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坛大审判

　　2011年又是中国足球惨不忍睹的一年：6月，国奥队被淘汰，已无缘亚洲区预选赛资格，创下最糟战绩；8月，女足未能出线，首度缺席奥运会；11月，国家队彻底无缘2014年世界杯。

　　一片惨淡中，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假风暴，于2011年12月19日在东北辽宁的法院拉开司法审判的大幕。庭审所展示的国内足球生态，很好地诠释了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大的足球市场，为何没有实力匹配的国字号球队的疑问——坐拥联赛球队的省市，球队成绩好坏事关地方政府的政绩和颜面；随之，做球、买球，诸多苟且之事皆以保级、夺冠之名展开。有需求就有供给，灰色市场由此形成，其间掺杂着种种利益。

　　事实上，此次中国足坛风暴最早可追溯至2007年底。当年辽宁足球俱乐部组建的辽宁广原应邀参加新加坡职业联赛，因涉及假球、赌球行为受到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查处。时任广原队总经理的王鑫回国，2008年底，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国家中心局发出红色通缉令，请求中国警方协助抓捕王鑫。

　　2009年4月，王鑫归案，中国警方由此掌握国内联赛赌球、假球大量线索。随着公安部指派的专案组调查，大量足协官员、球员、俱乐部老板和裁判陆续落马，其中包括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几位足协副主席，由此掀起对中国足坛假球黑哨赌球大调查的序幕。

　　此番于2011年12月19日开始的司法审判，分别在辽宁省铁岭和丹东两市的法院进行。在铁岭，审判对象以前足协官员、俱乐部高管为主，受审裁判则集中在丹东。

　　几天来，随着相关司法文书陆续曝光，问题场次黑幕被相继撕开，昔日圈内明星的光环轰然陨落。与其说个人、俱乐部是此次审判的被告，不如说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功利主义指导下的举国体制，才是真正应该被审判的对象。

足协的权力

　　始于1994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是中国体育尝试摆脱举国体制的标志性事件。之前一年，中国足球在洋帅施拉普纳带领下兵败伊尔比德。足球界励精图治，以俱乐部主客场联赛形式走职业化道路，成为当时改革方向。

　　职业化至今已经17年，但2011年12月19日在铁岭开庭的张建强案却显示，行政权力从未真正退出联赛市场。

　　据检方指控，张建强在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综合部担任副主任期间，利用主管裁判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联赛俱乐部贿赂款共计238万元，为俱乐部在裁判选派和执法过程中获得关照提供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足管中心隶属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事实上，张建强还曾有另外一个身份，即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后者在名义上只是作为社团组织的足协的一个职位。

　　换句话说，张建强亦官亦民。检方的指控，重点强调他前一个身份。庭审过程显示，张的律师将辩护重点落在另一个身份上。《刑法》为公职人员受贿行为设置了最高刑为死刑的刑罚，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处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控辩双方各有所指，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在12月22日开庭的原足协副主席、前足管中心副主任杨一民受贿案中，辩护律师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的王树静律师认为，足协是民间社团，俱乐部是社团会员，足管中心不具备职能或者权利管理俱乐部，所以辩护人认为，杨一民是以足协副主席身份跟下面打交道。

　　杨一民此次被控受贿125.49万元。由于相当一部分贿款来自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收受的红包礼金，对杨一民的指控看起来非常零碎和繁琐。圈内人士认为，这种细水长流的送钱方式，源于俱乐部希望维护和足协领导的关系，避免未来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些场次中，出现赛前“临时抱佛脚”的尴尬。

　　无论是张建强还是杨一民，其双重身份都是中国足协的一个缩影。它以群众组织的形式组织联赛事务，但核心却是足管中心掌握的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在市场上干预资源配置，几乎是中国任何一个领域摆脱不掉的阴影，中国足球也不例外。以张建强曾经主管的裁判工作为例，业内人士介绍说，足协对裁判的管理具有强烈行政色彩。

　　一方面，裁判领域有独特的考试和培训制度，而裁判资格申报和晋级的话事权就掌握在足协手中。另一方面，在裁判名单改由抽签产生之前，足协负责安排裁判员执法场次。由此次足坛扫赌曝光的潜规则显示，主场球队不仅负责裁判食宿，还会根据亲疏远近、场次重要性及俱乐部经济实力，送给裁判数额不等的红包。

　　这意味着裁判的职称评定、收入多寡等，都掌握在足协手中。曾经效力于江苏舜天队的知情人士认为：“在很多人看来，足协就是足管中心，足协领导就是足管中心官员，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

裁判界的潜规则

　　足协官员是无法上场比赛的。落实领导意图的责任，就落在裁判员身上。而那些最能贯彻领导意图的裁判员，最有机会成为相关比赛的当值主裁。12月20日在丹东出庭受审的黄俊杰就是其中之一。

　　2009年10月24日，中超联赛倒数第二轮，广州医药主场迎战青岛中能。此时广药保级无忧，而拥有三名国脚的青岛队有降级可能。

　　比赛前两天尚未接到足协执法通知的黄俊杰，接到了青岛中能队的电话。对方请求裁判在比赛中给予关照。黄俊杰犹豫之际，又接到足协官员李冬生打来的电话。“他说老总是南勇的什么，谁谁谁又是杨一民的同学，你一定要去。”黄在被捕后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说。

　　据黄俊杰介绍，长期执法的裁判都知道足协领导和地方俱乐部的裙带关系。通常情况下，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信息，就清楚执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冠冕堂皇的言辞往往传递另外的信息，比如“公正执法”，就等于是说，“主场利益不用考虑”。

　　这场比赛中，青岛队获得相对广州队更大的发挥空间。广州队的一名球员对判罚不满，与黄发生口角，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0比0收场，几天后这名球员被足协纪律委员会处以停赛5场、罚款2.5万元的处罚。而黄俊杰在当年成为最佳裁判。

　　在足球界，这种执法被称为“官哨”，而“官哨”又往往和“钱哨”纠缠在一起。曾有中国足坛“金哨”之称的陆俊，在此次打假扫赌风暴中沦为“黑哨”代表人物。12月21日他在丹东市中院出庭受审，检察机关指控其收受贿赂共计71万元，涉嫌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最典型的比赛发生在2003年11月9日，甲A联赛第25轮，上海申花对阵上海国际。这场比赛是当年的焦点之战。当时申花紧随国际排名第二，同城德比战直接关系冠军得主。

　　赛前张建强找到陆俊，暗示裁判关照上海申花，且俱乐部在事成之后会有表示。张陆二人达成一个暧昧的共识，即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别让申花吃亏。

　　据赛后技术统计，申花在正常比赛中犯规20次，国际13次，表面上看裁判并没有偏袒申花。陆俊的关照很精明，既达到目的又不被察觉，这是假球黑哨的最高境界。

　　陆俊在被捕后接受央视采访时承认，比赛中他会给申花球员一个提示，例如“再犯规我就要黄牌警告你了”。他回忆说：“这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关照。”

　　上海申花最终以4比1战胜上海国际。陆俊在受访时回忆，一周后，在张建强的办公室，张给了他一个装着35万现金的纸袋，并称“赢了球，（俱乐部），很高兴”，“这钱是给你的，咱俩一人一半”。

　　裁判们的故事讲述了中国足坛的官场套路，即上级和下级之间互相握有把柄，由此杜绝裁判和俱乐部私相授受的监督之门便不复存在。“南勇开会的时候公开说，我们默认你们和俱乐部之间的事情。”黄俊杰后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他也知道有些裁判涉及问题，但是不处理他们”。

谁的足球

　　联赛市场化，却是由那些让市场闭嘴的势力推动的，这是中国足球联赛的关键症结。17年来，搅乱市场的势力，又使中国足球陷入极其尴尬的局面。

　　一位自甲A联赛开始以来就报道足球的老记者透露称，近年来他长期跟踪的那只球队，每个主场比赛有8000张门票是关系票、赠送票，最离谱的一场比赛中，整个体育场真正销售出去的门票只有1张。

　　单单靠足球是赚不了钱的，这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投资足球的金主，看中的往往是地方政府为扶持足球推出的优惠政策。在权贵和富商之间，足球往往是博领导开心的工具，是减免税收、优惠拿地的敲门砖。

　　著名球评人李承鹏与他人合著的《中国足球内幕》，是这样描述政界和足球经营者关系的：

　　1995年甲A联赛第二个赛季，四川省分管文体的副省长在誓师大会上说，11个主场，“我们怎么也要拿下10个主场吧”。下面的人赶紧点头捧场，可是那年四川全兴队战绩不佳，濒临降级，最后两场比赛被冠以“成都保卫战”的悲情名头。

　　最后一场比赛由四川队对阵八一队，当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四川一名队员对着小时候的玩伴、八一队的守门员大喝一声：“江津，只剩八分钟了”，然后一个毫无难度的头球敲开了八一队大门。

　　而今足球圈内人士回忆“成都保卫战”时感慨，那场球恐怕就是联赛假球的开端。假球愈演愈烈，逐渐成形的盈利模式可以总结为：投资足球——取得成绩——领导满意——政策扶持。

　　当足球市场尚属火爆的时候，地方体育局被裹挟于假球之中，甚至主动参与。此次足坛打假扫赌审判多份司法文书显示，地方体育局领导参与行贿甚至代为行贿。

　　以谢亚龙在2006年对山东鲁能队的关照为例，当时山东鲁能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当地体育局领导给南勇打电话，说希望裁判能够公平公正执法以保球场安全。谢亚龙随后叮嘱南勇，南勇说他会安排好的。谢亚龙事后收到20万元贿赂。

　　又如针对杨一民的指控提到，山东鲁能前后两次，合计20万元送给他的现金，都是通过山东足球管理中心一名副主任转交的。

　　业内人士表示，地方队和地方体育局对足协领导的敬畏有多种原因。常常被提到的是，球队是城市的名片，涉及招商引资等。其他原因还包括，俱乐部队又是省市参加全运会或者城运会的代表队，全运会和城运会成绩关系到地方分管领导的政绩，足协领导也是足管中心领导，当然不能得罪。

　　当球市低迷之时，富商纷纷撒手而去。近些年俱乐部换手率高，部分俱乐部低价甚至免费出让股份竟无人接盘。“现在足球是痰盂，人人都可以啐一口。”一位业内人士感慨说。

　　业内人士担心的是，此番足坛大审判，揭开了中国足球以及体育体制的病根。如果之后的改革不到位，权力继续无约束干预市场，市场烂到一定程度又求诸权力以图净化，听起来还是老一套，中国足球能迎来新天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