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逻辑学》上.txt:当政府成为人贩子的时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4:35:25
当政府成为人贩子的时候
经济观察网 五岳散人/文 中国不单出口各种衣服、零配件，连孩子都成了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这种人间奇迹出现在湖南邵阳。《财经》爆料称：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而这些孩子有些已经被美国等地的好心人抱走领养，成为一桩不止在国内造成影响的事件。
至于为什么说孩子都成为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是因为这些领养中国弃婴或者残疾婴儿的外国人并非是经过审核条件允许即可领养的，而是要缴纳3000美元左右的抚养费才能领养。这其中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由计生部门抢夺孩子，然后由福利院洗白孩子的户口资料，最终成为可以出卖的“合格商品”。甚至当地福利院对婴儿进行收购，用以充实货源。
由于职司媒体的缘故，这种事并非第一次进入视野，而是在很多地方都有过。蹊跷的是，这里的利益链条完全处于不能斩断的状态。多年来，有不少新闻报道曾经揭露过领养孩子需要缴纳不菲的手续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事儿，但这个状态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视。福利院按说应该是全额的财政拨款，实际上很多地方拨款不足，需要有一部分自筹资金。福利院能有什么自筹的方式？孩子就成了商品。
而计生部门做这种事是丝毫不奇怪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年年代达到高峰的野蛮计生行动已经成了席卷乡村的狂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况所在多有，甚至有标语云：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不止一次有媒体爆料强制计生的惨状，甚至刚生下的婴儿也被弄死，至于说足月流产就更为屡见不鲜。
为什么计生工作要到这个程度？很简单，生育是一个物种的本能冲动，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对于生育也有着经济、意识方面的压力，用行政力量强制压抑人的本性，如果不用这种手段的话，确实效果不张。但作为一个人来说，如此没有人性当然必须要有更为强烈的动力，计生工作一票否决的考核制度，恰恰给了这些人动力。
随着这种动力而来的，必然是只求效果、不问手段的权力。因为可以肆无忌惮的从事暴力计生，自然也就可以从这种默许的权力当中得到收益。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利用收养者的好心为自己牟利，也未见得比直接杀婴更为罪恶，毕竟孩子还是活着的，有些孩子甚至可以开启自己不太一样的人生，至少考托福这个环节算是省了。
但细究起来，这种因为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不足而抢孩子、卖孩子的行为，至少涉嫌绑架、买卖人口，可是我们想一想，这件事真的会有人管，或者会追查到底么？这是不会的，因为一旦如此，必然就会追问到权力的使用、授予，以及计生政策的根本，正像其他事件一样，只要是进行追问，最终都会发现不能追问了。
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网友发起了一个解救被拐儿童、乞讨儿童的活动，也得到了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但如今我们发现，居然政府机构也有一部分在做人贩子这件事，一瞬间的心情几乎凉到了底。如果连某个政府机构都成了合法的人贩子，我们的努力是否还有任何价值？南方朔观点：一个上天堂 一个下地狱哈维尔与金正日的鲜明对比
2011-12-20 01:35 中国时报 【南方朔】
连续两天内，世界上有两个重要的人物逝世。一个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一个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这两个人是鲜明的对比。
哈维尔是个了不起的良心英雄，他在捷共时代最先是个戏剧作家，而后参与反对运动，乃是一九七七年捷克「七七宪章」的发起和重要的起草人。正是因为捷克的人权运动和波兰的团结工联运动，才促成后来的东欧自由化，他并于一九八九年当选捷克总统，做到二○○三年任满。
哈维尔的杰出，乃是在捷共时代，他看透了在那个专制独裁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澈底崩坏，相互陷害、说谎、欺骗、利用等已成了普遍现象，人性已遭到严重扭曲。因此在他任上遂以人性的复归为最主要的宗旨，他任上没有甚么丰功伟绩，他自己只是个亲切宜人、苦口婆心、致力于国家精神重建的领导人。根据捷克官员的描述，他在总统任上，自己骑一部小褶，在总统府上上下下，公余的时间他则在世界及国内各地演说，所谈的都是道德、人权、人性、民主这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等问题。他是个很有文士风格的领导人，今天捷克在东欧相对的较为稳定，道德自觉也较高，这都是拜他所赐。
一个领导人不要甚么丰功伟绩，能提振国家的精神，就已是任何功业都换不来的最大贡献。哈维尔是后共党时代最杰出的领导人，每次读到他的演说，我都会想到中国汉代的「文景之治」。
而谈到朝鲜的金正日，我总有一种夫复何言的万端感触。朝鲜是亚洲近代最坎坷不幸也最残破的国家，它曾受到日本严酷的殖民统治，因而有金日成以抗日游击英雄起家的传奇。但战后韩战的爆发，阻断了韩国统一之梦，它成了冷战时代最前线的国家，因而造成了朝鲜的被迫害妄想症，因而合理化了它的专制独裁，由金日成、金正日到现在。朝鲜已成了亚洲唯一的「隐士之国」，世界不论如何变，朝鲜都不变，只是活在自己的被迫害妄想里，相信他们自己孤芳自赏自立自强不符现实的美梦，朝鲜因而耽误了朝鲜人民福祉的创造。
与朝鲜对立的韩国也是个冷战时代的前线国家，它原本和朝鲜一样专制独裁，但韩国后来改走民主开放路线，演变至今，韩国外贸已破一兆美元，和亚洲最富的日本，最强的中国并驾齐驱。只有朝鲜还继续锁国，继续专制。
因此今天的人们一谈到朝鲜的金正日都只好摇头兴歎，韩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反朝鲜，如果朝鲜愿意改变，一定可以从韩国这边获得极多助益，但朝鲜专制已久，早已失去了国家弹性，它穷兵黩武，对外在世界充满敌意，也对自己人民的灾荒饥馑不加理会，仍兀自在搞它的核子计划。就在最近还发生边防军叛逃中国大陆的事件。朝鲜已成了东北亚的麻烦之源，当金正日身体健康，大家都很担心，当他逝世，全世界也没有更加放心，因为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于太不可测，已没有人敢对它放心。它可能因为金正日之逝而做出军事冒险，也可能会国家崩解，而造成更大的危险。当一个国家像朝鲜这样，已成了世界的负担，这绝不是朝鲜的骄傲，而是朝鲜的羞耻。据我们所知，甚至连最挺朝鲜的中国，近年来都已对它极为感冒，可见朝鲜已真的来日不多了。
在世界上立国，必须它的领导人来正确带领国家。捷克哈维尔是个正面的榜样，它以重建国家为本，倡导人权治国，为国家洗涤污垢，让国家改头换面；而朝鲜的金正日则是个反面样本，他专制独裁，搞个人崇拜，他穷兵黩武，对朝鲜人民的饥馑完全无动于衷，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还不揭竿起义，更待何时！有理由相信，金正日逝世，朝鲜一定会导演出朝鲜人民沿街恸哭，为伟大领袖送终的荒诞剧，但历史真正的评价是，他死得太晚，他早死早好！（作者为文化评论者） “我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徐永光自辩：当时青基会不违规投资，我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当年的“大眼睛”女孩已长大成人，而希望工程那段公案依然还在尘封之中。 ┃解海龙┃摄南方周末 陈鸣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沈念祖
南方周末：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投资？
徐永光：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实质上要求基金会零成本运作，但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机构人员要吃饭，其次只要做事就会有成本。从保值和增值的角度看，任何时候把钱放在银行里都只有缩水，而且当时通胀压力非常巨大，我们也不得不进行投资。
现在好像一提到基金会进行投资，就会觉得是“挪用了善款”，但其实在国际上，基金会进行保值增值是常规。国际上保值增值的原则有两条，第一是关注的原则，就是我不可能把钱放在银行里缩水，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是审慎的原则，不可以乱投资。
南方周末：那为什么坚持一定要自己进行投资？1995年人民银行总行规定基金会投资要委托金融机构，这条规定你当时是违反的。
徐永光：1990年代是经济大发展时期，投资环境也很混乱。很多其他基金会后来都遭遇到资金收不回来的情况。这么说吧，如果我当初把钱给了这些金融机构，今天我徐永光早已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规我觉得违得好！
1990年代，国家要求信托公司脱离银行，原来他们还有银行背景，资金链条断了会由银行给他们输血。一脱离，绝大多数信托投资公司只好拼命找项目圈钱填窟窿。我给你一个数字，你就明白——1992到1998年信托公司有339家，到1999年国家对信托公司推倒重来的时候，只存下来59家。所以面对1995年这样的通知，后来我们向人行提出要求——你们来推荐我给谁，你不推荐我就不给。
南方周末：但是举报材料中显示，你的很多投资项目血本无归。
徐永光：我用青基会1亿多的投资，到今天为止换来的是2亿多的收益，从结果上现在可以给大家一个交待。
2003年的审计报告提到，从1989年到2002年累计增值净收益6867万，也就是说到2002年底的时候，资产管理净增值6700多万。其中项目投资的净收益是3751万，主要来自投资和调汇。2002年的风波之后，青基会陆续收回长期投资项目，这部分净收入1200多万。
现在青基会最新财务数据，到2010年，我们的长期投资还剩2800多万。这中间包括两个上市公司的股权，一个叫北京嘉事堂药业，一个是北京银行。这两个公司的价值，嘉事堂是1414.5万股，净收益市值大约是1.6529亿，目前已经过了解禁期。北京银行市值约892万，这两家上市公司加起来就有1.7亿。再加上前面的部分，收益已经超过两亿。
南方周末：既然保值增值是合理的，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希望工程还要刻意对公众隐瞒投资信息？
徐永光：当时人们对希望工程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你是拿希望工程的捐款去投资，赚了是应该的，赔了你就是犯罪。当时人们不允许希望工程投资有亏损，人们情感上不能接受。
希望工程投资失误的事情要张扬出去的话，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失。对希望工程来讲，这是很难承受的，只好在财务上进行一些“平账”处理。
比如北海四维这个项目太惨了，怎么办，只好用深圳新产业来收购，深圳新产业我们投了一千万，占股10%。我们和新产业讨论能不能用新产业的分红来补北海四维的亏空。这样操作当然不规范，但是整个合同协议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也不是说是骗人的东西。过个几年下来，我的亏损都由你的盈利把我补平了。所谓“包装”讲的就是这个。严密地说这样的财务处理是违规。
南方周末：但是按甘肃省青基会前秘书长苏宪华的说法，你四处投资的行为当时已经掏空希望工程账户，影响了对孩子们的正常救助。这也是方进玉撰文批评你的原因之一。
徐永光：投资不能造成基金会支付困难，这是底线，如果我把这个底线突破了，那就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违规。偶尔会有资金紧张，但是我也能够拿钱来，一定要补上，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攻击我的人如果能举出一个真实的拿不出钱的案例，我就服气。
南方周末：你能据此认为这样的质疑就是恶意攻击吗？这样投资的方式真的没问题吗？
徐永光：我确实要承认，这样一种投资策略在流动性上有时候会有一些紧张，在当时的环境下面我们投资冲动太大。我在考虑资金效率和充足现金的问题上，过多地考虑了资金效率。但如果按照另外一种理论，这些都是捐款，你都不应该动，你都不应该流动，我认为那就是一种浪费。
南方周末：那如何看2001年假信事件？
徐永光：管理失误的概率总是存在的。我一直讲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我只有两条路，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到今天为止，对徐永光来讲，依然没有第三条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公众的热情让我们停不下脚步，但是我知道它的风险。救助一名失学儿童，从考察到资助到反馈，需要两千多道程序，救助一百万的失学儿童，工作流程就有两千多万道。而人们对希望工程的要求是万无一失。即使以万分之一的概论算，两千多万道程序的失误也是两千个。
南方周末：在财务管理方面，方进玉文章中一项重要指控是动用630万元给职工买房。
徐永光：我让员工安居乐业有什么错？我没有拿一分钱捐款，还通过投资收益解决了员工的福利。我认为做公益的人就不要有家庭生活了，做公益慈善的人就要去喝西北风了，那这样谁来做公益呢？投资收益的钱按照现在的财务制度叫作非限定性资产，我用于工资、福利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南方周末：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青基会的审计报告最终为何未公开？
徐永光：那次审计是非常深入细致严格的，无论捐赠项目资金流向还是投资项目资金流向，都进行了追踪。纪检部门进行了两轮核查，因为有两次举报信。
临结案前，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所有问题都已查清了，没有事。但在查阅财务发票时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你有一张属于家里装修的发票在青基会报销。当时我很惊讶，让办公室查清是怎么回事。办公室拿出了报销依据：根据北京市公房管理条例规定，公房房屋结构改造，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支付。我在装修房屋时拆除了厨房，属于公房结构改造，这笔费用按规定应由单位报销。这是发现的唯一的个人“假公济私”的问题。
南方周末：这么说那次质疑风波之后你算是全身而退？
徐永光：信托法起草人之一，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小明2002年曾经说过三个前提条件，只要青基会在这三个前提条件下立得住脚，它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其中第三点就是：管理层是自律的、没有败德行为。我徐永光永光要做到什么样子？我曾经跟财务的工作人员说过，你们休想在我身上捞一根稻草，我没有道德上的问题，我的个人所得税一分都不能少交，不能给你们留下话柄！
从我个人讲，我1980年是副处级干部，1986年是正局级，我如果继续走仕途差不到哪里去。我离开团中央也不是犯错误，我是88年5月决定的，不是第二年。牟利谋财有的是路，我干嘛要在公益的路上给自己牟利啊？
南方周末：你个人对这份审计报告持什么态度？
徐永光：当时我建议公布这份报告，是因为即便在财务处理上有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毕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
但是审计报告是否公开，并不属于中国青基会的职权范围。
还有，当时审计所遵循的准则，完全是传统的一些规章制度。基金会到2005年才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可以遵循，以前套用的是《国家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这好比我是一个男人，你让我穿女人的衣服，结果穿得不合身，挣脱了线缝，就说你违规。所以，如果把这些公布出去，也许对希望工程会造成很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