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渔父情结

一种文学意象一经群体性运用,便较之带个人特色的独创性运用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丰厚的内蕴,经历数个时代仍被不同的创作个体所青睐的文学意象更是如此。因为不同的创作个体在吸纳它进入作品时既必须注意不破坏该意象本身的文化传承,又要赋予它属于作家自身的独特风韵。分析此类意象,能够使我们触探到时代精神的承袭与嬗变过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渔父”即是这样一种倍受青睐的意象。只要提到它,人们就会联想到蓑衣扁舟沧浪上的辽阔或者斜风细雨疏竹间的静谧,飘飘然作遗世之想。然而,独持钓竿的身影真的只代表着红尘之外的旷达与洒脱么?

说到隐逸,必会说到庄子。巧得很,《庄子》中有一个以渔父形象出现的隐者。这位渔父须眉洁白,披发扬袖,当他从子贡口中得知孔子是一个“性服忠信,身行仁义”并孜孜以求“礼乐人伦”的入世者时,立刻撑船而去。孔子亲自前去拜会,换回的是大段教诲:

田园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足,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能不胜任,官家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廷无忠臣,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署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家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

这段言论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强调天下万物皆有其不可变易的位置,各守其职,各尽其份,方能成就一个自由、合理的世界,这似乎与孔子提倡应严格遵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身分伦理有共通之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烈的内指性,既然万物已有天定之位,那么于个人言,再没有比不“多事”,保持心灵的安适、宁静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慧命更与天道相符的了。在这里,庄子借渔父的话表明他承认政治存在的必要性，又鲜明地指出个体是可以独立于其外的,因为“世”只是“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庄子·让王》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徇物,岂不悲哉!”照这样看,现实社会中的君臣之义不过是余事,是桎梏人本真状态的枷锁。既然人的本性能够接近并达到超越于政治之外的更广阔的逍遥世界——道的世界,那么自然只有养身保真、逍遥自适、清静无为才是体现人的价值的至法。我认为庄子渔父并不以自己为隐者,因为他的世界是外在于政治的,那里本就无所谓仕或隐,但他的话中包蕴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的超然却为后世隐者所梦寐以求。或者说,当逍遥山林、傲啸江湖,以天为庐,以地为席的生活成为“隐”,成为相对于‘仕”的选择性存在的时候,它就已经受到了尘网的羁绊,从而失去了道家思想所赋予它的原初精神了。

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渔父形象见诸于《楚辞》,与庄子同一时代的屈原,才华横溢,耿介忠直,以拳拳之心事君报国,然而“义臣”不遇“明君”。当他在放逐途中踽踽独行于沅水之畔时,当他心中体味着中国文人最深重的苦痛时,渔父踏浪而来。那真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它不同于《庄子》中渔父与孔子的相遇,那里有的只是超然者高高在上的教诲与辗转尘世者低眉顺目的聆听,而在这里,却是真正的仕者与真正的隐者平等地直面与对视。屈原是真正的仕者,因为他虽并未像后世文人那样受儒家思想浸淫,却身体力行着儒家为人臣、为人师的准则。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道出了儒家入仕途中似乎永远解不开割不去的困惑;渔父是真正的隐者,不是因为他白发江渚上渔歌沧浪间的洒脱之貌,而是因为他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此语实乃悲慨之音。蒋翚之翘评校本《楚辞集注》中云:“结语冷甚!有月照寒潭、雨侵疏竹之致。”又引李贺云:“读此一过,居然觉山月窥人,江云罩笠,光景宛宛在目。”世事如沧浪,奔流不息,时清时浊,这是睿智人语;濯缨濯足,随时而易,明哲保身,这是沧桑人语。沧浪歌虽短,却是历经雪雨风霜者心中沉淀多年却不堪言说的苦涩与无奈的结晶。打渔生涯对他而言完全可能是“沧浪水浊”时的“濯足”之举,是一种选择。其实,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质上是屈原对自身灵魂的质询与回应,是屈原心中两套价值观相抗衡的外在投射。最后屈原自投汩罗江,显示了他对自己人生信条的执着,也同时成就了他作为仕人典范的千古英名。而渔父成为隐者的代名词大约也以此为滥觞。

秦汉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士人的主要精神构架。大部分士人执守于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准则,但现实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于是有些士人不得已选择了退隐生涯,以显示其清高人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庄子归趋自然思想的影响。文人的山水传统其实早在两晋时便已初露端倪,但一般认为那时以阮籍等人为代表的文人之隐表现出来的是对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到南朝已褪色成为简单的清浊之分。南朝时,文人归隐蔚然成风,山水林泉成为他们的首选隐地,并以此带动了山水诗的兴起。以后的渔父形象与山水林泉之隐的盛行颇有关系。渔父临水而居,见惯风波,此为一;钓者坐而静观,其行颇合庄子的“心斋”“坐忘”之法,此为二;执竿而钓,心无旁鹜,既可集万千思绪于一端,又可纳众多妙境于胸臆,可去烦涤燥,由静而正,由正而明,由明而灵,而灵而达“无为无不为”的至境,此为三。有此三佳,何乐不为?的确,渔父意象的常写不衰,“隐士”理想的支撑占了很大成分,但我却在它“一竿风月,一蓑烟雨”的与世无争、冲淡平和背后,看到了一种潜藏着的对仕的理想的追慕以及对道之不行的哀恸。

在南朝的山水诗中,渔父尚未作为独立的形象出现过,充其量只是诗人描山绘水时的点缀。直至唐代，渔父形象才完全独立出来并拥有了较为固定的涵义。

对于文人而言,生活在大唐盛世是比较自由幸福的。唐文化吞纳万川的恢宏气度,使历史上任何其它一个朝代都难以望其项背。除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外,立功边关、制举考试、荐举征辟等都是文人仕进之门。其中,荐举制还是朝廷选拔人材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隐逸之材可能不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卢藏用“终南捷径”的传奇使隐逸成为许多文人实现梦想的途径。于是便有许多人迁入山林,大肆描写隐逸生活,等待有朝一日闻名于世,受到朝廷的重用。但也有些人身处仕途,却向往道家优游自适的生活,也爱写些有隐趣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渔父意象时有出现。较著名的是高适的《渔父歌》、岑参的《渔父》和张志和《渔父歌》:

“扁舟沦浪客,心与沧浪清,不自道乡里,无人知姓名。

朝从滩上饭,暮向芦中宿,歌竟还复歌,手持一竿竹。

竿头钓丝长丈许,鼓枻乘流无定居。

世人哪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

(岑参《渔父》)

“曲岸深潭一钓叟,驻眼看钩不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问他不开口。

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料得孤舟无定止,日暮持竿何处归。”

高适《渔父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蚱蜢舟。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张志和《渔父歌》选二首)

这三位渔父都是优游山水之间,钓则心无旁鹜,行则了无牵碍的逍遥人。在前二首诗中,“心无所营”被当作中心意念加以强调,张志和诗中虽不明言,但渔父身处长江白浪之中不曾优惧的安详与斜风细雨的静谧风景已充当了极佳的注脚。我们知道高适曾官节度使,又封侯爵,是盛唐诗人中最显达者;岑参也官至嘉州刺史;而自号“烟波钓徒”的张志和在遭贬之前亦曾任职左金吾卫录事参军。三人经宦海浮沉,早有倦怠之心,想通过对渔父形象的描写来表达不慕功名但求安适的愿望。白居易把这份心意说得再清楚不过:“说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无机两不得,方弄秋水光。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这里索性连渔父形象也一块儿省去,直接把“我”融入,垂钓只是弄秋光的兴至之举,既入人鱼皆可忘的无机之境,又何须再说什么“心无所营”呢?盛唐诗人就是如此率性任真,渔父形象也在此时被赋予了安闲详适的精神内涵。

然而吏治清明的升平盛世并没能维持多久,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缓缓步入暮年。大诗人柳宗元身为贞元进士、监察御史里行,却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而连遭贬滴。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柳宗元没有屈服。在他脍炙人口的《江雪》和《渔翁》中,我们读到了他铿锵有力的心声。

“千山乌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对《江雪》有独到的剖析:此诗的视角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结构,即：千山→万径→孤舟→渔翁→钓丝。渔翁身居宇宙万象的广袤之中,并以之来映衬自己饮吸时空于自我的胸襟。这种回归,表明诗人在求索途中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实即一种大彻大悟的化境,不再希冀也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摘自余杰《火与冰》一书,略有改动)。而“夜傍西岩宿”的渔翁“汲清湘燃楚竹”,身与白云相逐,心共山水齐绿,体味万物变动不拘的生机,却是到了物我两忘的逸然之境。然而不论是化境还是逸境,两位渔父都没能完全达到。因为不止道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至境,需要以“无己”、“无待”为前提;破除一切偏执、直悟生命本性智慧的释教更是如此。而在柳诗中,“回望”“欸乃一声”等主体性极强的动词使渔翁形象与周遭环境径渭分明,而“孤”、“独”二字与“绝”、“灭”二字甚至使蓑笠翁形象有了一种几带绝望的触目惊心。两位渔父一静一动,一坐而钓,一立而歌,行止虽然不同,然孤傲的气度却如出一辙。这份孤傲是柳宗元心中屈原式苦痛在儒不至道不成的张力场中被强化的结果。正是这份孤傲,这份执着,使渔父意象再现了汨罗江边中国文人悲剧性的崇高。

文人士大夫真正扬眉吐气是宋朝。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彻底消除了门阀制残余的影响,给士人们提供了更平等的参政机会。宋代(尤其是北宋)统治者以崇文为国策,而且比历代君主都宽容。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宋代文人较之前人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儒学复兴,使士人素质提升。许多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觉以天下为己任。有宋一代,出现了大批重气节、有学养、忠正公廉的官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再遥不可及,致仕成为有志文人的不二选择。尽管如此,描写隐逸之趣的作品仍有增无减。渔父意象出现的频率较之唐代又高出许多。苏辙、黄庭坚、朱敦儒等皆有以渔父为题的作品流传,且基本上都继承了张志和等人的闲适恬淡。如朱敦儒《好事近·渔父词》(选其一):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的过剩,使渔父意象有了明显的定型化倾向,不止意境设计追随唐人步调,连“斜风细雨”之类的名句也被反复套用。《全宋词》中几乎所有的渔父,都是一副披青蓑着绿笠手持钓竿酒壶的模样。一种文学意象一旦被定型化,便逐渐失去新鲜感和生命力,变成一种刻板的模式。

然而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鹊桥仙·渔父》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例外。且看: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憾恨是陆游一生的心结。这使他后期创作的诗歌几乎首首充溢着不平之气。我们甚至无需细读此词便会感觉到那颗忧世之心的强烈搏动。只要与前述的以朱敦儒为代表的词稍作对比即可看出,在陆游词中,我们找不到那种出世的恬静。严子陵是仕人追慕的隐者高人,陆游却宁愿作一个“无名”之人,只共风月潮汐同往来也不愿与严光齐名。如果不是因为伤得深,断不会决绝得如此彻底。当致仕平天下的梦想在中原不复、壮志难酬和“酒徒——取封侯”的现实面前被砸得粉碎时,渔父意象又一次负载起一个宁犟文人的铮铮铁骨。

渔父意象真正的大量涌现是在有元一代的作品中。公元1279年,元帝国成立,蒙古贵族在统治初期的残暴行径以及后来对南宋子民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使宋朝遗民愈发坚定了“不仕外族”的决心,一时间,隐逸之士遍布山林。大批才学之士流连于青楼勾栏或山峦水泽之中,用“自甘堕落”的生活情趣与方式,抗拒理想主义日渐式微的现实。

在仕途失去了吸引力、隐逸之风盛行的现实面前,渔父形象又映现出文人怎样的心态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首元曲:

“龙虎昭阳殿,冰霜函谷关,风月富春山。

不受千钟禄,重归七里滩,赢得一身闲,高似他云台将坛。”(徐再思《梧叶儿·钓台》)

东汉严光,字子陵,少曾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称帝后,严子陵变姓名隐遁。刘透遣人寻访,并受谏议大夫一职,子陵拒不受,身披羊裘到十里滩隐居垂钓。严子陵从未当过官,他真心不想当官,是一名真正的隐士。但在这首曲中,诗人所赞赏的并非他执守本真的通达,也不是他“不受千钟禄,重归七里滩”的举动所赢得的千古高名,而只是一个“闲”字。徐再思让“闲”的价值凌驾于儒家“穷则必有名”的时隐价值之上,反儒的倾向是很明显的。除严光外,春秋越大夫范蠡也时常出现在元人作品中。

如马致远《四块玉·洞庭湖》云:

“画不成,西施女,他本倾城却倾吴,高哉范蠢乘舟去。

那里是泛五湖?若纶竿不钓鱼,便索他学楚大夫。”

范蠡的功成身退一直是士大夫们津津乐道的一种生活方式。它表面上融合了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精神,骨子里信奉的却是儒家为“道”而仕、进退皆宜的信条,换言之,达济天下只有在退善其身之后才得以圆满完成。而马致远却从另一个角度,用一个假设性的问句,把屈原被迫投江的结局与范蠡联系起来,言辞中带着对所有汲汲于仕途之人冷冷的嘲讽之意。

再看查德卿《双调·蟾宫曲·怀古》:

“问从来谁是英雄?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举成功。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

姜太公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有名的钓“仕”者了。《武王伐纣平话》中清楚地写道:“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钩来’”!姜太公此举显然有虚伪之嫌,后世“沽名钓誉”的成语就含有明显的贬义。但是,姜尚毕竟钓到周文王这位圣明之主,使他得以实现伐纣立周大业之抱负。同样,三国时的玄德孔明更是君臣相知相重的典型。查德卿将他们相提并论,同冠以之“英雄”称号,然而作者接着笔锋一转,感慨世事无定,英雄何在,霸业成空,尽如寒云秋风。这种开头中间极力铺写造势,其后突然急转直下,最后以“空”作结的手法,使这首曲带有几分凌厉之音,令人一读之下,顿起落寞之意。

这三首元曲所描写的对象,都很能体现儒家时仕、时隐的精神,当然还掺杂了一些老庄思想的因素。然而三位作者都毫不犹豫地把儒家成分尽数抛弃,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与不舍。

当然,在元曲中更多的渔父仍保持了红尘外闲人的传统形象:

“依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

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白贲此首《鹦鹉曲·渔父》让人看着十分眼熟,几乎每一个语汇和意象的设置都有来源可寻。比如“浪花中一叶扁舟”可与李煜词中“浪花有意千重雪”和“一棹春风一叶舟”比对;“抖擞绿蓑归去”一句,即化用了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又揉进了朱敦儒的“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让我觉得特别的,在于这首辞用了“不识字”三个字来形容渔父。这并不单单出现在白贲的曲中。请看:

“黄芦岸边频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刻颈交,却有忘机友。

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白朴《渔父》)

“渔得渔,心愿满足;樵得椎,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

“月底花间酒壶,水边林下茅庐。避虎狼,盟鸥鹭,是个识字的渔夫。

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胡祗《沉醉东风》)

渔父识不识字这个间题,似乎并不在元以前诗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笔下的渔父往往孤身一人,“只共钓竿相识”,根本不与别人来往,也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身份究竟是什么。这种独行者的角色指派增强了其内敛性,有利于体现作者本身的独特品格。而元人说渔父“不识字”,却是把渔父与文人划清了界线。“识字的”渔父是隐居的士大夫,而“不识字的”渔父只是渔父而已。渔父的“不识字”使他无从理解“识字”士人们的情感意识,也为此使他们获得了“识字”士人们永远难以获得的自由。识不识字在这里成了本质性的区别所在。不识字的渔父坐在鱼舟中,真正生活在远离一切功名利禄的自足世界里,以一种超然的姿态俯视着“识字”士人们的困惑与空虚。元代文人在饱经风霜之后,终于发现了庄子渔父的睿智竟在“不识字”的渔父身上体现得最为完满。他们突然醒悟到“吾何以天下为哉”对“识字”者永远只能是口头上说说的故作姿态,只有对那些“不识字”者才是发自生命本质的声音。但是为了这份幡然醒悟,他们却需要摧毁自己灵魂的最大支柱,需要让自己相信,文字、学问以及一切儒也好道也好的人生意义与原则全都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为了掩饰自我否定的痛苦,他们让渔父一改孤独的样貌:

“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看时节,寻道友,伴渔樵,从这里尧舜禹汤周灭了。汉三分,晋六朝,五代相交,都则是一话间,闲谈笑。”

“樵夫觉来山月底,钓叟来寻觅。你把柴斧抛,我把鱼船弃,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

元诗人给渔父找了个伴——以斧斤入山林的樵夫。渔父与樵夫都以最自然最原始的方式生活着,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几乎都已融入了永恒之中——一个傍水,水经千年不变;一个依山,山历万载不老。或许正是这种对永恒存在的熟视无睹使他们有了某种灵气,在许多志怪搜神记中,樵夫渔人都是遭遇仙人的幸运者,比如《烂柯记》中的观棋樵夫和《桃花源记》的武陵渔人。或许正是山川之灵气使他们不解芸芸众生对浮生的执着。于是他们在忙完生计之后,聚到一处,将千古的功业当作一夕闲话的内容。然而笑谈今古只能是局外人的潇洒,对局内人而言,一旦意识到自己立身之本充其量不过是别人的饭后谈资,其心中的悲苦和失意可想而知。渔樵闲话恰恰是局内人写局外人,是一种调侃和自嘲,是强颜欢笑,是滴泪成歌。

渔父,这个从来都是孤身一人行无定止的出世者,突然被归还了他本来的面貌——不识字的山野村夫,这表明了在元代文人心中信念的缺乏和士大夫地位的陨落。当然,这也可以看成一种更为全面的抗世,不再是以对自身的执守对抗世俗的腐朽,而是以更为彻底的放弃来否定一切既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