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真实面对自己（二）

2010年的中国经常被人们描述为一个快速成长中的巨人，一个几乎永不停步的前进着的国家。在这儿，无数人带着雄心壮志、建筑设备和资金一起参与到打造帝国的狂热中来。这都是事实，但人们常常忘记了中国商界仍然坚持走老路子，统治整个企业界的体制仍未改变。

当我抵达八一制片厂参加《寻找杜拉拉》的晚间录制时，我发现这个位于北京郊外的制片厂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军区之中。以前的宣传电影就是在这儿拍摄的。两名卫兵站在军区入口处的基台上。我走了进去，假装自己没注意。一名卫兵大叫道：“你不能进去！”然后跳下基座在后面追赶我。在这儿老外是禁止入内的。最后，杨澜的一位助理出来了，把我架进他的车里，驶出大门口到达一个卫兵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他让我进了一辆带彩色玻璃的小车，把我偷运了进去。

我想，他们找到了某种借口，可能把我说成是《寻找杜拉拉》中的一名优秀选手。这档节目本质上就是《学徒》的中国版本，6月底即将登陆上海东方卫视播出。正如唐纳德·特朗普版本中一样，获胜者将得到工作，当中国的报纸上满篇都是关于蚁族的报道时，这种奖励的确是一次大奖。蚁族指的是来到大城市找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租住在相当于一张床大小的胶囊旅馆里。

不同于美国版的是，在中国前十名选手都是赢家。尽管中国广电管理部门允许播出真人秀节目，但是他们强烈反对票选选手出局，竞赛的结果只能是皆大欢喜。获胜选手的工作实际上只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将在网站做实习编辑或者饭店管理培训生，同时每人都获有奖学金。

这晚的一个挑战环节是就职场女性是否必须既能出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这一话题展开辩论，以此考察选手的反应能力。其中一位年轻女性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且赢得了“快速而热烈”的掌声。她说：“我们是职业女性，而不是超人！”随后她补充说，“压力是导致癌症的主要诱因之一。”

当一位年长的男性评委委婉地提问道“如果你老板的朋友叫你晚上与他过夜，你会怎么做？”时，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气氛变得尴尬。杨澜对此不以为意，她叫停了录像，然后告诫那位男士说“这个问题不适合这档节目”。

这个尴尬时刻以及整个节目反射了杨澜内心深处发生在规范和追随奥普拉的文化足迹的梦想之间的矛盾和碰撞。她看起来似乎过于像一位女校长，而不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巨星。她的一位外景助理，一个极其时髦的带着红色假发、梳着山羊胡，架着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的年轻人可能更符合巨星的形象。但如果你了解这个国家的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保持内容的“干净和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正如Danwei.com的博主Goldkorn 所说，你就会明白为何杨澜是被选定的巨星了。

杨澜在北京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英语教授，偶尔担任毛泽东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口译员。经济上，她的家庭非常富有；而政治上的资源也很丰富，这是由于她的家庭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而这在中国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当杨澜11岁时，她的父亲买了家里第一台电视机。他排了5个小时的队才买到了这个神奇的盒子，随后他在黑白屏幕上盖上一张廉价的带有红、绿、蓝三色的透明塑料片。“我妈妈非常高兴，”杨澜回忆道，“她说，‘我们现在能看彩色电视啦。’”一开始，电视机上能看的只有国家新闻、国产电视剧以及歌舞节目。几年后，一档热门的新节目出现了，那就是《猫和老鼠》。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澜主修英语。大一快结束时，她的许多同龄人在天安门事件中遭到屠杀。她从未公开谈论过此事，也拒绝加以评论。1990年，她获得了主持新版《正大综艺》节目的机会，很快整个国家都在看她的节目。老实说，当时可供观看的节目几乎没有几个。

1994年，她从栏目组退出，说她已经精疲力尽了。她来到了纽约，进入哥伦比亚研究院研读国际事务专业。直到现在，她都感恩于这一段经历。“那是一个开启心智的地方，自由、开放和多元，校园里和纽约城到处涌动着观点各异的学生。”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改变了她的生活。在纽约她遇到了吴征，几个月后他成了杨澜的丈夫。两个人在此前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杨澜的前夫是在校园里认识的恋人。但是这两位老上海人的后人结合在一起成了一对声名显赫的夫妻。

即使还在哥伦比亚学习期间，杨澜已经计划好要重返荧屏。而他的丈夫也正在运作他在香港的媒体公司。他们设计的方案是制作一档访谈周刊节目，很快这节目成了她的一张名片，她迎来了事业上最大的成功。1996年这档节目开播，起初命名为《杨澜地平线》，随后改名为《杨澜工作室》，现在的名字是《杨澜访谈录》。节目的形式一直保持不变，嘉宾总是各界名流。多年以来，她采访了超过600名煊赫人士，最近的有美国的商务部长骆家辉以及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未完待续）

(编译：欧蕾  “商业制造”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