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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衣食住行看中国的分配问题

杂谈

从衣食住行看中国的分配问题

2011年05月17日08:33东方网张涛我要评论(2) 字号：T|T

张涛 经济学博士

就在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份发布最新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升至18%；同期美国的比重降至17.8%。

但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的人均水平却低于发达国家。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448美元，较2000年增长313%，但也仅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70%，更是美、德、英、法、日等国的16%至21%。由此，中国大体可以描述为：整体大国，人均小国。

基于人均小国的语境，如何选择观察中国经济的视角就成为言判中国真实情况的关键。笔者曾以“衣食住行”为切入点，发现十余年来中国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行的问题解决最好，其次是衣的问题,相应在食和住两个方面则相对恶化，即支出比重增加，通胀快速上涨，而此点则与近年来高房价和食品价格几次快速上涨相契合。（详见《从衣食住行看通胀管理》一文，《东方早报》4月21日）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伴随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居民在居住和食品支出方面呈现出反向变化；而在衣、行两个方面却得以改善？此种差异是否仅用人均小国就能涵盖？故笔者继续沿着讨论通胀的思路，来延续“衣食住行”问题。

首先从经济的拉动因素谈起，因为此点关系到中国究竟采取何种资源配置策略来实现整体大国的意图。

自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逐渐成为经济最强的拉动因素：2001年至2007年间，GDP年均10.8%的增长中，有近11%是由净出口贡献的，随后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1990年至1996年间，GDP年均10.7%的增长中，净出口贡献度则为6%，随后是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同样都是危机前，在时间间隔和增长速率相当的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度却提升了5%，当归功于出口拉动的特色经济增长策略。

相应微观层面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为例：1995年，出口中比重最大的是纺织品，占比达25%左右，到2000年降至20%，同期机电产品的比重由18%升至30%。到2005年，纺织品比重进一步降至14%，而机电产品的比重升至43%，到2010年，纺织品比重已降至12%，机电产品则升至45%左右，并且车辆、航空类产品比重升至6%左右（1995年仅为3%不到）。

相应在进口方面，1995年机电产品和纺织品在进口中比重分别为36%和12%。随后纺织品比重一路下滑，到2010年已降至2%，而机电产品的比重稳定在35%至40%之间。这期间上升最快的当属包括石油在内的矿产品进口，比重由1995年的5%升至目前的22%。

上述外贸数据反映出什么问题呢？为何纺织品出口一路下降，而机电产品出口一路上升？为何在纺织品进口下滑的同时，机电产品进口保持稳定？为何包括石油在内的矿产品进口快速增加呢？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有没有相同之处呢？

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出口导向的经济策略得以成功。

若将1978年至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GDP实际增长放在同一坐标轴内，可以清晰得出一幅图景：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呈高度拟合。

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199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2697元/人，到2000年升至3843元/人，2005年升至5818元/人，2010年升至9888元/人。以五年为单位计算变化率的话，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分别为43%、51%和70%，相应中国实际GDP的增幅为51%、59%和70%（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中国实际GDP于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18323亿元、27699亿元、44116亿元和74954亿元）。

因此，经济发展战略的拟定，和与之呼应的机制改变，造就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说完资源配置问题，接下来需要探讨收入分配问题。

笔者在《从衣食住行看通胀管理》一文中指出：“中国居民收入的慢增长和收入结构恶化严重削弱了中国居民抗通胀的能力。”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社会经济福利理应扩大。为什么会产生居民收入问题呢？即增长的经济福利既然没有被居民吸收，究竟去向为何呢？

这就需要引入另一组数据：与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相对照的是，政府收入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间的喇叭口持续扩大。

笔者按照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行加权计算出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将通胀因素从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中剔除，比较的结果显示：

1996年之前，同劳动生产率增速相比，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速交替领先，并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1996年之后情况逆转，当时为应对亚洲经济危机中国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随后财政收入增速不仅超过居民收入，而且超过劳动生产率；相应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1996年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分别为11.6%、12.3%和8.6%，到2010年三者分别为15%，6.6%、8.9%，其间差距的高点出现在2007年，三者分别为24%、7.6%和13.3%。

这组数据显示，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居民应得的那份福利明显被侵占了，在众多侵占者中（还有企业、银行等雇工者、债权者），财政的侵占程度是最大的。

把上述数据综合来看，结论是，针对劳动力充足的自然禀赋，出口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策略重点，而纺织品、机电产品和能源矿产品等产品在外贸中比重的变化，则反映出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劳动双密集的转变。与之相对，政府在资源配置导向上，由前期重点配置的纺织行业，转到后期的装备制造业（背后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这与笔者前文得出的中国在衣和行方面明显改善的结论相契合。

而住和食的恶化，一方面源于，中国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变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必定造成工业和城市用地对于农业的侵占，这一侵占自然会反映到住和食方面供需关系的持续紧张。

另一方面，1998年，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直至2003年的淡出，同年银行业股改进入实质阶段，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下，政府干预经济的机制由财政转向金融，随后3%的银行利差近乎成为铁律，居民在储蓄方面又受到一层侵占。其后，针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金融、财政双扩张，再加之国进民退的企业布局，居民的经济福利被多层侵占的格局更加严重。

因此，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侧重点，而这一侧重来源于既定的经济发展策略。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长点向内需方向转变、民生向社会核心问题转变的背景之下，政府作为社会资源最强力的控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上作出相应的战略摆布和战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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