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ad天赋加点图:聂绀弩：诗歌中隐藏的辛酸与风骨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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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胡绳向胡乔木推荐了聂绀弩的诗作，“乔木同志很赞赏，曾特地去看望聂。”7月14日，胡乔木亲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聂绀弩诗集《散宜生诗》作序。胡序中说：“在1957年以后，他（聂绀弩）遭到了厄运，在十年浩劫中他更是备尝了肉体上的折磨……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

胡乔木所言不错。聂绀弩一生苦难，尤以两段岁月为甚：1958年至1960年，他被错划右派，送北大荒劳动；1967年他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押至山西服刑，直到1976年才因离奇机缘获释回京。这两段受难经历，却又催生了聂绀弩高涨的创作热情。今天我们翻阅《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如同走进悠远曲折的历史隧道。那数百首诗的字里行间，既有一位诗人横溢的才华，又有他的满腹辛酸，和不屈风骨。

北大荒之一：开始写诗是“遵命文学”

关于聂绀弩为何到了北大荒，他在诗中也留下了线索。作于1962年的《某事既竟投夏公》，诗题中的“夏公”是夏衍，“某事”应指右派摘帽——摘下帽子忆当年，聂绀弩写道：“谁知两语三言事，竟是千秋万世名。”原来，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聂绀弩夫人周颖此时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她响应号召，积极发言，要“诚恳地帮助党整风”。聂绀弩替周颖修改了发言稿的开头，共一百多字。没想到周颖被扣上右派帽子，聂绀弩就成了帮她起草“反党宣言”的元凶。

聂绀弩开始做旧体诗，用他自己的话说，也算是“遵命文学”。1959年他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劳动，某夜正要睡觉，指导员忽然来宣布，上级指示，每人都要做诗，中国要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个鲁迅、郭沫若。

一声令下，众人骚动。聂绀弩记得，房间里百来号人挤在两条长炕上，每人炕头都点起一盏灯，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大家都抽出纸笔，划得沙沙作响，却又都嚷嚷不会做诗，甚至有人喊自己是文盲。聂绀弩写到大半夜，完成一首七言古体长诗，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写旧体诗。结果第二天领导宣布，聂绀弩的劳动成果是“32首诗”。计算方法是每四句算一首，这首古风恰有32个“四句”。

勤奋写诗，看来也是“积极改造思想”的表现。聂绀弩在北大荒的诗篇，乍看往往都是斗志昂扬、一腔革命雄心，细究之下则有深意。比如这首《推磨》：“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清华大学教授王存诚认为，这里的“不在雷池更外头”如果理解成循规蹈矩、俯首听命，那就不是聂绀弩了。恰恰相反，全国人民都“齐步三千里”，显然是说“大跃进”，然而却丝毫未越雷池一步，仍在原地打转。诗人自己在推磨，全国人民也都在无谓地“推磨”，这才是诗人真正想要表达的矛盾和荒诞。实际上，这四句诗还有一个较早的版本，意思更加明白：“万里雷池终不越，一朝天下几周游。神行太保呵呵笑，需我一鞭助汝不？”

北大荒之二：苦中作乐，烧炕进监狱

聂绀弩善于苦中作乐，却不料总是“倒霉”，连老老实实劳动中，还会被抓去关冤狱。《地里烧开水》一诗背后，就有这样一段故事：1958年初冬，聂绀弩被派到一间宿舍里烧炕。那天柴添得有点多，加上风大，火势很猛，火星从烟囱飞出，燃着了屋顶的茅草。屋外的人们赶紧拿着脸盆去救火，聂绀弩在屋内还浑然不觉，听见外面喧哗才出来看。只见有位队长在大吼着指挥救火，偏巧这位队长平素待人无礼，众人早有怨气，这回总算逮到了机会。不知是谁带头，一盆冷水兜头泼向队长。队长惊呼一声“谁”，又被接连飞来的雪块和冷水打得晕头转向。他刚缓过气，又喊了一声“咋”，就被泼得再也发不出声，抱头鼠窜而去。

一片混乱。聂绀弩呆呆地站在一边看。

火很快被扑灭了，只有屋顶的茅草被烧掉，损失很小。

事后，聂绀弩却被抓走了。当年一份《关于右派分子在密山垦区劳动改造情况》的报告中提到：“特别是中东局势紧张时，他们乘机蠢动，活动更为猖狂……如文化部右派聂绀弩在烧炕时不会烧火，把房子烧掉等。”聂绀弩被定为“纵火犯”，判刑一年。

被拘捕时的情景，聂绀弩后来也写入了诗，这便是《情景》：“到四分场泥滑滑，进人事室风萧萧。逮捕证上先签字，两手骈伸就铐牢。”那是1958年11月，边疆小城虎林县的看守所内，所长召集全体犯人开会。所长教训道：“我不管你是大作家还是总编辑，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到这里，你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人民专政的铁拳……”当时也在犯人群中挨训的张超看到，所长像煞神般盯着一位老者。有人低声告诉张超，“他是北京的大右派聂绀弩。”

深夜，牢房微弱的灯光下，张超趴在上铺的枕头上向下张望，寻找聂绀弩。张超听到下铺的耿木匠正和聂绀弩低声交谈。耿木匠说：“老聂，你是大作家？”

聂绀弩答：“是写书的。”

耿木匠又问：“你是多大干部？几级？”

聂绀弩诚实地回答：“九级。”

耿木匠冷笑着摇头：“我这个技术才八级，你还能比我高？”

张超忍不住插嘴：“耿大叔，他的级和你的级不一样。”

聂绀弩看了张超一眼，没说什么。

实际坐牢的时间约两个月。聂绀弩有《周婆来探后回京》，说的是1959年2月7日，农历除夕，周颖到虎林探监，这一天是聂绀弩56岁的生日。

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
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
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
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民间谚语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谁知湖北人聂绀弩到了北大荒的田间，却成了失火入狱的罪犯，败事有余的“三脚猫”。有趣的是，在虎林看守所，狱方可怜聂绀弩年老体弱，不让他参加重体力劳动，而是叫他给犯人们烧炕。聂绀弩婉言谢绝：“不能再干了，我正是因为烧炕烧了房子进了班房。如果再让我烧炕，烧着了房子，又要进班房了，可那时班房也烧了，连牢也没得坐了……”

包于轨和李四：狱中遇同好

1960年冬，聂绀弩回到北京，不久开始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1961年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据现有的史料记录，大约从1962年开始，就不断有人检举、揭发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其中包含大量对聂绀弩“反动诗歌”的刻意解读。而这些告密者，还多为聂的至交好友，亦同为文化名流（详见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无论如何，聂绀弩终于还是遭遇了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1967年1月25日深夜，聂绀弩在北京家中被捕，先是关在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后转至半步桥看守所。1969年10月中旬，聂绀弩等一批“政治犯”被押送离京，先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1970年4月转往稷山县看守所。在这里，聂绀弩遇到了包于轨。

侯井天曾经下大力气寻找包于轨的线索，只因聂绀弩记叙山西监狱生活的诗中，提到了这位难友的名字。比如这首《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

牛鬼蛇神第几车，屡同回首望京华。
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
上有天知公道否，下无人溺死灰耶？
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

和聂绀弩“相依相靠”的这位包于轨，浙江绍兴人，1903年生于北京，既当过日伪政权和国民党政府的秘书，也当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市政协秘书。包于轨精通书法、诗词，尤擅对联，“文革”前在王府井办过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能在押解途中遇见这么一位同好，又是同年生人，后来还关在同号，也算苦难中的幸事。1971年7月26日，包于轨病逝于稷山看守所，聂绀弩作《挽包于轨》，诗云：“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

李世强说，包于轨死后，“草葬于狱内空地下。”

李世强也是和聂绀弩、包于轨同号的犯人，1948年生，北京人。他回忆说：“我是从1970年4月20日起和聂伯伯在一起——稷山县看守所同号同铺——到1974年底分手，共约不到五年时间。其间在聂伯伯影响下，和聂伯伯一起学毛著和马列著作，颇受教益……每有新说，聂伯伯惊喜非常，得意处常有诗赠。”

聂绀弩叫李世强“李四”，还说李四是他在监狱碰见的“青工异人”，因为这个不过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为此他还写过《采桑子 读〈资本论〉第四卷后赠小李》，有“何处后生，胜过先生”之句。

1974年，北京中院宣判聂绀弩无期徒刑，到年底，高院又驳回了聂的上诉，维持原判。得知消息后那几天，聂绀弩意识到要被送走服刑了，情绪有些激动。“两眼老是红红的。”李世强回忆，“直到分手那天，他直直地看了我好久，才伸手递给我一个纸团，然后叮嘱说，我走了，你自己学吧，以后把心得写给我，我还会向你提问题的。”

李世强打开纸团，见是一首《临别赠小李》：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如长。
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囚牢脱身：移花接木，瞒天过海

聂绀弩虽被羁押十年，但他1974年被判的“无期徒刑”，却只服了两年多。1976年9月20日，山西省高院将聂绀弩列为“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予以特赦。10月，聂绀弩回京，被安置在某街道居委会，每月发放生活费18元。邓小平听说此事，大笑道：“他算什么‘军警特’呀！”（据《聂绀弩刑事档案》）

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一个“现行反革命”怎么转眼变成了“国民党军警特”呢？一位年过七旬、身体孱弱的老人，还能从无期徒刑的囚牢中逃出生天，这又是何等奇迹？所有谜底，都藏在这首作于1976年11月的《赠送朱静芳大姐》诗中：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
劝君更尽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这位“女朱家”朱静芳，1922年生，江苏淮安人，1953年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高级法官。“文革”开始后，朱静芳成为“右倾”人物，逐渐疏离政法一线工作，常住北京，因此有机会与聂绀弩夫人周颖相识。聂绀弩被转至临汾关押后，朱静芳收到周颖来信，周颖说“老聂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她计划到临汾找间房子住，在那里永远陪伴他。朱静芳同情聂绀弩的冤狱遭际，又感于周颖深情，遂决计设法营救聂公。

1975年8月7日，朱静芳和周颖同去临汾，找到了和朱静芳私交甚好的临汾第三监狱狱政科长彭元芳，彭的丈夫姓杨，时任监狱长。朱静芳向彭、杨二人详述了聂绀弩案之冤情，希望能够使聂获得减刑，然后再保外就医。这一计划似乎难度不小，12日，朱静芳和周颖离开临汾。

此时的聂绀弩还在狱中苦苦度日，体质每况愈下，如果没有后来的转机，他定然也会像难友包于轨那样埋骨狱底。也是命该不绝，不久后，“特赦国民党军警特”的命令下达了。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记道，1975年，基于外交形势的转好，中共中央决定，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毛泽东在公安部《关于清理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

这条命令跟聂绀弩有什么关系呢？原来，1924年聂绀弩考入黄埔军校二期，1928年他还曾在南京任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虽然事过境迁，无论如何够不上“军警特”的级别，但勉强也算是有点“国民党背景”。更凑巧的是，临汾第三监狱原有八名“军警特”在押，其中一人病死了。

于是移花接木，瞒天过海——朱静芳再度冒死奔走，这便是“两度河汾走飞车”。在杨狱长等人的暗中运作下，聂绀弩的名字替换下了释放名单上已经死掉的那个“军警特”，最终获特赦走出囚牢的，仍为八人。

“杨枝水”是佛教中据称能使万物苏生的甘霖，聂绀弩以此意象入诗，感激朱静芳等人的救命之恩。当时“四人帮”尚未倒台，朱静芳向周颖提出，杨、彭二人的功劳千万不能泄露，以防不测。毕竟聂绀弩这样的“现行反革命”重犯，居然在司法机关眼皮底下，混进了宽大释放的名单，万一上面追究起来，牵涉者必有大祸。

凄凉晚年：终于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