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哈蒙班尼衣服价格:“穷人经济学”大家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8:52:21
“穷人经济学”大家谈（上）
南方周末 2005-11-24 21:25:40
■编者按：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是时代主题，而解决贫富悬殊是题中应有之义。“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这个命题因为被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引用而在国内广为人知，它是由舒尔茨教授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提出来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5年将立足于全球视野，全面提速中国扶贫开发进程，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贫困陷阱。“穷人经济学”将是明年年初由人大正式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的理念之一。为此，本报采访相关学者，为读者解读“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意涵和政策取向，分上下两次刊出。
□本报记者 晓刚 采访 整理
记者：“穷人经济学”这个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1979年提出的。1979年，这个时间也是中国开始重新打开国门、开始经济改革的年份。改革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个由学者提出的概念，成为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理念之一，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这个过程？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是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必须付出的代价呢？
卢周来：将“穷人经济学”作为中国未来5年规划的主要理念之一，其实是说中国未来发展中应该更加照顾到“后富”人群。这是与中国改革的逻辑进程相一致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回到小平对改革的原初设计上。
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时，已经提出了相当清晰的思路，即“两个大局”思想与“两步走”的思路：内地先要支持沿海，指出“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并指出“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的背后显然是改革分“两步走”的思路，即改革的第一步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的第二步，是先富起来的地区与先富起来的人群反过来帮助后富地区与人群。
“两步走”思路所包含的“政府策略”是：让改革即时受益者与即时相对受损者都进行相互的承诺———相对受损者先投票支持改革，受益者在受益后对相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小平甚至还设计了改革分两步走的时间段。在1992年南方谈话以及1993年9月6日谈话中，他都提出，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基本实现小康时，必须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1993年他还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完全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改革分“两步走”的大思路，是从当时的中国实际状况出发的，同时实际上和主流经济学家刚开始时对改革设计的“希克斯—卡尔多”过程也是一致的：首先是要有“希克斯改进”，就是说先不管财富分配，先让国家总体的财富多起来。然后，转到“卡尔多补偿”阶段。也就是只有财富的增加不行，如果仅仅财富增加了却让大多数人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这个改革还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一旦财富增加，就要回过头对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进行补偿。
如果说改革之初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问题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社会财富增加了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分配性的冲突也就是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反倒凸显出来了，影响到了改革的继续深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也威胁到了先富地区与人群的利益。因此，这个时候，对改革的重点作适当的调整，更多地强调公平问题，就不仅仅只是分配问题这样简单：因为它同时有利于市场与效率取向改革，也有利于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和谐共处。
党国英：代价是要支付的，但方式和时间却有所不同。因为任何国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都要解决工业化对劳动力（人口）的排挤问题，也即穷人问题。
穷人和富人的分野自古以来都存在，但古代的这种分野被等级制度固定下来了，使得贵族或官僚对穷人实行强制性的剥夺。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时候，等级制度被摧毁，穷人仍然存在，就成了一个被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受穷不再被看作当然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没有解决穷人大量存在的难题，但不同的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还是有差别的。少数国家受“上帝”的垂怜，通过殖民手段解决了工业化对劳动力的排挤问题，比较迅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穷人成了少数人。但另一些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它们的崛起同时也是对劳动力的排挤，殖民道路没有获得成功，穷人的大量存在成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基础。战争这种灾变的极端形式使他们完成了转变，接受了现代制度，克服了保守集团对正常转变的阻力。
像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开放政策解决自己的资本积累问题，使得被排挤的劳动力迅速得到雇佣，基本解决自己的穷人问题。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们的工业化开始之后已经没有了殖民通道，靠自己的工商业资本积累远远不能迅速地吸收过剩人口，以至于在1960年代采取了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穷人生存状态固定下来了。改革开放使得穷人问题突显出来，而事实上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是有明显的提高，只不过在少数人迅速富裕的背景下他们显得严重落后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制度调整更显得急迫。
记者：舒尔茨讲“穷人经济学”，核心理念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穷人又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谈论贫困，绕不开这么巨大的人群，那么，中国农民为什么穷？
卢周来：有两种说法是错误的。第一种说法说农民穷是因为他们“素质低下”。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贫穷的恶性循环”的一个中间环节。应该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农民接受良好的教育？还有一种说法说农民穷是因为他们“努力程度不够”，甚至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懒惰。但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种说法不对：在有些沿海地区，农民工中超过48％的人每天高强度工作14个小时，但他们每天的收入不够吃四碗炸酱面。勤劳并没有改变他们贫困与底层的命运。
农民到底为什么穷呢？舒尔茨认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对农业部门的歧视。这些国家将迅速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从而在设计政策时给予工业与城市以优先权。而将农业部门定位为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原料来源以及廉价劳动力来源。于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歧视的共同压力下，农业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计划中的薄弱环节，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是农业部分落后与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农民为什么穷也有足够的解释力。为什么中国90％的穷人都集中在农村？为什么农民即使进了城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仍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有一些权威部门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按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要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必须使其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而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开启的，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靠当年的海盗行为或殖民，靠农业部门与农民承担资本积累是重要途径之一。改革开放前，通过压低农业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50—1979年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那时5100亿元是一个天文数目。因为1979年我们国家GDP才2000多亿元。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中期。
党国英：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人问题首先是一个失业问题。政策只不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约束条件，而且是关键性的条件。一户农民耕种半公顷土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富裕的。
如果不考虑农民的兼业或转业，一户农民耕种4公顷左右的土地可能是农民富裕的底线。靠政府养的办法，不能使穷人变成富人。事实上，不是所有农民都穷，东北一些种粮大户过着相当富裕的日子。
李昌平：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就是“权利贫困”。在中国，农民没有进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甚至是现代制度体系之内的强势人群“合法”剥夺的对象———代价论的结果。“代价论”与穷人经济学强调的扩大穷人权利是背道而驰的。
秋风：我相信，舒尔茨教授的说法，也许不是严肃的学术命题。反过来说或者更正确，只有你真正地理解了经济学，才能够理解穷人为什么穷，尤其是能够明白，农民为什么穷。
记者：现在提出，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您怎么看待这个政策？
党国英：就原则而言，“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是很好的政策目标。关键是如何操作。增长均衡不能理解成为同步增长。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是需要的，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也是必然的。机会的均等要体现基本权利的平等，特别是在基本公共品享有方面的平等，而不能搞收入上的平均主义。究竟如何具体设计体现公平正义的政策，需要研究讨论，不能简单地搞浪漫主义。举例来说，因为农民身份而不准许农民到城市就业是不公正的，但允许农民在城市公地上任意搭建棚屋也不见得是公正的。
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而发生的富人对穷人“交税”。如果富人获得收入不触犯法律，那么，他通过政府而发生对穷人的支付，也是一种强制。这种强制的均衡点在哪里？恐怕对此没有标准答案。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这个均衡点的形成。按我的心理感受，就我们国家的现实而言，富人对穷人的支付还不能说已经够了，也就是说，中国公正的天平还应该向着穷人倾斜。
卢周来：这一政策十分重要。因为“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还不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也妨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落实这一政策，也不仅仅在于社会公平，还能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会抑制国内社会消费，并妨碍经济增长。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使得富人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按消费经济学的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富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社会消费品生产结构迅速完成升级。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费需求将伴随其购买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内很快被满足。此时，80％的穷人却苦于买不起已经升级了的消费品。消费很快由于购买力的断档而下降，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后将陷入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萧条之中。刚出台的《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再次警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导致的消费结构断层。
其次，“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发展下去将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这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阿莱辛那（Alesina）与帕里蒂（Perotti）指出（1996），越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越多人就会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而越多人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社会就越不稳定。社会越不稳定，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越没有信心，因而减少投资；而另一方面，社会将被迫把更多宝贵的公共或私人生产性资源用于防止与打击犯罪。我们又知道，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生产性投资的不断增加。社会冲突使得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增长乏力。这一现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及转轨国家已经比比皆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背后是社会不公正，而不公正的制度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碍经济效率。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North，1995）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即“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即“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
我们原来曾批评计划经济的缺陷，其中一条就是平均主义，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妨碍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正因此，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但如果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拉大，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建设的成果；相反，少数人凭借权力腐败大发其财，少数人利用“圈地运动”或“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为富翁，少数人利用国企改制轻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会财富，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也会使“干的人不愿干”，经济效率最终无法维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不只是社会公平本身的问题，而且对于维护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穷人经济学”大家谈（下）
南方周末 2005-12-01 15:20:20
记者：“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农业税取消，农民本来就是非城市意义上的纳税人，这种补贴的合理性，除了农业曾经为城市的发展有过剪刀差的贡献，还有什么？您认为，农村的新增财力应该最先投向那些领域？为什么？
党国英：政府补贴的合理性其实是很难判断的，甚至很难用所谓“剪刀差”做这种支持的理由。事实上，有的国家也没有补贴。在欧美国家，农业经济学家对政府补贴的意义颇有争议。但中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我以为有合理性。农民收入很低是一个重要理由，这是为了社会公正。稳定粮食生产是另一个理由。但这两个理由要求不同的补贴方式。为了社会公正，应该向小农补助；为了稳定粮食生产，不同的年份可以按粮食供需的不同来补助。现在的补贴数量还很小，区别这种补贴尚无必要，以后要区别开来，并在补贴方式上有所变革。
国家财政在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是可能的，但很难一般地说把新增财力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支票不能开得太大，因为很难做到。我以为，今后建设新农村要有重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加重农民负担。
秋风：政府增加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投资，是对原来的财政政策的一种反拨。农民之所以有权享有这些财政福利，仅因为他们是公民。享有财政福利的权利，与其税收贡献是没有关系的。
李昌平：美国和欧洲1000万左右的农民，每年对农民的补贴是1700亿美元。中国去年对农民的粮食补贴是130亿元人民币，但中国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承担的税收约4000亿人民币。农民没有纳税是错误的说法。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补贴农民（农业）的，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生态性、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决定的。基于过去“农业税”的历史，中国就更要补贴了。
财政对农民支出比例的提高，不是对农民的特殊照顾，是要逐步落实平等公民待遇问题，因为农民有平等分享国家财政资源的国民权利。财政对农村／农业支出比例的提高，是国家发展战略考虑，是全国人民受益，不能理解为是对农民的特殊照顾。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主要应该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二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三是新村镇规划建设；四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农村教育要依法一次性补齐，法律怎么规定就应该怎么落实。新增财力要在教育平等的前提下加以考量。否则，新增的量会很大，但上述四个方面的可用资金不会很多。
卢周来：首先需要更正一个说法：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就不再是纳税人。不是只有在税务部门的“窗口”交纳了税收的自然人或法人才叫纳税人。比如，农民通过购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也间接交纳了税收。同样，在城市，“纳税人”也不只是那些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上的人。否则，“为纳税人服务”就成了“为有钱人”服务了。
农业并非只曾经为城市的发展有过剪刀差的贡献，农业至今在为工业与城市服务。由于农产品的可替代性强，造成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始终较低。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农产品的需求基本是无弹性的，所以我们才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村部门还在为城市与工业化作贡献，即我前面说过的为城市与工业提供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这又是支撑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
在取消农业税时有人说这样不妥。但实际情况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农民还在交税，而其他国家早已对农业实现了免税加补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6月21日发布年度报告称，2004年该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较上一年增长9％，达到2790亿美元，约占农业收入的30％。如果算上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660亿美元补贴，200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6％。在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补贴率（农业补贴与农业收入之比）低于5％，而瑞士农业补贴率高达71％。美国和加拿大为18％和21％，欧盟成员国为33％，日本和韩国为56％和63％。
因为要遵守WTO有关规定，因此，今后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新增投入不能直接放在价格环节，而应该放在农业部门的基础建设。这也是舒尔茨强调的观点。重要领域是三块：一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一定要落实义务教育免费的目标；二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国家实行部分补贴；三是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项目投资以及农田、水利与道路的整治。
记者：看来，“穷人经济学”牵涉到的一些政策，比如农业反哺工业、取消农业税等等，都是政府如何重新配置资源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层面去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如何衡量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基本公平的？
卢周来：转型期国家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涉及到最大范围的产权重新界定，而产权的重新界定与保护都是政府之手在背后起作用。只有当转型完成，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基本到位后，资源配置本身的效率才放在首位。
去年我在为姚洋先生主编的《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写书评时（后发表于吴敬琏、江平主编的《洪范评论》第1期），我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1930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而在当下转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都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特别进入本世纪初，改革中矛盾的累积使得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也让他们想到要“抬头看天”：原来我们推了半天，连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都没有讲清楚。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性努力”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分配性冲突”所替代。
因此，中国将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且，在大的利益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中国还将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这与现代经济学所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秋风：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才能让财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再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计算出哪种资源配置模式是基本公平的。因此，计划经济是根本行不通的。至于财政，则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需要通过政治领域的可取的程序来解决，那就是民主。人大应更充分地反映民意。
李昌平：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和途径一定要改革，要改权力配置为法律配置，改专项配置（条条）为主为一般配置（块块）为主。资源使用管理方式也要改革。如果不改革，不扩大基层政府和农民的权利，层层雁过拔毛和官商勾结就不可避免，转移支付资金虽增加，难保大钱只能办小事、办坏事。
记者：穷人经济学的说法，以穷人为切入点，似乎就预设了穷人、富人的对立。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应该最终把落脚点归于何处？
党国英：在贫富差异问题上，的确要防范左倾浪漫主义。我想，处理好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基本的思路。这三方面工作要做好，政府行为是关键。没有一个民主的有效率的政府，即使劫富济贫，也帮助不了穷人。所以，政府的改革恐怕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落脚点。
秋风：政治安排、政策设计应当平等、公平地对待每个人，平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财产，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无论贫富，自得其乐。
李昌平：穷人经济学不是将穷人和富人作为对立来考察的。而是站在人的权利的角度，考察权利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为了实现和谐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扩大穷人的基本权利。这对富人也是有好处的。穷人经济学完全与左倾不沾边。
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不尊重穷人（弱势群体）权利的“代价论”，它是极左“革命论”的一种翻版。
卢周来：现在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会出现左倾的危险，坦率地说，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还是从舒尔茨说起。舒尔茨当年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恰恰包含了他对于主流经济学对穷人的歧视的强烈不满。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舒尔茨强调，“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句话正是针对主流经济学家说的。舒尔茨指出，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
再看现实。我们现在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无非是想使下一阶段的改革能关照到大众的利益，使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成果能为大众所分享，这不会导致左倾。
我的担心正好相反：即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作为前一阶段制度转型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形成奥尔森所说的“分利联盟”。这种“分利联盟”可能使中国的改革成为一种半拉子改革。一开始，他们都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是发现目前的状况是最符合这几个集团的需要的，为维护既得利益，所以他们说：改革到此为止吧！从原来的改革派变成今天的保守派。这种半拉子改革比不改革更加可怕。它不仅阻碍改革，还将继续恶化社会不公平。
中国和谐社会的落脚点在哪里？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更市场经济，更社会主义。前者使得社会中强者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后者能使社会保持秩序与公正。这不仅符合柏拉图最原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强者支撑社会，社会帮助弱者，也符合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即市场运作保护效率，政府公共政策维护公平。
南方周末 2005-11-24 21:25:40
■编者按：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是时代主题，而解决贫富悬殊是题中应有之义。“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这个命题因为被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引用而在国内广为人知，它是由舒尔茨教授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提出来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5年将立足于全球视野，全面提速中国扶贫开发进程，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贫困陷阱。“穷人经济学”将是明年年初由人大正式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的理念之一。为此，本报采访相关学者，为读者解读“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意涵和政策取向，分上下两次刊出。
□本报记者 晓刚 采访 整理
记者：“穷人经济学”这个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1979年提出的。1979年，这个时间也是中国开始重新打开国门、开始经济改革的年份。改革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个由学者提出的概念，成为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理念之一，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这个过程？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是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必须付出的代价呢？
卢周来：将“穷人经济学”作为中国未来5年规划的主要理念之一，其实是说中国未来发展中应该更加照顾到“后富”人群。这是与中国改革的逻辑进程相一致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回到小平对改革的原初设计上。
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时，已经提出了相当清晰的思路，即“两个大局”思想与“两步走”的思路：内地先要支持沿海，指出“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并指出“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的背后显然是改革分“两步走”的思路，即改革的第一步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的第二步，是先富起来的地区与先富起来的人群反过来帮助后富地区与人群。
“两步走”思路所包含的“政府策略”是：让改革即时受益者与即时相对受损者都进行相互的承诺———相对受损者先投票支持改革，受益者在受益后对相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小平甚至还设计了改革分两步走的时间段。在1992年南方谈话以及1993年9月6日谈话中，他都提出，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基本实现小康时，必须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1993年他还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完全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改革分“两步走”的大思路，是从当时的中国实际状况出发的，同时实际上和主流经济学家刚开始时对改革设计的“希克斯—卡尔多”过程也是一致的：首先是要有“希克斯改进”，就是说先不管财富分配，先让国家总体的财富多起来。然后，转到“卡尔多补偿”阶段。也就是只有财富的增加不行，如果仅仅财富增加了却让大多数人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这个改革还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一旦财富增加，就要回过头对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进行补偿。
如果说改革之初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问题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社会财富增加了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分配性的冲突也就是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反倒凸显出来了，影响到了改革的继续深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也威胁到了先富地区与人群的利益。因此，这个时候，对改革的重点作适当的调整，更多地强调公平问题，就不仅仅只是分配问题这样简单：因为它同时有利于市场与效率取向改革，也有利于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和谐共处。
党国英：代价是要支付的，但方式和时间却有所不同。因为任何国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都要解决工业化对劳动力（人口）的排挤问题，也即穷人问题。
穷人和富人的分野自古以来都存在，但古代的这种分野被等级制度固定下来了，使得贵族或官僚对穷人实行强制性的剥夺。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时候，等级制度被摧毁，穷人仍然存在，就成了一个被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受穷不再被看作当然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没有解决穷人大量存在的难题，但不同的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还是有差别的。少数国家受“上帝”的垂怜，通过殖民手段解决了工业化对劳动力的排挤问题，比较迅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穷人成了少数人。但另一些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它们的崛起同时也是对劳动力的排挤，殖民道路没有获得成功，穷人的大量存在成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基础。战争这种灾变的极端形式使他们完成了转变，接受了现代制度，克服了保守集团对正常转变的阻力。
像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开放政策解决自己的资本积累问题，使得被排挤的劳动力迅速得到雇佣，基本解决自己的穷人问题。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们的工业化开始之后已经没有了殖民通道，靠自己的工商业资本积累远远不能迅速地吸收过剩人口，以至于在1960年代采取了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穷人生存状态固定下来了。改革开放使得穷人问题突显出来，而事实上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是有明显的提高，只不过在少数人迅速富裕的背景下他们显得严重落后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制度调整更显得急迫。
记者：舒尔茨讲“穷人经济学”，核心理念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穷人又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谈论贫困，绕不开这么巨大的人群，那么，中国农民为什么穷？
卢周来：有两种说法是错误的。第一种说法说农民穷是因为他们“素质低下”。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贫穷的恶性循环”的一个中间环节。应该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农民接受良好的教育？还有一种说法说农民穷是因为他们“努力程度不够”，甚至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懒惰。但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种说法不对：在有些沿海地区，农民工中超过48％的人每天高强度工作14个小时，但他们每天的收入不够吃四碗炸酱面。勤劳并没有改变他们贫困与底层的命运。
农民到底为什么穷呢？舒尔茨认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对农业部门的歧视。这些国家将迅速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从而在设计政策时给予工业与城市以优先权。而将农业部门定位为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原料来源以及廉价劳动力来源。于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歧视的共同压力下，农业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计划中的薄弱环节，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是农业部分落后与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农民为什么穷也有足够的解释力。为什么中国90％的穷人都集中在农村？为什么农民即使进了城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仍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有一些权威部门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按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要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必须使其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而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开启的，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靠当年的海盗行为或殖民，靠农业部门与农民承担资本积累是重要途径之一。改革开放前，通过压低农业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50—1979年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那时5100亿元是一个天文数目。因为1979年我们国家GDP才2000多亿元。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中期。
党国英：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人问题首先是一个失业问题。政策只不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约束条件，而且是关键性的条件。一户农民耕种半公顷土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富裕的。
如果不考虑农民的兼业或转业，一户农民耕种4公顷左右的土地可能是农民富裕的底线。靠政府养的办法，不能使穷人变成富人。事实上，不是所有农民都穷，东北一些种粮大户过着相当富裕的日子。
李昌平：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就是“权利贫困”。在中国，农民没有进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甚至是现代制度体系之内的强势人群“合法”剥夺的对象———代价论的结果。“代价论”与穷人经济学强调的扩大穷人权利是背道而驰的。
秋风：我相信，舒尔茨教授的说法，也许不是严肃的学术命题。反过来说或者更正确，只有你真正地理解了经济学，才能够理解穷人为什么穷，尤其是能够明白，农民为什么穷。
记者：现在提出，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您怎么看待这个政策？
党国英：就原则而言，“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是很好的政策目标。关键是如何操作。增长均衡不能理解成为同步增长。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是需要的，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也是必然的。机会的均等要体现基本权利的平等，特别是在基本公共品享有方面的平等，而不能搞收入上的平均主义。究竟如何具体设计体现公平正义的政策，需要研究讨论，不能简单地搞浪漫主义。举例来说，因为农民身份而不准许农民到城市就业是不公正的，但允许农民在城市公地上任意搭建棚屋也不见得是公正的。
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而发生的富人对穷人“交税”。如果富人获得收入不触犯法律，那么，他通过政府而发生对穷人的支付，也是一种强制。这种强制的均衡点在哪里？恐怕对此没有标准答案。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这个均衡点的形成。按我的心理感受，就我们国家的现实而言，富人对穷人的支付还不能说已经够了，也就是说，中国公正的天平还应该向着穷人倾斜。
卢周来：这一政策十分重要。因为“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还不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也妨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落实这一政策，也不仅仅在于社会公平，还能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会抑制国内社会消费，并妨碍经济增长。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使得富人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按消费经济学的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富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社会消费品生产结构迅速完成升级。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费需求将伴随其购买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内很快被满足。此时，80％的穷人却苦于买不起已经升级了的消费品。消费很快由于购买力的断档而下降，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后将陷入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萧条之中。刚出台的《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再次警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导致的消费结构断层。
其次，“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发展下去将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这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阿莱辛那（Alesina）与帕里蒂（Perotti）指出（1996），越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越多人就会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而越多人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社会就越不稳定。社会越不稳定，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越没有信心，因而减少投资；而另一方面，社会将被迫把更多宝贵的公共或私人生产性资源用于防止与打击犯罪。我们又知道，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生产性投资的不断增加。社会冲突使得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增长乏力。这一现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及转轨国家已经比比皆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背后是社会不公正，而不公正的制度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碍经济效率。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North，1995）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即“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即“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
我们原来曾批评计划经济的缺陷，其中一条就是平均主义，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妨碍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正因此，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但如果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拉大，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建设的成果；相反，少数人凭借权力腐败大发其财，少数人利用“圈地运动”或“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为富翁，少数人利用国企改制轻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会财富，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也会使“干的人不愿干”，经济效率最终无法维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不只是社会公平本身的问题，而且对于维护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穷人经济学”大家谈（下）
南方周末 2005-12-01 15:20:20
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生于美国，1979年因为“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先提出“穷人经济学”。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
卢周来：青年经济学家，主要著作为《穷人经济学》、《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等
李昌平：知名三农问题专家，曾上书总理呼吁关注三农问题
秋风：青年学者
□本报记者 晓刚 采访整理记者：“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农业税取消，农民本来就是非城市意义上的纳税人，这种补贴的合理性，除了农业曾经为城市的发展有过剪刀差的贡献，还有什么？您认为，农村的新增财力应该最先投向那些领域？为什么？
党国英：政府补贴的合理性其实是很难判断的，甚至很难用所谓“剪刀差”做这种支持的理由。事实上，有的国家也没有补贴。在欧美国家，农业经济学家对政府补贴的意义颇有争议。但中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我以为有合理性。农民收入很低是一个重要理由，这是为了社会公正。稳定粮食生产是另一个理由。但这两个理由要求不同的补贴方式。为了社会公正，应该向小农补助；为了稳定粮食生产，不同的年份可以按粮食供需的不同来补助。现在的补贴数量还很小，区别这种补贴尚无必要，以后要区别开来，并在补贴方式上有所变革。
国家财政在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是可能的，但很难一般地说把新增财力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支票不能开得太大，因为很难做到。我以为，今后建设新农村要有重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加重农民负担。
秋风：政府增加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投资，是对原来的财政政策的一种反拨。农民之所以有权享有这些财政福利，仅因为他们是公民。享有财政福利的权利，与其税收贡献是没有关系的。
李昌平：美国和欧洲1000万左右的农民，每年对农民的补贴是1700亿美元。中国去年对农民的粮食补贴是130亿元人民币，但中国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承担的税收约4000亿人民币。农民没有纳税是错误的说法。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补贴农民（农业）的，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生态性、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决定的。基于过去“农业税”的历史，中国就更要补贴了。
财政对农民支出比例的提高，不是对农民的特殊照顾，是要逐步落实平等公民待遇问题，因为农民有平等分享国家财政资源的国民权利。财政对农村／农业支出比例的提高，是国家发展战略考虑，是全国人民受益，不能理解为是对农民的特殊照顾。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主要应该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二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三是新村镇规划建设；四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农村教育要依法一次性补齐，法律怎么规定就应该怎么落实。新增财力要在教育平等的前提下加以考量。否则，新增的量会很大，但上述四个方面的可用资金不会很多。
卢周来：首先需要更正一个说法：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就不再是纳税人。不是只有在税务部门的“窗口”交纳了税收的自然人或法人才叫纳税人。比如，农民通过购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也间接交纳了税收。同样，在城市，“纳税人”也不只是那些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上的人。否则，“为纳税人服务”就成了“为有钱人”服务了。
农业并非只曾经为城市的发展有过剪刀差的贡献，农业至今在为工业与城市服务。由于农产品的可替代性强，造成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始终较低。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农产品的需求基本是无弹性的，所以我们才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村部门还在为城市与工业化作贡献，即我前面说过的为城市与工业提供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这又是支撑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
在取消农业税时有人说这样不妥。但实际情况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农民还在交税，而其他国家早已对农业实现了免税加补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6月21日发布年度报告称，2004年该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较上一年增长9％，达到2790亿美元，约占农业收入的30％。如果算上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660亿美元补贴，200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6％。在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补贴率（农业补贴与农业收入之比）低于5％，而瑞士农业补贴率高达71％。美国和加拿大为18％和21％，欧盟成员国为33％，日本和韩国为56％和63％。
因为要遵守WTO有关规定，因此，今后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新增投入不能直接放在价格环节，而应该放在农业部门的基础建设。这也是舒尔茨强调的观点。重要领域是三块：一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一定要落实义务教育免费的目标；二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国家实行部分补贴；三是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项目投资以及农田、水利与道路的整治。
记者：看来，“穷人经济学”牵涉到的一些政策，比如农业反哺工业、取消农业税等等，都是政府如何重新配置资源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层面去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如何衡量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基本公平的？
卢周来：转型期国家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涉及到最大范围的产权重新界定，而产权的重新界定与保护都是政府之手在背后起作用。只有当转型完成，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基本到位后，资源配置本身的效率才放在首位。
去年我在为姚洋先生主编的《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写书评时（后发表于吴敬琏、江平主编的《洪范评论》第1期），我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1930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而在当下转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都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特别进入本世纪初，改革中矛盾的累积使得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也让他们想到要“抬头看天”：原来我们推了半天，连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都没有讲清楚。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性努力”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分配性冲突”所替代。
因此，中国将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且，在大的利益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中国还将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这与现代经济学所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秋风：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才能让财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再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计算出哪种资源配置模式是基本公平的。因此，计划经济是根本行不通的。至于财政，则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需要通过政治领域的可取的程序来解决，那就是民主。人大应更充分地反映民意。
李昌平：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和途径一定要改革，要改权力配置为法律配置，改专项配置（条条）为主为一般配置（块块）为主。资源使用管理方式也要改革。如果不改革，不扩大基层政府和农民的权利，层层雁过拔毛和官商勾结就不可避免，转移支付资金虽增加，难保大钱只能办小事、办坏事。
记者：穷人经济学的说法，以穷人为切入点，似乎就预设了穷人、富人的对立。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应该最终把落脚点归于何处？
党国英：在贫富差异问题上，的确要防范左倾浪漫主义。我想，处理好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基本的思路。这三方面工作要做好，政府行为是关键。没有一个民主的有效率的政府，即使劫富济贫，也帮助不了穷人。所以，政府的改革恐怕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落脚点。
秋风：政治安排、政策设计应当平等、公平地对待每个人，平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财产，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无论贫富，自得其乐。
李昌平：穷人经济学不是将穷人和富人作为对立来考察的。而是站在人的权利的角度，考察权利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为了实现和谐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扩大穷人的基本权利。这对富人也是有好处的。穷人经济学完全与左倾不沾边。
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不尊重穷人（弱势群体）权利的“代价论”，它是极左“革命论”的一种翻版。
卢周来：现在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会出现左倾的危险，坦率地说，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还是从舒尔茨说起。舒尔茨当年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恰恰包含了他对于主流经济学对穷人的歧视的强烈不满。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舒尔茨强调，“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句话正是针对主流经济学家说的。舒尔茨指出，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
再看现实。我们现在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无非是想使下一阶段的改革能关照到大众的利益，使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成果能为大众所分享，这不会导致左倾。
我的担心正好相反：即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作为前一阶段制度转型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形成奥尔森所说的“分利联盟”。这种“分利联盟”可能使中国的改革成为一种半拉子改革。一开始，他们都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是发现目前的状况是最符合这几个集团的需要的，为维护既得利益，所以他们说：改革到此为止吧！从原来的改革派变成今天的保守派。这种半拉子改革比不改革更加可怕。它不仅阻碍改革，还将继续恶化社会不公平。
中国和谐社会的落脚点在哪里？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更市场经济，更社会主义。前者使得社会中强者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后者能使社会保持秩序与公正。这不仅符合柏拉图最原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强者支撑社会，社会帮助弱者，也符合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即市场运作保护效率，政府公共政策维护公平。
穷人经济学
穷人经济学
何谓”穷人经济学”
什么是穷人经济学？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穷人》
《穷人》
《穷人》
大家有些关于穷人的文章吗？
穷人想买手机！请大家帮忙！
两个经济学问题请教大家！
经济学问题,大家帮一下
计量经济学是无聊的经济学分支。大家同意吗？
列夫 托尔斯泰的《穷人》（请大家快一点）
大家还有没有再多一些的（穷人）资料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来说说
大家说说经济学这个专业，好不好？
我想考经济学研究生，请大家帮忙
一个微观经济学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请大家帮帮忙。电大，经济学方法论作业
请大家推荐一些经济学的核心期刊
大家对经济学教授朗咸平先生怎么看的?
请大家推荐一本有关经济学的书 谢谢
我想问大家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关于培训班的
请问大家经济学函授专升本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