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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风采录
发布时间：2006-2-16 9:14:00 点击次数：2075 BBS leader (kikizh) 近年来，新闻媒体对我室教授的事迹、业绩作了大量宣传报道。因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不便于阅读。特将有关内容加以收集整理，呈给实验室师生和广大关心实验室发展的各位朋
友。由于数据源的原因，内容不太全面，有的文章甚至不够完整，但滴水见海，教授们的风采依旧清晰可见。愿这些小文章能给大家带来启发与思考……
诲人不倦励后学———访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德仁院士
李德仁院士指导的三位博士关泽群、袁修孝、吴华意，其学位论文分别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前不久教育部学位办的负责人曾对党委书记顾海良说，三次获得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的，全国仅李德仁院士一人，十分难得！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迄今共举办四届，评出优秀论文３９７篇，李德仁是全国博导中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次数最多的。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李院士。
李德仁谦虚地说，任何评奖都有它的偶然性和局限性，并不能全面反映这一领域的情况，不能说没有评上全国优秀的博士论文就不够好。但作为导师要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学生，学校研究生教育要严格把关，争取能多出高质量的论文，也争取多获奖，以提升学校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导师如何指导博士生，不啻一门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学问。李德仁当年跟随王之卓院士做硕士，在德国做阿克曼教授的博士生，两位大师对学生要求都很严，也都有自己指导学生的一套方法，这些对李德仁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李德仁根据学科发展和学生情况因材施教，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李德仁说，博士论文的完成是探讨和研究解决某一问题方法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收集材料，阅读文献，对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分析，看看还有哪几个问题需要研究和值得研究，分析一下自己有什么长处，能解决哪个问题，以找到攻关的切入点；第二阶段是独立开展创新研究并解决问题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是用试验来论证自己解决问题方法的客观性、正确性和可靠性，并与已有的方法进行对比试验，证明自己所用方法的优越性，同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方法，通过从理论到实践，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即对论文作出总结，揭示论文的价值，并提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这是一个学生独立从事、自主完成的过程，那么导师应该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李德仁认为，导师在帮助学生选题时，要尽快把学生带到科技的最前沿。他说，博士论文的选题一定要是有价值的研究命题，但不能选范围太大或难度太大的题目，或是经过了多年研究，已很难再有新意的命题。如果选题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或者不是一个博士生在两三年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就不可能做出令同行专家感兴趣的成果。导师要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指导学生找到合适的选题，并在学生独立研究的阶段，为其把握研究方向，及时提出建议。
很多人都说李德仁的研究生“强手云集”，其实很多学生“进门”时并不一定出类拔萃，但因为他善于将学生带到科技前沿，占据有利位置，才使学生能够有跨越性的进步。如何尽快将学生带到科技的最前沿？李德仁认为导师除了引导学生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外，还应让他们的研究成果到国际上有影响的刊物和会议上发表、宣读，让国际同行来评价，在全球开放的环境中培养人才。李德仁严格要求他的学生用英文写作论文，并向国际刊物投稿，他的三位获奖学生攻博期间都有这样的经历。三人的论文都在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上宣读，袁修孝的论文还被评为该会１０篇青年作者优秀论文之一，吴华意的论文在ＳＣＩ检索期刊英国《计算机图形学》上发表。
此外，导师还应尽量创造条件，争取课题，让学生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李德仁的这三位博士生都参加了国家测绘局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重大课题，并解决了其中的关键难题，同时完成了高水平的学位论文。这也说明对于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来说，加强实践环节十分重要。这三个博士生都是有实践经验的，既搞过教学工作，又承担科研课题，其实践经验大大充实了论文内容。
李德仁强调，尽管导师和学生是师生关系，但人格上是平等的，导师要尊重学生创造性的独立劳动，既不能包办，也不能放手不管；既要将学生看成助手，又不能将其当成简单的劳动力或程序员、试验员。他认为，指导博士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王之卓先生就很重视向学生学习。学生向老师学习的是做学问的方法、做人的品行，老师则可以从学生那里学到最新的专业知识。李德仁说他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向学生学的，学生花一年或更多的时间归纳整理出来的材料，老师看了就等于读了几十本参考书，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传播新知识的为师者的典范。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教师更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拓宽知识面。
作为导师，还应该尽力为学生做好后勤保障，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实验设备和资料，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生活，让他们参与课题，给予较高的补贴，使他们能安心做学问。 李德仁呼吁，无论是国家、学校还是教师，一定要进一步重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决不能因为规模扩大而有所放松。
访著名大地测量学家宁津生院士
一份报纸决定了一生
1951年，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年仅19岁的宁津生手中拿着一张《解放日报》随意翻阅着，一条同济大学测量系招生的消息吸引了他的视线。放下报纸，宁津生当即便作出决定：去上海投考！
正是这个决定，使他从此走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测绘事业，并摘下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桂冠。
宁津生的中学时代是在家乡安徽度过的，在看到同济大学的招生消息后，19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70名报考的学生中成为被录取的10名幸运者之一。
在大学学习一年，宁津生即以各方面出色的表现备受青睐。1952年，他被选送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宁津生没有通过“政审”，不
能留苏学。一年后，他回到同济大学测量系继续本科学习。
“留苏”受阻给了宁津生一个不小的打击，使这位刚刚20岁的年轻人的心灵留下了创痛。但他并未因此而沉沦。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努力地工作。
宁津生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的第一年。建校之初，学校需要大批专业教师，宁津生和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了这片当时还是百废待兴的土地。
给专家做翻译，成就了又一位专家
上世纪50年代，由于人造卫星等航天技术的发展，大地重大学的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大地测量界的热门课题。当时学校请来讲学的前苏联专家中，从事地球重力场研究的布洛瓦尔在国际测量界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宁津生有俄语基础，学校决定由他担任布洛瓦尔的专业翻
译。 耳濡目染的结果，宁津生与大地重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宁津生和同事们完善了布洛瓦尔为我国设计的天文重力水准布设方案，有的意见被收人修订后的我国《天文重力水准测量细则》，作为我国实际作业的依据和标准。
上世纪70年代，宁津生较早将这一种不同于经典方法的新方法，引进物理大地测量的教学和科研中，为我国物理大地测量领域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宁津生开始潜心研究适合于我国局部重大场情况的地球重力场模型。
1990年，经过宁津生和助手长达3年的艰苦奋战，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精度地球重力场模型。
当上校长却没有离开讲台
1984年，改革的大潮将宁津生这位一心一意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学者推上了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从此，他牺牲了很多从事业务工作的时间，将相当多的精力投身于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之中。
1988年担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呕心沥立，殚精竭虑，为学校的发展，为祖国的测绘事业和测绘教育事业追赶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人们看到，宁津生校长，这位昔日风度儒雅、神采奕奕的学者虽然风采依然，但满头青丝业己花白，额角凭添了不少皱纹。
在参与和领导学校教育改革的那些头绪最多、工作最繁忙的日子里，宁津生依然坚持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那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将《物理大地测量》这门课程一直讲下
去，而且要讲得更好。
宁津生院士已年近古稀，但依然活跃在科学的前沿。2000年5月，他与武汉地区的院士专家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在武汉建“中国光谷”；6月，他的科普著作《数字地球》出版；10月，他为武汉大学测绘工程专业一年级新生的专业基础课《测绘学概论》开篇；2001年初，他又与其他5位院士联名向湖北省委、省政府建议，及早建设“数字湖北”……
科学事业高于一切——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龚健雅
如今已真正成为我国信息产业领域一颗璀璨的明星。这一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基础软件，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在中国的ＧＩＳ领域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仅在２００１年度，这一软件便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并入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市场份额列国产ＧＩＳ软件第一位。
回想十多年前，当１９８８年３１岁的龚健雅成为王之卓与李德仁两位教授联合招收的博士生之时，正值国际上地理信息系统迅猛发展，一大批国外软件广泛渗透我国市场之际；而此时，我国该领域不仅基础研究落后，而且缺少商品化的软件。两位导师都深感，开发优秀国产ＧＩＳ软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结合信息时代发展的新动向，给龚健雅指出了面向对象的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方向，建议他深入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１９８９年，两位导师送龚健雅到丹麦技术大学进修，并聘请著名的ＧＩＳ专家Ｊａｃｏｂｉ教授为副导师。在深入研究分析了当时世界ＧＩＳ的各种发展动态之后，龚健雅选准面向对象ＧＩＳ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１９９０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欧洲第一届ＧＩＳ学术讨论会上，龚健雅提交的面向对象ＧＩＳ数据模型的论文被选为大会报告论文，引起了专家的兴趣，澳大利亚的《摄影测量和大地测量学报》转载了全文。
１９９２年８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１７界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上，龚健雅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再一次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目。他与导师李德仁一起作的“Ｇｅｏｓｔａｒ的数据结构与数据模型”的学术报告产生了较大反响，向国际ＧＩＳ同行宣告了中国ＧＩＳ软件产业的开端以新一代面向对象ＧＩＳ为技术特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从此，中国的ＧＩＳ研究逐渐进入崭新的天地。
１９９２年，由李德仁院士牵头的“面向对象ＧＩＳ基础软件的研究课题”被国家测绘局批准立项，列为“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王之卓、李德仁、龚健雅等都十分欣喜，多年来振兴民族ＧＩＳ软件的夙愿终于可以开始实施了。当时国内ＧＩＳ研究的理论和经验都很缺乏，一切都得从头尝试。经过反复权衡比较，优中选精，面向对象ＧＩＳ的设计方案被最终确立为课题研究方案。方案比国外同类软件先进３－５年，国外著名的ＡＲＣ／ＩＮＦＯ地理信息系统在２０００年才推出面向对象ＧＩＳ，而ＧｅｏＳｔａｒ在１９９６年就已经推出了面向对象ＧＩＳ。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协会主席、澳大利亚Ｔｒｉｄｅｒ教授评价“ＧｅｏＳｔａｒ ｉｓ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ＧＩＳ”。
历经十年艰苦拼搏，在王之卓、李德仁指导下，龚健雅带领“吉奥之星”的研究和开发者们攻克了诸多技术难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如今，“吉奥之星”已在国内市场脱颖而出，不仅打破了国外ＧＩＳ软件“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为我国大型地理信息系统基础软件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吉奥之星”的研制成功和不断成熟完善，龚健雅也成为我国ＧＩＳ领域知名的青年科技专家。他１９９２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１９９３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４年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他是测绘、遥感、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第一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奖励的青年科学家，国家测绘局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目前他担任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武汉吉奥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工。
龚健雅的成功源于他非凡的勤奋和刻苦。熟悉龚健雅的人都说他讷于言而敏于行，无不对他的惜时如金、善于钻研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来，他出版专著６部，发表学术论文２００多篇，主持或参与完成科研项目３０余项。他的论文在多家国际刊物上发表，国际同行专家对其评价甚高。目前他被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协会选为“联邦式数据库与互操作工作组”组长，组织和协调各国学者进行多空间数据库互操作的研究。“十五”期间，他不仅要继续带领他的同事进行ＧｅｏＳｔａｒ的开发与推广应用，而且还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其中由他负责的“空间信息标准与关键技术研究”是国家“十五”８６３重点项目，将领导全国多个单位参加的一个大型的课题组起草和制定我国的空间信息共享标准，并进行关键技术攻关。
龚健雅的心中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中国的ＧＩＳ事业走在世界的前列，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国外研究机构多次邀请他到国外工作，他都婉言拒绝。他一直牢牢地记得自己在丹麦学习期间，导师李德仁给他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你看世界杯足球赛，各国球员都要回国为自己的国家踢球，你也回国‘踢球’吧！”龚健雅回国‘踢球’了，并且他将永远一如既往地为国效力。他总说，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努力工作来回报祖国。生活条件只是身外之物，而科学事业是高于一切的。
“给我任何一个角色，我都要把它演得最好”———访著名南极科考专家鄂栋臣教授
“我不是天才，没有特殊才能，只是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肯服输。给我任何一个角色，我都要把它演得最好。”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鄂栋臣犀利而温和的谈吐中，流露出钢铁般的意志。与鄂栋臣的谈话在继续，我很快就明白了在他身上凝聚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在学科领域，事事处处，他都要争创一流。
开创我国极地测绘科考研究之先河
１９８４年鄂栋臣出任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参加创建长城站开始，他一直主持中国极地测绘科研重点项目，曾６次赴南北极，是我国同时参加过南极两站创业建站工程的７人之一，两次荣立国家南极考察二等功。是他，承担了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图——长城站地形图测定；是他，命名了中国第一个南极地名——长城湾；是他，第一个将中国测绘标志设在北极点进行大地测量；也是他，在南极地壳运动、重力场、冰貌环境与海平面变化等研究方面，从无到有，为我国测绘遥感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鄂栋臣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曾获２项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８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２００２年获何梁何利地球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鄂栋臣四次远征南极，两次赴北极考察之前，中国在极地测绘史上的纪录是一片空白。作为中国极地测绘遥感研究的开创人，他先后担任了《中国首次测绘科考》、“八五”《南极现代地壳运动和遥感成图研究》、“九五”《南极冰貌环境变迁与海平面变化和南极动力大地测量研究》以及“十五”《数字南极模型及其动态过程研究》等重点项目，并亲手建立起中国南极大地测量原点等测绘基准。１９８８年，鄂栋臣成为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中国常设代表，为我国极地测绘事业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一次又一次凸现出鄂栋臣不肯服输的个性，这种个性也惠及他的弟子和助手。
创新技术 取得前沿成果
如果有张南极的详尽地形图，到南极无图区考察就会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１９９３年，我国在南极无图区考察时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那些无图区有的地方人迹罕至，有的是根本无法到达的南极内陆，冰面地形测量是个国际南极大难题。怎么办？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鄂栋臣，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集成提取冰貌信息。在研究中，他们发现了卫星遥感冰雪表面辐射强度信息与海拔高度的相关规律，建立高程反演模型，室内测绘出南极冰面地形。这一突破性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南极研究的国际首创。
和许多卓有成就的人一样，鄂栋臣深沉的目光总眺望着未来。早在１９８６年，他和他的同事及弟子们，就开始用地面和卫星相结合技术，在南极监测断层运动形变，领先其他国家获得试验成果。在建立南极地理信息系统时，鄂教授和他的得力助手陈春明教授、陈能成博士等人，又领先建立互连网中国南极ＧＩＳ库。为此，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还专门在武汉召开国际会议，推广中国先进成果。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中国首次北极考察中，他又史无前例地在北冰洋浮冰上进行绝对重力测量试验获得成功。
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极地测绘制图之路
１９９３年，各学科考察急需拉斯曼丘陵露岩区地图，但我国无法花巨资实现常规航摄成图。鄂栋臣创造性地提出，利用直升飞机作为升空平台，采用普通１２０相机进行小像幅航摄。他与课题组的助手们通过攻关，突破了直升飞机和非量测型相机航拍带来的一系列
技术难题， 历时三年， 终于研制出符合规范要求的１１０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志物，那么国际上第一份１２５０００人工测定的南极Ｇｒｏｖｅ山地区精确地图，就是鄂栋臣和他的伙伴们的性格标志。该地区被国际上称为生命禁区，但我国寻找陨石和地质填图急需它的图件。鄂栋臣派出课题组成员，冒着掉进纵横冰裂缝的危险，将有国家权益意义的永久性测绘标志埋设在整个山区，实地测定１４０００个ＧＰＳ点，绘制出国际上第一份１２５０００人工测定的南极Ｇｒｏｖｅ山地区精确地图，被国际科考界认为是极珍贵的科考成果，为我国在该地区赢得了国家权益。
在中国实现国际横穿南极“ＩＴＡＳＥ”计划时，他领导和组织测绘科技人员参加中国内陆冰盖三次探险考察，采用卫星定位和雷达技术，探索出一套保证考察车队进出安全的可靠导航方法，并先于其它国家获得了１１００千米由中山站至南极冰盖最高点的冰面高程剖面图。
建立我国第一个南极卫星常年跟踪站和海洋自动验潮站
１９９８年，为了跻身南极地球动力学研究先进行列，鄂栋臣在中山站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南极卫星常年跟踪站，将我国卫星跟踪轨道扩展到境外，使我国成为南极拥有固定跟踪站的七个国家之一；从１９９６年起，他组织我国两站参加国际南极ＧＰＳ会战观测，获得大规模的国际观测数据共享，使我国成为监测南极板块运动的国际合作主要成员国。
２０００年，鄂栋臣代表中方与澳大利亚签订国际合作协议，在澳方帮助下，在中山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南极自动验潮站，为我国研究南极海平面变化、探索物质平衡奠定了基础。
填补南极无中国人命名地名的空白
鄂栋臣自１９８４年在他现场绘制的一张南极草图上命名第一个中国地名——长城湾开始，在我国测绘的地图上，由他主持命名了３００多个中国南极地名，获得了国际ＳＣＡＲ承认和公布。从此，在国际南极地名库中可查阅到中国命名的地名，填补了南极自古以来无中国地名的历史空白。
历史人物多因文治武功或不朽之作而留名，鄂栋臣和他的伙伴们也会被载入史册，因为他们绘制的地图——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地球南北极的地图。
从教的感觉是那样美好——边馥苓演讲
编者按：４月９日，我校空间信息与数字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边馥苓教授在湖北省教育工会主办的全省地方教育工会主席培训班上作了一场有关师德师风教育的报告：《从教的感觉是那样美好》，引起强烈反响，获得满堂喝彩。
近日，校党委副书记顾海良专门将边馥苓的讲话稿推荐给校报，并批示：“这篇讲话对弘扬优良的师德、师风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本报去年６月１５日一版曾刊登关于边馥苓的通讯《巾帼自有凌云志》，这里我们再摘登她的讲话稿，以飨读者。
我是武汉大学的一名教授，从事教育工作已３０多年。几十年来，我把我的心血，我的苦与乐，我的爱与愁，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所从事的专业，献给了我所
忠于的教育事业。
我１９６４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西北戈壁滩上的测量外业队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我由一个文弱娇气的女学生，成长为一名顽强、坚定的知识女性。很多年后，当有人对
我这个ＧＩＳ领域的女专家表示出好奇与神秘时，我都告诉他们：年轻时野外测量队的锻
炼奠定了我人生道路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先后两次被学校派出国学习。国外的学习奠定了我的专业基础，也使我深切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责任。我深深懂得，只有依靠国家的尊严和强盛，才可能创
造出让自己施展才能的空间。
在学校的支持下，１９８７年我和其他教师一起申报了中国的第一个地理信息系统专业，１９８８年开始招生。当时没有任何资金、设备，也没有专业梯队。为了这个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我整整奋斗了１２年。
新专业的学生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后，迫在眉睫的是要解决实习设备和毕业后出路的问题。再也不能等、靠、要。为了办好这个新专业，为了这些学生，我走上了社会，从此体会到了知识应用的价值，正是这些应用带来的效益支持了这个专业的发展。
１９９２年我到了海口市规划局，为投资１１００万元的“海口市规划信息系统”撰写技术方案，我所要求的劳动报酬就是让海口市规划局接收我们的学生去实习，并负责吃、住和旅费；１９９３年我到深圳市国土规划局，启动了一个４０００万元投资的项目，我的学生又跟我到了深圳；之后我和学生的足迹又留在了北海、广州、青岛、重庆、北京、大亚湾……我们在大半个中国做了３０余项地理信息系统的工程项目，启动的项目经费达３亿元人民币，学校也获得近３０００万元的研究费用。利用这些经费，我购买了４００余万元的软硬件设备，并且不断扩大招生规模，使这个专业成为全国著名的招生与分配都很热门的专业。１２年间，我招收了１４０多名留学生、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各种科技进步奖２０余项，同时也成为这个专业领域中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创业要有一定的业务基础，要有克服困难的毅力，要跟踪学科的前沿技术，还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当初我自己生活并不宽裕，两个孩子在上大学，可是我把所有的项目开发费用都拿来买了设备——惟有如此，我所追求的事业才有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和发展。
１９９２年我第一次走出校门去海口时，已经是正教授。但是为节约每一笔经费，我坐了３６个小时的火车到湛江，又乘５个小时大巴到海安，在一个拥挤肮脏的小店坐了一夜，捱到天亮又转乘２个小时的海轮到了海口。在那里写了１９天方案，换得了学生的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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