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盗者八项挑战地名: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梁柱　2011.12.23 收藏

毛泽东不但是当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家，在文艺理论、诗词和书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新文艺的建设。他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探讨和论述，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他从新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出发，指明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正确的途径，等等。只要略举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面的重要思想，其现实意义就会跃然而出。应该指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表现了自己的鲜明风格，更重要的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文艺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党和人民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

一、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代表，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体系。《讲话》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对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应当说，坚持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毛泽东文艺观的一个核心问题。

任何历史时期的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尽管许多资产阶级文艺家、理论家都极力用所谓的“纯艺术”、“非功利”、“为艺术而艺术”一类华丽的词藻，来掩盖这个文艺的实质性问题，但一部世界文艺思想发展史表明，这个问题是无法掩饰和回避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经典作家都公开承认文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革命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他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必需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要求。毛泽东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并结合当时我国革命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但在当时很多文艺工作者中，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而，这个问题仍然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什么是我们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这里，把文艺必须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察，是对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主题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开拓和深化，特别是后一个问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认为，毛泽东所论述的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创作与生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作家世界观与思想感情的转变、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社会，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等，都是围绕着他认定的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决定着文艺的性质和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反复指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讲话》中，毛泽东则鲜明地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有条件进行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的情况下，文艺要自觉地为人民－－历史的创造者服务，这是合乎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要求。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践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的历史责任。他还结合抗日根据地的现实，形象地说明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内涵，他说：“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明确规定了革命文艺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人民大众的性质。

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方向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真正源泉。他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精神世界归根结底是物质世界的反映，离开客观存在的精神世界只是人的主观幻觉。正因为这样，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有如水之源、树之根一样。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如何正确理解人民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个命题呢？其一，文艺活动中的流派、技巧的传承是常有的事，因而有人把前人的作品看作是文艺创作的源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说：“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其二，人民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是从它是自然形态的丰富矿藏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把人民生活同文艺简单地划等号。毛泽东既强调人民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又十分重视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作家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使得文艺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六个“更”的概括，突出了文艺源于生活又不同于普通生活的根本特点，反映了文艺对生活的能动作用，能够“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就同机械反映论划清了界线。上述可见，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考察了文艺的本原，正确揭示了文艺源于生活这一客观规律。

毛泽东从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出发，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这个原则问题。既然承认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那么就要正确处理创作与生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一再被探讨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人所尽知的格言，就是提示人生阅历对治学的重要意义。南宋诗人陆游则用诗的语言叙述了这个哲理：“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剑南诗稿·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子　》）。当然，在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生活”，还主要是指个人的经历，扩充个人的所见所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明了生活的真正的内涵，这就是作家、艺术家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从而找到了“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正确途径。

在《讲话》中，毛泽东在论述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之后即强调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毛泽东关于“如何为群众”服务的问题，首先是指要善于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描写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通过深入生活来了解工农群众。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同群众结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而且也是对革命文艺创作客观规律的揭示。正如毛泽东所说：通过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正确解决了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诚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无疑地还包含着文艺工作者主观世界的改造问题。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种思想感情的转变，就是立场、世界观的转变。这个问题，在40年代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中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说穿了，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从这个王国中走出来，不通过深入生活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反映激烈的民族斗争，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沸腾的生活，也不可能用自己的作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担负起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讲话》发表之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通过长期地深入生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延安乃至全国革命的文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威力。毫无疑义，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个方向性的问题，在今天是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在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若干偏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严重问题。有些作家、艺术家漠视工农大众，嘲弄“两为”方针，不屑表现“新的人物”、“新的时代”，鼓吹远离生活，拒绝崇高，偏爱庸俗低级、浮词滥调，热衷感官描写，把无聊甚至无耻当有趣，什么“玩文学”、“痞子文学”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等等。这种文化的“沉沦”、“开倒车”的现象，同我们的时代，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这种并非个别的现象，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源于社会生活，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等文艺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在新时期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这就是毛泽东所揭示的、邓小平所坚持的我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力量所在。

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为文学艺术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文学艺术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创新的。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固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五四以来新旧文化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全盘保存国粹和全盘输入欧化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实际上反映了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场。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这场争论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针。它也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文化具有继承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命题。毛泽东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毛泽东看来，一部中国历史，“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他把这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开化史，是包括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达到的高度的文明成就。这说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毫无疑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必然是处在历史的传统之中，都存在继承的问题。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这种继承基本上是历史的自然延伸。儒家思想能够长期占统治地位，就是二千年来封建的经济政治所决定、所需要的。现在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继承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对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采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首先提出要在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有着多维内容的复杂的文化现象。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东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阐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东西，并提出要吸收这些“民主性的精华”。他十分推崇的《红楼梦》等，就属于这一类的作品。他曾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他认为《红楼梦》“不满意封建制度”，表现了它的“民主性”。1960年12月，毛泽东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国古代文化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在这里，不仅说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封建主义的东西”要有区别地、批判地利用；而且指出了对“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所以，只有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充分地、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应当说，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的东西，对历史有进步意义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吸收其精华，并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应当说，毛泽东倡导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既包括对封建性糟粕的剔除，也包括对旧内容、旧形式的改造和创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有时精华与糟粕会相互渗透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可能采取机械的两分法。毛泽东认为对此类东西如同对食物一样，要首先经过消化、分解，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曾以文艺为例，提出要利用旧形式，给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在对待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也同样要下这样的工夫。大家熟知的“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原来只表示古人的实学精神，经过毛泽东的重新解释，使它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像这样生动的例子，在毛泽东著作中俯拾皆是。他对传统文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他的著作中，做到了珠联璧合，新意迭起，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可以说，批判、继承、创新的辩证统一，反映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古代文化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倾向是错误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主张对古代文化全盘继承，宣扬今不如昔，厚古薄今。当然，文化复古论者就其多数人而言，是属于学术争论问题，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往往同政治上的复辟论密切相关；这种全盘肯定的复古论同全盘否定的西化论虽各执一端，但又会在反对中国革命这一共同点上结成神圣同盟。这种情形，在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下，会一再地表现出来。近些年来在“继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下，许多封建迷信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从相命、占卜、纳妾、娼妓，到要求小姐跪式服务，泛滥于我们社会生活中；影视中天天展示帝王生活，渲染贵族情趣，赞美奴性媚态；更有甚者，在一片“尊孔”声中要人们对儒家的政治理念、伦理道德、行为准则顶礼膜拜，精神回归。在这些方面的宣传力度，会使海峡对岸自愧弗如。这对于群众的思想和民族精神的腐蚀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近些年出现的“复兴儒学”、“回归儒学”的呼声，多数还是学术讨论问题，但有的主观意图和实际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张有着鲜明的目的，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他看来，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曾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这样明快的语言，来概括他的这一思想。这就是说，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要为今日中国之政治和经济所需要，要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复古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诚然，文化的革新与建设，既要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又要正确对待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毛泽东不仅重视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明确指出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洋为中用。这两方面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艺事业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西方国家的大炮轰塌了古老中国的围墙，随之而来的是残杀、掠夺和无穷的灾难，但同时又输入了诸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说一类的新思想。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企求从西方的文明中汲取振兴中国的养料，用以遏制西方强盗的入侵，但都没有成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成为一个尖锐问题。于是有所谓“一概排斥”、“全盘西化”等等论调，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毛泽东历来反对排斥外来文化的错误态度。他说，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就是指其盲目的排外主义。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锁国愚民，闭目塞听，抱着天朝圣明四夷臣服的幻想，对外来文化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这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荒谬做法，不但使国家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局面，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盲目排外主义会迅速转为民族投降主义。而当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的阶段，这种盲目排外主义也会在劳动人民中存在。他们虽然有激烈的爱国情怀，但单纯的仇外情绪不但达不到救国的目的，还往往会被反动营垒所利用。义和团悲剧便是一例。只有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之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才进到理性的阶段，把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同广大人民区别开来，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区别开来。这就为吸收、借鉴外国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外国文化，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来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还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引导人们认识中外交流源远流长，阐明学习外国应重在吸收、创新的正确态度。他以音乐为例说：“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他指出，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失了，“而是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够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他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是属于奴化思想的文化。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论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有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它曾使我们吃过大亏，是有害无益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这时要着重指出，“全盘西化”论是五四时期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向右的方面发展的产物，其流毒延续至今，成为呼应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分化”、“西化”中国的一种有极大危害性的错误思潮。从8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到近些年来某些人一再鼓吹的“彻底反传统”、“西体中用”、“自由主义传统”等观点，反映了“全盘西化”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何等顽固地表现自己。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并没有增加什么新内容，从思想到语言都似曾相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是衰落的文明，而西方文化才代表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只能全盘接受。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中国的国情，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就后者来说，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因而文化最有个性，最丰富多彩，最鲜明地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只能使本民族的特点更加丰富，而决不会消失。20年代蔡元培就对我国留学生说过；“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如若志行薄弱而同化于外人，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这是很有见地的。何况，西方文化同样有长处和短处，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怎么能全盘接收呢。“全盘西化”论者否定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他们所谓西方文化代表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更是抹杀了当今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这样两种不同的趋势。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论的实质，是反对革命的新文化，结果只能是维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而在今天，它是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沉渣泛起，妄图扭转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而同被他们看好的西方潮流完全接轨。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40多年前毛泽东提倡向外国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反对奴化思想，必须有民族自信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出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丧失民族自信心。毛泽东号召大家：“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这些话今天读来仍掷地有声，令人掩卷长思！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繁荣文学艺术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富有民族风格的口号，并经过党的八大把它确定为党指导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为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化艺术创造了必要的民主条件，为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党领导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不同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历史经验表明，前者是发展人民民主，繁荣科学文化艺术的正确方针，后者是压制人民民主，窒息科学文化艺术的错误方针。我们党的“双百”方针就是反对“收”、主张“放”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正确地反映了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就科学和学术研究而言，它实际上是探索真理的一个过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今天被认为正确的东西，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对实践认识的深化而成为谬误。反之亦然。所以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中，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风格，是具有必然性的正常现象。这表明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毛泽东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过程中，曾多次提到“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来说明这条客观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以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当然，能够自觉运用这条规律来促进我国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并把它规定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方针，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到，“双百”方针反对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主义，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他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样做有利于人们自由地进行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创造和探索，有利于它们的顺利发展。所以，他不仅强调文艺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而且还主张要尊重和发展不同的流派。他曾对一位戏剧工作者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派也要有，谭派、杨派、余派、言派……都要有！”

毫无疑义，党的“双百”方针是发展真理的方针。唯物辩证法认为，美与丑、善与恶、真理与谬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人类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客观规律。“双百”方针提倡、鼓励学术上自由讨论，就是要通过这种讨论来发展真理，克服谬误。如果我们只容许放香花，不容许放毒草，禁止人们同谬误、丑恶的东西见面，那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了对台戏。如果我们不懂得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同这些东西接触并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毛泽东把这比作种牛痘，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在人体内部实行“细菌战”，使人体产生一种免疫力。事实证明，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在我们社会，香花必须占主体，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不容许放毒草是不对的，不容许人们同毒草作斗争也同样是错误的。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双百”方针“是一个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

由上可见，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表明了我们党真诚地希望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实行民主，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积极性，繁荣科学文化。这里要着重指出，这一方针所蕴含的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对科学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这是发展学术和文化艺术常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受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加上苏联曾发生过用政治粗暴干涉学术的错误的影响，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毛泽东认真总结吸取国内外科学文化发展上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主要表现为：一是尊重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不以人废言，二是党对学术性和艺术性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更不能乱贴政治标签，而是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把二者绝对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明确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这里是就文化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决不能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但必须肯定，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能回避的事实，问题在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标准。

就字面看，“双百”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所谓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究竟什么是我们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说：“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这些标准为开展各种自由讨论指明了方向，对发展科学文化有深远的意义。40多年来我国政治生活的实践表明，这六条政治标准是正确的。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还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当然，这种指导不是教条主义的。教条主义不仅不能推进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它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深刻理解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即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为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热切希望知识分子要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大众的社会生活，自觉地依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自己。

在这里，毛泽东还提出要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问题。他在40多年前就敏锐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他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如果说，毛泽东是根据40多年前中国社会情况作出这样的论断，加上1957年以来我们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人们对这个论断还有疑问的话，那么，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0多年来国际国内在这方面出现的如晦风雨，充分证明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40多年前的告诫，今天读来仍然十分亲切。因此，我们要有明确的阵地意识，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当然，这种思想性质的斗争应该是充分说理的，以理服人，而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并付诸实施后，立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惜的是，这个方针贯彻一年来就发生了显著变化的良好开端没有能够延续下去。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致使此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出现了严重曲折，受到了“左”的干扰和损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双百”方针受到彻底破坏，百花凋零，文苑荒芜。但必须指出，尽管这样，“双百”作为一项重要方针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因而一旦对错误有所认识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回到正确的方面来。这不但在60年代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执行过程中，“双百”方针得到一定的恢复，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1975年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调整工作中，又重申了党的“双百”方针，对“左”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反省和纠正。当时，毛泽东在与邓小平谈话中就尖锐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当时文艺创作出现的万马齐喑严重局面的原因，仍然归结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这次文艺调整曾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虽然如此，这次文艺调整还是像久旱中的一场春雨，也为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做了重要铺垫。共和国历史的曲折发展，也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说明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