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梦见找不到出去的门:庐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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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毛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提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被晋军俘虏后逃回）；穆公主动承担了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与晋国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毛对王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补一）
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毛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补三）。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补二），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六月二十八日）从长沙到武昌的），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毛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在会上，毛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
（一） 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
（三）今年的工作任务。
（四）明 年的工作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
（六）当前的宣传问题。
（七）食堂问题。
（八）综合平衡。
（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
（十）国 际形势。
（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
（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十三）粮食三定政策。
（十四）如何过日子？
会后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下午，毛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
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
（一） 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四） 协作关系问题；
（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 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 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有很多问题，问题主要出现在四个层面上：
（一）综合平衡；
（二）群众路线；
（三）统一领导；
（四）注意质量。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正式开始。
补一、后来，１９６２年春节前后，王任重在七千人大会上就作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１９５８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１９５９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１９６０年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３６０００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只有１９７亿 斤，却向中央报了４５０亿斤，因为多报了粮数，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
”
补二、全国人大是4月份开的会，正是这个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程序，尽管此前一段时间准新主席已经全面工作了，但是完成法定程序是在这个会议上。
（一）准备工作.补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13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2]。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3]，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4]，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5]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6]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7]。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8]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9]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注释
[1]这是根据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七月二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2]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4]王国藩，一九一九年生，河北遵化人。当时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
[5]八大二次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6]陈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7]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8]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
庐山会议（一）准备工作.补三 10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 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 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 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 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 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 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 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 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 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 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 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 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 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 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 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庐山会议（二）第一天 14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
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
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１９５９年７月６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这些都是正常讨论，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凌晨一时（第一天晚上凌晨一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补一）
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 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 相联系，缺一不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１９５９年７月３日）
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补一、
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
(五月二十二日)
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七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七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庐山会议（三）第四天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补一）
“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
“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毛泽东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 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 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 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 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 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 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 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６月版，第８３、８４页。］
补一、陈国栋的报告建议，在城市中继续执行粮食以人定量的办法，在农村中继续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只是将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作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 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原定的粮食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原定的 粮食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只有这样，补充国家库存才有保证，才能把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此两件（补二）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 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 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 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 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 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 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 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 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 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 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补二指陈国栋的报告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
庐山会议（四）第七天至第九天
一九五九年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会议准备结束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他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还是那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
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感到不满，认为这样会全盘否定去年以来的成绩，但他讲话的语调还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并且说，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
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庐山会议（五）第十天至第十三天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主要利用晚上找人谈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
（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
（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二日，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
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十日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 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 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 “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 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 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
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里，也讲到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他写道：“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 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个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
“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他会斟酌的。”
信送出去以后，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
庐山会议（六）第十五天至第十八天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一 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 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
毛泽东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此时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 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 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 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一 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 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 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
一 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胡乔木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发言中对《纪录》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 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 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 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和一些与会者的一种看法，也反映了会议上的一种气氛。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庐山会议（七）第十九天至第二十二天（上）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
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
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
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碰头，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 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 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 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约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 万人，才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才，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 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 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 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 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 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 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 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 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 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 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 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 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 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 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 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 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 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 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 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 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 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 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我是个中间派，河 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 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 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 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 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 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 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峰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 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 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零七零万吨钢。一零七零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零七零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 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话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零七零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庐山会议（五）第十天至第十三天补
彭德怀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很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人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 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 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 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0年）计划 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正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 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地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 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群众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却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地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过 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 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 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 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 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地研究。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 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 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 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 “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州会议以后，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 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 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 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 途。
顺致敬礼！
彭德怀
庐山会议（七）第十九天至第二十二天.补郑州会议
这里所指得郑州会议实际上有两次，第一次郑州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第二次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时，就开始发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存在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区别，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和差别，已经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毛泽东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发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生活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公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左”的错误，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多次讲话。
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
二、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第二次郑州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人民 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１９５９年经济指标问题。
会议主要研究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会议针对党同农民关系紧张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 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即“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在公所有制上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内部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 缺点，这样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引起农民的坚决抵抗。
二、关于纠正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就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 各种“产”。为克服这种“共产风”，必须纠正党在工作中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毛泽东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生产队 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两种倾向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毛泽东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为克服这种平均主义倾向，要反对剥夺农民，并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不要太高。
三、 会议提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在讨论中形成的《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 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
庐山会议（八）第二十三天至第二十九天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至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继续对彭德怀提出批评，彭德怀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一 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
（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
（二）现在要对 事也要对人；
（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
（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补一）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然后，谈到反右问题，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
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
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
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关于会议文件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指正在起草中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庐山会议至此告一段落，直到此时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对彭德怀进行了过分的批判，对彭德怀的过当批判和揭发出的“不实之词”，是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发生的，批判的惯性一但开动起来，就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了的了。
补一、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庐山会议（九）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二十九日的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 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手稿，１９５９年８月１日）。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
（一）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 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 “一平二调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着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 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 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 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釆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 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策略，不会作政治工作。要釆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李银桥在回忆文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
“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李银桥在回忆文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
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李银桥在回忆文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
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晚，刘少奇主持会议，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
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关 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２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版，第５０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