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商代的兵器与战车

作者：杨泓　　出版社：中华书局　 和讯读书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一

　　商代的青铜兵器，明显地是在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的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进攻性格斗兵器，仍以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75YLVIK3出土的戈(K3：2)和戚(K3：1)为典型标本，在发表上述青铜兵器时，还发表了另一件采集的青铜戈。此前已发表过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些青铜镞，表明远射兵器也已用青铜制作。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进攻性格斗兵器主要是戈，其中K3出土的一件，援、内区分明显，援有中脊，上下刃锋利，内的末端向下弯曲，内上有一圆穿，穿后部分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凹槽内可能镶嵌过绿松石，制作颇精致。在援和穿间留有装柲遗痕，可看出柲的直径约4厘米。另一件采集的铜戈，还明显地保留着这种兵器的原始形态，全形还近似镰刀，只是上下两缘都有刃，前锋聚成锐利的尖锋而已。援、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方内末端带有四个齿槽，内上有一方穿。可以看出，戈作为中国古代独有的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兵器，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它形体方面的基本特征。

　　二里头出土的另一种青铜进攻性格斗兵器是铜戚，应由斧类工具演变而成，戚体窄长，戚刃圆弧状，后接方内，在戚体与戚内之间有凸起的阑。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制作的远射兵器只有装于箭端的镞，镞体的形状都是扁平的，后面带有插接箭杆的铤。有的形状不很规范，但也有的是形状相当规范的双翼有脊的形制，双翼向后伸展成倒刺，向前聚成尖锋，这正是后来商代铜镞的标准形态。

　　综观上述青铜兵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表明当时人们已能颇为熟练地制作青铜兵器，主要是进攻性兵器，包括远射兵器和格斗兵器。其次，这些青铜兵器的制作工艺已有相当水平，它们决不是第一代的青铜兵器，所以青铜兵器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应该比目前从二里头遗址获得的这些青铜兵器早得多。第三，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从开始出现时起，其主要的格斗兵器就具有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戈和铜戚的K3，据分析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即与已发掘的宫殿遗址同时。基于出土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平，自然青铜兵器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远早于此时期，不论认为二里头宫殿遗址的时代属早商或夏，都不影响我们得出如下推论，中国古代开始使用青铜兵器，应在古史传说中的夏朝，有的古籍中说禹“以铜为兵”，当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戈、戚，虽然被有些人视为并不值钱的文物，但是作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青铜兵器，的确在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应是弥足珍贵的。

　　二

　　商代的青铜兵器中，最重要的是戈（图1），它是当时进攻性兵器中的主要格斗兵器，也可以说是商代军队必备的标准兵器。在各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兵器中，也以戈最常见。在安阳殷墟，依截至1986年的并不完全的统计，图1即发掘出土约700余件，比较集中发表的一批是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墓地发掘中所获得的。在已发掘的939座墓中，出土青铜(铅)兵器的有166座，约占1/6，墓内死者均男性，散见于各墓区的各个小墓群中，这些墓大约都是各个家族中的战士的坟墓。墓中共出土青铜戈224件，还有6件援呈等腰三角形的戈(或称“戵”、“戣”)。如果将仅出土有箭镞的墓不计入外，除了不到10座仅出土铜矛的墓外，其余超过100座中都有戈，其中约1/3是戈、矛共出，另外2/3的墓中仅随葬戈，通常是1件，也有的墓内多达4件。由此可以反映出戈确为当时格斗兵器中最主要的类型。在其他地区，铜戈也在数量上占有较大比例，例如在河北藁城台西的商墓中，出土铜戈10件，只有矛1件，还有1件以戈和矛联装的戟。但是南方的情况有些不同，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兵器中，矛的形制多样，达35件；戈共28件，数量略逊于矛，或显示出地方特色。

　　商代青铜戈的形制演变，大致可分为二里岗和殷墟两大阶段。二里岗阶段的戈，明显是由二里头文化的戈发展而来的。二里头的铜戈已如前述，分为直援直内和直援曲内两种，形体都较瘦长，没有上下阑，援、内区分不明显，形态较原始，还保留有由镰演化而来的遗痕。至二里岗阶段，铜戈的形体仍瘦长，援的上下缘对称，内稍长，有直内和圆首曲内两种，但上下阑已很明显。到殷墟阶段，还使用直内和曲内戈，但其整个形体显得宽短一些，援上下缘已不对称，上缘为前低后高的弧形，下缘则较平直，内的长度也逐渐变短，有上下阑。先是直内戈使用较多，后来逐渐为曲内(圆首或歧冠式)所取代，晚期有胡带穿戈逐渐出现，甚至个别铜戈已采用长胡四穿，如西区墓葬所出土的698：01号戈。而且戈柲与戈援下缘的夹角已由大致是直角，逐渐改成钝角，698：01号戈援柲夹角已达102°。同时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以銎安柲的戈，不仅有带銎的直内戈，而且晚期也有带銎的有胡戈和带銎曲内戈，不过以銎装柲看来并不能达到更牢固地将戈头与柲结合的目的，所以后来这种戈就消失了，延续到周代的是直内有阑设胡加穿的形制。

　　商代青铜戈所装柲的长度，因木质易朽，故发现不多。在殷墟西北岗第1004号墓发现的銎式戈，柲长为1米。1962年发掘的大司空村M21中发现的中胡二穿戈，木柲长度也是1米。在河北藁城台西M7中，死者右侧放一柲长87厘米的銎内戈，左侧放一柲长64厘米的戈、矛联装戟。由以上资料，大致可以推知商代青铜戈装柲后，全戈长约08—1米左右。这也可以从商代金文得到佐证，金文中常可看到手执戈、盾的步兵形象，或为族徽，右手握戈，左手持盾，也有的只右手持戈或把戈扛在肩上。从文字形象看，戈柲都画得比人身高要短得多，仅及人体高的1/2至2/3。这些资料都表明，仅长08—1米的戈，是只适于步战的格斗兵器。

　　商代以后，戈柲的长度直到战国时并无大变化，试举几个戈柲保存完好的出土标本为例。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戈柲中，有2件髹黑漆木柲保存完好，一件长115厘米，另一件长142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约下葬于公元前433—公元前400年之间，墓中出土铜戈66件，戈柲保存完好的有52件，完整的戈一般长127—133厘米，最长的不超过140厘米。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下葬时间约为公元前318—公元前298年之间，出土有戈柲保存完好的铜戈8件，全戈最长的为1496厘米，最短的为952厘米，一般在120—145厘米之间。从上述诸例，已可大略看出迟到东周时期，戈的长度虽然较商戈略长，但其高度仍比一般人体高度低得多(以人高为169厘米计)，其使用方式也仍沿袭着商戈，战士以一手握执，另一手或执盾，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的图像中，凡战士执戈者，均以一手握执，另一手或执着盾牌，而执戟者则多是双手握执，因其柄长的缘故。综上所述，自商至东周时，戈一直是近距格斗，主要是步战格斗时才能发挥威力的兵器。

　　三

　　商代的青铜格斗兵器中，重要性仅次于戈的是矛（图2）。以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所获兵器为例，矛的数量较戈少得多，共70件，只及戈数的1/3强。只有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大墓(系殷王王陵)发现数量众多的铜矛，应属特例。但另一座殷代王室大墓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格斗器有青铜戈多达91件，但没有1件青铜矛。殷墟出土青铜矛的形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阔叶呈凹腰形，叶底近筩口，图2

　　叶底两角有穿；另一种是矛叶为底呈圆角的三角形，长筩，筩两侧附双环，这种矛的矛叶又有较大的和较小的两型。据分析上述两种矛主要流行于殷代后期(即大司空村三、四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早于殷代后期的铜矛极少，而在早于殷墟阶段的二里岗阶段，中原的商墓如河南郑州和辉县的墓中，都没有出土过铜矛。与中原相反，在长江流域的商墓中，二里岗阶段就已随葬铜矛，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掘中已获得实物标本。后来在时间与殷墟妇好墓相当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中，出土的铜矛不但形制多样，而且数量也超出同墓出土铜戈，但殷墟妇好墓中却寻不到矛的踪影。据此推测青铜矛这类格斗兵器，似非商文化原有的因素，而是由长江以南青铜文化传入的。至于商代后期矛的全长，发现的资料不多，仅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312号墓保留有矛柄朽痕，约长140厘米左右，虽较商戈略长，但仍比人的体高略低，故其性能仍属利于近距格斗的兵器。

　　除戈、矛外，商代的青铜格斗兵器还有青铜钺，但其出土数量远远无法与戈、矛相比，据截至1986年的统计，全国各地仅发现37件，其中约1/3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计13件。此后续有发现，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出土品，共6件。据分析，“青铜钺出现在二里岗时期，盛行于殷墟早期，到殷墟晚期数量逐渐减少，并出现像辉县琉璃阁M147和大司空村M74出土的长度仅为7厘米左右的明器式铜钺”。对不同形制的青铜钺进行观察，可知除少数带有北方地区民族文化特色的有銎式青铜钺外，大致都是以内装柄的形式，又可分为有阑式和无阑式两种，又以无阑式出土最多，且可分为梯形、方斧形、长斧形、亚腰形和舌形五类。“有阑式和无阑式舌形、方斧形和亚腰形青铜钺的时代较早，它们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时期和殷墟早期，无阑式梯形时代较晚，主要流行于殷墟晚期。无阑式长斧形早期虽有，但主要流行于殷墟晚期”（杨锡璋等《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

　　青铜钺具有锋刃，可用于格斗，但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情况观察，商代的青铜钺应主要是贵族身份的标志，而且也是军事统率权的象征，墓中随葬青铜钺的多少和大小，直接反映了墓内所葬死者生前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军事统率权的大小。特别是形体重大和装饰华美的大型青铜钺，如妇好墓所随葬的2件，分别长393厘米和395厘米，分别重9千克和85千克，均铸有“妇好”铭。它们如此重大，装柄后无法用于格斗，只能是表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军事统帅身份和权威的象征。类似的还有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的“亚醜”铭大型青铜钺，湖?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长达41厘米的夔纹青铜钺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长352厘米的大型青铜钺，它们都应是各地的方伯一类人物所拥有，也是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基于上述分析，在讨论商代一般实用的格斗兵器时，不应把青铜钺列入其中。

　　此外，已发现的商代青铜兵器，还有背附銎管可装长柄的大型青铜刀，在安阳殷墟曾有发现，但数量极少，在实际格斗中不起主要作用，并非商代军队的标准装备。

　　远射兵器中的青铜制品，以箭镞为主，各地多有发现，都是扁体双翼有铤的式样，仅在安阳殷墟已发现约980枚。有的成束出土，多为10枚一束，也发现过皮质或木质的箭箙。

　　在商代的青铜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弓形器”，在安阳殷墟曾发现过20多个，主要出自墓葬和车马坑。过去论者多将其与弓联系在一起，或认为是“弣”，或指为“弓柲”，但均较牵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类器物可能为御者系辔用的“弭”，早期的骑者也曾使用，在驾车或骑马时紧缚于御者或骑者的腰前，因此，“弓形器”并非兵器。

　　商代的防护装具，已发现的有甲胄和盾。商代的甲，只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大墓中发现过残迹。青铜胄也是在1004号大墓中曾大量出土，数量不少于141顶，一般高20厘米以上，重2—3千克之间。除安阳殷墟外，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和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墓也有发现。新干商墓出土1顶，高187厘米，重221千克，形制大致与殷墟出土铜胄接近，但纵向脊棱较为突出。滕州商墓出土的青铜胄，随葬于第11号墓中，多达13顶，结构与殷墟铜胄有别，系以青铜和皮革合制，自头顶纵向伸于前后的脊梁是青铜铸制，有的脊梁前当额部分铸成兽面，而两侧部分以皮革制作，又在双耳处嵌以青铜铸的圆形耳护，有些胄的下缘缀护以兽牙制成的长方形甲片。这些甲胄看来不是一般战士的装备，当时属商王和贵族所有。此外，山西柳林县高红还发现过1顶商代的青铜胄，其形制与前述的青铜胄不同，两侧垂下护耳部分，脊部有纵置方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可能与北方的民族有关。

　　商代的盾牌，在安阳殷墟和山东滕州的商墓中都曾出土过。殷墟出土的盾，据复原是在木框架上蒙皮革或其他编织物而制成的，大致为长方形，高80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70厘米。盾面彩绘纹饰，有的是虎纹。其形状与金文所绘盾形肖似。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墓出土的盾，见于第11号墓中，据报道该墓随葬10件髹漆盾牌，有4件保存完好，其中3件红、黑漆相间的椭圆形盾牌放置在墓的西二层台处。

　　四

　　商代的马车，目前只在河南安阳殷墟有较多发现（图3）。图3

　　在抗战以前发现的车马坑，限于当时的剥剔技术，多未能揭出车子的全貌，特别是未弄清车舆的结构。20世纪50年代初，才在殷墟开始成功地剥剔出商代马车的残迹，并陆续获得了几辆保存基本完好的车子。到目前为止，在殷墟发掘的车马坑超过20座。有的坑中还有人随葬，有3座中埋3人、1座埋2人、6座埋1人。除去因曾遭破坏而弄不清驾马数量的以外，只有抗战前于小屯宫殿区发掘的M20中所埋木车前驾4马，其余的车前均驾2马。在已发掘的马车中，以孝民屯南地M7、殷墟西区M1613和郭家庄西南M52等3座保存最为完好。木车的结构基本相同，横向长方形车舆，单辕，双轮，长毂，辕端置衡，以轭驾马，常在、辖、轭等处有青铜饰件。车舆宽约在130—142厘米之间，舆高约45—50厘米之间，轴长约290—310厘米，轮径122—150厘米之间。

　　图4在其中的一些马车上和车旁，曾发现有兵器，如戈、镞(有的有矢箙)、兽首刀，但均未见矛（图4）。另一些车没有兵器，例如郭家庄M52的车厢前阑的贴板和车箱底板的木板都髹以红漆，绘上花纹，靠前阑的木板上有红布，布上缀以牙饰，表明是一辆比较讲究的乘车。但是所有马车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并无明显差别。至于这些车马坑的性质，看来在墓葬区发现的应属附葬于墓旁的随葬品，在宫殿区发现的当为贡献给殷王室的祖先神灵的祭品和牺牲。

　　五

　　综上所述，依据考古发掘所见商代兵器和马车等资料，可以得出下述几方面的认识：

　　第一，商代军队装备的标准格斗兵器是青铜戈，已发现的戈柲大致在08—1米左右，按战士执握进行格斗时的实际情况，只有手执戈柲1/3处(由末端计算)最能发挥兵器的杀伤威力，也就是实际作战有效长度只有戈柲的2/3，约53—66厘米，再加上手臂的长度，所能勾斫的有效半径不及15米，只有13米左右。因此这是主要用于近距格斗的进攻性兵器，是最适用于步兵格斗的兵器。

　　另一种主要的格斗兵器铜矛，看来被殷人重视的时间较迟，至少在武丁时仍是如此，这应是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虽随葬有大量兵器，但缺乏铜矛的原因。另外，目前所知资料，殷矛的长度也只14米左右，这与周时车战用矛已达35—43米相比，仍然不足以进行错毂格斗。而且目前从商代马车上及附近发现的兵器中缺乏矛的踪影，可以认为殷人并不注重将这种格斗兵器用来装备车上的战士。至于青铜钺，当时主要是权威的象征，并非一般实战格斗兵器。

　　第二，目前主要在安阳殷墟发掘出商代的马车，除一例外，都是车前驾2马，应表明商代前期?车并不发达，驾双马的马车也是迟到殷墟阶段才流行的，只是到殷墟晚期才开始出现驾4匹马的战车，目前也只有孤例发现。当时乘车、田猎用车和战车没有明显区别，也就是还没有制作出专为作战使用的战车，处于一车多用的初起阶段。

　　第三，在已发现的马车中，约有1/3的车上或近旁出土有兵器。这些兵器已形成较固定的组合，包括进攻性兵器中的格斗兵器——戈，远射兵器——弓矢，以及卫体兵器——兽首小刀。并未见在马车处出现矛的例子。以商代车战兵器的组合，与周代车战兵器组合相比较，明显缺乏适用于两车错毂时格斗的柄长超过3米的戟、矛、殳等兵器。因此，商代战车上可以用于杀伤敌方的有效手段，只有靠弓矢远射。

　　从上述实际情况看来，商代马车还不发达，缺乏适于作战的专用车辆，又未形成适于车战的成组合的兵器，只能得出当时战车兵并不发达的结论。可以认为商代早期军队以步兵为主力，因已发明马车，所以指挥战斗的将帅或贵族乘车以为运载工具和指挥中心也是可能的。到殷墟时战车兵才被较多使用，但还不是军中对胜负起决定作用的兵种，这也正是在甲骨卜辞中大量有关战争的占卜中，较少提到车的原因。直至商末，虽然驷马战车开始出现，但车战兵器组合仍不完备，看来并未能很大地改变商军的传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