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年收入过亿美元的华人投资专家

        《交易者》（Trader）月刊是一本报导华尔街的专业杂志。在2007年4月号杂志上，它刊登了一份“百位顶尖交易者”名单，声称去年年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的金融精英才能入选。结果，赛克资本管理公司（SAC Capital Management）基金经理江平以年收入在1亿~1.5亿美元之间跻身于这个“金融百人会”中。
一位知情者称，江平不仅是名单上惟一一位华人，而且其投资业绩远远高于他人。“江平完全靠业绩挣钱，而其他人大都是大型基金老板，收入中有资本分红。”江平则认为，能够取得这样的业绩，要感谢赛克公司主席科亨（Steve A. Cohen）和总裁寇恩（Brian Cohn）的知人善任。

良马知遇伯乐
         江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在2004年底，他计划离开服务近10年的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回到中国大陆发展，同时就近照顾父母。这时，赛克总裁寇恩引荐他和科亨见面。科亨是华尔街超级巨星，岁入超过10亿美元，赛克公司名字就是他姓名的前3个字母缩写。
         他们在曼哈坦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顿饭。江平告诉科亨，他在华尔街看到太多的阴暗面，决定退出江湖。但是，科亨发现江平身上“有着超级交易员（super trader）的潜力”，极力劝他不要放弃，可以先在赛克挂名。如果同意加入，即可获得一笔加盟金。江平为其诚意所感动，决定加入赛克。
         两年多来，他管理的对冲基金业绩骄人。但是，他对目前对冲基金的贪婪和共同基金的僵化不满。因此，他设想与科亨合作，成立一个新型的投资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资产组合，以图长期回报”。“其特点是基金经理的收入将与投资者的长期回报挂钩。”如果投资受损，公司将基金经理的奖金返还给投资者。
         美国华人金融学会现任会长、瑞殿集团（Radian Group）信用投资主管蒋明认为，江平设想的新型基金“很有价值”。现在，共同基金存在许多限制，而对冲基金“赚钱就拿两成收益，亏本就关掉，然后再开一个”。江平的新型基金让基金经理承担一定的风险，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相信凭借江平的投资记录，一定能够吸引足够多的投资者。

全球获利最多的基金经理
         江平199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接着进入史坦福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1995年，江平进入雷曼兄弟公司拉美外汇交易部。他说，该部门当时是公司最差的部门。当年，雷曼公司差点在墨西哥货币上破产。“人家都不要来，我到这个部门被视为去做炮灰。”
         从1995年至2004年，世界经济危机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江平的投资业绩一直在三、四成到一倍以上，成为雷曼公司贡献最大的交易员。按照华尔街的规矩，基金经理的分成一般是业绩的10%到15%，但是江平的分成不到这个比例的1/3。“我主要是不会替自己讲价钱。”他在雷曼潜心钻研，悟出许多东西。他说：“武术高手还要十年磨一剑呢。”
         但是，赛克公司则不同，科亨一见面就送大礼。“我从来没有一下子拿那么多现金，而且没有任何压力。”他说，他在雷曼公司多年每年挣1亿多元，也没有拿这么多奖金。“科亨让我有一种知音的感觉。”2005年春节，他和太太带着在美国出生的一双儿女，回到江苏靖江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我自从1989年出国，还没有回去过过年。”他说，这是他过得最快乐的一个春节。
回到美国后，他向雷曼公司提出辞呈。他说，华尔街的人跳槽很常见，像他这样业绩很好、收入很低且一待10年的人很少。雷曼公司极力挽留，“提供近千万元的留聘奖励，包括现金、提高的分红和贷款等”。但是，这一切礼遇来得太迟了。
         2005年3月，江平正式入职赛克公司，投资七国集团的外汇、指数、拉美外汇、债券和欧洲信贷，但一开始并不顺利，“亏了七、八百万元”。他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不久，赛克主席科亨请他到家里吃饭，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前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看到他情绪不好，科亨对他说：“不要担心。我并不了解你做什么，但是我了解你这个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回来。”结果，他没有辜负科亨的信任，当年就成为赛克业绩最出色的基金经理之一。
         2006年，他把业务扩展到中国和亚洲股票以及全球石油和能源股票。但在当年的年中，新兴国家的国债和股票遭到重创。是退是进，当时议论纷纷。但是，科亨和寇恩力排众议，全力支持继续扩大。结果当年他的收益达到近一倍。科亨曾对江平说过，“希望你超过我，对你我都是幸事”。结果，江平在赛克第一个整年就实现科亨对他的期望，成为全球获利最多的基金经理。

过人功力来自训练
         江平说，他在金融衍生品上的功力来自过去的严格训练。在史坦福大学读金融学博士期间，太太生下一个孩子。为了补贴家用，他在学校找到一份工作，辅导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这份工作，既辅导了学生，也锻练了自己。”
         他说，指导这些硕士生并不轻松，要经常批改考卷。学生在做金融衍生物题目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自己从市场中找实例来应用衍生物理论，答案是五花八门。”例如，有的选择墨西哥货币做例子，也有的挑选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案例来研究。
         作为教师，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批改完所有的试卷，感到压力很大。“它逼着我去研究金融衍生品，以便快速批改学生的试卷。”这期间，他做过大量演算和识别图形。他能够对着满页纸的运算，一眼看出结果是对是错。“最后，我练到只看图形，就能估计出价格多少，结果和实际价格相差无几。”史坦福大学人才济济。例如，有人能把公式倒背如流，有人能够顺利推导模型，但是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进行快速判断。“理论在我身上已经成为一种生物直觉。”
         江平认为，这种生物直觉对他后来的投资生涯发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他刚刚进入雷曼公司做研究时，一位客户来问一种日元的衍生物价格。因为该衍生物很复杂，公司的交易员和分析师从系统调出模型帮助运算。“我只观察过日元走势，就说出价格在1.45左右。”运算结果显示在1.38~1.48之间，证实了他的判断。
  “我靠这个拿到了交易员的职位。”江平说。

血战墨西哥货币市场
         江平说，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贬值，雷曼公司损失惨重，信用被降级，一度谣传要破产。拉美外汇交易部的人几乎全被解雇。江平因为执意要做一线交易员，便被指定去做墨西哥比索。“我没有资本投入，没有客户，没有与墨西哥政府或企业联系，甚至连固定的坐位也没有。”
         江平决定从衍生物着手。芝加哥的比索期货与银行间比索现汇相关，同时也与墨西哥利率相关。华尔街许多银行雇用数学博士设计模型供交易员从中套利。他却凭着对衍生品的熟悉，不用模型，仅用两个电话，在两个市场间来回交易。同时，他对银行间比索期权市场进行研究，发现长期比索期权价格严重低估墨西哥利率的不确定性。他以此为契机，做多比索长期期权、做空比索短期期权，在短短一年内将雷曼公司拉美外汇衍生品带入市场前5名。
         1997年的亚洲危机和1998年的俄国危机期间，他的竞争者大部分未能生存。雷曼公司内部困难重重，市场又谣传雷曼要破产。但是，江平主管的拉美外汇部门却一度占到市场份额的一半。“有时我不上班，拉美外汇衍生品交易几乎停盘。”因此，江平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 
          2001年，他经过对墨西哥利率市场的数年研究，发现墨西哥仍然存在机会。于是，他开始从事墨西哥利率曲线及利率基差的交易。“我的对手是华尔街的大银行。”但是，随着仓位的增加，许多金融机构联手，试图将雷曼公司击溃。“我用小量资金进行试探，但每次都被他们打败，遭受损失。”
         后来，他采取边打边退的手法，小批量上去，但是不护盘，双方来回拉锯。为了保持实力，他分散资金，争取在其他市场上赚钱，以支持墨西哥的市场亏损。“如果总的投资不能赚钱，我就不能生存。”
2002年开始，他买进的数量开始增加。对手感觉到压力，有的对手以做假账虚报业绩维持生存。当年下半年，他开始反击，接下来一年中每月从墨西哥盈利近千万元。2003年底，他以少量资金将一家大银行困于泥潭，正当他准备发起最后一击时，一位高层主管要求撤出资金。“我当时就有岳飞准备直捣金兵大本营，却收到12道金牌的感觉。”后来，这位高管被降职，最后离开公司。

全面“做多”中国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留美基金经理，江平一直关注祖国的经济发展。2001年，他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公司的股票被严重低估。“我投资中国石油比巴菲特要早。”
         2000年，全球股市下跌。当时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国石油的市盈率仅为5～8倍，而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美孚石油的市盈率是16倍至19倍。前者分红率是8%到11%，而后者仅为2%～2.5%。很显然，前一公司更好，但被严重低估。于是，他对该公司进行了投资。“但是，中国石油的价格两年没动。”
2003年3月，股神巴菲特投资中国石油的消息被媒体披露，许多投资者跟进，导致股票狂涨，价格增长许多倍。不久前，巴菲特对中国石油减仓，但是股票价格却持续上涨。江平认为，如果中国石油股票价格下调的话，其仍然具有投资价值。
         1997年和1998年，美元兑人民币达到8以上。由于一系列新兴国家货币发生危机，市场上流传人民币必须贬值。但是，江平却认为，美元会贬值，而人民币却会上涨。“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可思议。”现在来看，他的预测完全正确。
         2000年，上海市政府为了推动当地的房地产行业，采取“买一套房子进一个户口”的政策。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根本不用促销，将来一定会增值。于是，他开始投资中国房地产。现在，这些房地产都升值好多倍。
         2005年，中国股市持续熊市，投资者怨声连连。江平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已经来临”。当时，许多优质股票市盈率不到10倍，而公司盈利每年都增长两到三成。银行利率不到2%，巨额存款有可能转入股市。大量外资为炒作人民币升值也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结果，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
         2006年夏天，在纽约召开的全球经济性质分析学术会上，江平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股市20年后能维持现在的点位就非常好了。美国经济不过是汉字笔划中的一捺，而中国经济则是往上的一提……上海股市2025年可能达到1万点，美元贬值 提早预警
        1999年，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但是，江平预测，美国的高科技泡沫会很快破灭，美联储将不得不降低利率，而且其降息幅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将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不会有任何好转，财政则会由盈余转为大幅赤字。
        这时，江平在李曼公司已经从“一个步兵成长为阵地指挥官”，是李曼内部最大的外汇、美国国债及利息曲线交易员。他决定两路出击：一路兵力集中做多两年至三年到期的美国国债，同时做空美国长期债券。他说，“我相信美联储减息会触发短期债券大幅升值，而弱势美元会阻吓国际投资者看多美国长期债券”。
        另一路兵力集中做空美元。当欧元跌至1.0时，江平开始进仓。然而，这一路并不顺利，因为美元在美国高科技股票破灭后又屡创新高。欧元曾经一度跌至0.8250。这个下跌幅度很大，许多华尔街的人损失惨重。“但是，我通过交易衍生品避免较大的亏损。”2002年，欧元从低点开始上涨，他抓住这个机会。
        正在华尔街很多人大叫“再也不做欧元了”时，他却持续购买欧元。到了2004年初，欧元兑美元涨到1.25比1时，他进行平仓，获利很多。其后，欧元兑美元涨到1.3比1。他说，虽然美元处于弱势，但是并不表示欧元、日元很强。

价值投资 致胜之道
        江平说，衡量价值是他投资的最重要标准。有时，由于种种原因，投资者追捧热门股票，而所选价值股票继续低迷。这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坚信世界上邪不压正，谎言只能得逞于一时。“价格总会回归于价值。”
        他在做长期投资时，不仅要做价值分析，而且要用逆向思维。“物极必反，回归平均是几乎所有市场长期投资的特征。”做长线投资时，一定要避免受时尚潮流影响。在投资过程中，耐心非常重要。
市场就像战场，大部分时间是拉锯，斩将夺旗的时机并不经常出现。因此主力资金必须匍匐前进，先求自保，在对峙中积蓄力量。他说，在他12年的交易生涯中，遇到的重大战机不到20个，而抓住的则不到10个。“一旦战机出现，必须全力以赴。”
        一般的投资者很难对市场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但是，如果跟风华尔街，大都会招致失败。因此，不管是职业或是业余的投资者，都必须有个健康的心态，不能希图一夜暴富。一个投资者在市场上如果总是想着自己的奖金，投资一定做不好。“这就像一个在战壕里的士兵，心中老是想着回去升官领赏，结果一定是阵亡。”
        美国华人金融学会(TCFA)现任会长、瑞殿集团(Radian Group)信用投资主管蒋明说，他和江平认识许多年，“过去我们曾经是邻居”。他认为，江平的独特之处是他具有独立思维和逆向思维。“他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不太一样。”例如，在互联网泡沫时，大家都去买，江平却很担心。“我认识很多人在这方面亏钱，他却没有。”
        蒋明认为，江平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能够在大的市场变化中抓住机会，能够在市场的改变中赚钱”。基金经理很多，但是其他人都是只做自己熟悉的一块，而江平的投资范围较广。2005年，中国股市上涨前期，江平在赛克大举投资中国股市，从中赚了很多钱。
        江平现在的投资团队有20人，“团队以中国大陆留学生为主”。他们分别在纽约和上海两个地方办公，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股票、债券、外汇和石油等。他自己则侧重于国与国、行业与行业等宏观比较。江平说一直牢记着自己的信念——只有一线的将领最了解战局的变化。“尽管我侧重在战略布局，但是有时仍然亲自操盘。”他认为，“为将者需要身先士卒”。

对华尔街要保持警惕
        华尔街被全世界投资者视为圣地。但是，江平却提醒投资者对华尔街要保持警惕。“他们推荐的买进卖出有时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而定。”他们对看好的投资公开宣称“不值得投资”。例如，华尔街压低中国银行业的价值，却趁此机会悄悄地大量进仓，最后获取暴利。
        不久前，全美华人金融协会举行年会，邀请江平发表专题演讲。江平在演讲中，提到几个潜在的投资误区，其中之一就是“高质量债券”。华尔街经过包装，将一些垃圾债券评为“AAA级债券”，诱使人们购买。结果，中、港、台不少投资者因缺乏经验而上当受骗。他估计华人损失额可能超过百亿元，“令人痛心”。
        他认为，华尔街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改变态度。例如，它过去看淡中国石油行业。但是，在股神巴菲特将几十亿元的中国石油股票出手给华尔街的经纪人后，有些人一反常态，强力推荐中国能源业，就是想将其以更高的价格出手给投资者。
        投资外币需要谨慎。在2001年和2002年间，美元处在由强转弱的关键时刻。“我因为做空美元做多欧元直接促成这一转变。”但是，他现在并不看好七国集团的货币，如欧元和日元等，因为它们的价值已经高估。“欧元和日元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未来只有人民币可以和美元一争天下。”
        江平还认为，不少新兴国家的股票也是陷阱。过去，新兴市场的交易员在华尔街属于“二等公民”，现在却炙手可热。同时，新兴国家股票也大受华尔街吹捧。例如，维雷洛能源（Valero Energy）是美国最大的炼油公司，每天炼油近三百万桶，市值只有350亿元，市盈率为8倍。而印度炼油公司Reliance每天处理65万桶原油，市值却超过1000亿元，市盈率更是高达34倍。华尔街现在却强力推荐购买印度股票，其用意不言自明。
        5年前，新兴国家市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投资价值很高，但华尔街却告诉人们不要买新兴国家的股票。因此，江平建议，投资者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要跟着华尔街起舞。只有这样，才不会上当受骗。

注重家庭 不忘旧恩
        作为一个掌控十几亿元投资的基金经理，江平每天工作相当紧张。他说，刚开始工作时，他想的多是做好工作，安顿好家庭，奖金拿得很少。“我们全家都节俭惯了，收入基本够用。”事业的发展完全顺其自然，并未强求。
        现在，他每天早晨4时前起床，然后向亚洲打电话了解全球市场动态。其后，他开始打太极拳，6时进入公司开始工作。中午，他一般回家休息一下，再去工作。晚饭后的7时至9时，他开始亚洲市场的工作。他说，自己“每天只睡4个半小时，但精力却很充沛”。
         江平极为重视家庭生活。他说，“最高兴的就是全家坐在一起吃晚餐”。在周末，他一天陪家人，一天要工作。“我还要送一对儿女去中文学校。”其公司一位“与他认识十多年”的员工透露，江平在中国和太太相识，“两人结婚很久，感情一直很好”。
        江平说，他非常惦记自己的父母，“每年都要回国探望二老”。他的父亲因长期抽烟而导致咳嗽，他就设法使父亲戒烟。“我们劝说失败后，就让儿子女儿上阵，结果使他戒烟成功。”他安排退休的父母住在上海，并亲自挑选保姆。“我还让保姆学习老年保健知识，以便更好照顾他们。”
        江平是江苏省靖江县人。靖江过去隶属扬州市，现在划归泰州市。1978年，不到13岁的江平来到扬州中学住校读高中。1981年，他以扬州地区高考状元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读书。1989年，他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以后改学金融，由此踏上金融行业。“但是，扬中的三年是我迈向人生的一个起点。”
        2007年是扬州中学建校100周年。江平应邀写了一篇题为“三度春秋，一生感动”的文章，发表在该校校报上。他在文章中说，他如今已年过不惑，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每当夜深人静，我回顾人生，深感在扬中三年之所得，为我后来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为母校捐赠100万美元设立“扬中教育基金会”，以奖励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最大的梦想”才刚刚起步
        江平说，自己从小受到父母关爱。“我小学、中学都很受老师重视，以前总认为是因为自己比较聪明。”现在，他则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幸运。他说，过去是为生活而拼搏，现在是为事业而工作的时候了。“我现在有种使命感。”
       他很佩服创立指数基金的包格（John Bogle）先生。在包格初创指数基金时，华尔街出于自身利益，对他大加嘲讽。但是，他创立的先锋基金成为美国第二大基金，其基金不仅收费低廉，而且回报超过九成共同基金。“他的收入不是最高，但他为投资者做了好事，令人起敬。”
江平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十多年，对投资行业了如指掌。他说，目前，法律对共同基金限制太死，许多项目不能投资。而对冲基金又太追求短期行为，且收费太高。“他们赚了钱分红，亏了钱就由投资者承担。”因此，他想改变这一现状。
        其设想是创立一个新型基金。“这种基金将把投资者放在第一位。”他说，该基金不受传统共同基金的限制，可以发挥他的团队全球宏观分析研究方面的优势。“我们将在最具投资价值的国家，挑选具有长期高回报的股票、债券、货币及期货，既做多，也做空，适度利用杠杆作用，也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对冲。”但是，该基金的杠杆作用将远远低于一般的对冲基金。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像大多数对冲基金那样追求最大短期回报。”他说，少数对冲基金为了提高自己的分成，甚至不惜在年终时操纵市场，虚报业绩。他的新型基金将把业绩存放在一旁，“等到几年后才兑现”。如果投资失败，这些存在一旁的业绩将按比例返还给投资者。
        他说，目前世界上尚未存在这样的基金，因为这对基金经理没有好处，“他们开始几年可能拿不到钱”。他说，世界上有能力而又甘于开创这一类基金的人不多，他愿成为一个先行者。他期望与科亨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者，共同创立这一新型基金，“实现我的最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