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ffany手链尺寸选择:袁雪芬让越剧成为“最美戏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0:23:06

袁雪芬让越剧成为“最美戏剧”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方亚芬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梁兄,梁兄……”病榻之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已陷入昏迷之中,口中却依然喃喃呼唤,字字情深。身旁亲朋故旧,潸然泪下。谁能想到,60年前那个倾倒了上海滩、倾倒了日内瓦的“祝英台”,被骨髓瘤折磨了8年,弥留之际,呼唤的仍是她的梁兄、她的越剧。


      2011年2月19日,“越剧皇后”袁雪芬在上海逝世,遗嘱后事从简,骨灰洒入黄浦江,以便顺江而下,魂归越剧诞生地、其故乡浙江嵊县。


      “必须按我的要求改革”


      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点名带上我国第一部彩色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的胶片。在日内瓦,这部电影轰动国际外交舞台,西方舆论一夜转向:“谁说共产党不要文化?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拍出了这样凄美的彩色爱情片。”回国后,周恩来把袁雪芬请到自己家里,喜悦地说:“雪芬,我们的‘两台’在日内瓦出了风头,为国争了光,一个是茅台,一个就是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那一年,袁雪芬32岁,一个越剧女演员最好的年华,真正是“绮年玉貌祝英台”。但这个“祝英台”“脾气很硬”,平时不化妆、不应酬,穿一身布衣,梳一条辫子。对周恩来也照样说“不”。周恩来让她演《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她顶撞说:“我觉得这是个心口不一的小姐,一点儿都不可爱,我不演。”周恩来只好派人去做说服工作,苦口婆心,她才终于肯演。


      袁雪芬的硬脾气,是在旧社会那种时代环境下逼出来的。她1922年出生于浙江嵊县。当地在1906年诞生了一种简陋的“小歌班”,招年轻女孩子扮作男男女女,唱一些“才子佳人”的戏。袁雪芬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把袁雪芬送到戏班子时,只说了一句话:“不要你成名,只望你成人,人自轻而后人必轻之。”袁雪芬一辈子没忘记,把它改成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938年,16岁的袁雪芬到上海登台演出,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人——专演小生的越剧女演员马璋花。马璋花外号“闪电小生”,红得快,爱时髦,每天穿着不重复的旗袍,达官贵人送东西她来者不拒。性格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却因共同的理想一见如故——她们都厌恶越剧里那些低俗的内容。当时有一出戏叫《梁祝哀史》,袁雪芬演祝英台,马璋花演梁山伯,两个年轻女孩子大段大段删除了那些“乌七八糟的内容”,在舞台上重塑了一个干净、凄婉的爱情故事。


      这出改编后的《梁祝》轰动上海,连演3年,直到1941年马璋花出嫁前,两人最后一次合演,从台上哭到台下。袁雪芬立志“再不演这出戏”。结婚仅一年,马璋花就不幸去世。袁雪芬闻讯,一口血吐了出来,医院诊断是肺病。不久,袁雪芬父亲也去世了,她只觉得,任凭眼前多少繁华,从台上到台下,她一个亲人也没了,孤独吞噬她的心,她拒绝再登台,回到嵊县。


      然而,既已成名,何谈归隐?上海的剧场老板们天天往乡下跑,开出一天一两黄金的高价,求她复出。袁雪芬提出了一个条件:“演戏可以,但必须按我的要求改革,谁也不准干涉!”


      她重返上海,挣的钱几乎全拿去改戏。她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改编成越剧、找大学生来写新戏、放弃京剧式造型、旦角们的头发照古代仕女画梳、裙子模仿好莱坞电影的设计、脸上的妆和电影明星一样……唱越剧的都是妙龄女子,经她这样一改,越剧成了“最美的戏剧”。


      1944年,在马璋花去世快3年时,袁雪芬重拾《梁祝》,“梁兄”变成了范瑞娟。第一次重演,唱到《楼台会》,灯光一亮,照着范瑞娟出场,袁雪芬眼前蓦然映出马璋花的身影。她把“前面走的祝英台,后面跟的梁山伯”的唱词忘得一干二净,一开口换了新词:“久别重逢梁山伯,不由我又是喜来又是悲。”这句触景生情、发自肺腑的唱词,已成《梁祝》中最经典的一句。


      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的剧场看了袁雪芬的《凄凉辽宫月》。这场戏给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安排左翼文化人士到越剧界担任编导,写了《国破山河在》等新戏,替袁雪芬的越剧改革添了一把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指示:要把袁雪芬、范瑞娟的《梁祝》拍成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那是一次艰苦的创作经历,彩色电影需要很好的照明,但从苏联进口的两盏灯总是坏。时任国家文化局长的夏衍急了,亲自来检修,修不好;上海市长陈毅也急了,调来打敌机的探照灯……1953年,《梁祝》终于上映了,“最美的祝英台”定格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


      “我断不能让老师这部戏失传了”


      电影《梁祝》的问世,为越剧带来了10余年的“黄金时代”。但“文革”的开始,中断了袁雪芬的艺术生涯和第二次改革的梦想。20世纪70年代末,袁雪芬复出时年过半百,“祝英台”已成往事,培养下一代是她后半生的最大心愿。


      2011年2月28日,袁雪芬的学生、上海越剧院演员方亚芬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她回忆起和袁雪芬近30年的师生情。


      1983年,方亚芬所在的浙江镇海越剧团到上海演出,团里一位老师请来了和袁雪芬并列“越剧十姐妹”的徐天红看戏。方亚芬那天演的是《柳毅传书》,徐天红一惊:“这孩子的扮相和转身动作,多像年轻时的袁雪芬呀!”她马上跟时任上海越剧院院长的袁雪芬说:“有个女孩子不错,你过来看看。”袁雪芬来了,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好苗子。


      第二年,方亚芬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越剧班。“她最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她相中的,所以从不对我多看一眼,我只有靠自己拼命努力,才能得到她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