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敌非要我负责微盘:反对“标签党”

反对“标签党”

转载▼

鲁迅

文革

最大公约数

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不高兴

杂谈

             反对“标签党”

                            鄢烈山

    媒体上有个新称谓，叫“标题党”，说的是一些报刊特别是网站，为了引人关注，把新闻报道或者文章的标题做得特刺激特夸张。这里有投机取巧的成分，也有市场竞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当然也是传播技巧使然。就传播技巧而言，标题怎么做能引人关注与新闻报道重视导语是一个道理，不然信息浩如烟海，受众会“过门而不入”；就现实环境而言，网上喊冤叫屈或揭黑曝光的多如牛毛，不加“史上最牛”之类噱头就难以招徕“围观”。因此，对“标题党”，我只有摇首苦笑，且看如何自然演进——谁不知道那个“狼来了”的寓言？没有真料，人们不会总受骗。

    而对“标签党”，我要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这是因为他们：轻者，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重则袭用了“文革”时代“扣帽子”、“打棍子”的老谱，破坏了“有话好好说”的氛围，迹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煽动。

    且慢，何谓“标签党”？那就是把复杂的社会群体、复杂的个人乃至复杂的社会现象，有意简单化、漫画化，加以一个污名甚至罪名，然后义正辞严地简单粗暴地讨伐之。

     以本人经历为例。世纪之交，本人撰文鼓吹“公民写作”，后来得了个“鲁迅文学奖”（全国第三届，2001—2003年），便被颇有名气的Y生与小有文名的Z某，指责为“投降”、受“招安”，贴上了“焦大”乃至“犹大”的标签。Y生在境外出版的文集中封我为“自由之敌”榜首，今年初我在香港又看到他的新著，指我在鼓吹“家禽的自由”（他追求的“体制外”写作才是“雄鹰的自由”）。这就是当年“创造社”的郭沫若与成仿吾们给鲁迅贴上“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标签的老谱，无非标榜“惟我独革”。国际共运史上，反对“折衷主义”、“改良主义”、“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乃至“文革”中批“清官”，不都是这套把戏吗？这是来自“激进”的一个极端的污名化。

    来自激进的另一个极端，更是棍子帽子挥撒自如。1996年，我撰文批评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是“粗制滥造的标本”，算是在一片喝彩声中唱了一点反调；五个“说不”者在他们的续作《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一再辱骂我是“汉奸”。五人中，如今有耻于提起这段历史的，也有故伎重演参与炮制《中国不高兴》而牟“爱国”财的，而我还是我，并没有被他们骂倒——这是与“文革”年代颇为不同的，扣帽子、打棍子者，手中无实权，也不可能结成实体的帮派打上门来，乐得假充英雄叫嚣而借题发财。

“文革”时给人贴的标签（扣的帽子），通常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乃至叛徒、特务等等，极少有骂“汉奸”的，因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办了一批汉奸，国共鼎革后，新政权又惩办了一批，是否“汉奸”都由法条定义。如今，时兴贴“汉奸”（同义词有“西奴”、“带路党”），其实就是反对与国际接轨，反对普适价值。这在“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兴盛年代是不可思议的，而在民族主义盛行、重点强调“中国特色”、夸耀“中国模式”的今天，多少成了顺理成章乃至似乎特别理直气壮的事。

    有位网友撰文说：最近我查阅了老左们的多篇大作，发现他们胆大包天，居然瞒着党中央把“汉奸”的定义给偷换了。虽然他们不敢明确地给“汉奸”开出一个新的定义，但他们确实是在到处使用着他们的逻辑和定义：1、只要你揭露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各种阴暗面，你就是反华，你就是卖国，你就是唱衰中国，你就是逢中便反，你就是个汉奸；只要你说中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一切依法办事，要实现党内外的民主，你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你就是否定中国特色，企图搞乱中国，你就是货真价实的汉奸……总而言之只要他不喜欢你，你一定就是汉奸。其实，无论按照老左们的任何有关汉奸的定义，他们自己都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每当左棍们开始打人，中国就开始受难，人民就遭殃。每当左棍们放下他们的棍子，中国就发展，就前进，人民就喜气洋洋，安居乐业。要搞乱中国，搞垮中国，搞坏中国，搞砸中国的，不正是那帮左棍吗？

    而在我看来，如今轻易地说“左”道“右”也是在贴标签，也不可取。咱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力求在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目标上达成社会共识（或叫最大公约数）。否则，你给我贴标签，我给你贴标签，岂不是回到了文革“唯我独革”、“打派仗”、“帽子满天飞”的时代？

    顺便说一下，什么“官二代”、“富二代”、“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以及有些学校的评优（评差）活动，其实也是“标签党”的做法，应该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