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肉万象最基本品种:回顾“国家主席”之争,毛泽东首输一着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0:09:08
作者:一清

毛泽东收藏的广东书法家麦华三手抄版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0年前后,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爆发了一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这一场争论后来以生死搏杀为结束,留下历史沉重的一笔。
当事件过去将近四十年了,我们回头重新检视时发现,有关这一场涉及到国家体制的论争,毛泽东不是赢家,林彪也不是赢家,但毛泽东输了一着棋,不仅是输给了林彪,也输给了历史。这一场论争中,包括所有当事人在内甚至国家,没有谁是赢家。
本来,国家设立“国家主席”,这是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的重要制度。从国家制度上来说,国家主席,对内代表着国家,行使着向全国人大提名国务院总理人选,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组成人员,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等职权;对外代表国家,从事国际交往和友好往来,有利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友好交流的实现。同时,设立国家主席,也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习惯的和愿望的。毛泽东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受到了当时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一、毛泽东要求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
这一制度,在我国实行了很多年。但到了1970年的3月7日,毛泽东在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准备自己的意见时,竟然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建议呢?一国主席的存废,决不是小事一桩,它牵涉到国家体制的改变。因此,毛泽东有这样的想法,是很不合常情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不太喜欢主客之间的迎来送往,认为繁琐。但这不是主要的。真正的原因可能与他在自己辞去国家主席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期间,自己感到“大权旁落”有关。1959年前,毛泽东一直是担任国家主席的,此后,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一直到文化革命。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自已也承认确实产生了失落。现在,刘少奇已经不在了,毛泽东主张不再设立国家主席。
建议提出地是武汉,毛泽东让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3月8日,有关毛泽东意见的讨论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但林彪当时在苏州,没有与会。周恩来委托叶群向林转达毛的意见,并报告以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9日,林彪的意见来了,是通过黄永胜和吴法宪转述的:“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林彪没有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这是在有关“国家主席存废”议题上,林彪第一次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党员的基本权力。这种不同意见,应该是正常范围之内。
三月中旬,有关筹备四届人大的政治局会议一直在进行着。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时,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
但是,林彪还是没有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主席,很多问题不好处理。因而他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传达的原话是:“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会如此的执着,不听话,因而让秘书回了一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见《汪东兴回忆》当代中国出版社)
二、历史材料文本无法推证林彪是搞阴谋
林彪的两次连续与毛泽东持不同意见,这自“文革”以来,甚至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是第一次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在接下来的行为中,毛泽东通过删改有关文件,表达了对林彪的不满。四月初,在阅审“两报一刊”文章时,毛泽东删除了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歌颂毛泽东的一些用语,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斯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写下批语:“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些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批件,立即在政治局范围里作了传阅。林彪也看到了毛的批件,林彪没有吭声,他保持了沉默——无论作为一个党员,还是一个公民,他都有权利保持这种沉默,因为在牵涉到国家宪法这样的大问题上,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保持沉默的权力。
林彪想了很长时间,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意识到他所表达的“不同意见”以及随之保持的沉默可能导致的结果,党内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言,方可说清点什么。于是,一个星期之后,他打破了沉默。4月11日夜,在苏州的林彪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了他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明确意见。共有三条。我们不妨看看,究竟有无道理: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从林彪的这个表态来看,林彪搞的不是阴谋,是阳谋。所讲的每一条,都在理,算得上是“有理,有利,有节”。为了排除毛泽东对他林彪是不是有觊觎“主席位置”的疑虑,林明确表示:即使是副主席,他也“不宜担任”。
对此,林彪的意见应该是完全充分表达了。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犯下了滔天之罪就否认他当时表达的意见,并带上特别的眼镜去挖一些什么材料以证明他一开始就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至少,在他明确自己无意于担任国家主席的文字表述上,是无可挑剔的。正像党史专家王年一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林彪身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地位仅在毛泽东一人之下,身体又的确很不好,他是不是对任国家主席很感兴趣,不得而知。即使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也不是反党行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应该说,林彪的几条意见,只要认真对待,还是完全站得往脚的。在“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张友渔和王德祥两位大法学专家在权威报纸上撰文,也认为“设立国家主席,是我国的宪法规定的重要制度”,而“不设国家主席是不妥的”。(见1982年4月28日《北京晚报》,1982年6月3日《人民日报》相关文章)
但是,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观点,在看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即4月12日,毛泽东在林彪的建议上批示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7月,又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三、毛泽东没有能尊重党员的基本意见,也没有摆正自己的合适位置
从组织原则上看,也不是政治局里的人都完全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意见的。及至到了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政治局五位常委中,至少林彪、康生、陈伯达是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周恩来因为地位特殊,不好表态。就算林彪是玩阴谋,毛泽东也应该以组织的程序来解决此等问题,而不是动用个人长期在党内所形成的影响,压制“大多数”的意见,并导致党内的重大决裂。在庐山会议各组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的大多数、中央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是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当然他们不知道在这些讨论中,叶群、吴法宪们掺了不少的私货。但是,为什么“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这个话题能获得几乎全体中委的一致支持呢?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影响和在党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宪法所规定的“设国家主席”这一重要制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要改变国家体制,要动摇宪法的基础,绝对不是可以随意任之的行为。潜意识告诉所有的中委,不会有人在“大法”面前作出随意改变的,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毛泽东会突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职这样涉及到《宪法》根本大法的核心问题。我们细看庐山会议的所有发言材料,可以感觉得到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态度以及在会议上出现“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话题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震惊”。
由于我们党内所形成的特有传统,毛泽东有时候在摆正自己的位置方面,做得有些缺失。如:1965年,日本共产党对中共关系很好,其总书记宫本显治率代表团来访,日共对苏共支持日共内的反对派一事非常不满,但日共还是不赞成中日两党在联合公报中点名批评苏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表示同意日共的意见。会谈后,刘少奇即向在广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同意的,我可以不同意。”(见《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这样,政治局的意见就被生生的否决了。是的,个人“可以不同意”,但是,那只是一个人的意见,按照我党的原则,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表达不同意见后,再采取一种讨论的方式,以求取得一致,这样就可以避免个人专权的结果。这次在国家主席的设置问题上,毛泽东就没有能处理得很好。蠃了庐山会议的一时结果,但输了党的原则,也输了毛泽东的个人名誉,并因之引起后来系列重大恶果。
四、庐山会议结下的“九?一三”恶果,与“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有一定的关联,但没有实质上的关系
如果林彪是“自己要当国家主席”因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以至于闹成了庐山会议这样的“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不“团结”和由此引伸出的“九?一三”恶果,这与林彪最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在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反动的,或者反党的、反革命的,不能只凭推测,特别是不能舍本逐末、丢弃现成的材料不顾,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不是一种法治精神。在过去冤假错案盛行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们太过于“透”过现象“看”另外的东西了。现在系列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并不支持“林彪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的说法。即便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正如党史专家王年一所言,这也不是反党行为。党组织、党中央也完全可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党内之争。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话题,造成了庐山会议风起云涌、诡象环生的局面。这中间的东西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
好在,历史已经走出来了,虽然在此后的1975年、1978年两次修改宪法时仍然做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但历史证明它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设置,国家的发展,才在一种健康的制度保障下,向着大国和强国的路上迅跑。

(宪法展开本,可见第二章第二节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内容。)
         
  *.*.*.* 2009-10-5 15: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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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0-5 15: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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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来很清晰,但愣是让毛搞得很诡异
  *.*.*.* 2009-10-5 15: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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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党内所形成的特有传统,毛泽东有时候在摆正自己的位置方面,做得有些缺失。如:1965年,日本共产党对中共关系很好,其总书记宫本显治率代表团来访,日共对苏共支持日共内的反对派一事非常不满,但日共还是不赞成中日两党在联合公报中点名批评苏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表示同意日共的意见。会谈后,刘少奇即向在广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同意的,我可以不同意。”(见《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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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0-5 15: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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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完全是因人设事。由于他不喜欢做国家主席,嫌受到约束,又不愿意让别人做,怕被抢了风头。所以搞了个不设国家主席的闹剧。
  *.*.*.* 2009-10-5 15: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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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判刑的黑干将?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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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0-5 15: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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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0-5 16: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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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安排许世友的两餐饭局,大有玄机
作者:一 清
1970年“炸平庐山”会议和1971年“炸毁毛专列”事件,都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重大危机事件。当历史平安地走过,回头再看时,一些“小事”总是那么的让人难忘,值得把玩。
两次事件,都有一个饭局,又都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而且请客的都是“上海同志”,而作客的就是一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历史总在细节中。
庐山上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本来是一次议题轻松的会议,正像开会前周恩来所说:“会议议程很间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另外还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会期不长,有个三五天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出现了毛泽东认为的林彪及其麾下几员大将就“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非组织活动,以至于会议火药味十足,差点发生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结果是,主席台上,原来的五个常委坐席,只剩了四个人,陈伯达坐到下面去了,也由此退出了中共的政治舞台。
这次会议,领衔喊城出战的,一方是陈伯达,另一方是张春桥。其实斗争的主角,都在后面,大家都清楚。毛泽东忧虑的是军人,他眼里看到的最活跃的是林彪那一帮手握军事重权的人及其它们的非组织活动。
其实斗争的硝烟早在起草《宪法草案》草稿时就弥散在中南海的上空了。张春春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狠狠地耍了吴法宪包括林彪一把。蒙在鼓里的林彪及其吴法宪上庐山后,突然向张春桥发难,组织会议要揪出敢于“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一时风烟四起,大多数中央委员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态,附和吴法宪等人的高腔,强烈呼吁要设国家主席。随着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出台,眼见得会议完全可能按照林彪的思路走,张春桥已经感到了危机的降临。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发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战局立即发生逆转,陈伯达应声而倒,林彪及其同党处于败势。一些不明事理跟着林彪揪“利用毛的伟大谦虚来反毛的坏人”的人,因为表态太过仓促,这时候都只有作检查的份。如汪东兴、陈毅、许世友等。
毛泽东在很多时候是关注着许世友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忠诚在党内是无二话可说的。毛泽东也知道,原来同在南京军区共事过的张春桥与许世友之间矛盾很深,许世友不搭理张春桥,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想法。现在,庐山会议上,张春桥获了大胜,许世友犯下了“错误”,心气儿没有平时那么高,也算是“笔杆子打败了枪杆子”,毛认为时机成熟了,他找来张春桥,叮嘱道:“你要在庐山请许司令吃一次饭哩!”
张春桥自然知道毛泽东的深意,是希望他们能和好,枪杆子和笔杆子要加强团结。于是,张便立即安排在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其中包括庐山所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石耳)。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其时,情绪因附和了陈伯达们的发言而处于低落中的许世友,知道这也是主席的意思,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次特别的宴请,主客就是他们两人,别无陪席。两人也不多说话,就是喝酒。许世友的酒量,是大家公认的海量。军人的气势有些瞧不起文人。但是,许世友很快就发现,自己这次在庐山是一错再错:张春桥的酒量不在他之下。他们喝的是茅台,不是用小盏喝,是用茶缸子喝,一口一个底朝天。喝着喝着就喝开了,话也有了,情绪也上来了,算得上是开怀畅饮。许世友才知道,张春桥在上海当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期间,在与号称“酒仙”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斗酒时,打了个平手。许世友酒兴一起,便起了高腔,你今天有什么酒,就上什么酒,一直到喝完为止。结果,把张春桥餐厅玻璃柜子里的所有存酒,喝了个精光。
毛泽东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觉得笔杆子或许也可以牵手枪杆子。他希望这个结局能成为这一次的庐山会议收场的样板:“孔夫子打牌——和为贵”。希望以此“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下山了。但“团结起来”的局面没有出现,相反,林彪及其同党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毛泽东不得不“南巡”——与各地的党和军队干部一一打招呼。毛泽东所到之地与地方干部“打招呼”的谈话,又陆续被传到了林彪帮伙的耳中,当得知道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及其在上海的同党,便准备开杀戒了——他们准备了包括炸铁路桥、用火焰喷射器烧杀等多种手段,向毛泽东下毒手。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不知道林彪已经下达了“生死令”,只知道情况有些不对劲。于是,在上海的火车上,9月10日晚,毛泽东见王洪文时,故意冷落了王维国(时任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兼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军管会主任,同时负责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毛泽东在王维国装着痛心疾首的样子“认错”时,顾意不予理睬,扭过头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这句话,让王维国打了个冷颤。
第二天上午10点,王洪文和匆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以及王维国再一次来到列车上。毛泽东不让王维国进客厅,只让许世友和王洪文近前。毛见到许世友后旧事重提,许世友说:“我们听主席的。”
毛泽东告诉许世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还在那里不认错,不改正,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许世友知道这并不是什对他的,但针对谁,也弄不清楚。一时如听天书,不知就里。
毛泽东问许世友和王洪文:“你们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王洪文抢着说:“会。”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许世友双脚一并道:“一定,主席!”
谈了一个多钟头,毛泽东忽然问:“你们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呢。”王洪文看了看表,已经是正午12点了。
毛泽东眼睛望了一下坐在一旁的汪东兴,转而对王洪文说:“那好啊,上海的同志,应该请许司令吃一顿饭,喝几杯酒……这样吧,我看就在锦江饭店。行吗?”毛泽东还特别交待王洪文:“你们的菜要搞得好一点。”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安排“上海的同志”请许世友喝酒。王洪文觉得很新奇,主席不仅指定了饭店,还叮嘱要“喝几杯”,且“菜要搞得好一点”。王洪文和许世友都很高兴,毕竟这是主席安排的啊。“主席指示,照办。”王洪文说。
毛泽东欠了欠身表示送客:“你们吃饭去吧,我要休息了。东兴你送客,送完客再回到我这里。”临别时,王洪文挽留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许世友也说:离国庆节还有些日子,请主席过南京时,无论如何要留住几天。毛泽东都笑而不语。向客人再行注目礼以送别。
辞别毛泽东后,王洪文、王维国、许世友,一路风行,直奔锦江饭店。王维国是市革委副主任,在上海请客,他当然是作陪人。一行人下车后,在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会厅里,摆起了一个大圆桌。由于是主席出面要求安排的,王洪文又将上海的头头脑脑,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以及驻沪三军负责人周纯麟、高志荣都叫了过来,加之王洪文、王维国,八大将陪许世友一人喝酒。王洪文特地将饭店经理叫来,要求烹、煎、炒、溜、炸样样都显摆一下。酒自然是许世友喜欢的茅台。
干杯、敬菜、恭维话……一杯复一杯,这一喝就到了下午两点多了。这时,有人将王洪文喊出去听电话。听完电话,王洪文行色匆匆地在许世友的耳边“咬”了一阵,许世友大出意外地“啊!”了一声,甩下一桌的客人:“去机场,立即走!”
此时,毛泽东的火车已经风驰电掣地行进在往北的双轨上……
许世友乘坐的伊尔—14飞机终于在毛泽东的火车到达之前赶到了南京,然后立即驱车去火车站接毛。但是,毛泽东没有见许世友。他对汪东兴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
稍事停顿后,毛泽东的专列,向北,一直向北,直到及于北京近郊……
在历史经过几十年的淘洗后,回头观望,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事实上,那一刻,毛泽东谁都不相信了,包括许世友。但是,那个饭局是安排得非常恰当的。许世友的酒量,王洪文的哥们义气,特别设定的宴席,正是拖住时间、赢得生还机会的最好安排。
两个饭局,值得我们把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