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喜马拉雅主播招募:十四 浴血的解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3:24:54
城破的这一天是1099年7月15日，星期五，对于耶路撒冷城中军民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星期五。守城的约两万名法蒂玛王朝士兵，只有据守大卫塔中的一小部分和久攻不下的雷蒙德达成协议，得以缴械出城外，其他自阿尔·达乌拉以下，几无一人幸免，城中的穆斯林和犹太民众，更是尽为刀俎之肉。下面让我们循着先人的笔迹走入骇人的历史现场，透过浸润着血腥气息的文字，感受这座圣城的浩劫。
“在阿克萨清真寺里，法兰克人屠杀了7万多人！大半是伊玛目和伊斯兰教学者、信徒和苦行者，他们多是背井离乡，到圣地安度晚年的。在岩石圆顶殿里，法兰克人偷了四十多个银烛台，一个40磅重的高脚银灯台，另外还有150件银器和二十多件金器，真是一大笔战利品。逃出去的叙利亚人于斋月来到巴格达，他们在哈里发的法庭上陈述经过，如泣如诉，感人肺腑，星期五，叙利亚人来到大清真寺痛哭求援，讲述伊斯兰教徒在圣城遭受的痛苦，闻者莫不热泪盈眶，他们经历此巨难，因此中断了斋戒。”——伊本·阿西尔《全史》
以上是阿拉伯方面的史学家的记载，遇难人数被认为有较大的夸张成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采用了7万人被杀的说法。），但十字军的暴行已足以在东方人心中刻下永久的伤痕，当时的另一位阿拉伯史学家乌萨麦评价道：“他们（十字军）只是一群骁勇善战的畜牲，岂有他哉！”而这桩东西方之间的血仇，对一些当事方的后裔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释然。
“法兰克人来了，杀光了城里的人，无论是伊斯马仪派教徒（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此处泛指信仰什叶派的法蒂玛人——笔者注）还是以色列人都不放过，幸存的人也成了俘虏，只有有些人被赎了回来，但其他人仍囚禁在世界各地，当然，我们期待素丹与法兰克人交战，把他们驱逐出去，然而，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戈伊泰因《耶路撒冷陷落时之书信集》
以上是遭遇池鱼之殃的某位犹太人的书信，尽管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统治圣城，他们都被视为异教徒，属于被统治阶级，但比起穆斯林，洪水猛兽般的欧洲人显然对他们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这是多么惊人的场面！我们的人割下了敌人的头颅，另一些人则用箭射死他们，有些穆斯林被迫从高耸的城楼上跳下去，还有些被抓获后，被折磨数天再焚以烈火，街上到处都是成堆的头、手、脚以及零碎的肢体，在街上行走必须从尸体中辨认出一条路……”——雷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进城后，我们追杀萨拉森人，一直追到所罗门神庙，我们打了一整天，神庙里流淌着鲜血。最后，我们突破了异教徒的防线，在神庙里抓到很多人，我们杀死他们，看得顺眼的才放条生路。在所罗门神庙上面，还躲着一伙异教徒，人数很多，男女都有，坦克雷德和德·贝亚恩（Gaston de Bearn）好不容易才制服他们。十字军立刻进占整座城市，抢劫金银珠宝、马匹骡子，挨家挨户洗劫，搜刮来的财物装都装不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轶史》
“我们的人捉获不计其数的俘虏，男人、女人，把他们关在一件庙里，我们杀死一批，放走一批，这完全取决于一时的兴头。”——图德博德《朝圣耶路撒冷史》
“伯爵雷蒙德与其部属奋勇进攻……他们鼓足勇气奔向城里，并和其他人一起，不停地追杀可鄙的敌人……那时，其他人——阿拉伯人与埃塞俄比亚人（指法蒂玛王朝守军中的非洲裔士兵——笔者注）奔入大卫塔，而有些人隐匿在所罗门神庙里，在这些神庙的前庭里，他们也遭到很猛烈的进攻，没有一块地方可供萨拉森人逃避屠杀，其中很多人被射死在所罗门神庙的屋顶上，他们在逃亡时放火将神庙焚烧，又有很多人从房顶上滚下，在这庙里，屠杀了近万人……如果你站在那里，你的脚直至大腿都会沾上死人的鲜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中谁也不能保住性命，妇女与幼儿，均不得幸免。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骑士侍从和比较穷的士兵，由于知道萨拉森人的狡猾，怎样刨开死人的肚皮，要取出他们生前所吞下的金币。为了这个，他们此后若干天里把尸体堆积起来烧为灰烬，以便更容易地找到黄金……在这样的大流血之后，十字军搬到市民的住宅里，夺占住宅中的一切，当时形成了一种习惯，任何人，不论贫富，只要他首先进入一座住宅，就可收取占领其中的一切作为自己的财产，其他人不得侵犯……”——佛尔舍牧师《耶路撒冷史》
以上是十字军方面略带得意的书写，几乎都提到了所罗门神庙中血流过踝的地狱场景，还有一位欧洲史学家阿伊蒙多·迪·阿奎莱斯在他的著作《法兰克史》中称神庙里“血流没膝”，考虑到耶路撒冷陷落时全部居民，通常被认为只有3万余人（当时耶路撒冷常住居民本有7万左右，但十字军围城之前阿尔·达乌拉为了防止出现内奸，驱逐了城中的大量基督徒和部分犹太人），加上2万左右的守军，最多不超过6万，似乎很难造成这样的效果，故而此说基本可认定为为了凸显十字军“英勇”而刻意的夸张失实。但不论屠杀的血泊没踝还是没膝，这样的“功绩”都足以为每一个“建功者”在地狱的血河里赢得一个永远的没顶席位。
大规模的屠杀整整进行了三天，零星的暴行又不知持续了多久，其惨绝人寰，直非笔墨能容，近东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的穆斯林军民或罹于刀兵，或流离失所，如当时的巴格达大法官哈达维所说，他们“不是在骆驼的鞍子上，就是在秃鹫的肚子里”。
而在这场大惨剧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在于，十字军战士们是带的无比虔诚的宗教情感来实施上述暴行的，他们将这视为崇高之举，丝毫不受良心谴责。据说攻城之前十字军们就曾彼此约定：破城后不杀异教徒者死后下地狱，秉承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将“连接尘世与天堂”的耶路撒冷活活变成了一个地狱。而且，大屠杀并不是按照某位将领的命令进行的，恰恰相反，这是一次十字军士兵们“自觉”发动的带有狂欢性质的群体暴力。坦克雷德曾试图保护请降的敌人但未能如愿；雷蒙德接受大卫塔守军的投降并允许他们平安离去，此举被认为怯懦甚至通敌；当高德飞看见他的部下从哭嚎的穆斯林母亲手中夺走幼儿并将其头颅在岩石上摔碎时，曾表示“伟大虔诚的战士应该选择更好的立场”，但这种声音也被一片嚣嚣然的喊打喊杀之声淹没。因此后世的编年史家夏特列斯评价道：还有什么场面能表现这样的残忍不仁呢？
尽管其杀人越货的手段格外纯熟，但如果将十字军视为单纯的强盗，仍然过于单线条，过于脸谱化，应该看到的是十字军残忍行为背后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体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都是一神宗教，信仰的一元化，带来的是极度的偏执，和对其他思想、信仰的极度不宽容。在中世纪，落后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现实中的痛苦和愤懑，使得这种思想中的潜藏的乖戾、恣睢、敏感、小器等毒性都爆发出来，变得充满神经质和暴力倾向，他们念诵的是耶稣的“要爱你的敌人”，潜意识里遵奉的则是摩西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此当时机来临，对宗教的虔诚就变质为对暴力破坏带来的快感的沉醉。而这种嗜血的狂热，在这样的“意识群体”中具有传染性，故而他们杀戮异己毫不容情，满怀正义感地向异教徒“讨还血债”，体现出极度的人格分裂。安德烈亚斯·布施在古斯塔夫·多雷《十字军东征图集》的序言中为十字军的杀戮做了辩护：基督徒们数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耻辱在十字军战士们的胸中久而久之积蓄成一股强烈、然而无处可以发泄的怒火，人人都清楚地记得，安茹的富尔科（高德飞与鲍德温的母系）是在怎样屈辱的条件下才被允许瞻仰圣墓和耶稣受难像的：他必须首先“玷污”这些被基督徒看做最为神圣的地方和物品，当然他最后费尽心机地满足了敌人的要求，骗过了身旁咧嘴大笑的守卫，向圣地和圣物沥洒酒水；攻城的将士们谁也不会忘记，数日之前突厥人是如何嘲笑做祈祷式的他们，那些亵读上帝的污言秽语至今依然不绝于耳，这一切时常召唤着他们，不仅仅要拿起武器，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在敌人的利刃之下奋不顾身，勇猛直前，冲锋陷阵，哪管在这血战和厮杀中是否应该尽可能地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是否应该将在历次无法形容的困境和危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且不断高涨的基督教热情，限制在对谅解和宽容职责的冷静省察之中。
在淋漓的鲜血映衬下，这样的辩护词显得有些苍白，但它也提醒着后人，比屠杀本身更可怕的，是培养“屠杀哲学”的报复心理、对抗意识、极端思想、控制欲望，和不宽容精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至于被屠杀的穆斯林（以及犹太人），尽管作为个体他们大多数是无辜的，但事实上他们所属的信仰群体此前也对其他宗教的教徒实施过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迫害，因此他们的遭遇，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祖辈的所作所为还了债——尽管基督徒索取的“利息”高昂得不近情理——当这些陈年宿怨被两种“你死我活”的哲学重新搅起时，他们作为牺牲品的命运，于是无可更改。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伊斯兰教表现出了些许优越者的风度，对其他信仰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文化经济全面落后的基督徒，则是一幅气咻咻的样子，今天，二者却易地而处了，可见，所谓器量，还是要以实力为依托的。
血亦有时灭，当烧杀抢掠的高潮过去之后，十字军将领们要做的是，商讨圣城的种种“解放后”事宜。
“在阿克萨清真寺里，法兰克人屠杀了7万多人！大半是伊玛目和伊斯兰教学者、信徒和苦行者，他们多是背井离乡，到圣地安度晚年的。在岩石圆顶殿里，法兰克人偷了四十多个银烛台，一个40磅重的高脚银灯台，另外还有150件银器和二十多件金器，真是一大笔战利品。逃出去的叙利亚人于斋月来到巴格达，他们在哈里发的法庭上陈述经过，如泣如诉，感人肺腑，星期五，叙利亚人来到大清真寺痛哭求援，讲述伊斯兰教徒在圣城遭受的痛苦，闻者莫不热泪盈眶，他们经历此巨难，因此中断了斋戒。”——伊本·阿西尔《全史》
以上是阿拉伯方面的史学家的记载，遇难人数被认为有较大的夸张成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采用了7万人被杀的说法。），但十字军的暴行已足以在东方人心中刻下永久的伤痕，当时的另一位阿拉伯史学家乌萨麦评价道：“他们（十字军）只是一群骁勇善战的畜牲，岂有他哉！”而这桩东西方之间的血仇，对一些当事方的后裔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释然。
“法兰克人来了，杀光了城里的人，无论是伊斯马仪派教徒（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此处泛指信仰什叶派的法蒂玛人——笔者注）还是以色列人都不放过，幸存的人也成了俘虏，只有有些人被赎了回来，但其他人仍囚禁在世界各地，当然，我们期待素丹与法兰克人交战，把他们驱逐出去，然而，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戈伊泰因《耶路撒冷陷落时之书信集》
以上是遭遇池鱼之殃的某位犹太人的书信，尽管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统治圣城，他们都被视为异教徒，属于被统治阶级，但比起穆斯林，洪水猛兽般的欧洲人显然对他们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这是多么惊人的场面！我们的人割下了敌人的头颅，另一些人则用箭射死他们，有些穆斯林被迫从高耸的城楼上跳下去，还有些被抓获后，被折磨数天再焚以烈火，街上到处都是成堆的头、手、脚以及零碎的肢体，在街上行走必须从尸体中辨认出一条路……”——雷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进城后，我们追杀萨拉森人，一直追到所罗门神庙，我们打了一整天，神庙里流淌着鲜血。最后，我们突破了异教徒的防线，在神庙里抓到很多人，我们杀死他们，看得顺眼的才放条生路。在所罗门神庙上面，还躲着一伙异教徒，人数很多，男女都有，坦克雷德和德·贝亚恩（Gaston de Bearn）好不容易才制服他们。十字军立刻进占整座城市，抢劫金银珠宝、马匹骡子，挨家挨户洗劫，搜刮来的财物装都装不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轶史》
“我们的人捉获不计其数的俘虏，男人、女人，把他们关在一件庙里，我们杀死一批，放走一批，这完全取决于一时的兴头。”——图德博德《朝圣耶路撒冷史》
“伯爵雷蒙德与其部属奋勇进攻……他们鼓足勇气奔向城里，并和其他人一起，不停地追杀可鄙的敌人……那时，其他人——阿拉伯人与埃塞俄比亚人（指法蒂玛王朝守军中的非洲裔士兵——笔者注）奔入大卫塔，而有些人隐匿在所罗门神庙里，在这些神庙的前庭里，他们也遭到很猛烈的进攻，没有一块地方可供萨拉森人逃避屠杀，其中很多人被射死在所罗门神庙的屋顶上，他们在逃亡时放火将神庙焚烧，又有很多人从房顶上滚下，在这庙里，屠杀了近万人……如果你站在那里，你的脚直至大腿都会沾上死人的鲜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中谁也不能保住性命，妇女与幼儿，均不得幸免。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骑士侍从和比较穷的士兵，由于知道萨拉森人的狡猾，怎样刨开死人的肚皮，要取出他们生前所吞下的金币。为了这个，他们此后若干天里把尸体堆积起来烧为灰烬，以便更容易地找到黄金……在这样的大流血之后，十字军搬到市民的住宅里，夺占住宅中的一切，当时形成了一种习惯，任何人，不论贫富，只要他首先进入一座住宅，就可收取占领其中的一切作为自己的财产，其他人不得侵犯……”——佛尔舍牧师《耶路撒冷史》
以上是十字军方面略带得意的书写，几乎都提到了所罗门神庙中血流过踝的地狱场景，还有一位欧洲史学家阿伊蒙多·迪·阿奎莱斯在他的著作《法兰克史》中称神庙里“血流没膝”，考虑到耶路撒冷陷落时全部居民，通常被认为只有3万余人（当时耶路撒冷常住居民本有7万左右，但十字军围城之前阿尔·达乌拉为了防止出现内奸，驱逐了城中的大量基督徒和部分犹太人），加上2万左右的守军，最多不超过6万，似乎很难造成这样的效果，故而此说基本可认定为为了凸显十字军“英勇”而刻意的夸张失实。但不论屠杀的血泊没踝还是没膝，这样的“功绩”都足以为每一个“建功者”在地狱的血河里赢得一个永远的没顶席位。
大规模的屠杀整整进行了三天，零星的暴行又不知持续了多久，其惨绝人寰，直非笔墨能容，近东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的穆斯林军民或罹于刀兵，或流离失所，如当时的巴格达大法官哈达维所说，他们“不是在骆驼的鞍子上，就是在秃鹫的肚子里”。
而在这场大惨剧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在于，十字军战士们是带的无比虔诚的宗教情感来实施上述暴行的，他们将这视为崇高之举，丝毫不受良心谴责。据说攻城之前十字军们就曾彼此约定：破城后不杀异教徒者死后下地狱，秉承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将“连接尘世与天堂”的耶路撒冷活活变成了一个地狱。而且，大屠杀并不是按照某位将领的命令进行的，恰恰相反，这是一次十字军士兵们“自觉”发动的带有狂欢性质的群体暴力。坦克雷德曾试图保护请降的敌人但未能如愿；雷蒙德接受大卫塔守军的投降并允许他们平安离去，此举被认为怯懦甚至通敌；当高德飞看见他的部下从哭嚎的穆斯林母亲手中夺走幼儿并将其头颅在岩石上摔碎时，曾表示“伟大虔诚的战士应该选择更好的立场”，但这种声音也被一片嚣嚣然的喊打喊杀之声淹没。因此后世的编年史家夏特列斯评价道：还有什么场面能表现这样的残忍不仁呢？
尽管其杀人越货的手段格外纯熟，但如果将十字军视为单纯的强盗，仍然过于单线条，过于脸谱化，应该看到的是十字军残忍行为背后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体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都是一神宗教，信仰的一元化，带来的是极度的偏执，和对其他思想、信仰的极度不宽容。在中世纪，落后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现实中的痛苦和愤懑，使得这种思想中的潜藏的乖戾、恣睢、敏感、小器等毒性都爆发出来，变得充满神经质和暴力倾向，他们念诵的是耶稣的“要爱你的敌人”，潜意识里遵奉的则是摩西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此当时机来临，对宗教的虔诚就变质为对暴力破坏带来的快感的沉醉。而这种嗜血的狂热，在这样的“意识群体”中具有传染性，故而他们杀戮异己毫不容情，满怀正义感地向异教徒“讨还血债”，体现出极度的人格分裂。安德烈亚斯·布施在古斯塔夫·多雷《十字军东征图集》的序言中为十字军的杀戮做了辩护：基督徒们数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耻辱在十字军战士们的胸中久而久之积蓄成一股强烈、然而无处可以发泄的怒火，人人都清楚地记得，安茹的富尔科（高德飞与鲍德温的母系）是在怎样屈辱的条件下才被允许瞻仰圣墓和耶稣受难像的：他必须首先“玷污”这些被基督徒看做最为神圣的地方和物品，当然他最后费尽心机地满足了敌人的要求，骗过了身旁咧嘴大笑的守卫，向圣地和圣物沥洒酒水；攻城的将士们谁也不会忘记，数日之前突厥人是如何嘲笑做祈祷式的他们，那些亵读上帝的污言秽语至今依然不绝于耳，这一切时常召唤着他们，不仅仅要拿起武器，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在敌人的利刃之下奋不顾身，勇猛直前，冲锋陷阵，哪管在这血战和厮杀中是否应该尽可能地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是否应该将在历次无法形容的困境和危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且不断高涨的基督教热情，限制在对谅解和宽容职责的冷静省察之中。
在淋漓的鲜血映衬下，这样的辩护词显得有些苍白，但它也提醒着后人，比屠杀本身更可怕的，是培养“屠杀哲学”的报复心理、对抗意识、极端思想、控制欲望，和不宽容精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至于被屠杀的穆斯林（以及犹太人），尽管作为个体他们大多数是无辜的，但事实上他们所属的信仰群体此前也对其他宗教的教徒实施过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迫害，因此他们的遭遇，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祖辈的所作所为还了债——尽管基督徒索取的“利息”高昂得不近情理——当这些陈年宿怨被两种“你死我活”的哲学重新搅起时，他们作为牺牲品的命运，于是无可更改。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伊斯兰教表现出了些许优越者的风度，对其他信仰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文化经济全面落后的基督徒，则是一幅气咻咻的样子，今天，二者却易地而处了，可见，所谓器量，还是要以实力为依托的。
血亦有时灭，当烧杀抢掠的高潮过去之后，十字军将领们要做的是，商讨圣城的种种“解放后”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