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日卷土重来手游:余杰：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余杰（北京） 不久前，我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作讲座。当我讲到苏联斯大林时代残酷的政治清洗和中国五六十年代可怕的大饥荒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站起来反驳我的观点。他激动对我地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其实当时并没有死亡那么多的人，屠杀和饥荒都被"夸大"了，而这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妖魔化"罢了。他要求我"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以证明我讲述的一切都是确凿的事实。我不仅遇到这样的质疑，而且经常听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少年人说，"六·四"大屠杀并不存在，那些鲜血淋漓的图片都是"西方敌对势力"用电脑制造出来的。我怎样跟他们辩论呢？确实，我也是一名"迟到者"，我不是惨剧的亲历者，我没有亲眼目睹鲜血和尸体、也没有亲耳听到呻吟和哭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追溯历史和延续历史的权利。确实，我不是一个"当事人"，我无法给这位比我年轻几岁的大学生讲述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身上也没有伤口和血痕。但是，是不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就真的不存在？看着大学生那双单纯的眼睛，我不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把本来是耻辱的无知当作了光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大脑不能记忆、使得我们的喉咙不能呼喊？这不是这个年轻大学生的过错--他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首先是作家和史家的说谎，才有虚假的文字和信息的传播、泛滥，然后才孕育出整整几代宣称"无知者无畏"的青年来。于是，我推荐这位年轻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索尔仁尼琴，一定要读一读他的《古拉格群岛》。这位白须飘飘的老人活得比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最血腥的帝国长，这既是他本人的胜利，也是他文字的胜利；这既是他肉体的胜利，也是他精神的胜利。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记忆的文学，是呼喊的文学，是揭示邪恶的本质的文学，是恢复人类的尊严的文学。作为历史当事人的索尔仁尼琴，勇敢地记载下了高墙后面的一切。他的文字从隐匿到传抄再到出版，宛如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顶开了给城墙奠基的那块最沉重、也最顽固的砖头。索尔仁尼琴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作家都黯然失色。当然，那些早已良知泯灭的中国作家根本就无视索尔仁尼琴的存在，但少数良知尚存的中国作家则会在面对索尔仁尼琴的文字时感到深深的羞耻。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尽管我们拥有相似的经历。巴金只说了几句真话就沉默了，而胡风则成了一名精神病人；舒芜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为叛卖而辩解，而浩然依然还认为自己的头上有一道"神光圈"。有人在"废都"中吟诗作赋，有人在"文化苦旅"中悄然变脸，有人梦寐以求充当康熙皇帝宫廷里的太监，有人向坦克和枪炮献上嘹亮的颂歌。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学悍然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由此，公众逐渐开始将作家当作明星乃至娼优来看待。我们已经习惯了谎言，以至我们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真相；我们让自己闭上眼睛，并一相情愿地认为黑暗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索尔仁尼琴站了出来，正如他的自传的名字《牛犊顶橡树》，他是一个头上长角的人。作家协会是高明的说谎者们的俱乐部，他们一致表决将这个头上长角的人开除出去。他们认为，从此就天下太平了。领袖随心所欲地杀人，而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为领袖献诗。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索尔仁尼琴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暴力和谎言合谋、枪杆子和笔杆子配合的格局。索尔仁尼琴说："或许有人会问，面对残酷的暴力，文学能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谎言，暴力岂能幸存？它是和谎言交织不分的。任凭谁只要宣称靠暴力为手段，乃必须以说谎之时。暴力或不能隐行藏匿肆无忌惮，但是一旦力量薄弱需要更加强，便顿感周围空气稀薄必须靠谎言所散布的烟幕来生存，借虚伪的言辞来掩盖。它无力永远使牺牲者梗塞窒息，通常只要求他们接受谎言并参加到它的行列里去。"这是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最佳注释。一个作家可以欺骗自己的心灵，但他欺骗不了历史；一个作家能够欺骗一部分读者，但他无法欺骗所有的读者。一个作家既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帮凶--即说谎者，马雅科夫斯基和郭沫若们就是这样做的；也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对立面--即说真话的人，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们就是这样做的。索尔仁尼琴曾经走进集中营，也曾经被迫流亡异乡，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以非暴力战胜暴力的希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力量向欧亚两大洲不断扩展的时刻，他依然在给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词中坚定地宣布："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在昨天，这是他的信心；在今天，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当然，也有人会质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尽管你本人有过在集中营里的生活经历，但是你并没有观察和体验过"每一个"集中营的生活。那么，在描述如此众多的集中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夸张和失真的地方呢？最近，我读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这则报道是对这些猜疑的最好的回应。据2002年9月23日的《莫斯科时报》和9月20日的《圣彼得堡时报》报道，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馆"日前称，他们在圣彼得堡附近发现了一处"万人坑"。在这块广大的区域内，埋葬着从1937年至1938年间斯大林肃反运动时被处决的3万多名"人民公敌"的遗骸。这两份报纸都是俄罗斯的权威媒体，其消息来源显然是准确的。报道中还这样描述道："纪念馆"成员米农·穆兹达巴一边将几具人体尸骨从1米深的墓坑往外搬，一边对记者说："瞧，这名男孩子的头盖骨后脑勺处有一个小圆孔，这是子弹穿透时留下的。我们在这儿发现的近20枚头骨，绝大多数都在相同部位留有这样的弹孔。"他接着补充道，这是前苏联时期处决犯人的典型方式--从背后开枪。凭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这片射击场附近生活过的村民们所提供的些许线索，人权组织"纪念馆"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于2002年8月发现了这片神秘墓场。为了找到更多当年的知情者和目击者，这个人权组织在当地报纸上接连刊登广告。据那些闻讯找上门来的村民们回忆，当年每当夜幕降临，一辆接着一辆的黑色汽车（当地人称之为"黑乌鸦"）驶入射击场，停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汽车的前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随后响起的阵阵枪声则将附近居民惊吓得彻夜不眠。对于"纪念馆"挖掘出的这些历史真相，前身为苏联"克格勃"（KGB）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总部保持沉默，并且对"大恐怖"时期被处决的"人民公敌"掩埋地点三缄其口。不仅如此，FSB位于圣彼得堡的分部也对这片墓场的新发现未加任何评论。而"纪念馆"组织历史分部主任伊莉娜·弗里格称，FSB此前一向坚称遭受"清洗"的受害者遗体统统被埋在于1992年发现的勒瓦塞约夫墓场，可是KGB当年在审问了那些1937年至1938年间驾驶囚车的司机后，得出结论说，至多有8500人被掩埋在那儿。伊莉娜由此推断说："这表明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处决和掩埋场所。"据她分析，其余的约3万名"大恐怖"时期遇害者可能被埋在了托克索沃镇附近的日泽维斯克射击场地下，这部分人多半是先被汽车运到了那儿，随后被当场处决。除了眼前这些森森白骨之外，"纪念馆"还掌握了日泽维斯克射击场曾被作为大型"屠宰场"的物证--官方正式文件以及当年从高空俯拍到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片绿荫环绕的林中空地曾经车痕密布。这则血淋淋的报道再次显示了索尔仁尼琴的勇敢和真诚。每一处死者遗址的发现，都印证了斯大林的残暴和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也印证了极权主义制度的酷烈和作家坚守职责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古拉格群岛》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当有人指责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太"政治化"、"太纪实"、"太偏激"的时候，我想反问他的是：当你直接面对尸体和鲜血之后，依然宣扬对"政治"的厌恶和对"纯文学"的追求，这种姿态是否又沦为另一种的"虚伪"了呢？你可以不当索尔仁尼琴，但你不应该诋毁英雄--仔细探究那些诋毁者的诋毁，无非是因为英雄的存在"伤害"了他们的"自尊"而已。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纪念碑，是"活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摧毁一个邪恶帝国的战斗中，他与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里根等世界级的伟人并肩作战。为什么要终结这个帝国呢？还是让我们深入到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里去吧。然而，要征引《古拉格群岛》中的"个人体验"几乎是不能的--每一个故事都同等重要。于是，我想起了历史学者雷颐的一篇题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的文章，文章谈到了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书。拉津斯基在苏联解体之后利用了一批解密的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等，写出了这本力作。雷颐转述了书中的一个小故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傍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对此，学历史的雷颐深有感慨地写道："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当这些'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最难过、最可怕，此时方感以前从不被注意、不被珍视的"日常生活"其实最重要。的确，在经历过十年浩劫那样严酷的'日子'后，我们才感到'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寻常人家这种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生活，确确来之不易。"雷颐发现，"小人物"的幸福并不比"大人物"的幸福低级，"小人物"的痛苦也并不比"大人物"的痛苦卑微。最真实的历史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这些"细节"足以让人体认到：一个漠视普通公民基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和标语，必然是一个罪恶的、不义的社会。当我们的"日子"被外在的权力侵占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着沦落为奴隶的命运。对于学文学的我来说，这个故事则给了我如下的启示：当现实的邪恶和残酷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记忆和呼喊。文学是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家客厅里的花瓶，也不应该是贵妇人裙裾上的花边。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屈从斯大林的淫威，参与编纂那本光辉灿烂却又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与此同时，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们便承接了史家放弃的责任。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载了不计其数的"日常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索尔仁尼琴回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惨剧，更是集中营中千千万万同胞的惨剧；他呼喊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同样被暴政所折磨的人类的困境。因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声明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获奖，而是千千万万挺身反抗暴政的人以及无辜被暴政吞噬的人的获奖。在答谢辞中，他这样说："在俄罗斯命运教我挣扎求生存的过程中，多少比我优秀且更为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岛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流放在分布很广的岛屿上。警察监视，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与所有的人交谈。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辗转得悉的：大多数人的结局我只能揣测。在文学上已经有成就而埋骨异乡的，大多数尚为人知。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掉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那汩汩的血脉还在大地深处翻涌，那仰望的眼睛透过森林的树荫伸向天际。索尔仁尼琴逼问我们：当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自身脱离那个"系在脚趾上的号牌"呢？只要我们还能够写作，我们就还能够记忆和呼喊。写作是人类战胜恐惧的诸多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奥威尔通过写作与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峙，索尔仁尼琴也是通过写作挑战"古拉格"的秩序。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者的"新语辞典"的发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发现了苏联统治者将谎言"经典化"的过程："穴居时期人类原始野蛮的感情--贪、妒、恣意的彼此仇恨等等，在泛滥过程中，竟以阶级斗争、种族斗争、集体或工会斗争等等响亮的代名词出现，粉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使之陷入空前混乱的局面。"统治者的秘诀在于：以施展暴力为主，以制造"说法"为辅。他们在瞬间之内就能够毁灭旧世界，也能够花同样短暂的时间去建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初民好勇斗狠的顽劣品性竟被演化升华为理论准则，视为合乎道德的错误思想，认为世界无所谓有恒定、普及的正义与善恶的观念可言，认为这些只是水月镜花，永远随世情而变幻，因而个人必须永远适应团体之需要而行动。任何职业性的集团，只要有什么便能攫取什么，纵使非法，且无需要，亦必须倾全力去取得，而社会团体之解体也可不管。"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势，伟大的文学恰恰是"新语辞典"的克星，它向所有读者昭示着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它唤起人们麻木的尊严感和即将熄灭的希望。职之是故，统治者对文学始终充满了仇恨和警惕，甚至派出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指出，统治者已经将文学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统治术之中了--"今天的边界上仍然到处污染着鲜血，充满原子武器爆炸的声音，密布着炽热的高压电网，而且有些国家的内政部门依然相信文学也应是内政之一，报纸标题仍经常出现'他们无权干涉我们内政'这一类的措辞。"索尔仁尼琴的这种"透视"的力量跨越了种族和国界--最高境界的文学必然是"世界文学"。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对"文革"等事件的认识却远远超过了某些多次来中国的西方左翼作家。他痛斥红卫兵运动的背谬与残忍："中国大陆红卫兵运动竟被认做金科玉律一成不变地为青年人所效仿。庸俗无知在于他们缺乏对人性基本的了解，天真浮浅在于他们幼稚心灵中无经验基础的盲信。于是他们说：'现在我们要打倒贪婪、残暴的压迫者，从他们手中争得世界，然后放下屠刀，我们会变得公正而有理性。'"红卫兵们所奉行的，不正是《罪与罚》中主人公的逻辑吗？索尔仁尼琴看到了中俄两个民族的性格中最相似的、也是黑暗的那一面，并再次引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世纪以前惊人的预言。对于我们这个习惯了遗忘的民族来说，记忆显得无比的遥远；对于我们这个保持着沉默的民族来说，呼喊显得无比的艰难。但是，没有记忆和呼喊的文学，就像没有脊梁的人一样--我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了许多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以此为归宿。那么，让我们记忆，让我们呼喊，让我们写作，让我们阅读，让我们站立，让我们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