楼梯、卫生间都是她打扫，将心比心，觉得人家不容易，我们要珍惜她的劳动”。

这种感动早在80年前，也被一个在德国留学的中国人体会到。

季羡林先生在其《德国印象》一书中，曾经记录了一个名叫“欧朴尔太太”的德国女人，这是季先生的女房东，这位太太对季先生关怀备至，每天给他准备晚饭，给他“打扫房间、洗衣服、洗床单、准备洗澡水、擦皮鞋、铺叠被子”。

面对如此洁净的环境，如此勤劳善良的人，一种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勒温所发现的“心理场”效应出现了，文强他们感觉到，“环境太漂亮了，会提示我们注意讲究卫生”。

金光明等人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去培训的人形成强烈对比，老成持重的德国人也不能不受感动，于是“对比着”别人的不文明，把文明雅致的曲烟工人好好表扬了一通。

产品的“好品质” 来自工人的“好品格”

在豪尼公司，金光明等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洗礼。

1994年从原昆明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毕业来到曲烟工作的栾于波，也是到豪尼公司学习的技术工人之一。

对栾于波来说，35天的学习培训，德国人给他最深的感受是德国人有一套严格的维修工作程序，“好多人觉得德国人古板不活络，但我觉得他们有一套非常健全完整的制度和体系，保证不同的人做相同的设备维修，做出来的活儿，同质化程度很高。”他说，“照它的体系和模式走，不管你水平高低，做下来都很规范。”

几乎14名曲烟技术工人都承认，德国人的严谨让人难以置信，有的近乎死板僵硬了。

“对设备，用哪种工具，用什么检验手段，他们一丝不苟，绝不会凭手感、目测这些经验性的方式做工作。”金光明说。

组装传动皮带，德国工人要用专门的测量仪检测皮带张力，必须在规定的数值之内，这令金光明感触很深，“要按我们的做法，就是用手按，凭手感感觉修理质量。”金光明记得，年轻时装过拖拉机传动皮带，其松紧度就是用手按，“同一个人按几次，每次用力不均，感觉都不一样，何况不同的人，更有差异”。

文强说：“他们做事特别严谨，用一个工具，比如内六角，他们就只用内六角，若是我们，若外六角可用，也就用了，但他们不会，他们只用专用工具。”别说制造机器，检测、维修机器，干别的也是这样。

金光明曾经在豪尼公司看德国工人用油漆在地上画停车的车位线，“他们用尺子反复测量，要画得绝对平整规范，不允许宽宽窄窄的”。

某天他去当地超市用代金券买食品，一张券价值15欧元，结果剩了少许，营业员不让金光明走，“要么再去拿点东西补够券值，要么花完，超出的再加钱。你不要也不行。呵呵，就这么死板”。

文强感到双方的差异不仅在工具使用的“刻板”上，而且表现在价值观上，“我们搞修理要求尽快，他们不追求时间，要求精益求精”。

同样是德国人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开篇就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曲烟的工人通过与德国同事的交流开始了“认识自我”的历程。

一段时间的学习交流，工人们感到德国人的严谨观念与国内的现实有一定冲突，他们可以用大量的时间来精细地做工作，严格按照操作程序进行，“但我们不能，效益对于我们太重要了。”文强说，“机器出故障，若调不好，他们会恢复到出问题时的原样，回到原点去重新找毛病，我觉得这样太耗时间，效益低。”

在效率与速度的矛盾问题上，栾于波与文强有不同的看法，“追求速度，很多技术标准会走样，设备维修也会出现差异化。我觉得在观念上要向人家学习，严格执行标准规范，这样当然费时费力，但执行结果可保一致，要减少维修过程中的随心所欲”。

他认为，产品的好品质源于工人严谨认真的好品格。

当然，栾于波也认为使用专业工具虽然很好，但费用太高昂，“可以自己开发一些，但还是要尽可能使用人家的工装、工具”。

35天的学习，使得工人们收获颇丰，金光明把德国人不少优良品格带回到工作实践中，“我要求拆卸的零件不能摆地上，地板是坚硬的花岗岩，零件着地搞不好会影响它的精度。前台要铺上橡胶垫，拆下的零件摆放在垫子上”。

文强的师傅孙景山也是出去培训的14人之一，孙师傅回来后就要求徒弟按照德国人的“范儿”做工作，文强告诉记者，“我们开玩笑说他是‘德国风格’。”

德国人做事给曲烟这14位工人的印象是刻板、严谨、认真，可一件小事却改变了现任制造二部副主任游立清的看法。在曲烟工人要到机场即将离开德国的那个下午，德国老师托斯滕驱车来到机场为他们送行，“我流泪了。”游立清说，“他在装修房子，撂下活计跑来机场陪我们。他说，他要是到中国，人地两生，也希望有人陪他。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德国人未必死板，挺有人情味的。”

工人的“遗憾” 35天的“短”与“长”

到德国学习了35天，工人们也有遗憾，他们的“遗憾”被金光明的说法给“代表”了。

“就是时间太短了。”金光明说，“抱着出去玩的心态，5周太长了，就一个小镇，没地方可走；抱着去学习的态度，5周太短了，我们想多学点东西。”

这个遗憾，金光明也给总裁武怡表达过。

这次出去学习，红云红河集团甚至没有派遣车间主任之类的“头儿”带队，全是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圆满完成了在德国的35天学习、生活。相对于其他工人而言，14人中，金光明无论就年纪，还是资历，理所当然被工人们在心中推举为“头儿”。

最关键的是，金光明以外的其他13名工人中，没有人像金光明那样有着多次出国学习的经历。

“这不是第一次出国。加上这次，我去过三个国家，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金光明回忆说。几次出国的经历使得金光明对工业文明产生了零距离的亲近，看问题有了“世界性眼光”。

在英国，金光明看英国人盖房子，看到人家运砖，每块砖都用塑料布包裹得很严实，运到工地用时再拆开，有的砖需要截断使用，“他们用尺子量得很精准，用专用工具切割，整整齐齐，用多大切多大，没有浪费，哪像我们大致估计一下，施工工人用砖刀猛砍，既不精确又不节约。收工时，人家把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金光明说，“速度很慢，但质量极好。”

在澳洲，金光明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从1955年9月13日开始发起征集设计方案到1957年1月27日丹麦设计师约恩乌松的设计方案中标，再到1973年10月20日正式落成使用，花了整整18年有余，这在“我们”的视角，是效率极端低下的不堪之恼，而人家不这样看。

悉尼歌剧院的“景观游”使得金光明明白了一种速度与质量其实宛如熊掌与鱼一样，同样是“不可得兼”的道理——高质量必须建立在精细的工作程序上，而没有产品的高质量，所谓“高效率”纯粹是个“伪问题”。

游立清说：“老外干活儿的口头禅就是‘慢慢来。’”

其实这个观念在中国不陌生，中国式的说法是“慢工出细活儿”。

金光明在曲烟，是机修工人，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出国获得的广阔视野，使他产生了许多智慧。他曾经这样对记者表达他的“机修心得”：“现在一台机器价值上亿元，一旦出问题，不能把几千个零件都拆下来检查，后来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不管它怎么贵怎么复杂，它就卷一支烟，它一旦有问题必然要反映到产品上，也就是那支烟上，只要从这支烟上找到毛病，就可以判断出机器的毛病部位。”

金光明把这种方式叫做“从产品缺陷倒找机器故障”，“比如，烟支的切口若有问题，肯定是切刀有问题”。

几次国外学习考察的经历，对于金光明和他的同事来说，不仅学到了一些思维方式，还学到了工作方式，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在他们脑中在潜移，在默化。

“他们拆装机器有专门的工具车摆放工具，是什么尺寸就只能摆放对应尺寸的工具，这样的好处是，下班时，一眼就可以发现那个工具在不在，会不会掉在机器里边去了。”金光明以后摆工具也是采取这种规范化的方式，“我们学人家，就从摆放工具开始”。

栾于波敏感地感觉到了即使如此庞大的卷烟机，也在“人性化”。

“M5非常注重人性化。”他说，“他们尽量提升自动化程度，以降低操作难度和劳动强度，比如这个机型的辅料装填已经自动化了，而我们目前使用的机器仍是人工装填。”

维修难度也降低了，维修时间也缩短了。

“以前拆卸陡角提升带，要用两部叉车，一个吊运葫芦，几个工人，几个小时才能拆装，M5只要一个人，拿掉挡板，轻轻一推就出来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栾于波把机器的这种设计理念及进步比喻为“傻瓜相机”，“真像傻瓜相机一样，他们的设计越来越傻瓜，工人的操作越来越简便”。

他发现，机器的设计难度和操作难度成反比，“设计难度高了，操作难度就降低，相反，设计难度低，操作难度就高”。

栾于波认为在自己的现有设备升级改造时应当借鉴别人的先进理念，“整体做不到，可以在局部做”。

栾于波的观念表达了红云红河集团技术工人的一种状态，35天的“德国行”使得他们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亲炙，“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

德国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用“萌芽”和“树”的关系比喻了“自在”和“自为”的抽象哲学概念。

循着这个概念，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具有时代感的工人群体呼之欲出。

（红云红河集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