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塑造自我健全人格:历史上的今天(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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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5月27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840~2007
(更新时间: 帕格尼尼
“现代舞之母”邓肯
义和团青年战士
复旦大学双塔楼
俾斯麦号已被击沉
在法国布雷斯特港附近大西洋底的“俾斯麦”号
陈独秀
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部队行进在南京路上
尼赫鲁
珠峰上鲜艳的五星红旗
(9名男、女登山队员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后,竖立了
钱伟长
张君秋
附录1:
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诞辰
邓肯和丈夫的恋情令无数人感动
邓肯,现代舞派创始人。1878年5月27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从小学习芭蕾。曾去伦敦和巴黎演出,受古希腊瓶绘和雕塑艺术的影响,创立了与古典芭蕾相对立的自由舞蹈,其特点是动作自然、形式自由。她创新舞蹈的精神,强烈地影响了同时代的戏剧家、导演、画家、作曲家。其巨大贡献是开辟了抒情舞蹈的新领域。她运用当代或较早期的著名乐曲伴奏,主要作品有舞蹈《马赛曲》、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门德尔松的《春》和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等。
邓肯1927年9月14日因车祸逝世。享年50岁。
迷人的睡姿
私立复旦公学(复旦大学)成立 复旦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全校拥有人文学院、新闻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7个学院。根据国家教育部的专业调整,学校现设有34个系,48个本科专业,100个硕士学位点,50个博士学位点,并设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管理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力学、工商管理等1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10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16个学科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中文、历史、哲学、经济等8个本科专业被定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此外,学校还设有36个研究所、46个跨系科多学科的研究中心及研究生院、成人教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复旦大学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为校训,以“文明、健康、团结、奋发”为校风,以“刻苦、严谨、求实、创新”为学风,素有“江南第一学府”及“学在复旦”之声誉。复旦大学学生继承了优良的传统,学习刻苦,思想活跃。 复旦大学已建立校董会。在历史上,包括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出任“复旦校董”。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中共领袖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笔名顽石等。1879年生,安徽怀宁人。少时读私塾,1896年中秀才,后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1年因从事反清活动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1903年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1907年再赴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袁“二次革命”,被捕入狱。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
五四运动后,陈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发起和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主要创建人之一,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中央局书记,主持党中央工作。在中共二大至五大期间,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大革命时他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民主革命。大革命后期,他主张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国民党领导,结果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对前途更加悲观失望,变为取消主义者,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并在上海成立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1932年10月,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后囚居南京。1937年8月被释放出狱,国民党以高官厚禄拉拢他,陈严辞拒绝。陈独秀主动找中共党组织,向叶剑英要求去延安工作,被中共拒绝,只好移居武汉、重庆,最后移住江津。
陈病逝前生活极为艰辛,靠朋友帮助勉强为生。陈死后的丧葬费都是旧日北京大学友人捐赠。
陈独秀的留学与办报生涯
《青年杂志》第一期
《新青年》
五四运动中,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3月返回,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03年3月31日夜,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因而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当官府开始镇压时,陈独秀逃往上海,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后来由于受到政治压力而停刊。
1905年秋,陈独秀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邀回乡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问,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激烈攻击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氵于”,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和钱沅的作品。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建党
1920年初陈独秀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陈独秀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最初都表示反对。他也日益对莫斯科的意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挥感到不满。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同意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 (左)与胡适(右)
1927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中国的势力,在汪精卫相继发动的七一五政变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陈独秀脱离共产党之后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3年4月,公开开庭审判,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结果,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和章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陈独秀对“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的贡献
陈独秀认为: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陈独秀的性格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人民网)
附录4:
上海解放 陈毅等在庆祝上海解放大会上 (前排从左至右:张鼎丞、陈毅、饶漱石、粟裕、宋时轮)
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不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又响彻了大江南北。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5月12号,第三野战军发起了上海战役。
身经百战的陈毅将军,遇到了他军旅生涯中的最特殊的一个战役: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保存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而陈毅所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况:蒋介石亲自督阵的20万守军;遍布市区内外的3000个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一万多野战卫星工事,两万多颗地雷。国民党军城防司令汤恩伯吹嘘这样的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陈毅将军形象地把这场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不打坏瓷器又要打到老鼠,那只有将老鼠调出来打。所以,上海战役一开始,粟裕将军创造性地采用了双层钳形攻击的方法合圉敌人,第三野战军采取各种策略,将市区的守敌调到了外围,不使其收缩市区,从而逐步歼灭,创造了战争的奇迹。随后,解放军采取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从西、南两侧,向市区突进,将敌人分割包围在街巷之中。24号午夜1点,我三路解放军在这里胜利汇合,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宣告解放。
5月27号中午,面对吴淞口依然顽抗的国民党守军,解放军为了不影响全市的生产生活,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改用政治攻势,从内部瓦解敌人。敌军很快缴械投降。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歼敌15万3千人,这个大城市基本上完好无损。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
上海解放当天,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解放军战士在上海市解放后,不惊扰上海市民,不住民房,露宿街头
上海市民走上街头热烈高呼“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附录5: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年生于北方邦安拉阿巴德的婆罗门贵族家庭。国大党元老、印度名律师蒙蒂拉尔·尼赫鲁的儿子。16岁赴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1912年回国后进入政界。1918年起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投身于甘地领导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1921年第一次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在为争取印度独立的27年间,9次被捕,在监狱中度过10年。1929年、1936年、1937年和1946年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1929年、1936年、1937年、1946年和1951~1954年任国大党主席。1939年任全印度邦会议主席和全国计划委员会主席。1946年任临时政府副主席,兼任外交部长和联邦关系部长。此后历任立宪议会议员、临时国会议员、人民院议员。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任总理兼外长、原子能部长等职,并一直担任总理职务到逝世为止。1949年底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和周恩来总理一起提出国际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倡导者之一。1939年曾访问中国,1954年再次访华。1964年5月27日逝世,享年75岁。
附录6:
潘多——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
老年潘多
登上珠峰的勇士潘多,1938年生。藏族。中国女子登山运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参加中国登山队,同年登上慕士塔格山(7546米)。1961年登上公格尔九别峰(7595米)。两次创造了女子登山世界纪录。
附录7:
我国首批博士诞生
博士建制最早是从欧洲中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波伦那大学首创了博士学位,到20世纪,博士不仅仅意味着知识渊博,学识超群,而且更是各国高科技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现代化事业腾飞的源头。因此,各国都把博士做为国宝,比黄金还贵重。在奥地利,授予博士学位这天,皇帝(或总统)必御驾亲临,主持典礼,赠送镌刻国徽图案的荣誉戒指。在美国,仅为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便耗资百亿美元,于20世纪60年代培养了17万名博士,以后更是以每年3万名之多均衡的发展。
中国博士建制步履维艰。为培养“通儒”(博士或硕士),晚清政府钦定章程,颁布律令,今年“大学院”,明年“通儒院”,但只是“议定”,不是夭折,便是昙花一现。直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公布《学位授予法》,形成研究生教育体系,然而直到14年后的1949年,授予博士学位仍是纸上谈兵。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首先于50年代初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当我国研究生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时,又逢“文化大革命”,这一初创事业被迫中断了12年。这期间,许多学子远离家园,乘桴出海,用中国人的勤奋,接受西方教育的陶冶,用中国人的智慧,获得了西方博士的头衔。在中国学子中有美国博士,也有英国博士,却唯独没有中国博士。
贫穷是中国的国情。每培养一个博士,耗资几万元。因此,即使是美国,在博士建制头5年(1875~1879),也仅授予了161个博士学位。但中国在第一个5年(1983~1988)中,博士却以每年翻番的数量涌现在祖国各地。据国家教委统计:我国在1988年一年所授予的博士已达1700人,首次超过同期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在祖国学位制度史上树起了一座辉煌的里程碑。
附录8:
新的上海大学正式成立
经国家教委批准,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新的上学大学,1994年5月27日正式成立。江泽民主席为上海大学题写了校名;国务院总理李鹏为上海大学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跨世纪人才:李岚清、杨尚昆、费孝通、安子介、汪道涵等写了贺词;国家教委发来了贺电。
新组建的上海大学是一所理、工、管、文、美、法、商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钱伟长教授出任上海大学校长。新组建的上海大学,有教职工7700余人,其中中科院院士2人,博士导师19人,正副教授(研究员)1000多人;拥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37个。
附录9:
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
张君秋
张君秋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戏曲教育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顾问张君秋同志,因病于1997年5月27日12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张君秋自幼热爱戏曲艺术,13岁开始学习京剧青衣,不到20岁就红遍大江南北。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新中国的诞生使他的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崭新境界。他率先组建北京京剧三团,深入厂矿农村,参加赴朝慰问,热情为工农兵演出。1956年,他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组建了阵容强大的北京京剧团(现北京京剧院),名家荟萃,好戏迭出,使京剧的繁荣达到新的高峰,为弘扬民族文化、繁荣京剧艺术作出重要贡献。
《大登殿》张君秋饰王宝钏
张君秋不仅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也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文革”十年,尽管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但他对于党的信念始终不渝。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他在出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庄重地交上一份入党申请书。1981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剧协副主席,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名誉会长。
张君秋的艺术人生
张君秋,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生于1920年,卒于1997年,原名滕家鸣,字玉隐,祖籍江苏丹徒。他自幼家贫,父滕联芳,随母张秀琴(河北梆子青衣演员)在各地客串演出,后经李多奎介绍,拜李凌枫为师。1935年,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次登台,以一出《女起解》唱红。1936年,北京《立言报》举行公开投票选举,推选“四大童伶”,张君秋与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被选中(后世称“四小名旦”)。
报界评价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条好喉咙,似尚;腔调,婉转多音,似程;做工,稳重大方,似荀”。他的嗓音“娇、媚、脆、水”,甜润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梅派的华丽,尚派的刚劲,程派的轻柔,荀派的婉约都被他很好的融合在自己的表演艺术风格之中。后拜王瑶卿为师,并得梅兰芳、尚小云、阎岚秋、朱桂芳等指导。
艺术成就
张君秋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几十年不懈的朝夕研磨,博采众长,大胆对京剧唱腔进行改革创新,努力探索,创立了风靡海内外的张派艺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张派艺术已初见端倪。至1956年,一出《望江亭》,标志着张派艺术的正式形成,为内外行所公认。张君秋先生在我国京剧艺术领域中尤其是旦角行当创作的表演艺术家中,是一位承前启后、勇于探索、大胆革新、不懈追求的优秀戏曲表演艺术家。
1942年张君秋自组谦和社挑班。1947年与马连良、俞振飞在香港演出数年,1951年返京,1956年张君秋的北京市京剧三团和马连良京剧团,谭富英、裘盛戎的北京京剧二团合并,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北京京剧团。此名家合作,流派纷呈,百花争艳。在剧目设置、唱腔创作、表演技巧、舞台美术以及服装道具等各个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革新创造,成为当时菊坛一大盛事。同时,张君秋的艺术创作,此时也到达了颠峰阶段。
文革中,张君秋备受迫害。文革后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京剧教学方面,广收海内外弟子。1986年,应天津市政府领导之邀主持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百日集训。后接受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委托,担任《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的艺术总顾问,到他逝世为止,共完成京剧音配像120部,为京剧艺术的留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艺术特点
他的表演不着意人工雕饰,追求天然直率,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君秋扮相雍容华贵,嗓音宽亮甜润。他的演唱吸收了其他行当及曲艺、歌曲的菁华,在梅派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新腔,形成了“张派”。代表剧目有《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红鬃烈马》、《打渔杀家》、《审头刺汤》、《四进士》、《三娘教子》、《苏武牧羊》、《春秋配》、《诗文会》、《状元媒》、《金山寺·断桥·雷峰塔》、《刘兰芝》、《望江亭》、《西厢记》、《秦香莲》、《赵氏孤儿》、《楚宫恨》、《彩楼记》、《怜香伴》、《珍妃》、《秋瑾》、《芦荡火种》等。有《张君秋戏剧散论》行世。张君秋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有近百名之多,其中有薛亚萍、李炳淑、杨春霞、杨淑蕊、王婉华、雷英、张静琳、王蓉蓉、赵秀君等。
张君秋的半世情缘
1937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张君秋第一次走进了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很快就以天赋佳喉及俊美扮相征服了观众,走红大江南北。从此,他的命运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海,引发了他的半世情缘。
青岛邂逅
年轻的张君秋,在舞台上是观众追捧的对象,在生活中更成了许多女性观众的宠儿。那时,有时候前排的座位占满了,就在舞台的两侧加座,一般都是太太、小姐订座。有些倾慕者还去后台给他递条子,希望什么时候,可以吃吃饭、喝喝茶什么的。那个时候,张母每次都相随赴沪,生活方面管得很严。而众多追捧的女性,并没有真正留住张君秋的目光。或许他还在等待,等待那不可逃脱的姻缘。终于,一个俏丽动人的身影进入了张君秋的视线,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地引发了他的半世情缘。她就是后来成为张君秋夫人并为之抚育7个儿女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吴励箴。
吴励箴的父亲是上海知名银行家,早年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投身金融界,上世纪40年代曾任国华银行(一说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吴励箴是他的大女儿,“绝顶的漂亮、绝顶的聪明”(吴励箴妹妹语),不仅学业出色,而且会游泳,会打篮球,会骑自行车,这对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来说,是十分前卫的。正因如此,吴父对女儿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她能门当户对地嫁给金融界或商界的青年才俊。但是吴大小姐好像对周围的倾慕者都没有感觉,而是看中了红伶张君秋。这段姻缘的起源,仅仅是在青岛的一次邂逅。
1941年的夏天,吴家姐妹在假期中去青岛度假,正巧张君秋也在那里演出,同住一家饭店。张君秋白天在房间里吊嗓、说戏,引起了吴大小姐的注意,也许那时就有了来往。而这一邂逅,使得张君秋的影子在吴励箴的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也使她爱屋及乌,爱上了京剧。
情无反顾
吴励箴和张君秋再一次见面是在张君秋1943年到上海演出期间,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据说,他们常在淮海路的上海西餐社约会。
吴励箴和张君秋的交往,很快召来了巨大的阻力,阻力首先来自吴家,吴家对于“戏子”,根本不屑一顾。
吴励箴和张君秋的感情发展很快成了新闻,吴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坚决阻止。然而,吴励箴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张君秋的家。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爱得死去活来,什么也不顾了,就一定要跟定他了。她打点行囊,自己单独北上了。连在北京的张君秋都感到非常突然。
吴励箴的行为,不仅遭到吴家的反对,在张家,也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虽然,当时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但是,张家也认为这样太委屈这位大小姐了。张君秋的母亲就劝说吴励箴,说你是大学生,还有很好的前途,家里头也不适合你。当时就派一位先生陪她回上海。但是吴励箴嘴上答应,却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到了上海,她就跟送的人说:我已经到上海了,你可以回去了。送的人好不容易来趟上海,顺便在上海买点东西,逛一逛,他还没有回到北京,吴励箴已经买了飞机票返回北京了。这样,吴励箴进入张家成了无可挽回的事实。
相夫教子
1944年,对于张君秋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吴励箴最终走进了张家的大门,成了张君秋的生活伴侣。
第二年,张君秋重整旗鼓,创立“秋社”,自任社长,挂头牌,从而开始了完全自主的艺术生涯。与此同时,吴励箴也默默地把自己融进了张君秋的生活,开始了她一生中一个崭新的历程。
她走进张家,是抱定了决心的,在进入张家大门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了张君秋的母亲。她知道北方封建家庭对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吴励箴交出的不仅是首饰和私房钱,也是她全部的人生。从此,她就成了这个旧式家庭中尽心尽职的儿媳妇了,完全摆脱了当初的大小姐派头,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张君秋的奉献当中去了。张家原来是个老派家庭,早上要给张母请安,那会儿张母还抽点大烟,她得给婆婆点烟,完了要料理张君秋的一切生活起居。
从张家的角度讲,吴励箴的到来,并不仅仅是添了一个儿媳妇,也给这个旧式家庭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据张君秋的女儿张学采回忆,张君秋按说是戏剧界的,应该有一套老的生活习惯,但是他可能受了吴励箴的影响,生活方式并不老派,而是比较西化。家里的家具都是欧式的,甚至张君秋的艺术观点上都受吴励箴的影响,他很早就接触了西方音乐。
吴励箴在张君秋的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家具和摆设,她的一言一行,对张君秋有着巨大的近乎启蒙的影响。同时,作为家庭主妇,吴励箴相夫教子,默默承担了家庭中的大量杂务,还无微不至地为张君秋维系着同事、朋友以及一切相关的人际关系。
1948年张君秋与马连良、俞振飞赴香港演出,吴励箴带着年幼的儿子随侍张君秋左右,并且在香港生下了女儿学华。其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们在香港的演出按照当时税务的条例,是可以免税的。也许是戏班的人不懂英文,产生了什么误会,于是税局的人就来函追讨。吴励箴出面去跟他们交涉,很快就消除了误会。后来,张君秋对女儿学华说,幸亏你妈会说英文,要不然跟他们搞不清楚!
吴励箴以她的学识和教养,帮助张君秋摆脱了难关,同时也让张君秋对她增加了新的了解。两人的感情进一步融洽了。香港并不是张君秋的久留之地,1951年,张君秋回到了北京。吴励箴也随之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以后,张君秋一家人的生活仍旧保持着以往的热闹、温馨。吴励箴依然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默默地为丈夫打理着一切。
吴励箴的帮助和影响,使张君秋免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张君秋走过了一段辉煌的道路,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但正如张君秋的弟子薛亚萍说的那样:我的师娘是一位“好儿媳妇、好太太、好母亲、好师娘,如果没有她的奉献,也没有我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那样的辉煌”。
艰辛晚年
然而这种温馨并没有延续太久,“文革”开始了。张君秋被关进了黑屋,而吴励箴则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段艰辛的历程。
1966年,张君秋一家被扫地出门,全家人住进一间半房,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9元钱,子女们全部住校,或是插队落户,家里只剩下最小的女儿和儿子。有一天在院子里接水洗脸,吴励箴不慎摔倒,头摔破了,孩子求街坊把她送到友谊医院。医院一看是个剃阴阳头的,说是阶级敌人,不收,就把病人搁在楼道里了。后来人家知道是张君秋的爱人,就要张君秋自己来。可那个时候张君秋是被人管制的。听到吴励箴摔倒的消息,张君秋像发神经似地跑到友谊医院。张君秋见到是穿白衣服的就说,我是张君秋,你们要整的是我,你们怎么处分我都行,但要先把她推进去看病。医院里的人说,我们把她先给弄到急诊室去,但你得走,不许看。张君秋说,我为什么不能看,这是我太太。硬是站在那儿看他们把整个过程做完。
吴励箴把一生都献给了张君秋和他的事业,1969年,当宣布被管制的张君秋获得解放的时候,吴励箴悲喜交集。在极度的高兴之余,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吴德来宣布:“张君秋可以解放了,希望他可以为人民立新功。”第二天,吴励箴就去世了,因为她太高兴了!
吴励箴为她的爱情,走完了一生。而张君秋对于这位夫人,也一直在心里留有一个美好的印记。(《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