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侠里的博士:潘天寿授《草诀歌》课堂笔记(摘录)

作者：明庐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962    更新时间：2006-9-20
 
凡动物都应该要动，不动就不会有进步，身体也搞不好。身体不好，那么一切学问都不可能做好，一切事业的理想也都会要落空。
 
白种人以为自己最聪明，但事实上他们也知道黄种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因此欧洲便流行有“黄祸”这样的论调，而他们认为最笨的是棕种(印度)人和黑种人，其实印度人也还比较聪明的，只不过由于他们地处热带，不大肯努力奋发罢了。
 
过去社会上有“士、农、工、商”的说法，把读书做事业的“士”看得很高，“农”次之，然而社会一般的人还是把“商”看得很高，因为经商的人最能赚钱。读书的人能读好书的、做好事业的、对社会有贡献的是好的，但大多数读书人是坐在那里吃的，对社会无所贡献，这种读书人是很要不得的。
 
日本人的东西本来就是从中国弄过去的，他们要学书法是非常困难的。日本现在有一个新派叫做“前卫派”，写的字认也认不出来，好像美国的猩猩画派一样。
 
我的课是讲《草诀歌》，因为这是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人还可以来讲讲。
 
日常中用得最多的书体是行书，草书与正楷是基础的。如果行书少行一点就是正楷，多行一点就是草书。不懂一点草书的话，行书也不容易行好。
 
清光绪以前，甲骨文还未发现，只有钟鼎文可以见到。鼎原本是很小的东西，用来盛酒烧东西，后来用以为祭器，就放大了，而且这些祭器上还铭有文字，因为是青铜铸成，所以能传之永久。
 
最原始的时候，文字与绘画的作用是：文字用以记言，绘画用以记形，这便是两种记载工具。因为语言不能久传，没有时间性；不能传远，所以又没有空间性。于是有文字的应用。然而文字的形象还不能具体，于是又有绘画的应用。
 
中国的文字与绘画本来是由实用产生的，而后由这种实用工具发展到美观，便成为艺术品了。我国原始文字最早的时候大约是用刀笔的，毛笔是后来的事情。而早期的刀笔可能还是用石器、骨器，以比较硬的石刀去雕刻比较软的石头。
 
龟甲上的刻字最早还不是用铁，而是用铜的刀具。
 
中国早期的文字与绘画是用线的，如周口店石器上刻的花纹。彩陶上的纹样也用的是线。发展为文字是在什么时候，今天还无法确定。到商代的青铜器底部铸有一些文字状态的符号，但具体是什么文字尚无法得知。到了清光绪年间发现了甲骨文，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是当时占卜的记录。因为远古时期中国文化还不发达，对许多自然现象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因此产生迷信思想，卜课的现象就随之产生。卜课还特别设立了官职。酋长首领们出外打猎等都要卜课。为了便于检查卜课的正确与否，于是把这些记录保存起来。今天大量发现甲骨文的河南安阳，原来就是殷朝的旧都，后来因为黄河泛滥而湮没到地下，年岁久了，这些甲骨都成了化石，而为今天所发现。首先发现甲骨文的是光绪年间的刘铁云，他后来著作了一本《铁云藏龟》的书。
 
钟鼎文与甲骨文谁先谁后的问题，至今还不能断定；殷商两个朝代谁先谁后或者根本就是一个朝代的问题，今天也还得不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总之，金文、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钟鼎文、甲骨文是古文字，而后是大篆(如石鼓文)，到秦代的李斯创为小篆，这就是中国文字中的篆文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开始统一文字，文字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钟鼎文字是铸出来的。铸铜术上有一个程序叫做“拨蜡”，以蜡为模子，先写后刻。龟甲也是先写后刻的，所以文字的笔划多方折、挺拔，与钟鼎文的圆浑风格不同，这是工具不同造成的。
 
秦代的权量文字是小篆，而且也是刻成的。
 
隶书继篆文之后成为中国普遍应用的文字，这大约是在汉代形成的，因此小篆应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因为工人在刻字的过程中为了简便，无形中使文字由篆向隶转化了。汉隶中的古隶笔意还是用篆的(古人也有称篆书为引书的)，小篆圆的转角，到后来变方了，因为方比较容易写。
 
隶书写快了以后变成了草隶，而后就引而成为章草。在前汉时的张芝(伯英)已经是一个当时非常出名的草书家了。但有人把创造草书的功劳全归于张芝，那是不正确的；又有人说章草是史游作的，根据是流传有史游的一件《急就章》，这也是不正确的。文字的发明必然是许多人经过长期实践共同创作的结果。
 
到了晋代又出现了正楷书，以锺繇为代表。
 
在草书范围说，章草之后有今草，今草之后有狂草。狂草有时第一行的最后一笔可以带到第二行的第一笔。我们开始学草书，今草、章草就可以了，狂草就不一定学了。学行书的人学一点草书也是有好处的。
 
《佩文斋书画谱》里有《草诀百韵歌》的文字，但与世间所传的略有出入。《草诀百韵歌》所谓“王羲之书”是伪托的，实际上这个东西是出于宋代。
 
中国的史前文化，许多东西现在还无法确定，必须用实物来考证。但王羲之是晋代人，在他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已极为发达，历史可考证的材料也相当丰富。《兰亭》对于王羲之，乃是历来有记载的，也是流传有绪的；王羲之的书法，也是历来中国书法家们所宝重并引为楷模的。因此说王羲之没有写过兰亭序，或者说王羲之的书法应该如何如何，那也是不一定的。唐太宗把兰亭茧纸入了昭陵，后人再也无法见到，而且古代皇帝的墓也说不上一定在什么地方。譬如所传曹操的墓有七十二个疑葬，甚至说他的墓在水底下。因此现在所说的昭陵是否真是唐太宗的墓也不一定，即使真是唐太宗的墓，茧纸也早就已经烂掉了。
 
中国的猿人头骨不知被谁盗去了。西方人对我们总是要想尽办法来统治我们。外国的传教士大多数便是侵略中国的先锋队。西方人对中国(对其他殖民地国家也是如此)，就用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用武力，另一种是用改变你们历史的办法，使你们忘记自己的祖先，不明白自己祖国的真实历史。
 
中国的草书，六朝时已颇为盛行，书信等已全用草书了，到了宋代已集大成。草诀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杜甫称为诗圣，李白称为诗仙，李长吉称为诗鬼。草圣，也就是草书达到很高的水平。草书的难度，既能“龙蛇竞笔端”，但又须竞而不乱，甚至毫厘不差，而且作到体势完备。
 
口诀上的规则也是不一定的。例如“休”字在大草中反而多一笔。中国历来书家的草法各有不同，而草诀歌只是综合了一般的规律。
 
我的老友郑午昌说，他开始到上海时，觉得白种人都是一个样，到后来才可以分得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以后接触多了，连一些人的名字也熟悉了。学习书法也是同样道理。
 
读书人多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在没有这个书之前，看到人家有，很想买来用一番功夫；但等到买来以后，便束置起来，不看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脾气。从前人就不是如此，像苏东坡那样的，读了一部汉书，就要抄一部，这样日积月累，学问就自然多了。
 
每个人的脑子都应该会动，不动脑子就要产生一种依赖，依赖之后便会出现一种惰性。
 
学书人常会有一种通病：小楷不会写。其实这一步也是很要紧的。
 
做学问要勤，不好怕麻烦。尤其是查书，不能因为麻烦而不去管它了。
 
应用于绘画的题款，大约以行书为最多。但扬州八家中的黄慎(瘿瓢)，是用草书题款的；郑板桥则是以隶书行书结合起来题款的；赵之谦则是以行书与北魏书结合起来用的，这一种是比较难的，因为北魏书除了郑文公外，大多以刀为笔，所以形成刀锋的痕迹，而且有些地方刻了以后又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损而形成浑厚古朴的味道，这是笔所不能达到的。因此赵之谦学北魏书没有达到它刚劲挺拔古质幼稚的好处，而变得圆媚软弱。所以后来有人批评他说：学北魏书就是被赵之谦弄坏的。然而赵之谦还好，还能树立起他自己的一帜，后来学赵字的则是每况愈下，形成一种俗气。
 
大凡一切艺术，必须要能用苦功夫、笨功夫，多下些基础上的功夫。如作画，应先在工笔上着力入手。我过去学昌硕先生，只得了他的皮毛，而精神实质并没有得到，后来想超脱出来就很苦了。我的一个老师金子渊(颐渊)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寒之友社，就常在一起作画，他常常说我和诸闻韵先生的画是“昌气”，因此我们就拼命脱，但诸闻韵先生并没有脱完。金子渊先生书法是用圆笔写爨宝子，印章也刻得好，他是五十多岁才学画的。
 
用北魏书结合行书结合得最好的是沈曾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