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是什么:朝鲜战争决策研究文集(沈志华等)

　　形势越来越危急。9 月28日金日成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承认局势是严峻的。会议决定：第一，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采取非常措施把最高统帅部和民族保卫省的职能合并于金日成一人手中，并建立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部，以保证军队指挥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二，根据金日成的计划，采取紧急措施立即组建15个新的战斗师，除当时正在朝鲜北方进行组建的6 个师外，再从东南战线撤回的残余部队中重新组建9 个师；第三，也是关键的，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而一旦敌人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将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毫不迟缓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政治局还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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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47 ，第46～49页。另参见全宗3 ，目录65，卷宗827，第103 ～106 页。〖ZW）〗9 月29日晚，金日成会见了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金日成在说明“如果敌人真的越过边界，人民军将无法组成新的军队，因此也无法对敌人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之后，就如何向斯大林提交要求苏联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信件这一问题征求什特科夫的意见。但害怕再次承担责任的什特科夫回避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紧急，金日成不得不硬着头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要求。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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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曼绍洛夫前引文，第98页。〖ZW）〗 r^;1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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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考虑到斯大林可能不会接受这一请求，他们又特别提出要斯大林对中国施加压力：“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 z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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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47 ，第41～45页。〖ZW）〗 yu$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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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信9 月30日夜晚23时30分以“特急电报”送达苏联武器部队总参谋部八局，10月1 日0 时35分解密，1 时45 分打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的别墅是2 时50分。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 日当天给平壤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以及给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信中。 Fr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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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但他首先强调北朝鲜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反复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KW N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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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彼得洛夫前引文，第60～61页。〖ZW）〗 |/~I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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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斯大林非常客气但十分坚决地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出兵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在信中说：“如果您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派部队支援朝鲜人，那么您应该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我们的朝鲜同志有机会在你们的部队的掩护下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中国军队可以考虑作为志愿军，当然是由中国人指挥。” 一方面为了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引起毛泽东的猜疑，斯大林隐瞒了最初是由金日成提出这一要求的事实。他说：“关于这个想法，我尚未也不准备告诉我们的朝鲜朋友，但在我看来，他们知道这一情况后，毫无疑问会感到高兴。” tJ Mm  
关于1950年10月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的争论〖JZ）〗〖HT5SS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向毛泽东提出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要求后，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又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国际学术界发生了一次争论，其缘起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1996年1 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中国当局为了表现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历史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 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 @~`: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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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曼绍洛夫前引文，第95、107 ～108 页；巴加诺夫前引文，第89页。〖ZW）〗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ZW（〗笔者曾向中国有关部门查询，了解到在中国档案中找不到俄国公布的那封电报。笔者在香港会议期间又从俄国学者那里得知，在俄国档案中也根本不存在中国公布的那封电报。〖ZW）〗 RwDXO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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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则确有电报的手稿原件为证，虽然公开发表时略有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稿一字不差。所以，中国的文件也是真实的。看来，为了搞清楚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到底是怎样考虑中国出兵的问题并如何作出决定的，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的推敲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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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由毛泽东签署的，〖ZW（〗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9 ～540 页。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引证，但读者不妨将此文件与下面刊出的文件对照起来阅读。〖ZW）〗 dW#?{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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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俄国公布的电报不是中国发出的。所谓“毛泽东10月2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罗申10月3 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10月1 日电报的答复：〖HT5K〗 Vl 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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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解决朝鲜问题非常困难（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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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qaEW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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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HT5SS 〗 ~0Xx]   
　　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表示，“毛泽东的答复表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与以前毛泽东同尤金、克多夫、康诺夫，以及刘少奇同我的多次会谈中表示的态度是矛盾的。”罗申还向斯大林报告说，实际上“中国政府无疑可以向朝鲜派出不只五六个，而是更多的做好准备的战斗师”。〖ZW（〗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4 ，第105 ～106 页。〖ZW）〗 BnIZ+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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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此电本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可以断定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对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作出了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发出的。所以中国档案中不可能保存这个文件。那么，俄国档案中为什么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呢？现在判断，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查，中国档案中的电报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记录，而在10月2 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则标有发报时间（凌晨二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当然这还不能作为主要根据，因为据当事人说，那时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经常是没有签发记录的。判断这封电报没有发出去，当另有原因。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 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正式讨论。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据了解，10月1 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上没有就是否出兵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也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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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参见陈兼前引书，第173 页。陈兼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对中国方面的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了大量采访，上述情况即是对军方人士的采访所得。笔者所进行的不同采访也证实了陈兼所述。此外，徐焰对笔者说，他的采访同样证实了这一情况，即10月1 日夜晚的书记处会议存在不同意见。〖ZW）〗根据目前国内有关的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在10月2 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要彭德怀挂帅，还决定4 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 p_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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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 页。〖ZW）〗根据这种情况分析，10 月2 日中国领导人仍未对出兵朝鲜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不必再召开更大范围的会议继续讨论。况且，虽然会上决定由彭德怀挂帅，但毛泽东当时尚不知彭德怀的态度， ">NP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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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毛泽东10月5 日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可参见王焰等前引书，第402 ～403 页。〖ZW）〗作出最后的决定自然要征求主帅的意见。反过来说，如果还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说明10月2 日的会议还未作出一致的决定，至少是不会在4 日会议之前就把这一决定通知苏联方面。〖ZW（〗陈兼在书中说，10月2 日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10月15日派兵入朝，而且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提议以他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将这一决定通知苏联（参见陈兼前引书，第175 页）。后来陈兼告诉笔者，这种说法就是以毛泽东10月2 日电报已经发出作为前提来推断的。〖ZW）〗 g;P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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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0月4 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述材料都是大体一致的，即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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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 页；王焰等前引书，第401 ～402 页；《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35 页。另可参见彭德怀10月14日在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 ～321 页）。〖ZW）〗估计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便下定决心要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于是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在中央领导人一起讨论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此事只得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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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实际上，在俄国公布的电报中毛泽东所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已经暗示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的分歧。〖ZW）〗 )k'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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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毛泽东便向罗申作出了暂不出兵的答复。当然，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于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 FW7@7cV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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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国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呢？这需要对比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并把此电前后的毛泽东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wSP'p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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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必须看到，毛泽东当时决心出兵也是为形势所迫的，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仔细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两封电报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所陈述的中国暂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遭到破坏会引起国内的不满情绪等，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都隐约有所表露，只是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从毛泽东第一封电报中对未来战局发展的估计到初战方略的安排，都反映出毛泽东的担忧。此外，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还暗示“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出兵朝鲜的决心，也不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对这两封电报进行认真分析的结果说明，毛泽东没有改变自己的目标，而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所以他在第二封电报中特别提醒斯大林注意：“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还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并要求派周恩来去苏联商议此事。 o$,Dh?l  
其次，毛泽东在电报中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前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国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前提条件的。周恩来在10月3 日凌晨与潘尼迦谈话时还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 TB  
eLc@w　　〖ZW（〗《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7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32 页。〖ZW）〗 3om4q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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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国领导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这样。 :Z'q1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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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详情见下文。〖ZW）〗 :0)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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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也只是说要帮助北朝鲜建立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防线，并没有讲明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这时表示暂不出兵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暂不出兵而是积极做好准备，“这样做在把握对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Z: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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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虽然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但现实中毕竟存在着很大困难，很多人对出兵表示异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 4M4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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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据陈兼采访师哲得知，事实上当时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陈兼前引书，第281 页）。即使彭德怀在开始时也对此持有异议。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第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见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1 期，第87页。〖ZW）〗 9u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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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难向苏联方面做出明确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反复召开高层会议进行商讨，直到10月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才统一了意见。 0,x<@.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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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旦做出决定，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0月5 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邀周恩来、高岗、彭德怀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军队需尽快进入朝鲜，他担心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要高、彭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师以上指挥员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10月15日进入朝鲜。10月6 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 a#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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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详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 24页；陈兼前引书，第185 页；王焰等前引书，第401 ～403 页。〖ZW）〗 ]ZjydQj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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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到了这时，毛泽东还是没有给斯大林一个明确的答复。斯大林没有毛泽东那样沉得住气，他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10月2 日的答复后很快就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理由更加充分。斯大林首先表明他 “完全知道中国领导同志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他们愿意派几支部队援助朝鲜同志”，并以间接的方式指出，中国“派军队到朝鲜”可以“避免出现使朝鲜成为美国的跳板和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反对中国的桥头堡这样的危险”。接着，斯大林提出了他认为有利于中国出兵的国际局势：“美国目前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大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恢复起来”；苏联作为同盟国支持中国将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美国将被迫放弃台湾，并无法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跳板。斯大林还明确告诉毛泽东，如果中国“采取消极的等着看的政策”，那么“中国不仅不能得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都无法收回台湾”。针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中美之间发生公开的战争会把苏联也拖进来，并使局势“变得十分严重”的看法，斯大林激动地说：“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然而，斯大林的慷慨陈词并没有打动毛泽东，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决心出兵朝鲜，但毛泽东在10月7 日的复电中仍然表示“现在不能派出部队，而要过一些时候”。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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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47 ，第65～67页。〖ZW）〗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还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毛泽东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 {U,q!<@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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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据陈兼采访师哲和中国学者得知，中国公布的毛泽东10月2 日电报中未发表的部分内容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轻重武器，及几千辆卡车。同时，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时，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见陈兼前引书，第177 页。〖ZW）〗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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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cTR@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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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已有周恩来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也对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费德林进行了采访，据说费德林在会谈后整理了一份会谈备忘录，不久即将公布出来。（编注：笔者1996年10月在纽约拜会曼绍洛夫时，他答应很快就会让笔者看到这份备忘录。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关材料问世。）〖ZW）〗 Zu$3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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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面对各方面材料说法不一，甚至大相径庭的状况，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而只能根据旁证材料和逻辑推理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则无从考证。 SRi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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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例如，对这次会谈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说法。师哲的回忆说会谈是在10日和11日举行的，而费德林的备忘录则认为会谈是在9 日和10日举行的。〖ZW）〗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 T =l4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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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页；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 期，第85～88页。〖ZW）〗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 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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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见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 期，第 3 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 期，第83页。〖ZW）〗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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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见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3 页。〖ZW）〗 {~"&$D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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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Tn~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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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1960年7 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力平前引书，第252 页；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见熊华源前引文，第103 页。〖ZW）〗 h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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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 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_?M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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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 dd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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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见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2 、103 页。〖ZW）〗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 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周恩来本人这时也表示赞成出兵的决定。在10月6 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 H!y%F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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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徐焰前引书，第24页；力平前引书，第250 页。〖ZW）〗不过，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U2a$k+d  
〖ZW（〗康一民的回忆见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3页。另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杨凤安、王天成：《驾驭朝鲜战争的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ZW）〗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在作战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c=U1/=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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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7 ～498 、500 页。〖ZW）〗还有一种说法是会谈结束后，当晚7 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是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到回电中有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句。 C3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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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参见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张希前引文，第3 页。〖ZW）〗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与周恩来一起给毛泽东发过联名电报。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ZW（〗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3 页。〖ZW）〗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种不同渠道和来源的材料交织在一起，难以进行细节的择选。不过，根据现有的文献，仍然能够看出事情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是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否做出了一致的决定，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 5*=a*n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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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赫鲁晓夫的这段回忆见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0年第6 期，第106 页。〖ZW）〗这就是说，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初步意见是一致认为中国不出兵。从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复电的措词和语气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会谈做出了中国不出兵的安排，而且电文中还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这就说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共同意见，而并非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主张。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对会谈结果所做出的反应。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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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 “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参见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4 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5 ，第31页。〖ZW）〗同一天，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 @\ ,WJ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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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淅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130 页。〖ZW）〗显然这种举动也是受了中苏领导人会谈结果的影响。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中苏领导人一致认同的。斯大林在14日确知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无效了”。 "]}+Q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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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47 ，第74～75、77页。〖ZW）〗有人认为斯大林电报中所说的“建议”是指苏联空军援助中国一事， 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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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朝鲜观察员》1994年第25卷第3 期，第369 ～370 页。〖ZW）〗 k,>sB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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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把斯大林连续发出的两封电报联系起来看，斯大林宣布“无效”的这个“建议”当是指他与周恩来会谈后共同做出的劝告金日成撤退的决定。如此看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eR.ucT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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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问题是斯大林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共同决定？从斯大林10月1 日到7 日之间两次至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主张中国出兵的， k~WX6r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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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4 ，第97～98页；全宗45，目录1 ，卷宗347 ，第65～67页。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认为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要求直接支援朝鲜的建议的（沃尔科格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541 页），这种看法已经被新材料证明是错误的。〖ZW）〗 (q+U5L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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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也是决心要派兵入朝作战的， 'ypJ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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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1966年苏联外交部文件说中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才派兵支援朝鲜的，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该文件的英文本，见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载《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1993年第2 卷第4 期，第443 页。〖ZW）〗 HqXa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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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提出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因为他和毛泽东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出在苏联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 /C2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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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过： “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过：“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参见熊华源前引文，第85页；力平前引书，第252 页。〖ZW）〗 yjZxD[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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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是否答应过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关于黑海会谈结果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所以很值得进行仔细分析。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 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 月2 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 rJK3;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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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巴加诺夫前引文，第88页。〖ZW）〗 j E_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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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7 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对此做了回答：“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 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 架飞机的喷气式战斗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_ v\=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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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1 ，第85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卷宗3 ，案宗11，第118 页。〖ZW）〗 7 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的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 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你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 x D4+C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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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4 ，第90、94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ZW）〗 ~oqm5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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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而在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作战的问题上却没有一个明确和准确的意见。但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lA^SQ7!YRE9Z  
　　〖ZW（〗实际情况是，刚刚组建的中国空军第4 师直到1950年10月底才进驻辽阳基地，12月21日进驻安东浪头基地，随苏联空军进行训练。直到1951年1 月21日中国空军才有几架飞机第一次参加空战。见《空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 ～249 页。〖ZW）〗 deQo'_n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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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中苏双方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一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ZW（〗曼绍洛夫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05 页），实际上是混淆了这两方面的问题。〖ZW）〗 /)2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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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直接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做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方面来讲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求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军队同时入朝作战。这一点越到临战时就越显得迫切。在10月9 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就特别提出了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ZW（〗王焰等前引书，第404 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ZW）〗 o7S{O+UBp  
关于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如前所说，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中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 cmPG5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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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这方面的证据还有：毛泽东在1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上有一句：“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8 页）；毛泽东在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有一句：“我们希望看到空军尽可能快地到达，而不要超过两个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5 ，第1 ～2 页）。〖ZW）〗但是，会谈中没有说明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是什么。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他在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表示在苏联暂缓派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仍要出动外，还特别指出：“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毛泽东同时还明确地要罗申转告斯大林：“我们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 \^[2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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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6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5，第1 ～2 页。〖ZW）〗 GW3kf 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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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 z }#7N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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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之所以决心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派军队入朝作战，是因为他的初战安排只是进行防御，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而不与美国军队正面接触。毛泽东制定这样的战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掌握的有关朝鲜战局的情报有误。当时的情况是平壤防线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安排。而10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电报却说，中国得到的情报是美韩军队“集结汉城以北三八线上开城、金川地区作进攻平壤之准备”，从而认为“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还认为“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正在“三八线坚决对敌”。14日的另一封电报又说，“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因此，毛泽东考虑的战略一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二是继续加强工事，“修筑布防”，进行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3v9Qzu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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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9 ～561 页。〖ZW）〗毛泽东显然从军事角度考虑到，即使暂时没有空军掩护，只靠中国地面部队也能完成上述作战任务。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一方面在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上做出了让步，即无须等到两个月后才出动， aW(2.Y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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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直接文献，但实际情况是苏联空军在8 月份就已经开始调动，并于11月初投入了战斗。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从沈阳和鞍山机场起飞的苏联飞机在11月1 日，即中国军队入朝后不到两个星期，就投入了安东- 新义州地区和安州地区的空战。乔恩·哈利迪：“苏联在朝鲜的空战” （Air Operations in Korea ：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 ，载威廉·威廉姆斯编：《一次革命的战争：朝鲜与战后世界的转变》，芝加哥1993年版，第150 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卷宗335 ，第71 ～72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卷宗4 ，案宗11，第187 ～188 页。〖ZW）〗 lW6VK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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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根据师哲和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转告了毛泽东13日电报中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入朝作战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当时答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但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除战斗机外，苏联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时，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 Cw,l^h}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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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 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5～87页。并参见哈利迪前引文，第151 页。〖 ZW）〗 7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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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 $w{A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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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王焰等前引书，第407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7 页。〖ZW）〗 ;K SXw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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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的实际情况表明，斯大林肯定下达过这方面的命令。许多当年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空军人员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由于缺少合作”，有一次苏联的“高射炮团打下了一架中国飞机”。 =WW.9/2  
中国空军的回忆史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 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ZW（〗《空军回忆史料》，第251 ～260 、309 页。〖ZW）〗 t 0pL}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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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如果说斯大林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似乎是有些勉强，因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迟时间外，的确一直答应为中国提供空军援助，只是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诺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但是，中国提出的出兵条件主要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出不满和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在这方面对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l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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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联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做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做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的，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远东消耗和拖住美国。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与头号世界强国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志愿军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结果，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之间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近年来，由于俄国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和公布，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已经逐步为各国研究者所了解。中国的参战，即抗美援朝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中美之间的战争。同时不能忘记，这也是自冷战爆发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较量。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历次战局转折的关键时刻，苏联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fX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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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拟对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行。1 7??,K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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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收藏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2 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者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M6r{. f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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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 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3 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4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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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 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5 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dViA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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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6 l#p@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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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月7 日凌晨3 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7 \I(A7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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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8 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 条和第3 条。9 d1rA_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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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 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1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11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Pg(@lc?  
（二） /Ynt?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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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部队因连续作战而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13 12 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前线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 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4 _4-\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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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看来，强迫前线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越过三八线作战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15 Utd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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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16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7 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 月8 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h9wl/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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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 月9 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 月11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 月到9 月所犯过的错误”。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18 :-S&>RFU  
　　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19 ^j=@!c`u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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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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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停战讲和，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对中朝军队来说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 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该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20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朝方面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21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 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提案，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R; }7RLzb'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方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联合国军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员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 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 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 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 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 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将他的答复向斯大林做了报告，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22 Nx"iE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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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终于使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23然而，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只是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 （四） *u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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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进行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 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 月18日，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5 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6 月5 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25 \t6uy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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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 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26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 月3 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 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27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 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28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 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毛泽东一方面表明了中方的让步条件，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0\/^Tas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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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 X9i5ZC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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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待敌方提出。 VM+d7F}|@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d%ZOy{K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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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M/qLQ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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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Sc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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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AT M4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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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T~/l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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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和平的事业，我们将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29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30 I7 8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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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 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31经6 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 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 月1 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32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T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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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6 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33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oyV9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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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 : v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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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1952年1 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34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 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 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在7 月16日的回电中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35 R}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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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36 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应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37斯大林对中国意见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勇气和英雄气概的欣赏，他很可能还有更加深远的谋略：把美国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长期吸引和消耗在东亚，对于苏联在欧洲与美国的抗衡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无论如何，在中苏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之后，1952年10月8 日，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了。 WM-on'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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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kmv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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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对战局发展的估计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虑，中国领导人决心把与美国人的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怀在空军党委会上指出：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38此后，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毛泽东还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为此，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已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还要派海军部队赴朝参战。总之，中国“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毛泽东的想法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39于是，1953年2 月7 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40然而，一个月后，斯大林去世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策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决定。 )Y4VNar+  
斯大林的葬礼刚刚结束，他的继任者们便开始商讨以缓和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新方针，这一方针的起点就是解决朝鲜战争问题。3 月13日，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联合国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在三个星期前就朝鲜交战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41 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此做出决议，批准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在给中朝领导人的信中，苏联政府指出：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体安排： L;sY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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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 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C5 R~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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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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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yHbTnn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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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f2=a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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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m0}!qZS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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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部长会议还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 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下文字：”6 、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个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42 3月21日晚，苏联新领导人一起同赶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会谈，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针。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43 v/K&M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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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对于苏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前往平壤转达莫斯科指示的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再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不利，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遣返战俘的数字没有意义。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必须尽快实现”。44至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立场的反应如何，目前尚无历史文献可以说明。但从实际行动看，北京还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发表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和周恩来的声明。4 月26日，板门店谈判重新开始。 a#PD2BA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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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国方面在此时不想将战争停止下来，是有根据的。1953年夏季，中国志愿军在战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前线阵地更加巩固，反登陆作战也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给志愿军总部的指示是：停是谈判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于是，中朝联军在最后谈判阶段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共攻击敌军目标104 处，攻占土地240 平方公里。45以至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宣称：“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46事后，毛泽东还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是可行的。47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打算背离莫斯科制定的总方针。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7 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zlhg|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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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斯大林已经不在了，朝鲜战争也结束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衰落。  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成败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1 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2 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3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z#UV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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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4 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5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 混乱不清" ，6 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XxxNy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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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7 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却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到7 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8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 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时，9 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 月5 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 一边倒" 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而在毛泽东看来，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10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 台湾地位未定论" 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11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7F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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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到7 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 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12 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bhZ}#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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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 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 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13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 9PB/ ("=  
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 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14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 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 负责人" ，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15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 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 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16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6 5m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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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拉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 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17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 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 月5 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 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的指示，18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8 月4 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19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20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21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Y-"y |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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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当麦克阿瑟（Douglas MacAuthur ）成功登陆仁川，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 月2 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22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 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23 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 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 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24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Y_+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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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9 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25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 月1 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 组织人民志愿军" 的问题" 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26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 日，毛泽东电令邓华" 随时待命出动" ，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27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28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 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29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 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30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31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32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33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34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35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36很有可能，" 东北王" 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37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 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 ，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 被迫放弃台湾" ，而且还将" 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38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a"bY|q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39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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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 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 ，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40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 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即在" 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 打大仗".41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 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 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 迫使" 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42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o1gj87$Am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是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 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 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 ，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43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44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 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 ，把" 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45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 趁热打铁" ，继续进攻。46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47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 完全同意" 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 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 他急我不急" 的方针。48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49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50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 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 ，" 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51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 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 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 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 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52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 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 ；不同意则会" 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 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53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54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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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 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 先停火后谈判" 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55实际上，需要" 喘息" 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56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投票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57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 侵略者" 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 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 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 其目的是灭2-3 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 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58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59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 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 ，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60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61 1951 年6 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62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 不堪一击" 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63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saY"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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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64至于说到得失，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 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 ，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 亚洲和非洲复兴" 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 主角".65由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 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况且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就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战争的结局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J_t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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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 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 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 多人。66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 ，负伤2.47：1 ，失踪或被俘5.02：1 ，伤病致死1.68：1 ，兵员总损失2.62：1.67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 ：1 ，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 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68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这两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 5|e=?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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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方针的失误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 减少到30% ，而用70% 来进行经济建设。69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70 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 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71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 ，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7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 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 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 亿卢布。73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 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74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vI[_D%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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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75直到1951年1 月8 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 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76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 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 票（7 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 侵略者" 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77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fBdP0c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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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5 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78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 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79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 ，1952 年为52.9% ，1953年为72% ，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 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80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 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 亿元。81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xYw1nRx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82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 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 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 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 亿美元的援助。83特别是1952年3 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 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 极端重要性" ，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84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 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0UDi4Bs}n  
\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 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85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 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86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是" 铁板一块".87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2DClvk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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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上达到了就其动机而言的客观目的，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掌握了核武器的大国之间，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导 言 w o9jISM  
——从中苏关系角度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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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对此后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事件，第一，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对莫斯科长达两个月的访问，新中国和苏联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朝鲜半岛在6月25日爆发了大规模内战，美国立即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派兵进入朝鲜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那么，在相继发生的这两个事件之间，即中苏同盟的形成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是历史学家在研究朝鲜战争和亚洲冷战历史中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史料，在198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课题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还不多见。 Q>[c*E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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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高潮。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美国决策的军人和政客，如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 A. Gros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特别顾问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John J. Muccio）等等。会后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后的观察》 一书，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1976年美国国务院编辑的多卷本文献资料集《美国外交文件》（FRUS）开始公布有关朝鲜冲突的美国档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绍美国军方关于朝鲜政策的两部著作。其时，英国档案也陆续公布。到1984年，《美国外交文件》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 -L^dXj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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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时期对朝鲜战争历史进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的档案文献，朝鲜战争研究的主体也在美国，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群体。在西方研究者中，无论是什么学派，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出发点多数是以美国政策为核心的。在冷战激化的50-60年代，产生了传统学派；在美国出现反战高潮的70年代，出现了修正学派；到冷战结束时期的90年代，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和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即使涉及到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大多是以美国对苏、对华的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的。 NFYD{qp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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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有关中苏同盟以及中国出兵朝鲜等问题的讨论，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不断推出了许多很有学术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原因在于，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80年代末才开始陆续公布于世的。 W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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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1987-1990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8卷（1992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1992-1993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6卷（1993年）、《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同时出版的还有《彭德怀军事文选》（1988年）、《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年）、《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1990年）等。这些以及随后不断出版的文献资料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和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中国档案。  '^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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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有些官方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谭旌樵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王焰等编的《彭德怀传》（1993年）、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94年），特别是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1996年）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9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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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等等。 _fq,Aq&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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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决策的46封电报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全文刊出。 把更多中国档案文献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的，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辑、出版的不定期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 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将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作为附录，全文或摘录翻译刊出，如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论文《威胁、保证与和平的最后机会：毛泽东有关朝鲜战争电报中的教训》， 特别是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路易斯、薛理泰的专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作为附录，该书收入了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82个档案文件，其中62个文件译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此外，笔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由旅美华人学者陈兼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出版。 o \G3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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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解密或发表，90年代初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最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的主要论著有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齐德学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的《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熊华源的《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王亚志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和《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郝雨凡、翟志海的《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0年）；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威胁、自信与和平的最后机会》（1992年）；迈克尔•亨特的《北京与朝鲜危机》（1992年）；冈察洛夫、路易斯、薛理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1993年）；陈兼的《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1994年）、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年》（1995年）等。 Gn5vJ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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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把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推向高潮的基础，在于俄国最新史料的大量涌现。 mEBQ/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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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真相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chol）、内务省副相姜相浩（Kang Sangho）、驻苏大使李相朝（Lee Sang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隐（Im 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T.F.Shtykov）、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S.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洛博夫（G.A.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波尔特尼科夫（G.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Nam Il）的首席顾问索济诺夫（V.D.Sozinov）等人。 -bW @9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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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封闭多年的俄国档案文献也开始陆续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4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J.V.Stalin）与金日成（Kim Il sung）、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件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 Youngsam），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Baek Juhyun）等人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朝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在中国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 f~/N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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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些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俄国档案馆中也发掘出不少档案材料，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如凯瑟琳•威瑟斯比的《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和《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1993年）；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的《对此应该惧怕吗？》（1993年）、弗拉奇米尔•彼得洛夫的《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已经解密的秘密文件》（1994年）、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1995年）；亚力山大•曼绍洛夫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据》（1996年）；叶甫根尼•巴加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1949-1951年》（1996年）等。  N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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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中心还与俄国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签署了共同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学术合作协议，从而得到了一批俄国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该中心正在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合作，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翻译。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将这批文件的复印件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存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00余件档案译成英文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5/96年第6-7期刊出。 UBa[a |t  
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又出现了一批利用俄国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讨论朝鲜战争历史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前面提到的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巴加诺夫等人的论著；韩国学者的论著有朴文洙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4年）、朴明林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1994年） 等；在西方学者中，最突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威瑟斯比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乔恩•哈利迪的《苏联在朝鲜的空战》（1993年）、威廉•斯德克的《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1995年） 等。中国学者使用俄国文献研究朝鲜战争的论著有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发表的青石（杨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以及笔者的专著和论文 等。 m).y oY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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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2000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在此前后，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关于中国方面的重要史料，有官方出版和发表档案文献 ，以及根据档案资料编写的工具书 。至于俄国的档案文献，除了俄国学者在专业杂志进行的简要介绍 外，主要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撰研究所影印出版的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106件军事档案 。此外，笔者在多年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对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献情有独钟，为让更多的可以使用中文研究这一课题的各国学者能够利用这些重要的史料，特将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700多件档案（包括附件）的中译文编辑成书出版，取名为《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 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相关专著很多，主要有齐德学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林利民的《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逄先知、李捷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等， 还有数量更多的学术论文。 国外学者也有许多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并且已经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的领域。 B$.cT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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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大量公诸于世，北京和莫斯科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召开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中国和俄国学者参加是不可想像的。档案材料的多边化还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国际化，这表现为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经从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政策的分析转到对中国和苏联政策的研究；许多美国学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统，过去各种学派分野的界限已经模糊；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仅从本国的角度，而是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结构的角度，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问题。这无疑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 ^;y;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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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对朝鲜战争起源进行的研究，也就再次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A|zR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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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对立和分歧的看法。这里除了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原始材料的限制以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和概念使用的问题。即使人们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但是由于研究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或者各自使用的概念及其含义不同，往往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论。为了便于论述，本书在讨论主题——朝鲜战争的起源及其与中苏同盟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做几点说明。 X,bf9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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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战争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使用“第一枪”这个概念。关于谁打了朝鲜战争“第一枪”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是仍然毫无结果。其实，在这里所谓“第一枪”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在军事冲突中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往往是说不清的问题。有意发动进攻者往往引诱对方先开第一枪，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在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了一年多，那么在这数千次的交火中，究竟哪一枪算是“第一枪”？所以，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搞清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 ' V#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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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带有全局性的军事行动——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无论这种军事行动是属于主动进攻，还是属于被迫反击，其结果都是使这场战争成为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成为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研究的起点。否则，即使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再延续一年，也未必会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和大国对抗的焦点，这一冲突引发的结果也未必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分析和论述的基点就在于此。 e*y D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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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界定。以往谈到朝鲜战争的起源，人们大多是仅就南北朝鲜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进行分析和讨论，这是不够的。朝鲜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争，就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而言，实质上是中国（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尽管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中国则与苏联和朝鲜结成了联盟，但是从作战双方对战争的指挥权、控制权，以及投入人力、物力的综合指数看，美国和中国都在战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规模向南挺进开始，第二阶段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冲突开始，第三阶段从美国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进攻开始，第四阶段从中国派兵入朝并与美军发生战斗开始，第五阶段从作战双方沿三八线附近停火并进行停战谈判开始。从时间上看，自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即从战争爆发到第四阶段开始，共计不到4个月的时间，而从中国出兵到战争结束则有33个月的时间。前4个月实际上是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过程；从规模上看，只有到第四阶段开始，即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以后，才构成中国与美国直接对阵的局面，这场战争也才形成为完整概念上的朝鲜战争。这就是说，应该把战争在第四阶段开始以前的发展，都看成是构成战争起源的重要内容。 z":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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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美国不卷入这场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发生的充其量是一场短暂的内战；如果美军不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场战争早在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以三年后的结果终止了；如果中国不出兵，这场战争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朝鲜战争了。所以，对于战争起源的分析，除了战前的背景以外，还必须对直到中国出兵时的战争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本书即是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的关系放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研究的。 >l]%!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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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必须对中苏领导人的决策动机进行考察，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首先，作为这一研究对象的两个关键人物——毛泽东与斯大林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战略谋划，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直接掌握着一切对苏联联系的渠道和细节，大部分函电往来都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而由于建国初期档案制度不健全，在相关的部门却没有留下档案文献。此外，为了保密起见，有些重要的会议则根本没有记录。同样，斯大林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始终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也直接控制着与毛泽东的所有接触，而且也常常禁止保存与外国元首之间较为敏感的谈话记录。 TmVFhR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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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对于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现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与决策者当时所掌握的可能是严重失真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决策者实际上都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思考和做出决策的，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如果只对这一过程进行纯理性的分析，而缺乏对决策者的个性和环境，以及基于这种个性和环境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进行考察，这种研究必然会遇到重大障碍。 PR!RF%0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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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如果说在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双方对朝鲜战争态度和方针的研究中，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心理和思维的分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没有留下他们个人的回忆录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憾。这就是说，除了应该广泛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外，在很多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于研究者个人的分析和推理。本书分析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考虑时，由于没有掌握直接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利用间接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推断的。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Ilqbhiq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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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本书综合利用了迄今为止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结构如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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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逐步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苏联来讲，其分界线在于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然而，苏美对抗的重点在欧洲，当柏林危机爆发时，苏联在亚洲的目标仍然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半岛满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南北分治状态，而在中国，其重点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和影响。 5Acl1 7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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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 Qd4G;"JF9  
b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迫使斯大林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使斯大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以及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苏联与中共之间建立了真正合作的基础。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并初步确定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但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此来体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并担心签订新条约会在国际关系方面引起对苏联不利的连锁反应，因此难以接受中国的主张。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由于双方出发点和结盟条件上存在的差距而一度陷入了僵局。 Q :z 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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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与苏联终于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以免进一步刺激美国），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 d]ekNz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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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朝鲜冲突本身而言，斯大林主要是不能承受因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在亚洲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因此莫斯科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远东战略方针。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出于维护苏联在东方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的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 vd>:#!lS  
苏联做出对朝鲜问题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及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斯大林并没有设想朝鲜战争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前提就是判断美国不会对朝鲜半岛进行干预。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如果美国不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了。尽管莫斯科希望金日成的举动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 yZAf%>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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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内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作为亚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并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一番较量。由于在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上中苏之间产生分歧，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的谈判陷入僵局。就在斯大林通知金日成撤出朝鲜，而中苏同盟条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 5*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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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由于在战争中双方利益的趋同性，中苏同盟在中国出兵朝鲜后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保证中国在这场艰苦和漫长的战争中得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之一。其结果，朝鲜战争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掩盖了隐含的分歧和矛盾。 VKF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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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yd|.=ArLR  
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苏结成同盟关系是直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过去在西方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理论，认为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 后来修正派出现后，这种说法已不多见。但最近韩国学者似乎在解密的俄国档案中找到了证据，再次提出了“共谋”理论。 ^|a: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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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和中苏结盟问题的时候，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冲突的认识和政策开始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给中苏同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才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只是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中苏两国才在事实上形成了同盟关系。 b+j{Yv>;c  
这就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第 一 章 重 温 远 东 梦 Lb Br-D=  
——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m'{Q%s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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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结成同盟和朝鲜爆发战争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得以产生，其关键性的主导人物是斯大林。由于长期以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两个事件本身则标志着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自1945年确定的在远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战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和对朝鲜的政策都是从稳定东方局势、维持雅尔塔体系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而这两方面的政策之间本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然而，当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应政策的变化就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对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政策进行考察。 DvRP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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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其演变 %36?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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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总体分析，将有助于理解苏联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助于了解中苏双方结成同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 \2sYSQ&s  
02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 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代表上述两种观点的研究著作——无论是传统学派的还是修正学派的，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苏美之间的对抗。 4i~tus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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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似乎还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的实质，也无法说明中苏结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础。 ..*CHE }G  
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可以看到，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 41SQYc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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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 斯大林这种想法的基点在于战时的盟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共同构筑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雅尔塔体系，得名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尤索波夫宫召开的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德国投降后，于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又进一步做了确认和补充。于是，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 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 syY-Uhxb4.Z7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 2+@Y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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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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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相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 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 3&VvcGG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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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 onX<c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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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 a9N$Ke4|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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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R8iM=s^%i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 )*gl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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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v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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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s,k2W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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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f4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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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3}C Z  
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J'o ^H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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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罗斯福（Roosevelt）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如邱吉尔（Churchill），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 2YxE`e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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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 tAO#|6  
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S,2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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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a!eG#=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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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亲苏政府或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惟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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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出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邱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 -cI$N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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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做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不满意以及苏联的扩张意图。 /g  P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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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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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h{UP"w8b  
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o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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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 oPZ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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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Kennan）“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开启了一道门缝。 Vh0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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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Tito）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 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Ni;d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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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ovikov）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 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J\U3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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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叫嚷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 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o;1Xd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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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 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词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它“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 |/WIE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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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8mew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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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 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Es"d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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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产生的基础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表现为地缘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一举冲出了美洲。从美国本土出发，一面向东，战后经济和政治力量衰落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意等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一面向西，战败的日本，懦弱的中国和菲律宾，为美国进入亚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空间。苏联则摆脱了战前的“孤岛”状态，一面向西进军欧洲，通过解放东欧各国而占领了广阔的安全地带；一面向东发展，策动蒙古独立，控制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同时觊觎近东。这样，从地缘政治上形成了美苏两国在欧亚大陆的对峙局面。同时，美国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以美元和美国占领军开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企图按照美国方式把全球带入“自由世界”。苏联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力图把从希特勒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各独立国家纳入苏联体制的运行轨道，领导全人类走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了根本对立的局面。 ,>~??JD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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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这里有一个从欧洲到亚洲的发展过程。 * =R8Jz7I  
从苏联方面讲，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的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大体上是沿着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这样一道轨迹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策是整体发生变化的。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在欧洲，而对亚洲的政策往往起到对欧洲政策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斯大林对亚洲的政策并不是完全或同时随着其欧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相反，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苏联在亚洲仍然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保守的方针，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 /:c ~1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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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不过，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与在欧洲表现出来的直接对抗不同，美苏两国在亚洲都采取了某种克制的态度，这特别体现在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上。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 Z/@T7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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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势力进入亚洲是从对日作战开始的。同盟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出于在太平洋战争决战时减少美军伤亡以及限制苏联战后在东方扩张的双重目的，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并明确其政治条件。但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直到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后来，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特别是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已经不再希望苏联染指亚洲事务了，但是在美国的原子弹投放日本，太平洋战争大局已定时，苏联却在中苏谈判尚未结果，其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军队展开了大举进攻，从而在亚洲取得了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有利的外交地位。 a[4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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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日本的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同时参加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和管制。其中前者得到雅尔塔协定的认可，后者则完全要依美苏双方在东北亚军事力量的进展而定了。苏联与美国在东北亚问题上交锋的结果是，苏联占领日本本土并参加对日管制的目标没有实现，却形成了以三八线为界与美国共同占领朝鲜半岛的局面。 .DG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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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当美国军队正在日本南部列岛与日军激战时，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了朝鲜半岛。由于日本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后很快就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结果在朝鲜半岛造成了一种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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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美军于9月6日顺利进驻汉城。 '0l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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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仓促提出的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是出于限制苏联在朝鲜半岛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考虑，那么，苏联非常痛快地接受三八线的方案，也是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不过，华盛顿考虑的是朝鲜问题，而莫斯科的眼睛却是盯在日本本土上。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上校腊斯克估计的那样，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 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迷惑不解。 8U o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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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是有交换条件的。 f-a>.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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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联军队占领；（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最后，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 }%5_o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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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美国来说，鉴于德国分裂的教训，只有独自占领日本，才能限制苏联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而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于是，在8月18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修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这是雅尔塔协定已有明文规定的；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修改意见——让苏军进入日本本土，则巧妙地加以拒绝了。杜鲁门说，美国已经决定日本本土各部将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做出安排，而麦克阿瑟“将使用盟国的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  b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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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杰列维扬科（Derevyanko）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 美国的强烈反应使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中途搁浅，而此前斯大林已经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朝鲜南部让给美国，而将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机会直到1950年才出现。 eA}?T?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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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首脑举行会晤时，罗斯福提出了讨论领土托管的问题，并向斯大林建议，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Hopkins）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 c^-zIO"_  
苏联并非不重视朝鲜半岛的地位，只是当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定的方针。1945年6月由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两名官员撰写的一份关于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雅尔塔会议后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 这份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背景情况的报告，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其中讲到“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经常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地区”。“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 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第一，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不过在当时仍然认为日本是主要威胁，所以要特别防止日本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第二，苏联并没有提出占领或单独控制朝鲜半岛的要求，而只是希望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的政府。 \F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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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直到1949年底，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阶段，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三阶段，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Gwz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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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直到1945年9月，苏联政府在以政治方法解决朝鲜问题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但认为拟议中的托管制度是抵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和加强苏联在东北亚地位的有效手段。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开列了远东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应实行托管的地方，另一份报告则明确提出，“根据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鉴于希望尽可能快地消除日本对朝鲜长期所产生的有害后果，促进使朝鲜人民可以实现完整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权利的条件的形成”，苏联政府应该提出的建议是：“盟军对朝鲜领土的军事占领期结束后，朝鲜必须置于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四大国的共同托管之下”；“对朝鲜实行托管的目的必须有助于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恢复独立，有助于推动朝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6款逐渐地朝独立方向发展”。 这些档案文件说明，在1945年9月莫斯科的目标只是要通过对朝鲜的共同管理的某种方式保护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斯大林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如他在欧洲对波兰的控制那样，甚至在开始时也没有分裂朝鲜半岛、单独占领朝鲜北方的意图。相反，他实行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战略，这种战略是要在掌握一些军事战略要地的前提下，使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影响达到平衡。 hIR1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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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1945年末，苏联的政策仍然是希望能通过外部力量，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对苏友好或至少是不敌对的统一政府。由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Malik）起草的题名为《关于统一的朝鲜政府的问题》的外交部背景报告表明，1945年12月，苏联打算采取特别措施组织关于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选举。报告认为，“苏联反对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建议：（1）支持并且宣布恢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2）表示支持建立由所有的朝鲜社会和政治组织参加的朝鲜临时政府。（3）所有的这些组织必须选举一个临时委员会以筹备召开立宪会议。（4）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必须在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雇员和其他集团之间召开各种民主会议，以广泛讨论并且提出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和统一的朝鲜政府官员的候选人。（5）建立由苏联和美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联合委员会以负责这项筹备工作（可能的话也可包括中国和英国的代表）。（6）解决因苏军和美军驻扎在朝鲜而产生的所有迫切问题，建立由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苏美特别委员会。 Jzd7KL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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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尽快形成与美国合作的目的，苏联在朝鲜北方组织临时政权机构时，没有让共产党人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虽然1945年10月10日苏联货船“普加乔夫”号已经把在苏联远东地区受训的以金日成为首的第88旅朝鲜营的66名军官送到元山港，但是在11月19日朝鲜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时，当选为主席的却不是金日成，而是民族主义领袖、朝鲜人自发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主席曹晚植（Cho Mansik）。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不愿意支持南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不愿意在美国占领区开展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有关朝鲜问题的文件表明，1945年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虽然在朝鲜北方积极改组共产党并指导其开展活动，但这些做法绝不超出三八线的范围。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共产党主席是后来到朝鲜北方出任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Park Henyong）。在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地开展活动，但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利于南朝鲜共产党的干预。相反，苏联要求南朝鲜的共产党人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并解释说“只有通过对朝鲜国际地位达成合适的谅解才能产生正确的战略路线”，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是没有矛盾的”。尽管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南朝鲜遭到强烈反抗，而共产党的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也极为有利，但在1945年来自朝鲜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苏联在南朝鲜的任何宣传鼓动工作。 :GdT0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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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45年苏联在朝鲜的经济政策也说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长期占领朝鲜半岛或朝鲜北方的打算。由外交部第二远东司顾问苏兹达列夫（Suzdalev）为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关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报告》，开列了日本在朝鲜财产的详细清单，并且做出三个结论：（1）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必须从日本人手中完全剥夺这些企业。（2）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所有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与红军作战的日本军队服务的，而且为从日本人手中夺取这些企业，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3）最后，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作为赔款的一部分转交给苏联，补偿从苏联建国起日本给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包括日本在1918年到1923年对远东干涉而造成的损失。 UW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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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占领当局一开始就向朝鲜人公开保证，“将保护所有朝鲜企业的财产，并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你们，维持你们企业的正常经营”，到9月20日，斯大林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Vasilevskii）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是保护“北朝鲜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财产”，“鼓励当地居民继续自已的和平工作，保护工业、贸易、市政和其他事业的正常运作”，驻北朝鲜的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行为端正，不得欺辱居民”。 但实际上从1945年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 显然，如果苏联一开始就有意把朝鲜作为它的卫星国，恐怕就不会采取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了。 a$N'd0I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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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也估计到，通过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对苏友好的朝鲜政府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副司长扎布罗金（Zabuloki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因为有众多的政党和集团，它们之间缺乏统一，还有美国的引诱”。“与此同时，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不能不涉及苏联的利益，因为这个政府的性质将是决定朝鲜临时政府在未来的朝鲜国内外政策中如何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朝鲜在今后是成为我们新的忧虑的滋生地还是成为我们在远东安全的有力的立足点之一，就取决于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了”。扎布罗金的结论是，朝鲜政府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可能的方法实现：（1）在苏联、美国和中国三国政府的协议基础上建立朝鲜政府。以这种形式建立政府时，共产党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加入政府将会遭到朝鲜反动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政府无疑将会赞成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些反动分子将会寻求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支持。（2）召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必须通过普遍的、秘密的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全体朝鲜人民（卖国贼除外）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人民会议必须宣布成立朝鲜共和国和建立朝鲜人民政府。这是解决建立朝鲜政府问题的更能够接受的形式。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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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之间果然在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一个统一的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了。随着美国在南朝鲜逐步推行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1946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之后，苏联开始改变了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政策，而是积极帮助朝鲜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成熟起来，以期通过朝鲜民族本身的力量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统一政府。扎布罗金所说的第二种方式被苏联政府采纳了。 L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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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占领当局首先加强了朝鲜北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力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作战后，立即在那里建立了军事管制机构，称作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苏联占领军在朝鲜北方各道及其所辖各级行政机构中普遍建立的警备司令部，总计有113个。在最初阶段，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只是保管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财产和武器，但后来，其所扮演的角色扩大为从各个方面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随着8月15日朝鲜的解放，在朝鲜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种自治管理机构，其中主要是人民委员会，逐步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这种朝鲜人自发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填补了日本统治崩溃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起到了稳定社会，保护和控制公共设施及工业、交通设施的作用。 U 0@v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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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进入南朝鲜后，取缔了那里的人民委员会，而建立起美国当局直接管理的军政府。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则与北方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对其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机构称为人民政治委员会。到1945年8月底，在北部占领区，人民委员会的改组基本完成。所有的人民政治委员会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苏联占领当局则通过警备司令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委员会。以后，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急剧扩大化，承担起了从各个方面支持其所在地的人民政治委员会的责任，贯彻、执行和维护与军事管制相似的地方法律。 / 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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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初，经上报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元帅同意，在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民政府，以帮助在朝鲜北方建立正规的社会生活秩序。民政府是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Chistiakov）中将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但它同时直接隶属于什特科夫（Shtykov）将军领导的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罗曼年科（Romanenko）少将被任命为民政府长官。朝鲜北方的苏联民政府与在朝鲜南方的美国军政府相比，规模确实小得多。但是，通过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苏联牢牢控制着朝鲜北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bBRbg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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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联合委员会进行谈判时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而且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美国军政府企图改变在南部朝鲜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权力的分配，宣布朝鲜共产党非法，强化国家镇压机器，同时鼓励温和的左派加入美国军政府控制下的左派和右派的联盟，以便为在南方控制下进行大选创造充分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苏联占领当局也在朝鲜北方积极扶持政治力量，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进行筹备工作。 1n)I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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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8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时的委员长已经改由金日成担任了。曹晚植在抗日斗争中是极受尊重的朝鲜民族领袖，但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做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这当然是苏联人不能容忍的。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什特科夫推荐了从苏联回国的年仅30出头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 朝鲜北方的临时人民委员会是由苏联占领当局一手操办而成立的，在莫斯科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藏有由苏联官员起草的朝鲜宪法和法规的大量文献。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还有许多苏联帮助朝鲜北方训练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及建立宣传机构和苏联模式的社会组织的报告。 r !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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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前提下，苏联占领当局逐步减少了对朝鲜北方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自从1946年2月苏联民政府向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移交权力之后，民政府总部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1946年9月，在民政府的各处共有官员200人，但到1946年12月，官员数字降到了60人，1947年2月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之后，苏联民政府的人员作了进一步的裁减和更换。有材料说，到1947年7月，在朝鲜人民委员会中苏联顾问的人数已降到30人。 与此同时，苏联在朝鲜驻军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1946年12月，苏联军队开始主动撤离朝鲜，当地的安全警察接替了苏联军队的保卫工作。随着朝鲜人接管了自己的警察和军队，苏联占领军总数从1946年的40000人减少到1947年的10000人。1947年4月3日，苏联占领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上将的职务也由一位中将军衔的军官柯罗特科夫（Korotkov）接任。 5O[|,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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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档案材料证明，与美国在朝鲜南方所遇到的政治难题相比，苏联对朝鲜北方的控制则有效得多，苏联的政策方针也能得到认真贯彻。1947年2月20日，刚成立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表示，“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南北朝鲜的统一和迅速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朝鲜临时政府”。3月1日，朝鲜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复莫洛托夫的信函说，“考虑到朝鲜至今未能实现统一，北朝鲜人民正在做出各种努力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按照莫斯科决议建立民主政府”。1947年8月15日朝鲜解放纪念日这一天，金日成又在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复函中说，“我们深信统一的民主朝鲜政府将在很短时间内建立，朝鲜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相信，由于苏联以及您个人努力的结果，建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将按照符合整个朝鲜人民利益的三国外长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得到解决。” e SPhZZ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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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朝鲜北方的经济力量，苏联也改变了对朝鲜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开始向朝鲜北方提供经济援助。1947年5月12日，梅列茨科夫和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联名电报称： u0 *}L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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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苏联或其他外国专家的帮助，北朝鲜的工业和铁路运输将无法运转。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向北朝鲜派遣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人民委员会调整好对工业和运输的管理，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国家今后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 p|d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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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北、南朝鲜统一和朝鲜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苏联专家尚未抵达北朝鲜，那么朝鲜临时政府由于不能没有外国技术援助而必然会去请美国专家为朝鲜工作，这样就会加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而有损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请求您下指示尽快派苏联专家到北朝鲜来。 Q4N |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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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这个文件充分表明了当时苏联对朝政策的出发点，对此，莫洛托夫批示：“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必须支持这个建议。”尽管在笔者收集到的档案复印件上，斯大林的亲笔批示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仍可以看出他对此是表示同意的。 <$8W]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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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1946-1947年，美苏双方虽然都已经认识到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还没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独立的政府，实际上他们确实都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至于是美国还是苏联首先决定要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建立单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可以断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美苏两国在欧洲形成对抗局面之时，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的分裂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了。 5/R4x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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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方大韩民国的成立，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北方成立了，并且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48年10月12日斯大林给金日成的电报说：“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维护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统一独立国家的权利，欢迎朝鲜政府的成立并祝愿它在为朝鲜民族复兴和民主发展的活动中取得胜利。苏联政府表示同意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经济关系。” 苏联当然希望朝鲜北方迅速发展、强大起来，以制约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 O ~`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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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大林在朝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即使已经无法合作，苏联也决不愿意与美国形成像柏林危机那样的公开对抗。莫斯科的目标仅仅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只不过原来设想的这个邻邦是整个朝鲜半岛，而现在则是朝鲜的北方。原因很简单，当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处于尖锐对立的1948年，斯大林不可能把朝鲜问题摆在第一位。由于在外交政策中执行欧洲第一的方针，同时苏联人也必须首先解决战争给本国在人力和物质上造成的极大损失，从而不得不把东北亚置于次要地位。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在苏联力所不及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一场与西方集团之间更大的争端和冲突。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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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在建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与苏联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以此加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统一朝鲜事业中的地位和影响。金日成准备在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提出这一要求，但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1949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的什特科夫关于朝鲜代表团访苏问题给莫斯科的报告说明了苏联的立场： /b5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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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日成曾表示的希望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一事，我向金日成和朴宪永解释说，在目前国家分割为两个部分的情况下，签订这个条约是不妥的。这会被南朝鲜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便维持国家的分裂状态。 /xa 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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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通报，使得金日成和朴宪永有点不安。金日成吞吞吐吐地试图解释签订条约的理由。他为了强调自己的想法，说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金枓奉（Kim Doobong）曾多次向他提出，应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么必须签订一个苏联援助朝鲜的秘密协定。 PF? 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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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作了补充解释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同意，现在提出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还不是时机。 {4[m01y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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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只是与苏联签订了经济文化协议。 tBFPc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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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日成在1949年3月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否涉及到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统一的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指出，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目前的形势已经需要并有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放整个国家。但斯大林不同意，理由是北方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苏美关于三八线有协议，而且美国有可能进行干涉。斯大林还说，如果敌人进攻平壤，他们可以通过发动反击，尝试以军事手段实现重新统一。 但是，在会谈中作为斯大林译员的贾丕才（Kapitsa）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12月两次接受采访时都证明当时根本没有谈到过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 至于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1993年第8期）载文说斯大林在莫斯科逼迫金日成准备向南方进攻的计划，还说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Bulganin）曾带领一批高级助手再次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等等，则完全不可信，作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 可以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与金日成谈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少也没有同意北朝鲜这样做。 =?:eEn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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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这与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 =osr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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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三、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基础 vbff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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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特使哈里曼的会晤告诉了美国，又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同时，斯大林也对美国的保证做出了回报，即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基点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Det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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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为30年，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属文件。这些协定充分保证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 直到新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实现上述权益。为此，斯大林也对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让步和保证，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劝说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 Hf<7dc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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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已经空前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心腹之患。根据章百家的分析，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路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在当时，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一党的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然而，在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时，国民党却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为推持自已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已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 g Hi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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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援助。7月初，中苏谈判开始以后，作为对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蒋介石还让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 既然斯大林已经对美国做过承诺，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 斯大林为实现对华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中共与苏联本来就不稳定、不和谐的关系上笼罩了一层更加暗淡的阴影。 f-! O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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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示了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完成，而实现这一转轨的基础就在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因此，这里着重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角度讨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变化。 lyj-!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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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互不信任、互不协调的状态中。先是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毛泽东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相对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认后，中共与苏联的矛盾主要又表现在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胡乔木回忆说：“苏联代表到延安，一见面就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日本？苏联的目的主要是要中共大规模出兵为它解除后顾之忧。中国党就是坚持打游击战争，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不仅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也是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和本本主义，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其目标之一就是清除苏联势力在党内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共党的力量。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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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脱离莫斯科指挥的独立倾向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不满和怀疑， 延安整风运动更加深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满和成见。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斯大林在1944年6月22日与美国代表哈里曼谈话时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放弃共产主义。 中共与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关系到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就显得更加复杂了。 /P]W|C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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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确定自己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时，并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做出了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定。毛泽东曾认为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会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表示“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 由于对苏联出兵东北并对中共提供帮助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方针，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战斗。 8)-wDsY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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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党委发出的通知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2's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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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问题特别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重视。8月11日朱德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V EV|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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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共在华北、华南地区也采取了进攻战略。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日，又给晋察冀等分局致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B1A} O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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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签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Hurley）和蒋介石抓住时机提出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并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所以，中共准备在各条战线发动攻势的战略方针显然是与苏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相抵触的。斯大林在8月20日和22日连续发来两封电报，坚决反对中共的主张，而是要求毛泽东答应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但在美国和苏联双重外交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的整个战略方针。 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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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中共的力量而言，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法完成进攻战略的。于是，毛泽东一方面决定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改变了向大城市进攻的战略。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理由是这种起义将变为反对蒋介石的行动。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撤销占领大城市计划的指示。 =u >G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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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做长篇发言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关于重庆谈判，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定。要看情况。 在8月26日的发言中，毛泽东还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 )# 3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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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已经想到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有限的。还在苏联出兵之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于8月3日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就提醒说，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 王若飞的估计非常准确。 FS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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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共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在于，尽管苏联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矛盾，并且苏联的对华政策受到远东国际形势的制约，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使他们认为，中共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时不至于受到苏联的限制。因此，中共调整和转变政策时的考虑，仍然是以配合苏联的在华行动，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为基础的。为了与苏联红军的行动相配合，同时也与重庆谈判的局面协调起来，中共决定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虽然已估计到“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仍认为，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 另有具体指示说，“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中共当时的考虑正如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所说：“苏联人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 ;dJ.#?Vj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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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在华政策的目标还缺乏全面的认识。为了履行中苏条约以及苏联对美国和蒋介石的承诺，苏联此时正在要求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报告，8月27日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近期派遣中国军队到满洲，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治安和对日本破坏者的防范。哈里曼认为，这表明苏联将遵守协议，在3个月内撤出满洲，因此，建议立即把这件事与在东北部署中国军队的计划联系起来考虑。 z HUuw(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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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因此，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军队是否“放任”，是否“同情”，完全是依苏联在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和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的。而中共对东北的政策也不得不随着苏联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s A )v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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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9月初，关内的中共军队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已经迅速地接近或开进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 !F 0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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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各部队对莫斯科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一致。有的部队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如在山海关、大连、沈阳等地 ，而在有些地方，中共军队与苏军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摩擦的情况，时有发生。关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初期与苏军发生矛盾的问题，中国方面的口述材料已经很多，最近在俄国档案中也发现了这方面的文字材料。 S lE 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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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联共（布）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 6cV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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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苏联的态度并协调与中共的关系，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的代表贝鲁罗索夫（Berulosov）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蒋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经到达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军队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不得不设想为“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军队进入东北的部署则“应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Sw|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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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苏美在远东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调，苏联拒绝参加远东咨询委员会。由于美国在东北的举动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苏联开始调整其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因此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同时，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进军，表示出严重关切和不满。10月，美国一艘军舰强行驶入大连港，其舰长还上岸视察了周围的情况。这一事件激怒了苏军在东北的指挥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代表会谈时曾反复提到此事，其语气和表情十分严肃。至使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张嘉璈认识到“苏联不愿意让我们依靠美国来运输我们的军队，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让美国在东北获得一席之地”。这表明马利诺夫斯基“对我们依靠美国的力量把我们的军队运到东北的不满程度以及苏联是多么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势力渗透到东北”。 57_9hf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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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美国的压力并对国民党起到牵制作用，苏联不仅制止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抽调20-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中共“可逐渐接收政府”，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中央迁移到东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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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苏联这一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10月19日、11月1日连续向有关各部队发出指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坚决全部消灭”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的蒋军，将主力集中于锦州、营口、沈阳一线，“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总的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中共中央必然需要苏联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于是，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政权等要求。苏方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到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 其结果是接管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既没能在大连也未曾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这当然是苏联与中共合作的结果。 _tt[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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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苏联采取对中共支持的方针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国民党施加压力。当时苏联代表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东北接收和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中国方面要求先完成东北接收再签订经济合作协议，而苏联方面的要求恰恰相反，双方争执不下。 对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经济代表张嘉璈与马利诺夫斯基谈判时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只要国民党能够满足苏联的要求，苏联马上就会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的对策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命令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撤回关内，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经济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以此争取苏联的政治回报。这一手果然灵验。11月17日，苏联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国政府的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联军队将为此提供帮助”；“苏联军队严格遵守中苏条约”，苏联“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帮助满洲的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军队推迟撤离的话，苏联军队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19日，重庆表示，如果苏联愿意帮助国民党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以及在上海和陆地的运输，并解除满洲中共军队的武装，红军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20日，莫斯科通知重庆，红军将保障国民党军队安全到达沈阳和长春。 FJ-rg?NY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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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后，苏联又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月2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在苏军撤出东北前，也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 12月初，莫洛托夫还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 nl&Lv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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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45年11月上中旬，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香港的九龙和越南的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面对突然变化的情况，中共也不得不再次调整自己的方针。11月20日和28日中共中央连续两次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提出“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苏联占领当局的举动使中共认识到“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中共的主力部队只能再次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H9s~@  
这时，身处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人已经看出苏联对华政策根本方针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他们在11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 所谓“保持和平”不过是中共领导人维护苏联面子的说法，而抛弃对苏联援助的幻想则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远东政策实质的认识。 _ORSd2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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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12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再次形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都表示支持统一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莫洛托夫还一再声明，“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并表示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并无二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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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斯大林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表达了苏联政府的如下态度：苏联在延安只有3名代表，因为不同意中共中断重庆谈判的做法，苏联已经召回了所有在延安的代表；苏联重申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精神，即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的政府，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不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如果中共没有要求，苏联不便向中共提出建议，而自从重庆谈判后，中共就不再向苏联要求建议了；苏联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如果他们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将按照对蒋经国所述的精神向他们提出建议；中共想进入满洲，但苏联没有放行；苏联愿意在解决新疆起义的问题上充当调停人，苏联能够对新疆起义者发挥作用等等。 8qIg=P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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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远东利益有希望通过与美国和蒋介石政府达成妥协来实现了。于是，当马歇尔（Marshall）在此时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共请求苏联也参与调停的建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民主改革。莫斯科还警告中共绝不能在东北开战，否则会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 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非常不满，甚至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联系。马歇尔来华后，毛泽东让周恩来带话给他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一方面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向美国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苏联的不满，而确实有意争取美国的援助。 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即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换句话说，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做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了。 *PL2(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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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946年春，东北局势再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迫使苏联陷于未按其预想获取在东北的经济权益而又不得不从东北撤出军队的窘迫局面。 c$/%7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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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其主要分歧在于：一是经济合作的范围不同。尽管苏联大大缩减了共同经营的企业，但相当数量的重工业企业及航空、内河航运企业是中国不能同意给予的。二是合办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是由中方担任还是由苏方担任，双方持对立的立场。三是双方决定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时间不同。苏联要求在撤军之前完成，中国则坚持在苏军撤退之后再签署。这样，在第三次撤军日期（1946年2月1日）来临之际，中苏关于经济合作的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联为谋求东北的经济利益，多次以“不解决经济合作问题就不撤军”来威胁中国。而国民党政府也对出让太多的东北权益感到痛心疾首，因此时而软磨，时而硬抗，蒋介石索性表示：“只要苏联不撤军，我们就不会讨论并进行经济合作。我们仍将搁置这一问题，静待事态发展。” 这实际是采取一种“冷处理”的策略，让苏联充分暴露其外交意图，以寻求国际声援。由于2月1日以后苏军继续占领东北，中国谈判代表便离开长春，中苏经济谈判中断。此后苏联要求继续在长春谈判，中国政府予以拒绝，但声明说，如果谈判移往重庆举行，可以考虑。经济谈判遥遥无期，但双方商定的苏军撤出东北的日期已过，这样，苏联在外交上就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D('P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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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东北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极大关注。当美国政府得知中苏关于经济合作谈判的情况后，于2月9日正式向中苏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声称中苏商讨的对共同经营中国东北工矿业违反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英国也表示支持美国这一立场。来华进行国共关系调处的马歇尔此时则鼓励中国政府顶住苏联的压力，对“战利品”和经济合作问题不给予任何承诺。他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时间对苏联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军队留驻满洲越久，它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就越清楚地成为中苏条约的存心破坏者。”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又给王世杰发电，提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如果涉及赔偿问题，应由远东委员会来解决。 这样，中苏间经济合作问题就将被提到国际外交舞台上，苏联则将卷入与美、英进行直接较量的境地。同时，与此有密切相关的苏联撤军问题也已经发展成为国际问题，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最后抉择。 ,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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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反苏情绪也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从东北撤军的决定。1946年2月11日，为了迫使苏联尽早撤军，美英两国发表了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文。不久，报上又刊登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以及苏军中止撤军的情况。这些消息的披露激起了中国舆论的极大愤慨，重庆、长春、南京等大城市连续发生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蒋介石利用这一形势，发表了较为强硬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对满洲享有完整的主权。与此同时，1946年1月16日发生的国民党负责东北接收的技术人员张莘夫遇害事件也被国民党报纸利用在国民中掀起了强烈的反苏情绪。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是势在必行了。然而，斯大林又决不甘心舍弃苏联在东北的即将得到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不能让美国利用苏联撤军后的局面在东北立足。斯大林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理解美国的“门户开放”，但却深深怀疑这个政策具有扩张性，他曾警告中国政府说，“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而国民政府在开放门户的同时，还应做好关闭门户的准备。 1946年初，当美国特使魏德迈（Wedemeyer）宣布要帮助杜聿明把大部队运往东北时，马利诺夫斯基便对张嘉璈明确表示，苏联一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治势力通过美元渗入东北。张嘉璈认为，“在今天美国人进一步表示出在东北扶植中国军事力量的意图后，苏联人的疑虑和忌妒之心必定要增加了。” 苏联对于美国军队出现在东北的问题更加担忧，斯大林在1945年12月30日接见蒋经国时就明确指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国军队进入满洲，因为这是苏联的范围。无论美国、英国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进入满洲。 现在，苏联既不能通过军事占领，又无法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限制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于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J(C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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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区，如沈阳和四平等大城市，苏联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1946年3月8日，苏联军队的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红军将撤出抚顺、吉林和沈阳等地区，红军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国民党，中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 果然，3月9日苏联驻沈阳军事占领当局出乎意料地突然接到在两日内撤离沈阳的命令，这一决定连沈阳卫戊司令斯坦克维奇（Stankovich）都感到莫名其妙。 在另外一些地区，如中东路和南满路以外地区，苏联占领当局则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 苏军在即将撤离时还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联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当局还应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的要求，把缴获的近50车厢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并通过朝鲜的清津港经对马海峡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20台货运机车。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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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东北的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此时中共已经不是完全依据苏联政策的改变而进行战略调整了。中共领导人对于1946年初东北问题国际背景的复杂性是有充分认识的。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送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全力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图消灭中共军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刘少奇在3月5日给东北局命令中说，苏联想在满洲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但到目前为止，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动起全国性的反苏运动。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红军推迟了其撤离计划。刘少奇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侯，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运动，苏联在满洲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中共。因此，东北局应利用这一形势，立即与苏军联系，并将商议结果报中央。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要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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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利用苏联撤军占据战略要地，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甚至考虑到即使苏联不支持也要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占领东北的军事准备。3月15日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指出：“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并特别强调，重庆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3月16日的电报又说，“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让出地方。” aXUv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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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对于重庆谈判暂不让步的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其在东北的军队迅速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3月24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占领长哈及中东路”。速与苏联占领当局联系，“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3月25日又电告：在东北实际停战前，“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是保卫北满”。对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以免停战小组到达后交给国民党占领。 这样，在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时，中共军队乘苏军已从长春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及时地进入或夺取了南满许多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的城市，如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和通化，并在3月中旬攻占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了被国民党政府利用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长春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在这种背靠北满、依托内线的有利战略态势下，毛泽东甚至决心在战略要地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他在4月19日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报提出了“寸土必争，决不退让”的口号，又在4月20日致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提出了准备“把长春变成马德里”的方针。 c1/w6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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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期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并不是完全依据斯大林的政策制定的，但与苏联的支持和鼓励显然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客观上的政策性吻合使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做出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战略地区进行决战的不合时宜的决定。1946年年中，在四平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现实结果是林彪的部队损失惨重而败退， 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我们虽已得到长、哈两个大城市，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的，“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我军“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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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以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互动条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苏军撤退之前，苏联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争夺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不过是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筹码；苏军撤退之后，在苏联对华政策中唯一能够牵制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发展的因素就是中共，而且，随着中共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一因素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1946年底，苏联贸易机构公开与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建立经济关系，并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经济援助，这反映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的“转轨”迹象。然而，这并不表明苏联在其军队撤出中国领土后的对华政策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斯大林要保持与中共的联系，并通过援助加强中共的力量以起到对美蒋的牵制作用。另一方面，苏联仍然希望在亚洲维持雅尔塔体系，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当然需要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而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苏联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欧洲的紧张局势迫使斯大林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与美国对抗的同时，在东方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这就决定了苏联不情愿也不会全力支持和援助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 D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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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共对苏联的政策也有两重性。毛泽东决心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道路，苏联军队撤离东北更坚定了中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尽管毛泽东的决策不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但他认识到只有苏联才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所以必须承认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苏军撤退以后，中共不仅继续保持着与莫斯科的联系，甚至越来越频繁地向斯大林请示报告，以此来争取苏联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因此，如果说战后初期中共的发展战略大体上是依苏联在亚洲政策的变化而改变的话，那么1946年下半年直至1948年底，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现象。 o:}vE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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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与美国一致的，即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并特别强调由苏联参与和谈，从而加强莫斯科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地位，并以此制约美国。因此，莫斯科一面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又向美国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1946年12月，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 莫洛托夫在1947年4月初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表明，斯大林所谓的“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2月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关系上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 在东北，苏联政府一方面扶植和援助在北满在中共政权，并暗中支持在苏联占领区大连和旅顺的共产党人， 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占领当局几次邀请国民党派遣谈判团到旅顺来，还于1947年4月同国民党就海军基地的北部“边界”问题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谈判，并且在1947年6月接待了由南京派来的国民党高层代表团。 h@mfR/l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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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转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这种结果显然不利于苏联确定的稳定亚洲局势的方针。因此，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即转变为促进国共和平谈判。1947年10月，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Sachikov）向中国驻德黑兰大使郑亦同提出了苏联出面进行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苏联大使竭力要让中国政府相信，苏美关系的倒退并不同样要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萨奇科夫大使称，苏联理解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苏联认为，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萨奇科夫建议苏中就新疆、满州和国共冲突问题举行会谈。 .8h?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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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48年2月至3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Stuart）致国务卿的电报说，苏联驻华武官罗申（Roshchin）在1月回国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处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处。因此，罗申在向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处”，尽管“中国人同意对罗申的任命，未必意味着中国政府打算立刻寻求苏联的调处。但是，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理由是“我们同意莫斯科的提法，他们认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 ki{}gCKL  
F-Q O 罗申自1948年2月22日回到中国后，直到1949年初，不断为调停而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保持接触。1948年6月，罗申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进行防止中苏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关于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称，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但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 BIH}om  
是年8月，罗申与王世杰会晤时，又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会谈记录还证实，蒋介石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于当年9月访问莫斯科。罗申承认，他是中间人，并与蒋经国一起安排了这次访问。 罗申在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还提出，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苏联大使甚至直接向美国大使馆提出呼吁，以取得对其调停努力的支持。有材料说，罗申的调停努力在国民党官员中间获得了某些成功。 如果说此时斯大林的目标与美国对华政策倾向一致的话，那么显然与中共的愿望则是背道而驰的。 %0"f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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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6年初，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延安与莫斯科的根本方针是不同的：苏联在亚洲需要的是妥协，而中共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毛泽东在1946年4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 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中国革命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面对苏美之间实行妥协与合作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则要为自己的理想起来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此时十分强调中共在东北应提倡自力更生，准备持久战争。他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 gJ<4}\j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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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同年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包括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阔地带，因此，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首先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其结论是各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妥协才能战胜美国反动派，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保卫苏联。 章百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斯特朗是1947年4月才将毛泽东的谈话发表的。事实上，这一观点陆定一在1947年1月2日发表的署名文章《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中便已经披露出来。章文认为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从这一思想出发，毛泽东开始探讨独立的外交方针。斯大林派给中共的技术专家兼联络员科瓦廖夫（Kovalev）曾向莫斯科报告说，1947年毛泽东将两位高级助手陆定一和刘宁一派往南斯拉夫，毛泽东想知道“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抗的条件下，找到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方法的”。 此外，毛泽东还在194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会议的准备会议上发言，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协定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 (=,Rw:Q  
4在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靠外援”。 毛泽东还在这次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46年4月起草的那个文件，并再次提出各国人民应开展独立斗争的方针。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ZUA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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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的反攻均取得重大胜利，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还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主要强调中国革命战争的进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总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阶段。这是目前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起的根本变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估价中共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地位。1948年4月苏联外交部起草了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点是：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只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二、认真研究并通报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种种变化。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援蒋反苏的举动并揭露之。五、“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六、确保苏联在在华利益。七、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苏友好的宣传。 至于对待共产党，是年5月，斯大林向科瓦廖夫出示了毛泽东请求援助的电报，并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几天后，在科瓦廖夫前往中国前夕同他谈话时，斯大林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ObJxl"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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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学者布莱恩•默里发表了在台湾发现的四份档案文件，似乎证明了苏联在1948年春夏的这一立场。这些据称是国民党政府驻布鲁塞尔使馆人员从一名苏联信使那里获得的苏联内部文件，包括一份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副本、两份日期为1948年5月22日和6月6日的军事命令和一份未注明日期的电文。 根据这些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提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的斗争，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斯大林特别提到“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失败。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同时，斯大林也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被成功而迷惑”，以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Q6TdXM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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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22日和7月6日苏军对外作战部致哈尔滨苏军东亚作战部主任马纳加罗夫（Managalov）中将的电报更具体地指示：“应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洲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提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关炮以及飞机，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受训练。”电报甚至说，“苏军总参谋长已经制定一项详细的军事作战计划”，“到今年夏季结束时，将要对敌人实施连续的打击，以迫使他们投降或至少大大削弱他们，以至于他们即使得到美国人援助，也不能再继续进行有效的抵抗”。“以后，你所有的行动只有一个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消灭敌人。这对于确立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不过，命令也谨慎地指出，“只有在我们已经解放的土地得到巩固的时候和地区，才能做进一步的推进”。 z6^SN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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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尚不能完全确定，但默里倾向于认为这些文件是真实的，并且说明苏联当时只是利用中共的胜利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起到制约作用，而不是希望中共真正获得全国性的最后胜利。默里还分析说，如果这些文件只是苏联故意向国民党提供的假情报，那么其目的就是为了恫吓国民党以使其同意苏联的调停建议。这与罗申发出的要在满洲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的威胁是完全一致的。在调停努力的背后，苏联在德黑兰、布鲁塞尔和南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都强调，国民党不要跟着美国一起参与“冷战”，反对苏联。如果苏联的调停成功，则可以避免当欧洲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同时，由于中共的全面胜利并加入苏联集团而在亚洲引发一场与美国的新的对抗。 这一分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Dw$K!O+  
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到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有材料证明，1948年6月12日苏联代表向莫斯科报告，高岗请求苏联提供武器，特别是75毫米日式火炮的炮弹，以便发动对四平的进攻。但苏联并未提供这批军火。 苏联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的经济援助到1948年也有了明显增长。1947年苏联对外贸易组织与东北地区人民民主政权的贸易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迅速增长为15100万卢布。 另有文件说，1948年9月林彪直接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遣100名苏联技术顾问和工程师。10月，高岗也直接要求斯大林提供铁路设备和20000吨棉花。12月底，高岗还直接向苏联驻中国东北的官员提出援助铁路车辆、器材和电力的问题。 1948年6月，应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由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这个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员和熟练工人220名。该小组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包括抢修列车、潜水站、起重机和其他机械。为修复铁路所必需的一切材料也从苏联运来了，有金属构件、钢轨、桥桩、钢梁等。东北解放区的铁路修复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很大进展，截至1948年12月15日止，已修复满洲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其中包括长987米的松花江二号大桥、哈尔滨至长春间的长320米的饮马河大桥，吉林至长春间的长440米的松花江桥，以及其他各线的12座大中型桥梁。 v.B2BPs3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也越来越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而且特别注意从未来新中国外交方针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中共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信号。1948年6月底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 后，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 11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1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11月8日的《东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公开表明中共立场的重要文章，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在这篇文章里，刘少奇指出世界已经分为两个阵营，而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更加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对南斯拉夫问题的立场。 8M+h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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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加强与苏联关系的最明确的表现，就是从1948年春起，一再提出要亲自访问莫斯科的要求。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苏联学者认为最早提出是在1947年初，而且首先是由中共方面倡议的。其文献证据是斯大林在1947年6月15日致延安的苏联医生兼联络员奥尔洛夫（Orlov，化名杰列宾）的电报：“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与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 而据毛泽东的翻译兼秘书师哲回忆，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的消息，以为“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江青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便主动提出派专机来接毛泽东等中共主要负责人去苏联。 当斯大林了解到事情并非如西方传言那样后，立即在7月1日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争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xA"tW){Jj  
j0如前所述，1947年初毛泽东正在考虑独立于苏联政策的发展道路，因此说此时毛泽东主动提出亲赴莫斯科访问似乎是不可能的。以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逻辑而言，当时中苏意见有分歧，而中共的力量还不足以自立，他亲自去见斯大林，除了招致一顿训斥外，没有什么意义。1948年2月铁托拒绝到莫斯科，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理。到1948年春，中国内战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而中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苏联对话了。这时，毛泽东才会从未来新中国外交的角度考虑与苏联加强联系和寻求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决定提早动身到苏联”。“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4月29日斯大林即回电表示同意。 到5月10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建议他推迟动身，电报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在火线上。我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毛泽东当日便回电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 "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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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问题。他在7月4日的电报中说：“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地、海上、空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毛泽东还说，将有20人与他同行，如果乘坐飞机前往，请派两架飞机。7月14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奥尔洛夫在1948年7月14日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虽然对于斯大林再次推迟他的访问表示同意，但他明显地表现出不满。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出发的一切准备，没想到会遭到拒绝。 af1~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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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到中国革命接近胜利，考虑到未来新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中共越感到需要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于是，毛泽东很快又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问题。1948年8月28日奥尔洛夫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叙述了他同毛泽东一次谈话的内容： t {k8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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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是： Dqqz(F]h  
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_;_ _|'0E  
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 "jKF|oubLc  
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ae9 YviE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pM7~)iD8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 Si!:7d4_^  
6、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D=B !k}  
7、一系列其他问题。 Q)wJBo5:  
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以使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 ]K|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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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见到苏联方面对此做出反应的材料。毛泽东在9月28日再次致电莫斯科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联共（布）和老板亲自汇报。（为了）得到指示，我打算在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的汇报，请您向联共（布）中央和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 :G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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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电报的行文可以看出，毛泽东急于直接见到斯大林，而且言词恳切，语气恭敬，其目的是表明中共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将请示莫斯科，并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性。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但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处理国内建设问题以及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上加强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斯大林此时对中共在远东局势中所处地位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转变，尽管出于对亚洲国际斗争的策略考虑，斯大林一再拒绝毛泽东亲自访苏，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与中共直接接触。所以，当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8日再次发出电报，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8年12月底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米高扬去中国会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了解中共的要求和愿望，并说明苏联领导人就后者向莫斯科提出的诸问题的看法。 tHLY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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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尽管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到1948年底，毛泽东和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站在一起了。  第二章 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 qGtW.v6D  
对1949-1950年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过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对于双方来说，结成这一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对美国的政策以及怎样解决各自的实际利益这两个方面。对付美国这个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同盟得以缔结的基本条件，也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但是，毛泽东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完成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而苏联一方面要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美国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一方面又要避免使苏联直接陷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此外，新中国的诞生以及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必然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所得到的在远东的根本权益。在这两个方面，既存在着中苏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础和目标，又隐含着中苏同盟产生矛盾和分歧的条件。在1949年年初、年中和年底中苏两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会晤中，充分体现了这种统一性和矛盾性，而其表现形式又有着微妙的变化。不过，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即毛泽东决心向苏联“一边倒”。 P =C: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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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高扬悄悄来到西柏坡 A dX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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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8-1949年的冬天，亚洲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引起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以至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Vyshinskii)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示说：“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 但此时，斯大林对于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怎样立场以及会走上什么道路却一无所知。 '5 gAc\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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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9年2月16日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抱怨态度和试探心理。斯大林通知毛泽东，苏联政府已经向苏联驻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和满洲里的领事下达了如下指示： "H 2Y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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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我们还没有同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我们命令你们： :Ef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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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I　　1、在下达专门的命令以前，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 %t8u9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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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民主政权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或外交部特别授权的人拜会你们时，你们只能通过领事或副领事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48X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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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斯大林还是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 bjbW: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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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高扬出行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们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 斯大林的考虑则有所不同，他担心美国会对亚洲局势的迅速变化进行公开干涉。如上所述，苏联大使罗申早在1948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调停工作，以至美国驻华大使都有此估计。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 b j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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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事前已经向苏联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在1948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 h/S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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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1949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会后，立即于次日致电毛泽东，其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并不想拒绝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准备的如下答复： enZh!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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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ZH9qM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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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斯大林还为毛泽东准备好了对国民党征询意见的答复： V$6x0()  
IG?'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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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接着指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89;# E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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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二，决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苏联愿意单独充当调停人。或许是考虑到应该采取更为妥善和策略的说法，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可能拒绝苏联的建议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未等毛泽东的答复，1月11日斯大林又来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原因是，如果中共提出的条件国民党不同意，“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 ,-nV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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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显然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他在1月12日的回电中直接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他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应该做出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已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真诚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表示了中共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 oZo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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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情了，而是完全按照11日电报的思路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不过，美、英等国在苏联之前已经明确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充当调停人， 和谈一事只能作罢。 |} =f h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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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当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西柏坡时，他所准备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决的这一问题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学者根据俄国最近公布的这些档案文件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 这种理解恐怕不够准确。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0日电报的理解没有错误，斯大林开始的确是有意由苏联单独出面充当调停人来促成国共和谈，这在电文中表现得很清楚。只是在考虑到中共坚决反对和谈的态度后，斯大林才不再提调停人的问题，而是完全从策略的角度提出中共不应断然拒绝和谈。正是出于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毛泽东在与斯大林通电以后，于1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NtrFlr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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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斯大林此时处事也是非常谨慎的，既然已经知道中共的坚决态度，他是不会再提出调停的问题了。1月21日，蒋介石面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迫不得已宣告自行引退，把李宗仁推到了前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立即召见罗申，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停止内战。但罗申经请示斯大林后尖刻地回答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李宗仁再派人去见罗申，得到的答复是，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 显然，这是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UlN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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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和谈的问题上，表现了苏联对华方针的根本转变。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苏联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但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过去的方针，斯大林实际已经在考虑改变苏联的政策了，所以他很快就对苏联出面调停的事情默不作声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标志，是值得斯大林高兴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这也正是斯大林派米高扬去西柏坡的主要目的。 0!QF%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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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 %'vIHR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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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共的立场和政策，主要是毛泽东介绍的。据师哲的回忆，从2月1日至3日，毛泽东一个人整整谈了三天，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尽管米高扬对毛泽东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谈话方式很不习惯，但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基本状况总算是有了大体的了解。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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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东北问题(旅顺基地的租借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蒙古问题(外蒙古的独立)和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上，其中东北问题是重点。而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在中国的主要权益是通过1945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因此如何对待这个条约的问题又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集中的表现形式。 GJz4.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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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蒙古问题上，毛泽东最初委婉地借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表示，新中国有意收回外蒙古。但因苏联方面态度坚决，抢先提出外蒙古要兼并内蒙古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再坚持收回外蒙古的要求。米高扬在60年代回顾此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BHC)Vx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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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对此，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中国政府都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自已的军队，自已的文化，它的文化和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前进，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恐怕什么时侯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其结果大概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谈话时在座的任弼时在这个时侯插话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斯大林针对我就此事的报告给我发来一个电报，供毛泽东参考，内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要属于外蒙古。”毛泽东悉知这个电报后说，他会考虑这个电报，还说他们“当然不会维护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路线，也不拟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 t})&5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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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像1945年谈判中苏条约时一样寸步不让，并且采取了一种先声夺人的姿态。毛泽东对此只能作罢。 xYzol?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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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很谨慎地提到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米高扬则非常明确地表示苏联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据米高扬回忆，“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正在进行独立运动，这个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的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他说，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过他，说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制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该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新疆虽然也是苏联关注的地区之一，但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没有涉及新疆问题。当时斯大林即以苏联政府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和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换取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条件之一。 后来，苏联政府试图通过与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的方式保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遭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 尽管如此，由于大量苏联侨民的存在，莫斯科对新疆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实际上是不容忽视的。 换句话说，苏联对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是通过无所不在、被称为“国中之国”的苏侨协会，而不是通过占有领土或签订条约。所以，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已经预先做好了让步的准备，而当时的中共根本还无法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G~%L~X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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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东北问题是中苏双方关切的焦点。不过，在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双方都采取了非常慎重和试探性的方针。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有人认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但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对。“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娓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 a8: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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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斯大林明确向中共指出了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条件后，才表示也可以根据中共的要求立即撤军。显然，斯大林的这种说法是没有诚意的，实际上他也了解中国眼下不会提出撤军的要求。 3]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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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听到苏联的态度后，几乎同时表示，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因为这样做只能对美国有利。毛泽东说，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将保守秘密，等到将来，中国粉碎了政治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重新考虑条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中共的态度似乎是十分诚恳的，但米高扬的感觉是，“他有自已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说透”。 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米高扬的感觉是正确的。 '7WWbz0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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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特别关心的是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他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长春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长春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 米高扬在会谈时也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长春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含糊地回答说，“在长春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磨擦，这些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比如，国民党军队掠夺了长春铁路和一部分企业，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最终归还给了长春铁路。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似乎正在破坏这些条约，把企业交给了长春铁路。”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 |Xt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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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虽然斯大林对于中苏条约的命运问题已经忧心忡忡，但中共领导人对此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或许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从会谈情况看，中共领导人更多谈论的是要求苏联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 X[l?<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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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药及武器生产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生产在内的后勤工作。周恩来还希望苏联提供钢材、汽油、汽车及其他机器和物资。 $"yd$2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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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月2日的会谈中，朱德和任弼时“着重讲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在这方面，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就此次谈话，米高扬在电报中特别写道：“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A+c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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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3日，刘少奇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也涉及到了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他建议，在帮助中国工业发展方面，苏联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2)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提供资金，并表示中国方面迫切想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多大规模的帮助。对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要求，米高扬除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外，其余均声明要请示莫斯科的意见。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提供4亿美元贷款的要求，米高扬表示只能给3亿。并建议中共确定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物资清单。 tS&2Vy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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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情况看，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谈中几次表示即使苏联不能给予贷款或其他援助，也不会埋怨见怪，但最后还是请求苏联尽快提供军需物品，并决定将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去莫斯科，以便签订贷款协议及讨论其他重要问题。 w]UXR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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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共采取的政治方针，综合俄国档案文献的材料可以看出，米高扬在他的报告中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引起注意： uOa7Vp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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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共决定不急于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原因是缺乏管理干部，以及难以解决城市供应问题。米高扬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意见对此提出了反驳，指出应尽快占领大城市，以便加强中共党员中无产阶级的基础。 dS q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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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成分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对“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影响”感到满意，并说“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米高扬认为这与中共及其军队长期在山区活动而远离工人阶级和大城市有关。 |A,N;I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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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如果现在成立政府必然是联合政府，就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并坚持在夺取南京后不能立即成立政府。米高扬劝说毛泽东应在占领南京或上海后，迅速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政府，认为这对国内和国际斗争都有利。 7gM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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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关于外国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认，并希望苏联首先给予承认；一个方案是一年之内不急于得到外国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中共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样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外国在华利益的问题。对此，米高扬未表示意见。 p/z>(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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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接受联共(布)的领导和指挥，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并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UsjWZ9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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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中共领导人表示，新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计划原则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从时间上讲是长期的，对“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面进攻还要等10-15年”。希望苏联对此提出建议。 %7:Ek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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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俄国现有的档案文献看，在米高扬访华期间，尽管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米高扬与毛泽东谈话之深入，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之广泛，特别是在此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斯大林与米高扬之间电报往来之频繁，毕竟使中苏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和要求，以及存在的分歧，这就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以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和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中苏同盟的第一步。 二、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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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与苏联结成联盟。在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现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 为了向莫斯科表示中共的这一愿望，毛泽东加紧了与斯大林的联系。特别是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中共不愿将大门关闭，但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还是时时处处向莫斯科请示、汇报。 xxT{E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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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恢复经济急需贷款援助的情况下，由于向苏联要求的贷款一时无法得到，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问题便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当时，西方国家的财团也有在华投资的意向。但是毛泽东深知这种问题的敏感性，他必须向苏联通报，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4月13日，已经成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了他4月9日同毛泽东长达3小时的会谈情况。会谈时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指出：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表示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毛泽东还主动表示：“我们把这项建议看作是试图与我们达成交易，这不是为了援助中国人民，而是(按马歇尔的计划)使美国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并使中国人民服从他们，就像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不过，毛泽东随后又表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决定“某些情况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事实上的联系，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关系”。 R$t 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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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上述电报，斯大林4月19日打电报给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会谈时，请告诉他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话。……第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 显然是因为没有摸透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或者是出于避免引起苏联猜疑的考虑，中共始终未曾接受美国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InDFC\\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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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科瓦廖夫又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简要地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会谈的问题。毛泽东说，会谈中司徒雷登曾表示其个人意见说，他们美国人现在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就是证明。他还说，人民解放军一入城(青岛、上海)，美国人就把陆海军撤走。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民主人士要尽可能广泛一些。联合政府成立后，只要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将予以承认，并同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同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是矛盾的。麦克阿瑟不久前派两团美国士兵在青岛登陆，并加强了驻上海的舰队。或者司徒雷登说谎，或者军人们(麦克阿瑟)不尊重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司徒雷登撒谎说美国人好像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却相反：这种支持一直在积极进行。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等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一事，这又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假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大使馆撤离中国，我们才高兴呢。”5月26日，斯大林在打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要他转告毛泽东，他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并说：“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 %e_Xu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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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当时苏联对中共与美国关系发展的考虑比毛泽东估计得要复杂和微妙。斯大林一方面不愿意中共与美国密切接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出兵干涉中共的解放事业，甚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斯大林对当时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忧虑不在于中共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而在于中共采取过分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战造成借口。因为一旦美国出兵，苏联将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如果苏联介入这场冲突，势必与美国在亚洲卷入一场战争；如果苏联采取回避态度，万一中共不敌美国，就会直接损害苏联在中国北方的既得利益。 ,3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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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曾阻止中共打过长江的问题，据笔者目前看到的史料，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从罗申的活动和斯大林关于苏联出面调停的上述电报可以看出，苏共确实有意让国共双方划江而治，虽然这是没有明言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屡次表示对斯大林有怨气是事出有因的。胡乔木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即斯大林没有正式提出过阻止中共军队渡江作战，但这种意图是有的。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就曾表露过类似的担忧。1949年4月1日，即在中共军队渡江前，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克拉克(Clark)致电马歇尔说，罗申告诉他，如果中共最终夺取全国就会感到“骑虎难下”，面对无法应付的局面。 实际上，真正感到“骑虎难下”的是斯大林。例如，中共军队在渡江战役中炮击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和“伦敦”号巡洋舰后， 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保守党要求对红色中国宣战，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此时正在北平的科瓦廖夫根据莫斯科对他的报告的反应，“感到危机时刻已经来临”，“辽东半岛的苏军以及在旅顺口和太平洋其他基地的苏联舰队已处于完全的战备状态”。但“对所有人来说，庆幸的是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edsjw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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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甚至不愿公开与中共密切接触的情况。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出苏联同民主中国的友谊。” 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秘密访问莫斯科，对外报道则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 NR1jguN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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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首、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26日抵达莫斯科。 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举措。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为中苏结成同盟打下基础，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面铺平道路。同时，学习苏联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争取苏联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刘少奇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多次会谈和交换的各种文件，基本上达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但有些问题则留待毛泽东亲自去莫斯科解决。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中苏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lw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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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刘少奇通报中国国内的基本形势和中共有关建国的方针和政策，征求苏联方面的指示和意见。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斯大林在阅读这个报告的俄文本时，在文件上做了许多批注，并划了许多着重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qZ=a&6~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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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次二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谈到今后的任务，报告认为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T.$k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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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未来的国家管理问题，报告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报告指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什么是‘官僚资本’)”报告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须解释的。(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5>R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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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区分了中国的内部斗争与外部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报告特别强调：“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VqP_h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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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几项原则：“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9／对。)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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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在华经济利益的问题，报告说：“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什么样的限制？)”至于“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对。)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vxg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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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华的外交官员。报告中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名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R 4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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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政府成立后，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对。)”报告同时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F>P&ty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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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斯大林对这份报告的批注以及后来的会谈情况，可以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状况是满意的，对中共中央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也是基本赞同的。就是说，中苏两国在发展道路上虽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 0~Tq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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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刘少奇阐明了中共中央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即新中国将坚决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反对走“中间路线”。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苏两党应建立密切的关系，互相帮助。这样，就确定了中苏之间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 kM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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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共的这一立场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和赞赏，7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甚至还出版了单行本。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也特别解释了毛泽东所说的“一边倒”方针：“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 7Gmy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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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还指出：“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刘少奇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 %<:i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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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在会谈上，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问题上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刘少奇表示，“没有什么妨碍。”但斯大林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侯都要讲团结。斯大林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 uc] 9^5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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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还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表明了苏联赞同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融洽和谐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oCdvV8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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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刘少奇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 S!i'] 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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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明白中国最急需的就是经济援助，根据俄国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第一天，即6月26-27日深夜的会谈中，主要讲的都是如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斯大林首先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而且这笔贷款是按照1%的低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的商品形式提供给中国，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斯大林还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一批专家，而且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苏联还准备派专家并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周围的水雷。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事的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在回答中国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作好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建立这条航线”，并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 j@1FkNe}^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还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修一条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的铁路。 刘少奇根据国内来电的要求，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苏联方面对这一计划当即表示赞同。只是提议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 斯大林还根据中国的要求，派出苏联空军布防在旅顺到大连之间，以对付国民党的空袭。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情报及反间谍方面进行合作。高岗和刘少奇说，过去苏联在中国的大部分情报网已经靠不住，甚至正在为美国和蒋介石工作。他们要求停止这些无法控制的间谍的活动。斯大林回答说：“形势要求我们把我们双方的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我们准备立即这样做……让我们采取联合阵线的行动!” JL`w{.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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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还提出向苏联学习管理经验、在苏联参观访问、派人到苏联学习以及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要求。刘少奇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 在7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又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苏联解答或给以指导的问题，这包括了解苏联的国家结构、经济政策、文化和教育机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 苏联方面尽力满足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些要求。 >Vr(jy"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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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高岗，同意由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鉴于中国方面的经济机构刚刚建立，既缺少专家，又缺乏必要的资料，根本无法提出所需设备和货物的清单，毛泽东建议刘少奇与联共(布)中央商量，可否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如果斯大林同意先派专家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那么最好请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 7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国时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 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已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 /JGZxUld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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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访苏回国后不久，苏联加快了对中共援助的步伐。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19日决定，向中国提供334架飞机和大炮，其中包括360门高射炮，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此后又提供了价值315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装备。此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1月5日决议，还提供了价值630万美元的钢轨和固定件。 Rv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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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刘少奇访苏期间，中苏双方在新疆问题取得合作成功，是加强中苏之间理解和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R/w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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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苏利益冲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对东北问题比较敏感，那么在新疆问题上，却表现得特别慷慨大度。在与刘少奇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主动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斯大林还建议说，“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守卫。”为了帮助新疆尽早得到解放，斯大林表示苏联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迅速地驱散并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 2%p?{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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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肃清和保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经请示毛泽东后，7月6日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 毛泽东原计划于1950年或1951年解决新疆问题，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决定提前攻占新疆的日期。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调查在年底以前占领新疆的可行性。 2aWDh2  
　　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及驻苏大使馆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当地可靠的领导人。当年稍晚时候，中共便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了新疆问题。 Ym&A$G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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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看到，斯大林对新疆问题的建议和关心，主要考虑的并非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出于在已经决定苏联不再介入新疆问题的前提下，对西方势力渗透这一地区的担忧。虽然如此，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斯大林的建议和帮助有直接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要求，很难说不是为了在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苏条约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 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谈判遇到了障碍。 BO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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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H Wm}gZ  
m y`w0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自然要求废除包括中苏条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是当时中苏双方利益冲突之所在。如果说当米高扬访问时苏联提出这一问题有些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那么当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毛泽东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非常谨慎，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都是在试探对方的本意和底线。 b4BC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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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高扬离开中国之后，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以往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 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周恩来的这种说法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本意还摸不透，或者说对米高扬所表示的苏联对待原中苏条约的立场持怀疑态度。而斯大林也摸不清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中共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也只是提出“可以谈谈看”。 中苏双方在条约问题上互相摸底，互相试探的心态在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在该报告上的批注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ag<}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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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l ,jx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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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5]Pz;"|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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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1O~gn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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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j8@nf\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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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g*wY#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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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ee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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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对。)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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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月11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对长春铁路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已经在西柏坡表明了苏联的意见，即苏联认为条约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保留。虽然中国方面对长春铁路问题没有表态，但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 斯大林显然是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会引起冲突，因此将问题搁置起来可能要好一些。 $D K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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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已经知道中国并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于是又重复了米高扬的说法，即提出两个方案要中国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至于中苏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而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明确地对刘少奇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 g?Q@[}j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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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说来，刘少奇虽然表示可以继承旧条约，但又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显然中共领导人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只是留出了较大的选择余地而已。这一点，斯大林不会看不出来。而苏联当然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这一点，从斯大林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言词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莫斯科“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苛刻，不过斯大林以这种说法来试探中共的意图却也是非常明显的。看来，斯大林是想把问题拖下来，或等待毛泽东首先明确其要求或做出让步。 / A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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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莫斯科会谈中，中苏之间的另一个分歧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准备，也很不情愿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向中共提供帮助。 '{O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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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 但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台湾是中共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而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帮助。 ,d5I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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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在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已经透露了中共对进攻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提到解放台湾问题。信中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于是，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 lNcR4d@k=t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首先说明了中国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 n1",~A0d　　 t((\rC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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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fd!Lq2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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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oN\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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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由我们占领。 [k^X?LMq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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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当然是很婉转地提出的。电报说： uLX8oR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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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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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6>.$$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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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刘少奇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qA[|7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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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中国领导人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斯大林表露了他对战争的真实感受，又说：“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由于我们对战时和战后的困难和灾难估计不足，以及轻率地采取行动，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斯大林建议把这件事提交联共(布)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7月27日，他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中央委员会总部，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参加了会议。苏联方面除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外，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参加了。斯大林在会上重复了他早些时候建议和要求中国人不要发动台湾战役的看法。在发言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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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情况说明，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全球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他们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实际的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可能的合作。这正是刘少奇与斯大林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基础。从这一点看，美国教授陈兼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 然而，就双边关系来说，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没有解决中苏之间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直接对话了。  三、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 <{M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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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在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也需要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正如韦斯塔教授认为的，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联合，或者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但中共要求与苏联结成同盟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即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这种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显得尤其迫切。 YnZ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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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确是心急如焚。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不断向苏联方面反映这种状况。 S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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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28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接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向他指出，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复杂和困难”的。对外贸易由于国民党封锁海岸已陷于瘫痪。新政权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还有进出口业务。其贸易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缺乏专业技术干部也是经济恢复的一个最严重的难题。陈云在谈话中指出，“缺少忠实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恢复。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在最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里，70位工程师中62位是日本人，一般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而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很低。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 W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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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Tikhvickii)在他的题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胜利和1949年的国民经济》的报告中指出了下述事实：在天津、上海、重庆、广州这样一些重要工业中心解放时，那里75%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瘫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了一片废墟——炸毁了堤坝，践踏了几万公顷农田，带走或炸毁了火车机车和车厢，毁坏了发电站和仓库，破坏了交通、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凿沉了船只。国民党撤离上海时，毁坏了国际无线电台，炸毁了江南造船厂的主要车间和江湾机场的油库，凿沉了4艘油船和10艘轮船。从无锡逃跑时焚烧了1000多辆满载从上海送来的工业设备的卡车。从武汉到广州的100多座铁路桥被炸掉了90多座。在汉口毁坏了30多只船，炸毁了连接武汉三镇的所有铁路桥梁。 此外，1949年12月19日由周恩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说：今年各地灾情异常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1亿亩，粮食减产约120亿斤，灾民约4000万。 " 0r{<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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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出于对国内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担忧，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与苏联结成同盟的信念。用刘少奇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联合苏联”就是“立国的基本政策”。 X>r\<5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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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毛泽东明白决不能靠乞求援助来达到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必须向斯大林说明，中苏同盟不仅有利于中国，从根本上讲也是有利于苏联的。毛泽东的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他的出发点是要让莫斯科知道，为了在政治上共同对付美国，苏联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 7n$ArC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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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1(P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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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否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以及中共如何了解到这一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李克农传递这样的信息，无疑是提醒莫斯科，在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中国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不放心。 对此，毛泽东是有感受的，他曾对中国民主人士罗隆基说，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援助”，因为这将引起苏联的怀疑。 当然，毛泽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的立场。所以中国领导人还向苏联透露，美国仍然企图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不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陆组织和建立反革命组织。 总之，毛泽东一方面是要表明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关系的不同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密切中苏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从李克农的信息中还可以体会到的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满的。 `m}oK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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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寻求经济援助，毛泽东去莫斯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随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人员师哲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回忆，他认为中苏领导人在会谈初期遇到难题或产生隔阂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会”，特别是斯大林不理解毛泽东想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而一些俄国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如列多夫斯基、库利克等)在接受笔者采访或进行学术交流时说，毛泽东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养病，所以毛泽东后来抱怨他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是没有道理的。 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之前，已经把他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即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V;c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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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在10月就开始了，最初打算出访3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并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第二个月去东欧国家访问，第三个月在索契疗养。根据科瓦廖夫的建议，这次访问将秘密进行。 在11月5日的谈话中，科瓦廖夫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表示欢迎毛泽东访苏。毛泽东则提出他想于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并亲自向斯大林祝寿。因有许多国家将派代表团出席斯大林的寿辰庆典，所以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也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随后，11月8日，毛泽东专为此事向莫斯科发了电报。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再次向罗申大使表达了毛泽东要访苏的愿望，并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他将亲自前往莫斯科谈判。 中共中央11月9日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证明了上述说法，电报称：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王稼祥立即向苏共中央转达了这个意思。 对此，葛罗米柯(Gromyko)向斯大林建议，既然中国人谈到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访可能影响工作，苏联可以表示尊重中共自己的选择。 这实际上是暗示只要毛泽东一人来访。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误会的问题。 6TU A p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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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二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却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斯大林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给斯大林祝寿，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泽东在12月3日召见科瓦廖夫，特意告诉他，对于毛泽东访苏，中共是有压力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一次会议上反对这次出访，因为按照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访苏会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失去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 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访问的确是很不顺利的。有俄国学者认为，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对方了”，关于条约的谈判“平静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什么分歧”。 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障碍。 5%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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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两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和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双方虽然都表示可以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在解放台湾问题上，苏联则拒绝直接向中国提供援助。 kE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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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毛泽东刚讲到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访苏后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sJV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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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斯大林已经抢先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 毛泽东接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r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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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说这番话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鉴于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表明了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毛泽东才提到“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不便再予以直接拒绝，便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但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这实际上等于在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封住了毛泽东的嘴。 z{Li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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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讲到，已经把12月16日会谈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并在等待中共中央对会谈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 unwcs^Q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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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失望。 毛泽东本人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Yudin)谈起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Fedorenko)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u#r2Z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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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如果说与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时相比，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有所改变，那就是现在苏联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中苏条约在实际上进行修改，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这样做至少不会因中苏条约的改变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给苏联引出更多的麻烦。 2z@8z%>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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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显然认为苏联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更加注重问题的形式方面。毛泽东坚持要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一方面是考虑到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从而扫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正如他本人所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Ca1Sy!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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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做出相应的让步，毛泽东则提出准备静心休养，并要提前打道回府，以示对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的不满和抗议。 l-{HM)  
(pn　　1950年元旦这一天，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Shvernik)、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贝利亚(Beria)、马林科夫(Malenkov)、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应当只具有简单的座谈性质。他不想就这些会见提出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者说是不讨论实质性问题。会见应当每天安排一次，时间不要太长，他认为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之后。”“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本人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从他的健康考虑，这些事是令人疲倦的，而且会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曾打算到苏联各地去看看，现在，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跋涉，所以他不想在苏联各地旅行了”。最后，毛泽东提出，他原计划在苏联逗留三个月，但现在他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 看来，除了“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x@{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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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毫不退让的毛泽东，斯大林必须做出选择。 9z"Z-t=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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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使斯大林受到刺激的是西方的报纸。由于自斯大林寿辰庆典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在苏联的媒体上出现过，各国驻莫斯科使馆都议论纷纷，到处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在西方媒体也引起了种种猜测，甚至有消息说毛泽东被软禁起来了。对此，中苏双方都感到不妥。王稼祥大使提出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方式解脱困境，并公开说明毛泽东访苏的目的。 第二天，即1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消息。毛泽东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 毛泽东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示出来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无非是想给斯大林施加压力，迫使他讨论新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在报纸公开发表这样的谈话，已经表示出苏联的让步倾向。毛泽东后来承认，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Z}Vted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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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斯大林决策的事情。毛泽东在1月1日与罗申会谈时告诉他，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一个消息：“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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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12月3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致电周恩来，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lxK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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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把缅甸、印度、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将与中国建交的信息告诉苏联方面，看来不是没有用意的。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冈察洛夫等人则认为，英国承认中国一事对斯大林的震动很大，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 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无疑对苏联是一个刺激。 看来，斯大林需要考虑再次做出让步了。 }LK0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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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韦斯塔教授根据俄国档案材料，还提出了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促使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当中国领导人新年期间在莫斯科逗留时，毛泽东不断地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罗申等人做工作。结果，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毛泽东没有签订一项新条约就离开莫斯科，会损害他本人及他的政党在中国的地位。他们觉得苏联有责任保证这个新的共产主义邻国的安全。于是，在这些领导人当中，由米高扬出面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在不给苏联带来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签订一项新的条约。 ,,C,i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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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到1月2日这种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RiWQq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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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HYT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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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表现出友好合作的姿态，尽力弥缝中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裂痕。1月6日，维辛斯基拜访毛泽东，并进行了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维辛斯基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五天之内，派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他们将在一个月内写出关于水利枢纽设备状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_Dx|P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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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辛斯基还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来电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苏联方面根据专家的计算，决定按苏联空军的标准，从1月开始即向中国提供所需数量的燃料。至于中国为这批燃料进行支付的方式和条件，可以在1950年的贸易谈判中再解决。毛泽东再次要求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苏联方面还提出了一个令毛泽东十分感兴趣的建议，即由中国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其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苏联将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而“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百分之百地同意这个建议”。 S:qQ+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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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毛泽东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有相当一些人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和修改条约其他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 Ok6#Qz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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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 5eH'r"`LS  
　　为了表示中国与苏联立场的一致，1月13日毛泽东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1月17日毛泽东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并说明其目的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毛泽东还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x= 6]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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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主张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认为驻日美军对于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还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过。当时中共没有对此做出反应。 战争期间，野坂参三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回国后也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为了保持与苏联观点的一致性，毛泽东还是在1月14日指示胡乔木，应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后来，毛泽东还特意指示将这篇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看。 F"J%@x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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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在中苏两国商定共同发表驳斥艾奇逊(Acheson)1月12日演说的声明这件事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矛盾。 |@vj.~8N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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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对于艾奇逊在演说中发表的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斯大林要求中国和苏、蒙同时以官方名义发表声明进行反驳，但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官方’的声明”。结果，苏联和蒙古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则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的。对此，斯大林十分不满，责备毛泽东“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还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毛泽东为此憋了一肚子气，始终一言不发。 sW,D Zu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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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师哲看来，这是又一场“误会”，但从现有文字材料看，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1月17日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时，苏联方面就明确提出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同意发表声明，但又特意问到：“由新华社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立即回答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毛泽东当时对此表示同意，并具体谈到，“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稿”，经苏联研究和修改后，“用电报发往北京，由代行外交部长职务的副部长发表这个声明”。 显然，这里是无法用“误会”来解释的。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以新闻总署的名义发表声明，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坚持己见，并对斯大林的指责颇为不满却是事实。这至少说明中苏领导人之间当时还是缺乏理解和谅解的。 (]6u')b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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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说来，中苏关于新条约的谈判还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开始的。周恩来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后，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的问题。会谈开始前，苏联方面已经将有关新条约的12个文件起草好，并于会谈当天交给了斯大林。 所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谈中却显得有点被动。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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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条约的内容，毛泽东只是强调，“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但没有说出具体意见。关于旅顺问题，按照苏方的意见，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但指出如果大连继续作为自由港，则是符合美英“门户开放”的政策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提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关于长春铁路，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运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同时，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对此，莫洛托夫指出：“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代理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周恩来接过来说：“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长春铁路局和局长职务必须撤销，并建立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代理。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斯大林支持莫洛托夫的意见，表示：“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的代理就必须更换。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莫洛托夫还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要把中方投资比例增加到51％的要求，“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斯大林也表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毛泽东则出来调解说：“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在后来的谈判中，主要障碍就出在中国长春铁路的问题上。 1! )Bq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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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谈确定了关于条约谈判的基本原则，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从后来公布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看，与1945年的条约相对照，改动主要在于：缩短了归还旅顺港和长春铁路的时间，即由过去的30年改为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以前；大连的行政权利过去受到苏方制约，现在则完全直属中国管辖；长春铁路局局长和理事会主席及旅顺基地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过去由苏方担任，现在则采取轮换制。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对中国长春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方面，总的来看，苏方倾向于较多地保留1945年协定的内容，而中国的草案却基本上要推倒重来。争执的结果是斯大林再次做出让步，即大体上接受了1月26日周恩来提出的修改草案。 ?\:MqV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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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和协定中还有一些文本没有公布，对这些问题，中苏之间也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周恩来在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苏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周恩来说明，这些协议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如果签字的协议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还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议，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维辛斯基表示，尽管周恩来表述的意见非常明确，但双方之间没有约定，要将所有的协议和其他文件公布。因此，公布这些文件的问题必须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将向斯大林汇报。 没有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继续讨论的文献，但最后的结果是确有一些协定没有公布。在这些没有公布的协定中，根据俄国目前解密的档案材料，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uwVqU^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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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关于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的问题。 B9jAgC4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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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方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后曾建议，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会谈中，中苏双方就这一问题阐述了不同的立场。针对苏联的建议，周恩来提出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应以受到战争威胁为条件，并要求在协定中加上：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沿满洲里车站，经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新疆省的伊宁一线进行运输和调动，运价按现行苏联军队的运输标准。 dOWWI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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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米高扬答复说，这个问题根据中方的愿望做如下改动：“规定沿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只能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苏方解释说，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调动军队可以缩短一半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对此无须任何证明，这里所指的就是当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同时，米高扬表示，“中方关于其有权沿满洲里到新疆的铁路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国长春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是反对苏联建议的一种特殊的隐蔽形式。”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还抱怨说，苏方“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正是周恩来本人确认的：如果苏联将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同意苏联可以沿长春铁路向任何方向调动军队”。“现在，当我们同意将长春铁路交给中国时，中国人的意见又变了，他们反对我们沿长春铁路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运部队。” /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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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中方的建议，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建议或对抗性建议”。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并没想到在议定书中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从逻辑上讲，这种调动，是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在协定草案中规定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长春铁路调遣部队，而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国土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中国就无法理解这一条款的内容了。因此，中方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这一条中补充这样的规定：中方可以沿苏联铁路在东北和新疆之间调动部队。此外，周恩来还说，中国政府建议使用这些铁路从东北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时间和开支。 %iPF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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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米高扬最后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可以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但要保留现有的协议书，而只把有效期从原来的30年缩短到10年。这就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共同占有长春铁路的期限，在已经商定的1952年结束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年。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重新讨论关于长春铁路协定有效期的问题，于是只得同意苏方的修改意见，即当苏联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苏军可以使用长春铁路调动部队，而不提中方使用苏联铁路的问题。不过，周恩来又退一步提出，尽管在文件中可以不做出规定，但中方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米高扬说，中国关于有权经苏联领土调运军队的建议被拒绝，并不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利用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争论至此结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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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苏联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感受是强烈的，按米高扬的话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苏联仅仅在一条线路上调动军队，中方还不想同意。如果中方连做出这样的让步都不能，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尽管事实如此，苏联方面的感受也有一定道理，但中方出于对等原则的考虑，提出这样的修改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应该看到，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军队有权在中国领土上调动的建议，从长远考虑，显然是有顾虑的。 v:"O~@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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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关于秘密《补充协定》的问题。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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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现有的材料，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坚持，在中苏新条约之外，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活动”。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中国的材料还显示，毛泽东曾在1月22日的谈判中对此建议提出疑问，后来也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 {cYX%DF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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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根据俄国的文献材料，当时毛泽东对这一补充协定并没有表示反对，而只是“在文字方面”提出了小小的修改意见，即将“租让”改为“租让权”。俄国档案中关于1月22日会谈的记录也没有提到《补充协定》的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并非档案文献的记载。 L)NbDo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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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要搞清这一问题，只能有待于中国方面档案文献的公布了。不过，毛泽东后来对这个秘密的《补充协定》非常不满，确是事实，他曾在多次讲话中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客观地讲，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不满是有道理的。这个《补充协定》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只是限制了中国一方在东北和新疆这两个地区行使自己的主权，因为当时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并不存在“第三国”的资本和公民的问题。至于毛泽东后来同样表示强烈不满的另外几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即所谓“合作社”问题， 其实怪不到苏联人头上。因为如前文所说，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提出了请苏联来中国办合营公司或租让公司的建议，而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在新疆建立合股公司的问题，也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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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同盟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尽管有些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才要坚持签署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东亚地区的安全。 /EP'$PA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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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东亚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 因此，当斯大林通过与毛泽东的对话看到苏联被迫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时，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东亚地区的要求，即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并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完全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的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  第三章 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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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即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但莫斯科反对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坚持的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唯一的直接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是“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最近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推断和争论。 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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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甫根尼•巴加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 CK + &  
9 h　　瓦列里•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 "Ec-&/6J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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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钟植和陈兼都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 7U\{ 1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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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盖•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将朝鲜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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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 $(65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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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 h}Sn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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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标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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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 2"!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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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 2.X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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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数都与斯大林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本书即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C5c)R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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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决策前提：朝鲜半岛冲突的升级 (}(12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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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同意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决心在东北亚面临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决心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爆发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都已经具备，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远东战略和策略。 ]1$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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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苏联在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强烈的对抗性反应以后，国际形势已经呈现出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而苏联与美国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 不过，苏联在欧洲采取保守的与西方对峙的方针，并不说明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与美国对抗的战略，问题在于对抗的条件和方式。莫斯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地区。 %w (e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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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柏林危机尚未过去，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李承晚(Syngman Rhee)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方的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但是，斯大林年采取的态度却是压制金日成对此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 5)1m=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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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Shtemenko)就三八线的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 TA[L: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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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规定的破坏己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 zS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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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次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24次发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 &T ~WT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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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性质看，破坏规定的事件是警戒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一般是连和营规模的冲突，动用了轻机枪和迫击炮，还有一些“南方人”越过三八线的事件。 p9Z2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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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这些破坏规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开火的。 >[2W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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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随着三八线形势的复杂化，“南方人”在3月至4月间将部分野战部队调集到三八线附近。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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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T3[\'']w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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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c1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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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5月2日什特科夫报告说：“南朝鲜当局为了实行武装入侵北方计划，扩大了‘国防军’人数。据情报说，‘国防军’人数已从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技术兵、机械化兵和特种兵，这些兵种增加了一到三倍。”报告还说，南朝鲜当局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的部队已达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将达到30000人。“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传达到营长一级。预计可能在6月份会有积极行动。” b;B>'4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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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6-7月间，形势进一步紧张。6月18日什特科夫报告，南朝鲜领导人都主张“用军事办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是在确定时间上有分歧意见”。报告说，南朝鲜军队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区擅自越过三八线。这个地区的战斗，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南朝鲜部队数量增加了。南朝鲜部队一度侵入北方地区10公里。由于北方警察旅的行动，它们被逐回三八线。北朝鲜部队占领了两个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现在双方正进行争夺高地的战斗。由于瓮津地区事件，李承晚6月1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将实现这个计划”。 j!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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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日什特科夫又致电维辛斯基说，根据在瓮津地区俘虏的南朝鲜军士兵(属18团2营)供认，“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占领北朝鲜。”俘虏还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北方军队的集团，在一周内占领海州。”什特科夫还通报了李承晚声称要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的情报。 o: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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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美国已经于1949年6月完成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行动，正如牛军教授所说，美国军队这一时期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 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准备，而莫斯科对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意图的估计则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了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 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 ,PG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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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朝鲜北方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向他们南方发起进攻。 甚至在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咸兴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在平壤等地所设立的军用飞机场。因为这些设施有可能被朝鲜人民军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 不仅如此，莫斯科还制止金日成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任何军事行动。 (~y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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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壤在实行朝鲜和平统一计划 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军事准备。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Tunkin)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Mun Il)通报说，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顿金还证实，北朝鲜确实截获了一份南朝鲜军队关于炮击海州市的命令，但命令所定的炮击时间已经过去，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nsP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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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顿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要顿金做出自己对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判断。 O/ax~k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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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人民和反应，金日成拿不定主意，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顿金本人的意见却不同，他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北南朝鲜的内战。但是，“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 @ m4:,/l  

vN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5日给斯大林的长电中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了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电报还附有南北朝鲜军事力量对比的详细材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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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韩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0dcG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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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 上述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 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Pq3H{K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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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 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韩国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据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D!s8l9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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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涉及到一个目前史学界存疑的问题，即1949年底金日成是否与斯大林进行过秘密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是什么。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来到了莫斯科，并要求“用武力解决南朝鲜的问题”。贾丕才在1992年4月3日接受冈察洛夫等人的采访时也说，金日成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于1949年11-12月带着一个进攻计划来到莫斯科。但据另外一位接受学者采访的未透露姓名俄国高级外交官说，他曾查遍俄国档案，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冈察洛夫等人认为“很可能是莫斯科与平壤在这一时期频繁的通信往来被错认为是斯大林与金日成的会谈了”。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这样一次访问，也不能说明斯大林在1949年底已经改变了政策。因为从赫鲁晓夫和贾丕才的回忆看，斯大林并没有同意金日成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 Ra#X?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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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平壤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 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o :^*X8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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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是因为美国不会干涉就决定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在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以美国不会干涉作为实现其动机的必要条件。否则，莫斯科就不必非要在朝鲜半岛这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了。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即使在斯大林倾向于接受美国不会进行干涉的估计，并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行动后，仍然谨慎地避免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因此，斯大林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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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壤是否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会议所要求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  MHm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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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是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如果说到斯大林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采取这一举动的原因。  二、决策动机：苏联在朝鲜的目标 V5*SF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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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B"7N1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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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Lee Jooyon)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v)和佩利申科(Pelishenko)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 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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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再次受到莫斯科的训斥，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找到什特科夫大使，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金日成又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甚至质问什特科夫：“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nr9h-Y&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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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的精神答复金日成。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H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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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0日，即斯大林被迫接受了中国方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协定的草案后，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新的立场。他亲自回电说： 8D&;8G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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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好，不能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 }=: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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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材料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同意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开放绿灯。因此，这个文件可以证明苏联在1950年初已经开始改变以往对朝鲜的政策了。此后，事情便按照斯大林改变了的方针顺利地发展下去。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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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 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Vasiliyev)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 TNq[9>l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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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给人民军补足装备，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3月18日，斯大林回电，“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这一请求。  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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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 7q"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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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 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Brezhnev)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定是在1950年1月做出，而在4月最终确定的。 \VEt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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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短短的1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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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ZAt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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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是被迫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而这就意味着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 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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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为了建立苏联与朝鲜之间直接的铁路联系，斯大林与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条连接阿吾地(朝鲜)和克拉斯基诺(苏联)的铁路线。 这样，尽管与长春铁路相比，运输线延长了一些，但苏联铁路毕竟可以直接通到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FM)fdc+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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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里说斯大林在此时想到了朝鲜问题，完全是一种推断，不过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早在战后初期苏联就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 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是把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5b!9DnA7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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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把这些战略要地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外交部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 F 5-_/^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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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苏军占领三八线以北朝鲜地区的时间必须与美军占领朝鲜其余的地区的时间相同。坚持将济洲半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里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假设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中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在确定日本和朝鲜的未来边界时，必须提议将对马岛划归朝鲜，理由是从历史上看，对马岛一直是日本侵略大陆国家尤其是朝鲜的基地。 ]`1v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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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必须支持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IM{g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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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待占领时期结束后，(必须)提议由四国实施对琉球群岛的共同国际托管，或者由中国单独托管。显然，美国想要在琉球群岛建立其军事基地。 5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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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占领期结束后，(必须)提议对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卡罗来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实施国际托管制度。可以支持美国对一些战略地区的要求，条件是美国同意苏联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 `$X#oRb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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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 N>}oFD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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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在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考虑中，朝鲜半岛本来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当时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在朝鲜半岛，美国与苏联则已有以三八线划界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早在1947年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也还是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远东地区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 1@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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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应该指出，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 的计划。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如前所述，在划分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G/g 1'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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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还可能考虑到他的声誉。莫斯科不能一再地阻止亚洲国家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事实证明苏联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犯有错误之后，斯大林显然不想在朝鲜革命的问题上再遭到非议。不过，斯大林更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与国家利益相比，对个人声誉的考虑应该是第二位的。所以说，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有另外一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I&47al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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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条件：对美国和中国反应的定位 5O++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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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周密考虑和妥善处理与这两个方面关系的措施。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 ply$E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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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点考虑： .x1W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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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lkvBIGf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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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斯大林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后，斯大林也只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而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 1O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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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0日，就在北朝鲜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筹备时，什特科夫给莫斯科发来一封特急电，电报说：“金日成同志请求转告：为了发起攻击和登陆，需要军舰。已有两艘船抵达，但船员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我认为这种请求应该给予满足。”但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的答复却是：“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 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u-Xbk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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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斯大林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避免给美国提供干预朝鲜问题的借口这样的思维逻辑分析，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斯大林决心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不是出于对抗美国在日本实施的政策的考虑。尽管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引起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大国的不满，苏联在对日本管制以及对日和约问题上也与美国争论不休，但1949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总体说是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而美国给日本以独立地位以及在日本驻军合法化均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事情。 苏联控制朝鲜半岛，就其结果来说，当然有利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向亚洲大陆的发展，但就其动机而言，斯大林决不会有意刺激美国改变其收缩政策。除非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仅仅出于对日本问题的考虑便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而进攻日本必然要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违背莫斯科的既定方针的。反过来说，如果斯大林考虑到苏联的决策将导致美国的干涉，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SW \M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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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 &[.y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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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 O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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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的。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Tkachenko)回忆说，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这个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RQf[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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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 "D-J4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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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 pu?j9v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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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将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 qM+R!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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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 oVns?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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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 ;-s7*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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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显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计划。 r~G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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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chol)直接参与了北朝鲜作战计划制定的全过程。他在90年代初回忆说，苏联军事顾问团认为北朝鲜的作战方案行不通，便自己起草了一个以反击南方入侵而进行军事演习的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包括给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命令，以及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文件。进攻部队分为两路，以金雄(Kim Woong)为司令的第一方面军作为主攻部队直取汉城，以武亭(Moo Jeong)为司令的第二方面军为侧翼部队，实现从南面对汉城的包围。总之，计划的目标就是拿下汉城。当时他们按照惯例认为，只要夺取了首都，再加上南方的起义，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其军事行动确曾一度停顿下来。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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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莫斯科的估计是，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q&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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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则需要中国站出来支撑局面。 [`t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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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批准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斯大林才会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n2N) B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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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贾丕才回忆，在斯大林与金日成1950年4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g29Er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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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安排，秘密来到北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遭到质疑时，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紧接着又补充说，“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显然是在强迫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其根本用意是在万一美国出面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来承担援助朝鲜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斯大林才能应付自如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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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 s| o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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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东北亚的紧张局势，莫斯科在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时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 F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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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亚洲成为苏联与美国对抗的盟友和先锋。 @5nMx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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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就是说，斯大林在考虑朝鲜统一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两相比较，斯大林当然会认为首先解决朝鲜问题对苏联更为有利。其理由在于： &1]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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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就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1950年1月11日刘少奇向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报告说：“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给你了。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 但斯大林担心苏联出动空军会引起美国进行干涉，这一点，他在与刘少奇和毛泽东会谈时讲得十分明白。 `)>?vi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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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就苏联与平壤和北京的关系而言，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朝鲜的行为可以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苏联虽然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也不放心。 j_DkoL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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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就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而言，由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当然符合斯大林此时对东北亚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考虑。而新中国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以后，毛泽东将怎样行事，斯大林是没有把握的，说不定将来中国还会对苏联构成潜在的威胁。 U$6-SHx_B  
-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进行决策时解决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矛盾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力量和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qx!#$\Z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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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斯大林是否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这是在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理解斯大林在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前提。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首先，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其次，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v)'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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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了解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援助的情况。毛泽东答应帮助金日成，但并不主张金日成主动采取军事行动。 n\/-;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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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先到沈阳与高岗会面，并与中共中央进行了联系。在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向维辛斯基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G,b9sN?g  
　金日成的通报说，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对于金一提出的这三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个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在朝鲜，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泽东说：“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苏联就在旁边，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关于东方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d)\I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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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的通报中，关于成立东方情报局和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的问题，与金日成的通报基本一致。但谈到朝鲜局势时，则有很大不同。根据这个通报，毛泽东说，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当金一说美军撤出南朝鲜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时，毛泽东劝他们进行反击，但如果有日军参加就要慎重。毛泽东还说有可能出现敌人占优势的情况，并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但毛泽东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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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两个通报都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当时是担心朝鲜北方会受到南方的攻击。但是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没有提到毛泽东反对主动进攻，而在中国通报中，毛泽东则明确地劝告金日成不要主动进攻。至于哪一个通报更为准确，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金日成谈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时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 显然，金日成后来的说法同毛泽东的通报是一致的。托尔库诺夫和乌尔姆采夫在研究中已经注意中朝这两个通报之间存在差别的问题，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中、朝、苏三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Vdqi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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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1949年春天并不赞成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I5_ihtk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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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国把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转交北朝鲜，是否就证明支持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呢？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部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 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8&98H/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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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武亭便率领由1000名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一个团回到朝鲜。在中国内战中也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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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族部队大量回国是在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关于回国的人数和时间，过去的研究中有不同说法。 根据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做出判断：1949年5月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共有三个师约37000余朝鲜族官兵，分别于1949年7月和1950年4月回到朝鲜。 ~f:@/ k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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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 Fc$%ih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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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1950年1月初提出来的。当时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人民解放军中有由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随后，中国政府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表示同意，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Kim Kwanghyeb)到中国洽谈此事。只是由于朝鲜驻地有困难，朝鲜政府希望这些部队在4月以后再回国。最后，这支部队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 O%|3B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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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并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当时赞同和支持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1949年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战争时期在中国已经过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问题。 因此，怀廷教授很早就做出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现象。 9uv!0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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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在朝鲜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苏联领导人是知道的。如上所述，斯大林从平壤和北京已经了解到毛泽东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至于中苏领导人之间，根据现有的材料，还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经与斯大林本人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而且，当时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主张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 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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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时是否已经商定将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过去曾有很大争论。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除了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外，斯大林与毛泽东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1949年12月16日、12月24日、1950年1月22日)和一次小范围关于艾奇逊演说的声明的谈话(1950年1月下旬)，而这几次会谈均未涉及这个问题。在12月2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可能讨论过朝鲜的局势，但也绝没有提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对自己支持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斯大林对他的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ogkn#-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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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人们会想到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可能还进行过秘密会晤。关于这个问题，韦斯塔教授对笔者谈起了一个情况。韦斯塔曾为挖掘俄国档案在莫斯科工作了6年，在此其期间他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据贾丕才透露，斯大林的确曾两次邀请毛泽东到他的私人别墅会晤，双方都没有官方人员出场，斯大林只请了一位他在军事情报部门的私人朋友担任翻译。在2月15日的第二次私人会晤时，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到了朝鲜问题，但具体内容不详。 不过，下面将要谈到的在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存在与毛泽东的秘密会晤，斯大林也肯定没有向他提起自己的决定。 !O5u4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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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日成在1950年4月从莫斯科回国后，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 "y 0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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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日成一行5月13日飞赴北京，于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dB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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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因此当时中断会谈，并连夜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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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一，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因为中国空军学校毕业的第一批速成飞行员是苏联专家培养的，而且中国不断催促苏联加快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 1950年4月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要求苏方在1950年夏天或至迟1951年春天前发来中国。 dSj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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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国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或紧张局势， 因为中国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南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加上集体转业进行开荒的42军总计不足20万人，而在东南沿海为解放台湾已经调集了16个军。 xcz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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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大林在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对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ht|j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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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考虑到在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tB}0`go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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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考虑到中共在亚洲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希望将来中国为朝鲜问题承担责任，斯大林在与金日成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需要向毛泽东转达这一决定，求得中国的同意。 AODK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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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以及在美国不干涉朝鲜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不需要中国介入，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 4 P'J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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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g0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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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Sfu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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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的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后续详见http://www.ourzg.com/bbs/htm_data/htm_data/83/0801/2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