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众行致远:中国外交官的雄心、铁骨与功绩！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伐谋”和“伐交”属于“不战”思维；“伐兵”和“攻城”属于“慎战”思维。

    简单来讲：“上兵伐谋”是指全面合理的组织运用、筹算调动己方的各种战略资源，事先提前计划或布局，通过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外交活动等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在牵涉利益争端的各方矛盾激化之前，先期解决。

    “其次伐交”是指当各方矛盾争端已经显现时，动员本国及有关国家的力量，显示己方的决心，以压倒优势或力量制衡原则，晓以利害，经过折冲兑换与谈判妥协，以期达到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实现己方的战略目的。

    “其次伐兵”是指动用本方军事力量，在敌方政治、经济重心之关键节点打击敌人，目的是把战争对敌我双方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其下攻城”是指在上述三项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攻占夺取敌方战略要地乃至全部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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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十三篇，古今征战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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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关于中国外交官的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历史上数不清的狼烟烽火，曾经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外交官”，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纵横千里、服夷万邦！

    追思先辈的足迹，我们可以体会良多……

    试举三例——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大汉军事外交官 陈汤

    大汉王朝时期，西域的匈奴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其中郅支单于以武力兼并了呼偈、坚昆、丁令三国，日渐强盛。

    因不甘于臣服，郅支单于先后囚禁杀死了汉朝的使者江乃始和谷吉。可他又害怕汉朝会出兵报复，就率部向西跑到康居(今新疆北境)，逼迫康居王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又领兵多次袭击邻国乌孙，深入到赤谷城(乌孙国都，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劫掠人口，抢夺牲畜财物。乌孙人不敢还击，只能远远地逃避。

    于是，郅支单于拥有了幅员千里的势力范围，自以为大国之主。他杀死了康居王的女儿、贵人等数百人，还把一些尸体支解后扔进都赖水中。同时他又派出使者到阖苏、大宛等国，胁迫他们年年给他进贡。那些小国不敢不给。汉朝也曾三次派出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者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单于非但不给，还侮辱汉使，气焰十分嚣张。

    汉元帝建昭三年，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的陈汤，与校尉(正职)甘延寿奉旨出使西域。

    每当路过城镇或高山大川时，陈汤都登高远望，认真观察、记录。这次出使西域，随行只带着一支护卫军队，而不是征讨大军。

    当他们走出国境，了解到郅支单于的详细情况后，陈汤便对甘延寿说：“郅支单于剽悍残暴，称雄于西域，如果任他再发展下去，必定是西域的祸患。现在他居地遥远，没有可以固守的城池，也没有善于使用强弩的将士，如果我们召集起屯田戍边的兵卒，再调用乌孙等国的兵员，直接去攻击。郅支单于肯定是守不住的，逃跑也没有可供躲藏之处。这正是我们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

    甘延寿认为陈汤的分析很有道理，但他认为两人没有对外用兵作战的权力，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决定。陈汤却认为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不容错过，而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商议之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允许”，因此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可是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恰巧此时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不能视事，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掌权。陈汤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大汉朝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区的屯田汉军，还集合了西域诸国发出征召令。一听说要讨伐郅支，十五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那个被郅支单于多次攻击的乌孙。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闻知，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与西域诸国组成的“多国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无奈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胡汉杂陈的四万大军向西出发。就这样，大汉王朝的军事机器，经陈汤的一力坚持终于发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个“赌徒”。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战机。《孙子兵法》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兵来打他。只要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第三，人和于战。陈汤矫诏发兵，所征集的“多国部队”或为屯田汉军，或为西域诸国兵马，他们对于远征地理行程和北匈奴作战特点的了解，都远远超过从中原地区调来的汉军，利于行军作战。同时，四万之众的汉胡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以正义伐无道。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可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

 

    公元前三十六年冬，在郅支杀害汉使、远遁康居八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汉胡大军向康居挺进。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今塔里木盆地南边缘）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北道（今塔里木盆地北边缘）经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今中亚伊赛克湖）西岸。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安抚受惊小国，探听对手虚实。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当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告知给陈汤。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汉胡联军势如破竹，距单于城三十里外扎营。

 

    当陈汤的“多国部队”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眼皮底下时，郅支单于似乎仍蒙在鼓里。他所表现出的茫然、慌乱和无措，与先前的狡诈、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大军压境，他遣使来问：“汉兵来这里干什么？”汉军的回答十分有趣：“单于您曾上书言居困厄，愿归顺强汉，身入朝觐。天子可怜您放弃大国，屈居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双方就这样一问一答，交涉了好几通外交辞令，最终汉方不耐烦了，下达最后通牒：“我们兵来道远，人困马乏，粮食也不多了，叫贵单于和大臣快拿个主意罢。”战争的火药味终于弥漫开来。

    战幕随即正式拉开，联军挺进到都赖水（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畔，距敌城三里处扎阵。只见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人披甲戒备城上，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以耀兵威。城上守军向联军大声挑战：“有种的过来！”面对郅支单于的疑兵架势，甘延寿、陈汤指挥下的汉胡联军严阵以待，沉着应对。当百余名匈奴骑兵直冲汉军营垒而来时，汉营军士“皆张弩持满指之”，敌骑迅速引退。随后，汉军强弓部队出营，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步兵和骑兵，被攻击者立时丧胆，撤回城内，紧闭城门。

 

    见敌胆怯，甘延寿、陈汤下达了总攻命令。在阵阵令大地都震颤的战鼓声中，联军开始攻击，弓箭如瓢泼大雨般射向城楼。郅支单于城是一座土城，其外另有两层坚固的木城。匈奴人顽强抵抗，从木城栅格里向外放箭，同联军展开激烈对射。此刻，郅支单于作困兽犹斗状，全身披甲亲自在城楼上指挥作战。他的数十位妻妾也都用弓箭反击，遏阻联军攻势。

    四万对三千的战场优势十分明显，即便郅支单于亲临战场，也并未给战斗带来任何转折。在联军矢发如雨中，匈奴守军渐被压制，不能立足。郅支单于也被一箭正中鼻子，受创甚巨，被迫撤回城内，其妻妾多人中箭死亡。木城上的匈奴守军溃败，联军趁机纵火焚烧。入夜，数百骑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烧，趁黑夜突围，遭到迎头射杀，箭如雨下，全部被歼。

    午夜过后，木城全毁，匈奴守军退入土城死守，联军破城在望，双方进入战争的关键时刻。正当此时，一万多名康居骑兵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他们分成十余队，每队千余人，奔驰号叫，跟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对汉军作反包围态势，并趁天黑向联军阵地进攻。陷入两面作战的联军攻防有序，面对康居骑兵多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

    黎明时分，单于城四面火起，联军士气大振，大喊登城，锣声、鼓声、喊杀声惊天动地。汉军举盾堆土，破城而入，城外康居兵见势不好，迅速逃遁。郅支单于抵挡不住，率领百余人且战且退，到王宫中负隅顽抗。汉军借助火攻勇猛进击，一举格杀郅支单于，斩首成功。此战共斩郅支单于、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多人，生俘、投降者数百人。

    大胜之后，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了一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奏疏：“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此正是：

 

    汉家男儿戍边关，纵横沙场未等闲。

    千里远袭斩首处，一剑封喉震天山。

    “一人灭一国” 大唐使节 王玄策

    大唐帝国葱岭以南有国名曰天竺，现在叫印度（Republic of India)，其国民我们亲切的称之为“阿三”。

    大唐贞观年间，中天竺国王摩迦陀王统一了印度半岛，并在玄奘法师东归之后，派出使节与大唐朝廷建交往来。

    贞观二十二年，天竺国内发生政变。摩迦陀王逝世，叛臣阿罗顺那篡位为主。

    恰逢，唐太宗皇帝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持节率众出访天竺。王大使带了副使蒋师仁和唐僧的师弟辩机和尚做翻译。一行五十余人，从长安出发，行了数月，进入天竺国境内。

    篡位的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两千兵马半路伏击。王大使五十余人猝不及防，奋力杀出重围，直逃入吐蕃国境内。吐蕃赞普（注：“赞普”吐蕃百姓对君长的称呼，藏语意为雄健的男子。据《新唐书· 吐蕃传》载：“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松赞干布闻讯亲自带领千余骑驰援，结果只救出了王玄策、蒋师仁、辩机和尚三人，其余尽皆战死。

 

    王大使根本就没有考虑回国求援，而是手中持节，指天愤怒大呼“吾誓灭天竺”！他以大唐使节名义檄召临近各藩属国，集兵马万人，自命为总管，以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天竺国。

    在北天竺茶和罗城外，王大使运用“火牛阵”一仗击溃天竺数万象骑军，兵锋直指茶和罗城。阿罗顺那大惊，坚守城中不出。王大使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先进手段——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茶和罗城兵溃城破。王大使挥军一路追杀，斩天竺兵将三千，被赶入恒河中溺毙的天竺兵将超过万人，被俘虏的也有一万一千人，阿罗顺那仓皇逃回中天竺。

    王大使乘势攻入中天竺，誓要灭绝天竺国。天竺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触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无奈，只好弃国投奔东天竺，求东天竺王尸鸠摩的援兵，又收集散兵残将，想反攻唐军。王玄策大使与薛师仁副使，设分兵之策诱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了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皆坑杀。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蒋师仁领兵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遂灭亡！共收得土地五百八十余所。

    因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王玄策大使欲顺势再灭亡东天竺。东天竺王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数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王玄策大使这才罢兵回朝述职，并将阿罗顺那及一干降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

    唐太宗皇帝得知详情后大喜，下诏封赏王玄策，授散朝大夫。大唐帝国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押阿罗那顺献俘于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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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旧唐书 卷一百九十八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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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并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外交家，总结他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可以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概括为十大贡献。

    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的最杰出的理论贡献有两方面：

    一、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制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并在外交干部的培养和配备、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起到了设计师和指导员的作用。

    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并为国际法准则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已与人口约达十亿的25个国家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还同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贸易团体签订了贸易协定或合同。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和前后，周恩来先后6次出访。在出访印、缅两国期间，周恩来同两国总理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发展成为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

 

    在实践上，周恩来以自身的魅力和卓越的才干为新中国外交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一、指挥朝鲜停战谈判，将战场上的成果落实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上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担任了两个重要角色，他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参谋长”也是“总后勤部长”。同时，在战争进入到谈判阶段时，周恩来又直接指挥了前线的谈判工作，使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没有得到，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朝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二、参加日内瓦会议，在多边舞台展现了中国外交的风采。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分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型会议，这次会议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的外交斗争。在周恩来的努力推动下，会议最后取得了人们没有完全预料到的突破性成果。日内瓦会议历时近3个月，终于以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取得重大成果而结束。同时，在日内瓦会议进行过程中，周恩来通过他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使中英、中美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日内瓦会议进行期间，中美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五次接触。会议结束后，两国在日内瓦继续进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持续达十多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就是这样开始的，从而为日后震动世界的中美恢复邦交谈判留下了伏笔。

    三、参加万隆会议，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著名的方针，那就是求同存异。体现求同存异方针的“万隆精神”，揭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性的新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许多朋友。从万隆会议结束到1959年底，同中国先后建交的有11个国家，它们全部都是亚非国家。

    四、新中国对非洲工作的开创者。

    1963年12月到1964年3月，周恩来用两个多月时间出访亚非欧14国，重点是非洲10国。新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出访非洲，并且到了那么多国家，是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这次出访，是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五、与柯西金进行机场会谈，避免了中苏两国一场大战。

    60年代末，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1969年秋，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中苏两国总理会谈和达成的谅解，是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是1969年因边界武装冲突而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后的一次转变契机。它的直接结果是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六、打破中美关系坚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通过“乒乓外交”，周恩来取得了“小球推动地球”的效果，加快了实现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通过促进基辛格秘密访华促成了尼克松访华，中美还联合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其后不久，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实现外交关系升格或正式建交。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七、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指导对日工作。从50年代初打开中日民间交往大门，“以民促官”，到60年代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72年9月25日，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访华。期间，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表示：中日结束不正常状态；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建交。1972年，中国同世界上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八、对中国外交的最后贡献——实现同东盟国家的关系突破。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盟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之初，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都是由一些大使或高级政治家率领体育代表团或“充当顾问”到北京来访问，许多时候，这些政治家都是身负重要使命，并为两国之间的进一步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体育交往又增进了两国间的相互了解。通过体育外交，周恩来迅速打开了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局面。石油外交是周恩来巧妙利用国际形势，推动中国外交的又一例证。1973年末，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石油危机。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正在访问菲律宾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马上向菲律宾方面提议，“准备提供几十万吨石油”。马科斯夫人访华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又同意在1975年向菲律宾出售“相当数量”的原油。石油外交对中菲建交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1973年12 月，泰国副外长差提猜访华时，周恩来提出按石油危机还不严重时的11月的牌价卖给泰国5 万吨轻柴油，因为“泰国是在那个时候要求买油的”，并指出“这是友好的价格”。中国的友好态度加速了泰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进程。差提猜表示，对于购买石油，中国没有把任何条件强加于泰国。泰国外长乍伦攀表示：“中国卖石油给我们解决我们的石油问题，这是友谊的起点。”1974 年12 月和1975 年1 月，泰商业部部长巴颂、副部长素坤相继访华，中泰开始直接贸易，中国随即向泰国提供7.5 万吨轻柴油，而且是以“低于市场价格”直接交付曼谷，泰国不必安排油船运输。克立总理访华回国后，高兴地向媒体表示，在经济方面，“中国准备马上购买我们的橡胶、原糖和黄麻，我们可以提供多少，他们就买多少。”“中国还准备向我们出售石油，包括高速柴油和原油，我们要多少他们就提供多少，而且也是立即提供。”可以说，通过石油外交，周恩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打开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是周恩来对中国外交的最后贡献，这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周恩来的远见卓识，而且无时无刻不显现着周恩来的外交智慧。

 

    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中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他的外交实践经常渗透着其外交思想的智慧火花，譬如，在对非洲的外交实践中，周恩来提出的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同样，他的外交思想在实践中也不断发挥指导作用，譬如，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实际上是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核。周恩来对中国外交的杰出贡献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譬如，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大三角关系的直接影响；不仅影响着当时，也影响着未来。至今，中国外交仍有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