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居家订花每周一送:一个名叫中国的企业：吴思访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06:36:52
如今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帝制的结束以及共和的夭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历史学者吴思。
一个教授吴思：
百年共和
一个名叫中国的企业
如今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帝制的结束以及共和的夭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历史学者吴思。
中国在讨论历史的含义，北京历史学者吴思如是说。
时代周刊：吴先生，中国人民庆祝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吗？他们对此展开讨论了吗？
吴思：是的，他们讨论了。但是也许并不像贵国认为的那样有很多争论。在中国，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争论历史的含义——政府以及人民，这和德国比起来要微弱的多。主流媒体当然是被共产党的思想政策控制着，争论处于边缘或是消失。
时代周刊：时代周刊：官方是怎么说的？
吴思：吴思：跟据官方的观点，1911/12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唯一的成果是结束了帝制。据他所说，开始于1949年的这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从上到下解放了中国。这十年间被称为是赤裸裸的过渡期，总书记胡锦涛在百年庆典上也表达了这个观点。但社会并没有对此有过多的严肃讨论。相反，许多历史学者发出疑问，1911年的辛亥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民主？或者只是单纯的想要推翻政权，在皇帝的位置上放置一个政党？另一个争论围绕着革命的根源展开：清朝改革的太少吗？还是说太多，以至于失去了控制？
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最近，甚至连成龙导演和拍摄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电影《1911》也已经上映了。吴思：吴思：是的。但是我还没有看。我认为，在今天，比起这样的历史剧来说，更重要的是分析。
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吴思：
吴思：我认为，整个共产党所追随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对中国是不适用的。通过农民阶层推翻封建社会，接着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是一个充满疑问的假设，对中国特别不适用。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帝制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吗？吴思：
吴思：中国的帝制时代被认为是封建社会，这是不对的。因为她很少像欧洲中世纪以及衰败的新时期那样由有地主，也就是封建主领导，中国是由儒家的官僚主义，官员制度，同时还有国家精英领导的。这种体制的上层是皇帝。欧洲封建社会有点像商会，在这里，一群势力较弱的小商贩推选势力强大的商人做主席；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职位。但是在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企业，没有独立的小企业家，只有扮成不同阶层的代表。大老板是皇帝。事实上，辛亥革命只是将皇帝推翻。不久，在皇帝的位置上出现了国民党主席，之后的领导人蒋介石成为了毛泽东的对手。但是其他的政府机构并没有改变，问题依然没有解决。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对此有很大改观：当时也只是换了一批新的体制精英，换了口号。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1912年-1949年间有哪些地方是值得今天借鉴的吗？吴思：
吴思：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您只要抓住一个问题：帝制的中国是如何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进行现代化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及时的。皇族的犹豫不决加速了改革，像当时的知识分子要求的那样。。。因此完全与今天平行。当然接下来还有问题：为了让今天的中国不再像辛亥革命那样推翻政权，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革命，它到底需要经历多少革命，而其中又有多少是必须的呢？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结果会导致独裁政权掌握权力呢？为何没有持久的民主转变呢？另一方面更更重要的是，在20年代大学是如何兴盛的，例如像是上海。今天我们的许多大学其教学质量比起当时要低得多，也没有真正的特色。“在我们头上一直插着一把刀”
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那时候的中国人有多自由？吴思：
吴思：虽然中国当时在其他方面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在言论表达方面要比现在自由多了。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报社也被关闭，但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攻击还是有的。当时共产党员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今天的政党批评者高呼：为什么共产党人要反对自己啊！在共产主义内部正好也有民主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一下呢？另一种可能是，在国民党时期对自由的传统进行过探讨，因为其统治同样是方方面面的。此外，1987年踏上民主之路的台湾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典范。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这样的辩论都在哪里进行？吴思：
吴思：在因特网上，当然在报纸杂志上也有。过去，我自己的杂志《炎黄春秋》上也有许多这样的讨论。当然我认为，不谦虚的说，在中国过去的这些辩论中，我们扮演的是领跑者的角色。我们许多的老读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是孩子或者未成年；他们中的一些还属于权贵阶层。另一些扎根于历史问题的媒体，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读者，但他们往往更加谨慎。当有关于时事问题的争论出现时，编辑往往会很快触碰红线，而转由官方机构处理。关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我还有一些要说，否则我就要被审查了。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将帮助我们对今天进行评述。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至今您有哪些被审查的经历？吴思：
吴思：审查每天都发生。我们头上一直插着一把刀，试图去猜测哪里是红线。常常我们必须要斟酌：当我们的文章发表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要写一个自我检讨吗？主编必须走吗？可能会关闭我们的页面吗？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11月您和6名中国同事作为绿党于柏林赞助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嘉宾在德国待了一周——他们中有记者、经济学家、律师等。您在这儿肯定碰到了“处理过去”或者甚至“完结过去”这样麻烦的词语吧。这在汉语里有相应的概念吗？吴思：
吴思：没有。我认为这种概念是相当德国的。但是它正好符合德国对历史的处理方式。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您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有什么突出之处吗？吴思：
吴思：我认为有许多观点都有独到之处。首先，德国人研究历史都有这样的问题：今天的我们是谁？这是至关重要的共识——第二点——人的尊严和权利必须得到尊重，这个共识是宪法的基础，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也得到相应体现。第三，这不是对上层对历史的反思，其中最活跃的是公民自己。团体以及像辛提人和罗姆人这样的少数民族也能参与其中。第四，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有新生代加入都会有相应的改进。与之相反，我们来自一个这样的国家——历史的解释权在政府手里。这样，历史其实只有一个作用：去论证党永远是光荣伟大正确。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史学也是统治的一种手段吗？吴思：
吴思：这首先和统治关系的合法性相关。现在可能仅仅只是非常有限的暗示人们在哪里犯了错误和罪行。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成为谁”这样的问题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德国是根本没有的。人权、民主、法制——我们试图与这些目标接近，或者对历史的反思做更深入的讨论，我们在德国的经验里找到了这种形式的标杆。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滔天罪行在20世纪就已经发生——不仅在中国，在德国也是这样——并且发源于德国。此外，对罪行的反思是和受害者的经历有关系的。其区别在于：在德国，一党制已成为历史：纳粹的恐怖统治已经过去很久，共产党对东德的专政也已经结束。吴思：
吴思：现在，我们希望总结的影响和认识为中国人所熟知。事实上，其转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中国政府也参与进来或者说至少对此给予更多的宽容，这完全能够做到——当影响足够多得时候，政治改革就会开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很难凭一己之力去完成这件事的。即使现在向人们描述了我们的德国之行，我们也要有战略的向前走。我们的讲述首先要同纳粹历史联系起来，其次是对东德历史的反思。“史学的可能性已经扩大”
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您出生于1957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您当过红卫兵。从1976年至1978年，您被评为国家的“青年学者”。您自身的经历与您的研究有哪些联系吗？吴思：
吴思：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才九岁，18岁中学毕业。之后我们要下乡，但我满腔热情：我希望建立一个公社，根据毛泽东思想那是人间伊甸园。那时我是当地一个生产组的党委副书记，我带着极大的热情自愿组织一系列工作。那时我比其他人都左，非常理想主义。但很快我就碰到了问题。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因为其他人不赞同你的理想主义？吴思：
吴思：在公社，每户人家都有一块自耕地。我要求农民在旱季首先灌溉公社的田。他们没有听我的，而是私自留下了水。在自耕地里他们劳动特别积极，而在集体地里工作效率低下。我自己工作相当疯狂，并且要求农民也和我一样。这怎么可能！我发现这个制度是不起作用的，它是错误的。那时候我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为什么我失败了？为什么在这条路上中国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悲剧？自那时起我试图去理解中国历史的规则。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60年代末期，西方社会开始公开对过去以及社会自由化进行讨论，学生是主力。中国年轻人也反思历史、探讨自我吗？吴思：
吴思：我必须要说，就我女儿来说，很可惜，她没有。她对历史不感兴趣，她只对股票感兴趣。但是我想，其他的一些中国年轻人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历史。我甚至感觉到，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那代人更加关注历史。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为什么？吴思：吴思：因为即使在有限制的社会里，史学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仍然在不断扩大。或者我们可能这样说：因为现在有更有趣的书籍。
吴思
出生于1957年，在北京生活。他是历史学者，纪实杂志《炎黄春秋》的主编。他的书籍常常被列入审查制度的计划表里。他最著名的作品：《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揭示了隐藏在孔子儒家文化下的真实规则。2002年出版之后被禁。吴思的月刊销量有15万册，引起了大量的争论。2007年，此处省略若干字。该杂志能够完全出版批判性文章，这要归功于她的特殊性。她是于1991年由前任的党内干部创办的。直到今天，许多资深的革命家担任该杂志的顾问和作者。所以在其他地方被审查的文章能够在这里发表。《炎黄春秋》是中国最自由的出版物——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杂志，在这里探讨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