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2k17投篮不准:西辽河五帝寻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0:05:57
作者:张秀夫
历史文献对三皇五帝的记载很多，不同的史籍亦有不同的说法与组合。
比如，三皇：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伏羲、神农、黄帝（《古微书》）；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本纪》）；天皇、地皇、人皇（《艺文类聚》）。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略策》）；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资治通鉴》）。
三皇五帝是中原地区在夏朝以前对中华民族始祖的一个笼统称呼，不同的史学家对“三皇五帝”有不同的定义。但普遍来说，“五帝”的争议相对比“三皇”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史记》有《五帝本纪》。
此外，还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神人说
“神人说”持有者认为，“三皇”是人世初期的三位神皇，分别是“天皇”、“地皇”、“人皇”。而五帝，则是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颛顼高阳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
第二种说法——部族说
部族说者认为，“三皇”其实是古时候三个先进的民族，分别是有巢氏、燧人氏及伏羲氏。而“五帝”则是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颛顼高阳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
第三种说法——不同教化说
认为“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所以，“三皇”是古时三位有道君主，分别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及黄帝有熊氏。而“五帝”则是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
《史记》上的说法
《史记》对“三皇”未记载，所记的“五帝”为黄帝、颛顼、喾、尧、舜。
目前，学术界多以《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为依据。
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距今6400年——4100年间。五帝时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文化相对应，凡与其相对应的考古文化都可以称为五帝文化。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五帝时代值得重视，必须把传说时代作为历史来研究。
结合文献资料，并依据西辽河红山诸考古文化的考证，我们不仅在西辽河古文化区能够寻觅到五帝的踪迹，还能从红山文化源头8000年前的查海——兴隆洼文化中，找到三皇存在的依据。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西辽河是我们远祖“三皇五帝”的故里。如果再把与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有传承关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补充进去的话，它不仅证实了远古时期确有一个“三皇五帝”时代，同时殷商的祖地也有了归宿，反映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绝这一突出特点。
西辽河——中华远祖的母亲河
俯瞰祖国北疆，在燕山北麓的山谷中，有两条波光粼粼的河流，这便是塞外著名的老哈河（古称土护真水）和西拉木伦河（古称饶乐水），它们经过千回百转、斩关夺隘，汇合为一路成为西辽河。西辽河哺育了中国北方文明。西辽河流域幅员辽阔，广袤千里。这里层峦叠嶂，名山、大川、丘陵、草地、平原、森林、湖泊，星罗棋布，故史籍上有“负山抱海，天险足以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的记载。又因茂草与松林相映，沙原与河水交辉，故这里又素有“辽海”之称。西辽河的下游为东辽河，它继续奔泻东南流，最终注入了浩瀚无垠的渤海。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人们惊喜地发现，西辽河是中华民族远祖的母亲河，原来不见经传的辽海大地，曾哺育了辉煌灿烂的远古文明，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里是我国六大考古区之一的“西辽河古文化区”。这一考古区包括冀东北、内蒙古东南及辽宁西部。它的核心部位就是包括平泉在内的西辽河流域。它南依燕山，北临大兴安岭；南有一道明长城，北面筑有燕、秦、汉三道长城。辽河亦称大辽河，它的源头在河北平泉的马盂山（俗称光头山）。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平泉在清初属八沟直隶厅（相当今天的地市级）。它东西相距270公里，南北相距595公里，总面积有十多万平方公里，除了包括今天河北平泉、宽城外，还包括当时的内蒙古东南六旗，今辽宁的朝阳市、凌源市，是今天平泉的几十倍，相当于一个今天中小省份的面积。平泉是西辽河古文化区的南面门户，它是沟通东北与华北的交通枢纽，是远古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部，是史前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的大通道，是繁荣南北经济的交通枢纽。今天它仍然享有“燕赵门楣，通衢辽蒙”之美誉。因此，其区位优势很不一般。收藏 分享 评分 身体永远不能达到心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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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6 13:15 | 只看该作者 考古学家的重要论断
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氏后裔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河北省高阳县人，毕业于北平师大历史系，曾任北大教授、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及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是我国“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把史前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各地的文化遗存分为六大区系，其中包括燕山南北在内的西辽河古文化区即是六大考古区之一。它是史前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包括今天的冀北、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这里是红山诸文化的核心部位。
近20多年来，苏先生根据西辽河古文化区一系列惊人的重要考古发现，先后发表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重要论述。
上世纪的70年代初，他发表文章（《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2.6）说：“从旧石器以来，发展的重心常在北方。从发展顺序上看，中原并不是最早，不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大体上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比黄河中游早。西辽河大量的史前重要发现，强烈地动摇了中华文明只有一个源头的传统说法。中华文明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满天星斗，群星灿烂”。稍后，苏先生根据红山诸考古文化的发现，概括出这里“古文化——古城——古国”发展的“三阶段论”观点。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三步曲”论断。接着，又有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草原续生型”的说法。此外还有“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的“三个根”的提法，以上均见辽宁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考古寻根记》一书。北方一个根，主要指的就是红山文化。综合以上论断，足以说明西辽河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是多么不同凡响。
举世瞩目的红山诸文化
红山文化因上世纪的1935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后而得名，其年代距今约5000——6500年。
上世纪的70年代以后的三十多年当中，西辽河流域又有了许多重要红山文化发现。举世瞩目的首推辽西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及喀左县东山嘴祭坛的发现。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南侧，是一处庙堂建筑群体，长约18米多。女神庙内塑有大大小小的泥塑女神，或与真人相当，或是真人的几倍。这些神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前的艺术家用黄土为炎黄子孙塑造的民族之神。
积石冢坐落于牛河梁山脚下，距女神庙不远处。上世纪80年代在这里多个山包上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石砌墓葬群。每一处墓葬都是在多个石棺墓上用大量自然石块堆积起来作为标志。《周礼·春官·序官》载：“冢，封土为丘垄，象冢而为之。”因之，考古学者便称这种以石块堆积来的红山文化墓葬为积石冢。这里四座积石冢一字排列，方向一致，浑然为一整体。其建筑结构又有方、圆之别。规模最大的一座方形积石冢边长近18米，一座最大的圆形积石冢直径达22米。积石冢内在墓葬一周摆放着密集的无底彩陶筒形器，中心大墓内精美的玉器随葬多达二十余件。不但数量多，玉器质地也皆属上乘，这说明墓主的身份等级是极其显赫的。
东山嘴祭坛，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祭祀遗址。它位于辽西大凌河西岸，海拔350米，高出河床50米。祭坛是一处用石材构筑的群体建筑址。其中心部位是一座长近12米的长方形平台式祭坛，上面立着大量尖椎状立石。长方形祭坛旁是多个圆形祭坛，完好者直径2.5米，石圈内铺就整齐的河卵石。在祭台周围有石条砌的围墙和护坡。在这处遗址上发现了彩陶罐、龙首玉玦和人骨架，还有陶质的女神造像。以上说明在五千年前，这里曾是一处十分庄严神圣祭祀的地方。
女神庙、积石冢和祭坛相继发现后，《人民日报》曾以《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力证》为题，对这一重要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丘陵地带发现距今五千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酷似当今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考古学家们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认为，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我国的文明史将毫不逊色地与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
近年来，考古学界有红山诸文化的提法，这是对红山文化前后有文化联系，有传承关系的多种考古文化的总的称谓。在其以前有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7000年前的赵家沟文化，称为前红山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是小河沿文化，称为后红山文化。红山诸文化它们在文化内涵上有着前后传承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兴隆洼文化遗址在赤峰附近发现了五十多处，与其年代相当，更典型的文化是查海文化。该遗址发现于阜新的查海。查海文化最值得称道的是居住址和发现的龙。
居住址房屋平面皆呈方形圆角，半地穴式，房屋分大、中、小三种类型。以大房子为中心排列有序，组成自然村落。房屋多达40余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万年到8000年间，正是人类从游猎到定居，又从定居到形成村落（聚落）的时代，亦即氏族、部落形成和发展繁荣的历史阶段。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聚落遗址，堪称“天下第一村”。
在查海遗址发现了两块在陶器上浮雕的带有鳞片的龙，均约10多平方厘米。一是龙体形象弯曲、盘旋；二是龙体布满鳞状纹。更令人吃惊的是还出土了大型龙形堆塑，龙用石块堆砌，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给人以巨龙腾飞之感。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以后，龙又成了水神，这与农业有关；到了封建社会，又成了君权神授的隐喻；至今天，又成了经济腾飞的象征。身体永远不能达到心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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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辽宁省红山文化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说：“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的历史。学术界称为五帝时代，或称为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等。有学者说，笼统地说，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距今6400——4100年之间。这一时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
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有的学者提出黄帝起源于北方。认为红山文化即是五帝文化，黄帝族的文化，或称黄帝文化。《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凡52战，败榆罔、诛蚩尤、服神农，统一中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为后世托始之祖，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历史上两次著名的大战役，一是联合炎帝，发起了涿鹿之战，击败蚩尤，天下各有其半。继而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族获胜，奄有天下。其版图“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资治通鉴》谓：“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有熊国君之子。……始有记载星象之书，造历法、声律、造船、造车、通道路，地域广大，有百里之国一万多个。有子二十五个，取得姓氏者十四人”。
关于黄帝，古文献多有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在女子国之北……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为什么不敢西射？原因是敬畏黄帝的威灵。
《淮南子·览冥训》：“昔黄帝治天下……诸北儋之国，莫不献其贡职”。
《述异记》：“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
《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山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
以上黄帝活动的地域无疑是北方，是属于东北地区。
龙的故乡在中国，它的滥觞在北方的西辽河。到黄帝时代，红山先民对龙的崇拜是前所未有的，并赋予了它更多的内涵。从发现的数量可观的玉龙看，它不但大小不一，同时形制各异。诸如玦形龙、C形龙等。最大者可达40余厘米。这时的龙的形象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闻一多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源于中国的龙文化，不仅在亚洲传播，甚至还传播到了美洲。
平泉境内已发现多处红山文化遗址，同样也都在山丘之上。虽然尚未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但境内红山文化遗物却屡有发现，如令人叫绝的彩陶，大型农具石耜，精美的玉器，各种大小玉人、石人。石人、玉人均为裸体，多为女性。在这里应着重介绍的是一件组雕石像。石雕像高20多厘米，雕了人物、动物、图形等8个形象。石雕像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动物崇拜、自然崇拜等多种崇拜集于一身。从雕刻手法上说，将浮雕、线刻、镂雕及圆雕等融为一体。经考证这件罕见的石雕像应属史前，确切地说，应该是黄帝族的图腾崇拜物——旗徽。它对研究原始宗教、原始信仰、原始图腾及原始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是鼎鼎大名的人文始祖。这件石雕像发现后，已在《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及《承德日报》进行了报道。
颛顼，远古帝王名，是与黄帝齐名的“五帝”之一，号高阳氏。相传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二十岁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淮南子·天文训》：“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其版图）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莫不砥属”。
《帝王世纪》：“颛顼都亳”。《庄子·大宗师》：“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这说明颛顼曾在亳地建都，并修筑了宫室。九野之中北方曰“玄天”，屋宇之中北面曰：“玄宫”。《淮南子·传》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亳在今之老哈河流域。老哈河发源于平泉的光头山，辽称马盂山。这里是大辽河的源头。
同颛顼共治北方的另一位著名的神是玄冥。《淮南子·天文篇》说，他和颛顼“执权而治冬”。《吕氏春秋·十二记》载：“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又“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有学者考证：“权是锤和斧的意思，也就是说，颛顼和玄冥权威的象征是锤和斧。巧合的是，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墓地出土的彩陶罐上有一幅图形，很像两把交叉的锤或斧，呈回纹状立于大地之上，用以表示天地的神威”。有人说，距今五千年以近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是颛顼族的文化。按考古学文化年代与颛顼所处的历史年代是相符的。
有人称颛顼为北方大帝，有人称他为北方之神。如前所述，其疆域很广，其子孙众多，不仅限于北方，遍及东西南北各地。据传，南方的苗民还是其后裔。他可谓史前一位“神通广大”之人。有学者经考证，认为他是当时一个大巫，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神权”，能“绝地天通”。我国著名史学家徐旭生认为，他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别重要作用……到帝颛顼时才以宗教的势力明确规定男重于女，父系制度才确实地建立。
帝喾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名列第三。是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黄帝子玄嚣后裔，居亳。卜辞中商人以帝喾为高祖。《礼记·祭法》：“殷人帝喾而郊冥”。《资治通鉴》：“帝喾聪慧，能知长远，明察细微，顺从天意，知黎民所需，仁厚有威严，慈爱有信实，修养自身，天下归服”。
《史记·集解》有：“契父帝喾都亳”的记载。是说不光颛顼都亳，帝喾同样都亳，即同样在老哈河流域。《山海经·海内北经》有“帝喾台、帝尧台、帝舜台、帝丹朱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的记载。注曰：“此盖天子巡狩所经过，夷狄慕圣人恩德，辄共筑为筑立台观，以标显其遗迹也。”
帝尧《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之一。帝喾之子，黄帝四世孙。帝尧首创历法，分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定一年为366天，这些发明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其疆域亦很广。
《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
毫无疑问，尧死后同样葬于北方之亳地。
帝舜是《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之一。帝舜为颛顼六世孙，黄帝的九世孙。据考，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推广了尧制定的历法，统一了度量衡，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把中原分为十二州，按州统治国民。还制定了不同的刑法，设立了不同的官职，有司徒、司空、士、共工、典乐及纳言等，分别管理不同的公共事物。帝舜时，最重大最著名的一件事是大禹治水。北方的幽都同样的留有他的足迹。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从中寻觅到史前五帝在燕亳幽地的事迹及活动之一斑。他们存在的时间距今大约6000年—5000年之间。如前所述，单就西辽河来说，五帝时代已不是什么传说，而是信史。文献记载，并佐以大量的考古发现，通过历史与考古的整合，一个活生生的史前五帝时代好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应该说，在史前只有像黄帝、颛顼他们那样具有非凡聪明与智慧的超人，才会带领他们的族团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远古文明，五帝是永远受到炎黄子孙敬仰的史前英明的古帝王。
红山诸文化，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红山文化及后红山文化与五帝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之，在历史与考古的整合中，五帝应该说也一一都有了归宿。再看前红山文化，它包括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应该和7000年前的赵家沟文化。他们的族属如何？早于红山文化的前红山文化应该说是女娲、燧人、伏羲及神农时代。文献记载，太昊伏羲“以龙纪”，即伏羲部落的图腾是龙。我们可以从查海文化龙中得到了证实与诠释。我们不仅发现了陶器上的浮雕龙，还发现了大型的用石块堆塑的龙，它们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龙”。龙的故乡在中国，西辽河是龙的肇始之地。以上，我们在西辽河红山诸文化中，不但追寻到了五帝的踪迹，还找到了“三皇”存在的依据。它让我们相信，远古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个“三皇五帝”时代。
西辽河先民创造了远古文化，远古文明，在华夏历史进程中不同凡响，举足轻重。它对后世的夏、商、周三代，其中对商文化的影响就更直接更大。因为殷商同样起源于北方。
史籍上对殷商的记载可谓多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殷商起源于我国北方。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契卒，子昭明立。契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殷商的起源多有考证。如《先商寻迹》、《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等。一致认为，殷商的祖地在今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的西部，亦即西辽河流域。认为契部落居于我国北方，依据有三：一是《世本》所说的“契居番”，“番”即《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中的“燕亳”之“亳”，其地望在长城以北。二是《诗经·商颂·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这种始祖为卵生的神话传说，在我国东北民族中屡见不鲜。三是，从《史记·殷本纪》“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淮南子·地形训》：有娀在不周之北，玄耀、不周、申池在海隅”等。可知有娀氏居于今河北省东北，辽宁省西南一带。此外，对殷人每以“戎殷”、“殷戎”或“戎商”称之，是因为商时居於东北的民族是山戎。契部落与山戎族，可能为互婚。当然，最具说服力的是《荀子·成相篇》有：“契玄王，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即《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的辽河水出的地方。高诱注云：“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入南海(渤海)”。
就平泉而言，在境内已调查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三百余处，无疑，这里应是殷商祖地的核心区域。
环境变迁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
为什么在史前数千年里，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崇山峻岭的东北地区。上世纪90年代韩嘉谷先生提交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万年来渤海西岸环境变迁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韩先生通过多年对渤海西岸南到天津，北到宝坻史前数千年考古文化的研究，找到一万年以来的环境变迁对考古文化发展的影响。具体地说，海侵是造成对考古文化影响的重要原因。经对渤海西岸的考证，石器的出土有如下特点：其一，只发现少量的石器，并无陶器共存，更无文化堆积，说明当时人们只到这里从事采集活动，并没有定居。其二，在渤海西岸平原，从6000年以后至4000年的两千左右年间，文化遗存基本上不见，年代上出现长时期空白。直到夏商以后这一地区的遗址才有略显增多的趋势。身体永远不能达到心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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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迁除了海侵这一全球性的灾害外，还有多种局部的灾害。如我国史前及其以后黄河频繁决溢、改道，造成的到处一片汪洋。华北平原上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根本不适合古人类居住，这正是为什么在远古时期先民离开平原而选择了山区高地的原因。当然，环境变迁还有气候问题。学者研究发现，自距今5000年——3000年期间，总的气候仍然处于温暖湿润时期，但距今4000年前后则为一多灾的时期，表现为气温急剧下降，旱涝灾害频繁，这次大的气候变异对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植被上是，阔叶林减少，草本植物增加；表现在动物群上是，喜暖怕冷的动物锐减；表现在降雨量上是，大旱与洪水往往相携而行。由于冷干时期降水集中，因而河流量变率也大，造成洪水泛滥。
巧合的是，历史文献也为我们传达出相同的信息。夏朝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正好处于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发生变异时期。对此，《尚书》、《论语》、《左传》、《山海经》、《吕氏春秋》等都记载了夏初发生洪水，大禹治水之事。如《尚书·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吕氏春秋·先识览》：“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此外，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与大禹治水相关的记载。从以上可确知，大禹治水之事，并非前人凭空杜撰，而是“信史”。
从远古以来，气候环境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可谓太大了。达尔文有句名言：“适者生存。”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都是强者、智者，更是适者。因此在远古时代气候环境变化无常的漫长岁月里，始终都能选择最适宜的居住环境，顽强地生存繁衍下来。要么是高山密林的山区，要么是温暖近海的平原……先民们为了适应环境，从一百多万年以来，始终迁徙不断。我们的祖先选择西辽河流域，是因为那里是块最适宜古人类居住的地方，那里宜采集，宜渔猎，宜游牧，宜农耕。总之，非常适宜他们的生存。那里是上苍赐给他们的幸福家园。
故此推断，西辽河是中华远祖三皇五帝的故里，西辽河是中华文明发祥的摇篮。
历史文献对三皇五帝的记载很多，不同的史籍亦有不同的说法与组合。
比如，三皇：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伏羲、神农、黄帝（《古微书》）；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本纪》）；天皇、地皇、人皇（《艺文类聚》）。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略策》）；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资治通鉴》）。
三皇五帝是中原地区在夏朝以前对中华民族始祖的一个笼统称呼，不同的史学家对“三皇五帝”有不同的定义。但普遍来说，“五帝”的争议相对比“三皇”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史记》有《五帝本纪》。
此外，还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神人说
“神人说”持有者认为，“三皇”是人世初期的三位神皇，分别是“天皇”、“地皇”、“人皇”。而五帝，则是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颛顼高阳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
第二种说法——部族说
部族说者认为，“三皇”其实是古时候三个先进的民族，分别是有巢氏、燧人氏及伏羲氏。而“五帝”则是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颛顼高阳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
第三种说法——不同教化说
认为“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所以，“三皇”是古时三位有道君主，分别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及黄帝有熊氏。而“五帝”则是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
《史记》上的说法
《史记》对“三皇”未记载，所记的“五帝”为黄帝、颛顼、喾、尧、舜。
目前，学术界多以《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为依据。
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距今6400年——4100年间。五帝时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文化相对应，凡与其相对应的考古文化都可以称为五帝文化。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五帝时代值得重视，必须把传说时代作为历史来研究。
结合文献资料，并依据西辽河红山诸考古文化的考证，我们不仅在西辽河古文化区能够寻觅到五帝的踪迹，还能从红山文化源头8000年前的查海——兴隆洼文化中，找到三皇存在的依据。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西辽河是我们远祖“三皇五帝”的故里。如果再把与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有传承关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补充进去的话，它不仅证实了远古时期确有一个“三皇五帝”时代，同时殷商的祖地也有了归宿，反映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绝这一突出特点。
西辽河——中华远祖的母亲河
俯瞰祖国北疆，在燕山北麓的山谷中，有两条波光粼粼的河流，这便是塞外著名的老哈河（古称土护真水）和西拉木伦河（古称饶乐水），它们经过千回百转、斩关夺隘，汇合为一路成为西辽河。西辽河哺育了中国北方文明。西辽河流域幅员辽阔，广袤千里。这里层峦叠嶂，名山、大川、丘陵、草地、平原、森林、湖泊，星罗棋布，故史籍上有“负山抱海，天险足以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的记载。又因茂草与松林相映，沙原与河水交辉，故这里又素有“辽海”之称。西辽河的下游为东辽河，它继续奔泻东南流，最终注入了浩瀚无垠的渤海。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人们惊喜地发现，西辽河是中华民族远祖的母亲河，原来不见经传的辽海大地，曾哺育了辉煌灿烂的远古文明，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里是我国六大考古区之一的“西辽河古文化区”。这一考古区包括冀东北、内蒙古东南及辽宁西部。它的核心部位就是包括平泉在内的西辽河流域。它南依燕山，北临大兴安岭；南有一道明长城，北面筑有燕、秦、汉三道长城。辽河亦称大辽河，它的源头在河北平泉的马盂山（俗称光头山）。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平泉在清初属八沟直隶厅（相当今天的地市级）。它东西相距270公里，南北相距595公里，总面积有十多万平方公里，除了包括今天河北平泉、宽城外，还包括当时的内蒙古东南六旗，今辽宁的朝阳市、凌源市，是今天平泉的几十倍，相当于一个今天中小省份的面积。平泉是西辽河古文化区的南面门户，它是沟通东北与华北的交通枢纽，是远古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部，是史前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的大通道，是繁荣南北经济的交通枢纽。今天它仍然享有“燕赵门楣，通衢辽蒙”之美誉。因此，其区位优势很不一般。收藏 分享 评分 身体永远不能达到心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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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6 13:15 | 只看该作者 考古学家的重要论断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氏后裔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河北省高阳县人，毕业于北平师大历史系，曾任北大教授、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及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是我国“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把史前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各地的文化遗存分为六大区系，其中包括燕山南北在内的西辽河古文化区即是六大考古区之一。它是史前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包括今天的冀北、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这里是红山诸文化的核心部位。
近20多年来，苏先生根据西辽河古文化区一系列惊人的重要考古发现，先后发表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重要论述。
上世纪的70年代初，他发表文章（《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2.6）说：“从旧石器以来，发展的重心常在北方。从发展顺序上看，中原并不是最早，不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大体上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比黄河中游早。西辽河大量的史前重要发现，强烈地动摇了中华文明只有一个源头的传统说法。中华文明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满天星斗，群星灿烂”。稍后，苏先生根据红山诸考古文化的发现，概括出这里“古文化——古城——古国”发展的“三阶段论”观点。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三步曲”论断。接着，又有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草原续生型”的说法。此外还有“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的“三个根”的提法，以上均见辽宁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考古寻根记》一书。北方一个根，主要指的就是红山文化。综合以上论断，足以说明西辽河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是多么不同凡响。
举世瞩目的红山诸文化
红山文化因上世纪的1935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后而得名，其年代距今约5000——6500年。
上世纪的70年代以后的三十多年当中，西辽河流域又有了许多重要红山文化发现。举世瞩目的首推辽西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及喀左县东山嘴祭坛的发现。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南侧，是一处庙堂建筑群体，长约18米多。女神庙内塑有大大小小的泥塑女神，或与真人相当，或是真人的几倍。这些神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前的艺术家用黄土为炎黄子孙塑造的民族之神。
积石冢坐落于牛河梁山脚下，距女神庙不远处。上世纪80年代在这里多个山包上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石砌墓葬群。每一处墓葬都是在多个石棺墓上用大量自然石块堆积起来作为标志。《周礼·春官·序官》载：“冢，封土为丘垄，象冢而为之。”因之，考古学者便称这种以石块堆积来的红山文化墓葬为积石冢。这里四座积石冢一字排列，方向一致，浑然为一整体。其建筑结构又有方、圆之别。规模最大的一座方形积石冢边长近18米，一座最大的圆形积石冢直径达22米。积石冢内在墓葬一周摆放着密集的无底彩陶筒形器，中心大墓内精美的玉器随葬多达二十余件。不但数量多，玉器质地也皆属上乘，这说明墓主的身份等级是极其显赫的。
东山嘴祭坛，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祭祀遗址。它位于辽西大凌河西岸，海拔350米，高出河床50米。祭坛是一处用石材构筑的群体建筑址。其中心部位是一座长近12米的长方形平台式祭坛，上面立着大量尖椎状立石。长方形祭坛旁是多个圆形祭坛，完好者直径2.5米，石圈内铺就整齐的河卵石。在祭台周围有石条砌的围墙和护坡。在这处遗址上发现了彩陶罐、龙首玉玦和人骨架，还有陶质的女神造像。以上说明在五千年前，这里曾是一处十分庄严神圣祭祀的地方。
女神庙、积石冢和祭坛相继发现后，《人民日报》曾以《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力证》为题，对这一重要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丘陵地带发现距今五千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酷似当今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考古学家们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认为，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我国的文明史将毫不逊色地与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
近年来，考古学界有红山诸文化的提法，这是对红山文化前后有文化联系，有传承关系的多种考古文化的总的称谓。在其以前有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7000年前的赵家沟文化，称为前红山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是小河沿文化，称为后红山文化。红山诸文化它们在文化内涵上有着前后传承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兴隆洼文化遗址在赤峰附近发现了五十多处，与其年代相当，更典型的文化是查海文化。该遗址发现于阜新的查海。查海文化最值得称道的是居住址和发现的龙。
居住址房屋平面皆呈方形圆角，半地穴式，房屋分大、中、小三种类型。以大房子为中心排列有序，组成自然村落。房屋多达40余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万年到8000年间，正是人类从游猎到定居，又从定居到形成村落（聚落）的时代，亦即氏族、部落形成和发展繁荣的历史阶段。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聚落遗址，堪称“天下第一村”。
在查海遗址发现了两块在陶器上浮雕的带有鳞片的龙，均约10多平方厘米。一是龙体形象弯曲、盘旋；二是龙体布满鳞状纹。更令人吃惊的是还出土了大型龙形堆塑，龙用石块堆砌，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给人以巨龙腾飞之感。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以后，龙又成了水神，这与农业有关；到了封建社会，又成了君权神授的隐喻；至今天，又成了经济腾飞的象征。身体永远不能达到心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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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6 13:16 | 只看该作者 追寻五帝踪迹我国辽宁省红山文化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说：“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的历史。学术界称为五帝时代，或称为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等。有学者说，笼统地说，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距今6400——4100年之间。这一时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
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有的学者提出黄帝起源于北方。认为红山文化即是五帝文化，黄帝族的文化，或称黄帝文化。《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凡52战，败榆罔、诛蚩尤、服神农，统一中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为后世托始之祖，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历史上两次著名的大战役，一是联合炎帝，发起了涿鹿之战，击败蚩尤，天下各有其半。继而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族获胜，奄有天下。其版图“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资治通鉴》谓：“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有熊国君之子。……始有记载星象之书，造历法、声律、造船、造车、通道路，地域广大，有百里之国一万多个。有子二十五个，取得姓氏者十四人”。
关于黄帝，古文献多有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在女子国之北……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为什么不敢西射？原因是敬畏黄帝的威灵。
《淮南子·览冥训》：“昔黄帝治天下……诸北儋之国，莫不献其贡职”。
《述异记》：“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
《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山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
以上黄帝活动的地域无疑是北方，是属于东北地区。
龙的故乡在中国，它的滥觞在北方的西辽河。到黄帝时代，红山先民对龙的崇拜是前所未有的，并赋予了它更多的内涵。从发现的数量可观的玉龙看，它不但大小不一，同时形制各异。诸如玦形龙、C形龙等。最大者可达40余厘米。这时的龙的形象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闻一多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源于中国的龙文化，不仅在亚洲传播，甚至还传播到了美洲。
平泉境内已发现多处红山文化遗址，同样也都在山丘之上。虽然尚未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但境内红山文化遗物却屡有发现，如令人叫绝的彩陶，大型农具石耜，精美的玉器，各种大小玉人、石人。石人、玉人均为裸体，多为女性。在这里应着重介绍的是一件组雕石像。石雕像高20多厘米，雕了人物、动物、图形等8个形象。石雕像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动物崇拜、自然崇拜等多种崇拜集于一身。从雕刻手法上说，将浮雕、线刻、镂雕及圆雕等融为一体。经考证这件罕见的石雕像应属史前，确切地说，应该是黄帝族的图腾崇拜物——旗徽。它对研究原始宗教、原始信仰、原始图腾及原始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是鼎鼎大名的人文始祖。这件石雕像发现后，已在《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及《承德日报》进行了报道。
颛顼，远古帝王名，是与黄帝齐名的“五帝”之一，号高阳氏。相传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二十岁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淮南子·天文训》：“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其版图）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莫不砥属”。
《帝王世纪》：“颛顼都亳”。《庄子·大宗师》：“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这说明颛顼曾在亳地建都，并修筑了宫室。九野之中北方曰“玄天”，屋宇之中北面曰：“玄宫”。《淮南子·传》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亳在今之老哈河流域。老哈河发源于平泉的光头山，辽称马盂山。这里是大辽河的源头。
同颛顼共治北方的另一位著名的神是玄冥。《淮南子·天文篇》说，他和颛顼“执权而治冬”。《吕氏春秋·十二记》载：“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又“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有学者考证：“权是锤和斧的意思，也就是说，颛顼和玄冥权威的象征是锤和斧。巧合的是，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墓地出土的彩陶罐上有一幅图形，很像两把交叉的锤或斧，呈回纹状立于大地之上，用以表示天地的神威”。有人说，距今五千年以近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是颛顼族的文化。按考古学文化年代与颛顼所处的历史年代是相符的。
有人称颛顼为北方大帝，有人称他为北方之神。如前所述，其疆域很广，其子孙众多，不仅限于北方，遍及东西南北各地。据传，南方的苗民还是其后裔。他可谓史前一位“神通广大”之人。有学者经考证，认为他是当时一个大巫，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神权”，能“绝地天通”。我国著名史学家徐旭生认为，他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别重要作用……到帝颛顼时才以宗教的势力明确规定男重于女，父系制度才确实地建立。
帝喾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名列第三。是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黄帝子玄嚣后裔，居亳。卜辞中商人以帝喾为高祖。《礼记·祭法》：“殷人帝喾而郊冥”。《资治通鉴》：“帝喾聪慧，能知长远，明察细微，顺从天意，知黎民所需，仁厚有威严，慈爱有信实，修养自身，天下归服”。
《史记·集解》有：“契父帝喾都亳”的记载。是说不光颛顼都亳，帝喾同样都亳，即同样在老哈河流域。《山海经·海内北经》有“帝喾台、帝尧台、帝舜台、帝丹朱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的记载。注曰：“此盖天子巡狩所经过，夷狄慕圣人恩德，辄共筑为筑立台观，以标显其遗迹也。”
帝尧《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之一。帝喾之子，黄帝四世孙。帝尧首创历法，分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定一年为366天，这些发明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其疆域亦很广。
《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
毫无疑问，尧死后同样葬于北方之亳地。
帝舜是《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之一。帝舜为颛顼六世孙，黄帝的九世孙。据考，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推广了尧制定的历法，统一了度量衡，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把中原分为十二州，按州统治国民。还制定了不同的刑法，设立了不同的官职，有司徒、司空、士、共工、典乐及纳言等，分别管理不同的公共事物。帝舜时，最重大最著名的一件事是大禹治水。北方的幽都同样的留有他的足迹。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从中寻觅到史前五帝在燕亳幽地的事迹及活动之一斑。他们存在的时间距今大约6000年—5000年之间。如前所述，单就西辽河来说，五帝时代已不是什么传说，而是信史。文献记载，并佐以大量的考古发现，通过历史与考古的整合，一个活生生的史前五帝时代好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应该说，在史前只有像黄帝、颛顼他们那样具有非凡聪明与智慧的超人，才会带领他们的族团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远古文明，五帝是永远受到炎黄子孙敬仰的史前英明的古帝王。
红山诸文化，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红山文化及后红山文化与五帝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之，在历史与考古的整合中，五帝应该说也一一都有了归宿。再看前红山文化，它包括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应该和7000年前的赵家沟文化。他们的族属如何？早于红山文化的前红山文化应该说是女娲、燧人、伏羲及神农时代。文献记载，太昊伏羲“以龙纪”，即伏羲部落的图腾是龙。我们可以从查海文化龙中得到了证实与诠释。我们不仅发现了陶器上的浮雕龙，还发现了大型的用石块堆塑的龙，它们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龙”。龙的故乡在中国，西辽河是龙的肇始之地。以上，我们在西辽河红山诸文化中，不但追寻到了五帝的踪迹，还找到了“三皇”存在的依据。它让我们相信，远古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个“三皇五帝”时代。
西辽河先民创造了远古文化，远古文明，在华夏历史进程中不同凡响，举足轻重。它对后世的夏、商、周三代，其中对商文化的影响就更直接更大。因为殷商同样起源于北方。
史籍上对殷商的记载可谓多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殷商起源于我国北方。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契卒，子昭明立。契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殷商的起源多有考证。如《先商寻迹》、《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等。一致认为，殷商的祖地在今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的西部，亦即西辽河流域。认为契部落居于我国北方，依据有三：一是《世本》所说的“契居番”，“番”即《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中的“燕亳”之“亳”，其地望在长城以北。二是《诗经·商颂·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这种始祖为卵生的神话传说，在我国东北民族中屡见不鲜。三是，从《史记·殷本纪》“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淮南子·地形训》：有娀在不周之北，玄耀、不周、申池在海隅”等。可知有娀氏居于今河北省东北，辽宁省西南一带。此外，对殷人每以“戎殷”、“殷戎”或“戎商”称之，是因为商时居於东北的民族是山戎。契部落与山戎族，可能为互婚。当然，最具说服力的是《荀子·成相篇》有：“契玄王，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即《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的辽河水出的地方。高诱注云：“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入南海(渤海)”。
就平泉而言，在境内已调查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三百余处，无疑，这里应是殷商祖地的核心区域。
环境变迁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
为什么在史前数千年里，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崇山峻岭的东北地区。上世纪90年代韩嘉谷先生提交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万年来渤海西岸环境变迁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韩先生通过多年对渤海西岸南到天津，北到宝坻史前数千年考古文化的研究，找到一万年以来的环境变迁对考古文化发展的影响。具体地说，海侵是造成对考古文化影响的重要原因。经对渤海西岸的考证，石器的出土有如下特点：其一，只发现少量的石器，并无陶器共存，更无文化堆积，说明当时人们只到这里从事采集活动，并没有定居。其二，在渤海西岸平原，从6000年以后至4000年的两千左右年间，文化遗存基本上不见，年代上出现长时期空白。直到夏商以后这一地区的遗址才有略显增多的趋势。身体永远不能达到心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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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6 13:16 | 只看该作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回答是，这些现象都是由全新世海侵造成的。经研究表明，大体从一万年前，海水已开始侵入今渤海西岸地区。到距今8000年时，天津以南地区尽皆淹没，地势略高的天津迤北地区，淹没的时间距今6500年前后。研究证实，当时海面可高过现代海面3米左右，在此高度以下的地方皆为海水淹没，被海水波及的地方则又超过此范围。使渤海南岸和北岸之间出现较大的交通阻隔。海侵是指由全球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面波动，陆地相对于海面下沉而出现海水侵入陆地的现象，具有过程缓、时间长、范围广的特点。而风暴潮则不同。它是由强大气流扰动或海啸等因素造成海水溢出海岸。一般表现为突发性自然灾害，通常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生。研究表明，渤海西岸的海侵时间最长可达一千年，然后海面再次跌落。此外，渤海西岸平原距今4000年——2000年间的文化分布，出现古文化遗存骤然增加或减少的变化，有“一波三折”的特点。这种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变化，主要是由环境变化造成的。除了渤海西岸外，在华南地区海平面变化的研究中，发现有三次海面升高的过程，其中第一次在距今6250年——5200年之间。第二次距今二千多年前，第三次在一千多年前。环境变迁除了海侵这一全球性的灾害外，还有多种局部的灾害。如我国史前及其以后黄河频繁决溢、改道，造成的到处一片汪洋。华北平原上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根本不适合古人类居住，这正是为什么在远古时期先民离开平原而选择了山区高地的原因。当然，环境变迁还有气候问题。学者研究发现，自距今5000年——3000年期间，总的气候仍然处于温暖湿润时期，但距今4000年前后则为一多灾的时期，表现为气温急剧下降，旱涝灾害频繁，这次大的气候变异对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植被上是，阔叶林减少，草本植物增加；表现在动物群上是，喜暖怕冷的动物锐减；表现在降雨量上是，大旱与洪水往往相携而行。由于冷干时期降水集中，因而河流量变率也大，造成洪水泛滥。
巧合的是，历史文献也为我们传达出相同的信息。夏朝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正好处于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发生变异时期。对此，《尚书》、《论语》、《左传》、《山海经》、《吕氏春秋》等都记载了夏初发生洪水，大禹治水之事。如《尚书·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吕氏春秋·先识览》：“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此外，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与大禹治水相关的记载。从以上可确知，大禹治水之事，并非前人凭空杜撰，而是“信史”。
从远古以来，气候环境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可谓太大了。达尔文有句名言：“适者生存。”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都是强者、智者，更是适者。因此在远古时代气候环境变化无常的漫长岁月里，始终都能选择最适宜的居住环境，顽强地生存繁衍下来。要么是高山密林的山区，要么是温暖近海的平原……先民们为了适应环境，从一百多万年以来，始终迁徙不断。我们的祖先选择西辽河流域，是因为那里是块最适宜古人类居住的地方，那里宜采集，宜渔猎，宜游牧，宜农耕。总之，非常适宜他们的生存。那里是上苍赐给他们的幸福家园。
故此推断，西辽河是中华远祖三皇五帝的故里，西辽河是中华文明发祥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