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2konline内线大招:新四军“黄花塘事件”

“黄花塘事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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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四军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因其发生地在当时的新四军军部黄花塘（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因此史称 “黄花塘事件”。“黄花塘事件”的主角为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的陈毅和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饶漱石。事件的主线是,在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到中央工作之后,饶漱石为了攫取华中局书记一职,利用整风之机突然向陈毅发难,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击陈毅,最后迫使陈毅离开新四军军部,以他本人如愿以偿获取要职而告终。由于这次事件原委错综复杂,多年来人们一直未能解开这一谜团。直至1953年 “高饶反党集团”阴谋败露后,“黄花塘事件”真相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在国民党监狱里,饶漱石利用身上藏的新四军军费买通狱卒,逃出了监狱。对于这段历史,中央审干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曾对此有所疑义,后来还是毛泽东出面说话,担保饶漱石没有问题要说“黄花塘事件”,必须先从“皖南事变”说起。1941年1月,蒋介石为了削弱中共军事力量,公然背信弃义,在安徽泾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导致新四军损失惨重。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中,除了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委员项英遇难。为了重建新四军,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作为华中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
    “皖南事变”后不久,刚经受过重创的新四军又面临着日伪的疯狂进攻。在华中、华东根据地,数万日军和几万伪军兵分10多路,疯狂地扑向新四军所在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被迫南移,由苏北盐城一带转移到淮阴南的一个小村庄——黄花塘村。
    新四军军部迁至黄花塘后,为了全面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决定由刘少奇、陈毅组成华中局,后来又专门从皖南调来曾山增补为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则由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邓子恢组成。由此可见,新四军的核心人物是刘少奇、陈毅、饶漱石三人。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苏联,回国后参与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1935年再次赴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饶漱石回国,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在“皖南事变”中,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私自离队后,党中央来电指示由叶挺与饶漱石全权负责指挥部队突围。在突围过程中,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饶漱石也被俘。在国民党监狱里,饶漱石利用身上藏的新四军军费买通狱卒,逃出了监狱。对于这段历史,中央审干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曾对此有所疑义,后来还是毛泽东出面说话,担保饶漱石没有问题。逃出监狱后,饶漱石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从皖南经上海辗转来到新建的新四军军部盐城,并被任命为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就筹划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2年3月,党中央决定调刘少奇到中央工作,刘少奇推荐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1942年5月13日
,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
   上任伊始,饶漱石虽然位高权重,但鉴于自己资历较浅,又缺乏党政军全面领导经验,在各个方面还比较收敛。但不久,他的那种过分看重权力、心胸狭隘、喜欢打击报复等劣性便暴露无遗。当时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内,很多干部对饶漱石颇有意见,但大多是敢怒不敢言。鉴于此,一向性情耿直的陈毅根据大多数同志的反映,专门对饶漱石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帮助,使饶漱石心中十分恼火,但又不好发作。特别是当他看到陈毅资格老、威信高、为人谦和,许多干部都很乐意与陈毅交往时,饶漱石心中非常恼恨和嫉妒。但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自己目前仍然是华中局代理书记,要想获得华中局书记之职,认为陈毅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一心想着等待时机,排挤陈毅。
    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不准蒙混过关1942年7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各战略单位开展整风的通知》,要求开始实行整风运动。饶漱石认为,排挤打击陈毅的机会来了。
    当时根据分工,饶漱石主抓整风,陈毅主持军部工作。饶漱石决定先去第二师蹲点。在临走前,召开了一个由陈毅、曾山、赖传珠等人参加的军分会会议。会上饶漱石提出自己的兼职过多,可否电请中央给予其他同志分担一些。陈毅说你指的是哪些职务？饶漱石说除了华中局书记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们看着办。所以,饶漱石去二师蹲点以后,陈毅和赖传珠、曾山、张云逸商量此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由陈毅起草电文向中央予以汇报。饶漱石在二师知道这一情况之后,陈毅的电报已经发出。饶漱石大怒,立即给毛泽东、刘少奇
、任弼时发电,因为饶漱石有专门的电台和专用密码本,所以,当天中央就知道了此事,饶漱石控告陈毅谋夺领导权,请示中央对陈毅开展整风。中央复 电同意。在此后一段时期里,饶漱石整天忙于整陈毅的准备工作,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干部谈话,从各方面了解陈毅的问题,口口声声称陈毅 “一贯反对毛主席”,以此来孤立陈毅。在经过精心地准备后,饶漱石决定与陈毅摊牌了。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负责人。会议开始后,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带着挑衅的口气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不准蒙混过关。”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的陈毅,认为这只是党内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朝坏处去想。他稍稍冷静了一下后,开始发言。陈毅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并作了深刻的检讨。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大家都在凝神静气地听着陈毅发言。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这时候,饶漱石觉得一整天的会议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不得不亲自上阵,公开发难了。他一口气列举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罗列的陈毅“十大罪状”：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作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上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饶漱石说完后,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会场一片静默。
    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第二天,整风会议继续进行。经过一整夜的思考,陈毅已经成竹在胸。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议室,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坐在指定的位置上。他不紧不慢地打开发言稿纸,用高昂的语调说道：“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作申辩性发言。”陈毅一语既出,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令饶漱石措手不及,惊慌不安。接着陈毅用他那特有的富有感染性的川味语调,详细阐述了1929年红四军的那件事情的经过,并对饶漱石列举的其他“罪状”,逐条予以驳斥,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听得参加会议的华中局和新四军高级干部们频频点头。饶漱石一看情形不对,急忙打断陈毅的发言,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
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书记,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说完,饶漱石没等陈毅反驳,便强令所有参会者对陈毅展开批判。陈毅依然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同志们的发言。当听到大家的批评有道理时,便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用笔在本子上记下来。当听到一些不实之词或人身诬陷攻击的话语时,便气得满脸涨红,充满怒气。
    为了置陈毅于更加不利之绝境,会后饶漱石竟然利用华中局和军部的名义,捏造不实之词,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罗列了陈毅的“十大罪状”,直接报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并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饶漱石又在暗中捣鬼,煽动华中局的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反映陈毅的错误,要求撤换陈毅。
    在得知这些情况后,陈毅决定主动向中央报告事情经过。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除实事求是地报告了整个事情发生情况外,还主动检讨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向中央保证“打通思想,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同时也提出了赴延安学习的要求。
    这时候,“黄花塘事件”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特别是陈毅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不久,毛泽东就回电陈毅：“来电收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同时希望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并指示“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943年11月25日,陈毅离开新四军军部踏上赴延安的路程。陈毅走后,饶漱石并未善罢甘休,而是继续展开对陈毅的批判,还把陈毅的问题扩大到团一级,在全军开陈毅的批判会。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粟裕和黄克诚。粟裕开始的时候就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饶漱石按照战斗序列（粟裕是1师师长兼政委）要粟裕讲话,粟裕说：“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而性情暴烈、直率的3师师长黄克诚则公开叫板饶漱石,说饶漱石整人、心胸狭隘等等,言语特别激烈。饶漱石决定处理黄克诚作为典型上报中央。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回复反对,饶漱石这才作罢。
   “黄花塘事件”是饶漱石利用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欺骗了刘少奇同志,有预谋地整陈毅同志,是新四军史上的冤假错案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陈毅便立刻起程赴延安。1944年3月17日,陈毅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到达延安后,陈毅便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华中抗战形势和新四军的工作,同时也将“黄花塘事件”的经过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对华中抗战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黄花塘事件”,并未立即表态,而是对陈毅说：“至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当即表态：“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不谈。”
    就这样过了一周,毛泽东再次找陈毅谈话,说：“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陈毅表示同意。并随即起草一份给华中局和军分会的电报,在电报中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将电报稿呈送给毛泽东阅示。毛泽东阅后,对陈毅的态度大加赞赏,并也起草了一份电报,与陈毅的电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的电报观点应该说已经十分鲜明,但这并没有使饶漱石止步,反而是越陷越深。
    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的第二天,饶漱石即以其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在回电中称“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同时,他也给陈毅回了一份电报,仍然是将许多莫须有的错误强加于陈毅。陈毅看后十分气愤,当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也随即回信予以劝解,劝其“凡事忍耐,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
    从此,陈毅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起“黄花塘事件”。在延安,陈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朱德起草和讨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休养身体。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毛泽东突然将陈毅请到枣园住处,对陈毅说：“黄花塘问题可以结束了。”并劝其“以后不要再提了。”
    对于“黄花塘事件”中的陈、饶之争,中央定性为“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虽然否定了饶漱石强加于陈毅头上的“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但对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的真正目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并没有往深处追究。对此,陈毅虽然心存不服,但也不好再多说了。在1943年底,饶漱石正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重要职务。
    “七大”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华东,并主动与饶漱石讲和。
    1953年底,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阴谋罪行彻底败露后,全党深入开展了揭批“高、饶反党集团”活动。中央专门召开了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查清了饶漱石当时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许多同志在发言中,结合“黄花塘事件”揭露了饶漱石造谣作假、挑拨离间、玩弄阴谋诡计等丑恶嘴脸。在批判饶漱石的斗争会上,陈毅异常激动,感慨万千,顿觉文思泉涌,写下了两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找陈毅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看来,黄花塘这件事,饶漱石是在捣鬼,不仅是给你捣鬼,也是给我捣鬼,很多问题现在才是总暴露,所以,日久见人心是对的,你受了委屈,可是,在党内谁都要受些委屈,不受委屈或者受不了委屈,那是不可能革命到底的。”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谈到“黄花塘事件”时说：“黄花塘事件是饶漱石利用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欺骗了刘少奇同志,有预谋地整陈毅同志,是新四军史上的冤假错案。”
    1999年,中央军委在重修军史时,将“黄花塘事件”定义为“一场阴谋,一场饶漱石发动的阴谋”。
    至此,“黄花塘事件”的真相全部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