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夜 我们说相声:阎明复：邓小平与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20世纪60年代，我多次给邓小平当翻译、跟随他到莫斯科出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等。4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年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决策，指导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同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多次进行面对面交锋的情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在我的心中。

　　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

　　关于中苏分歧，邓小平早已用简洁明确的语言，作出精辟的论断。1989年5月16日，他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埋下了中苏不和谐的种子。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王明“左”倾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王明等人是百分之百地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领导中国革命的。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路线也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让中共打内战，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快打胜了，又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将来会走南斯拉夫的道路。

　　新中国刚成立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同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废除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订新条约的问题。斯大林怕搞坏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借口不符合《雅尔塔协定》，一再推托。经几次商谈，他才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又强加给中国一个《补充协定》，即不准第三国的公民和资本进入东北和新疆。斯大林按照苏联和东欧的合营模式，还强加给中国四个中苏合营公司。斯大林时期造成的中苏之间的新的不平等因素，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说：1950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公司。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走“铁托路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派了一名情报人员罗申担任首任驻华大使，后又派了另一名情报人员潘友新担任大使，这同中国先后派驻苏联的两任大使王稼祥和张闻天的身份极不相称。1950年秋，斯大林派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名义上是让他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实际上是让他实地考察中共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尤金在周游了半个中国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时，说了中共一些好话，肯定了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斯大林才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不再怀疑毛泽东会走铁托的道路。

　　赫鲁晓夫上台后，似乎认识到斯大林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同时，他也需要中共的支持。因此，赫鲁晓夫决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他利用1954年访华的机会，废除了1950年的《补充协定》，撤销了四个合营公司，答应第二年从旅顺撤军，扩大了对华援助。赫鲁晓夫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表面上非常友好的中苏关系。

　　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作风、大国沙文主义根深蒂固，既有历史根源，又有思想根源。十月革命后苏联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习惯。他们在处理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平等、独立自主原则，干涉别国内政。赫鲁晓夫也是如此。1956年后，毛泽东、中共对苏共老子党作风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一些抵制和反对。

　　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共派朱德、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1956年3月，毛泽东数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在邓小平汇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后，大家认为赫鲁晓夫是搞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共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批判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在会上宣读贺词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没有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似乎中国的每一成就、每一胜利都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取得的。毛泽东事先看到这个发言稿后非常不满，在米高扬发表讲话时，他没有出席大会。几天后(9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严厉批评了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他指出，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在中国党的历史上，“左”倾路线统治时期较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损失了90％，党在白区的工作也遭到严重损失。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运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样称做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后，10月19日，苏共中央急电中共中央，说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的危险，因此，苏联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并就此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金，并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它要改组政治局，就让它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10月20日晚，毛泽东又把尤金叫到他的卧室，郑重其事地对尤金说，我们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电，大家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依然不顾我们的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请你把我们的意见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接着，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协助苏共解决苏波危机。中共代表团在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坦率地批评了苏联对波兰的政策。刘少奇说，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犯了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这是波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至今没有彻底克服。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下，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表示今后将遵守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有关国家改善关系。

　　1957年11月，为解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中引起的混乱，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以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苏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几次讲话，阐述了“以苏联为首”、“宣言是一个好文件”、“东风压倒西风”、“团结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等论点。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对苏共一贯的老子党作风有所批评。对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因屡遭挫折的老子党作风有所收敛，毛泽东一方面加以肯定，又有所规劝，有所防范。11月3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举行的会谈中，再次批评了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他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赫鲁晓夫也承认那时苏共同兄弟党的关系不正常，他还说，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是封建的。毛泽东说，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了过去对兄弟党的那种不平等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

　　中苏两党会谈，邓小平痛批苏共老子党作风

　　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后，中苏关系达到友好合作的顶峰，可称之“蜜月”时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赫鲁晓夫在苏共的地位的巩固，其一度收敛的老子党的恶习又开始抬头。从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强烈抵制。毛泽东指出，这是苏联故伎重演，还是老子党那一套，目的是要控制中国，要把中国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加上他在华期间受到的种种冷遇，使他耿耿于怀。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到公开进行评论，并发展为公开批判。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祖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访美，以为“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以为成了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缔造者”。10月，赫鲁晓夫怀着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心情，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十周年大庆。其间，赫鲁晓夫在庆祝宴会上讲话，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并在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会谈中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以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

　　1960年，中苏分歧急剧升级。1960年2月，赫鲁晓夫不满康生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并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说有人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他还破口大骂：如果一个人年老而不明智，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放在屋角去，毫无用处。对此，毛泽东专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给予必要的反击。4月，经毛泽东审改，中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

　　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不久，赫鲁晓夫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对毛泽东进行了激烈攻击。对此，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了赫鲁晓夫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在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不久义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为了调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争论，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建议，在11月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最好中苏两党先举行一次会谈，尽量在兄弟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多取得些共识，然后再召集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最后再开各国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同意胡志明关于会议分“三步走”的建议。9月3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同意在起草委员会开会之前，先举行两党会谈。

　　9月12日，邓小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把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书》交给他。邓小平说，为了解决两党之间出现的分歧，必须把所有问题准确地鲜明地摆出来。关于两党的活动，最终将由三位主要裁判来裁决：第一是群众；第二是各国共产党，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将弄清楚是非在哪里；第三是时间，是历史，历史对这一个或那一个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将作出结论。因此，两党应当非常坦率地交换意见。

　　9月17日至22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为彭真。苏方代表团团长为苏斯洛夫、副团长为科兹洛夫。9月17日，双方开始第一次会谈。苏斯洛夫第一个发言，他说，看了中共的《答复书》后，感到问题很严重，两党的分歧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他指责《答复书》中有很多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20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事件以来苏共受到的最严重的攻击。接着，邓小平发言，他说，你们那个《通知书》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的《答复书》是由《通知书》引起的，仅此而已。《答复书》里只多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你们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的做法。既然你们已经把事情做了，撤走了专家，撕毁了合同，难道不许别人批评?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看了我们的答复，没做一点自我批评，我们感到遗憾。你们究竟要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引到什么地方去?

　　9月19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由苏方科兹洛夫首先发言。科兹洛夫认为。《答复书》不仅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而且纠缠一些历史旧账，是在有意挑拨苏共与波兰党、苏共与匈牙利党的关系。科兹洛夫说，苏共不愿纠缠一些具体问题，希望能对时代的认识、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讨论。邓小平和彭真先后发言，批驳了科兹洛夫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同时指出，几年来苏共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对此，苏共必须面对现实，加以改正，不能逃避。只有这样，两党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

　　9月20日，举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发言，详尽地批驳了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发言中的论点。其中，他着重批评了赫鲁晓夫在颠倒敌我关系方面的错误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他说，在处理刚果、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赫鲁晓夫都犯有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的错误。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他指责具有同盟关系的中国，偏袒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印度。他称赞艾森豪威尔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攻击毛泽东像“好斗的公鸡”，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谈到同兄弟党的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你们搞父子党，强行要求各国党都必须听你们的，否则就用减少经济援助来报复。中国在共同舰队、长波电台等问题上顶了一下，你们就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在苏联停止发行《友好》杂志，还在为华沙条约国会议举行的宴会上大骂中共和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撤专家问题。他说：苏联撤专家、撕毁合同，给中国造成了严重损失，即使这样，我们也绝不屈服。中共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我们要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来弥补这些损失，而且要如期还清苏联的债务。苏斯洛夫接着发言，为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9月21日，举行第四次会谈。在双方互作一轮发言后，邓小平提出，看来，中苏两党的分歧很大，一时也难取得一致意见。可以考虑两党会谈就此告一段落，没有解决的问题到起草委员会开会时再谈。苏方也表示同意。

　　为召开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由26国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于10月1日开始工作，其任务是讨论和修改为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的一个声明草案。从10月1日至22日，起草委员会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在10月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苏共提出一个声明草案，与会各国党代表同意以此草案作为讨论的文本。随后，在中国驻苏使馆，邓小平主持中共代表团会议。研究了苏共草案，酝酿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发言内容，由胡乔木起草邓小平的正式讲话稿。经邓小平、彭真和代表团成员几次讨论修改，由邓小平定稿。10月5日，在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正式讲话，就时代问题、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和平过渡、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等问题阐明了中共的立场，批判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所谓“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所谓“不依靠相互援助和单干”、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提法；阐明了中共一向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各国关系准则和兄弟党的关系准则；指出兄弟国家之间是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不能把这种援助看做是恩惠，当做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反对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意见强加给别国别党；反对不平等的父子国、父子党；反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党不坚持协商的原则，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的党，给别的党戴上“少数派别”的帽子，等等。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代表团起草了对苏共草案的修改方案。经过激烈争论，在10月22日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肯定了声明草案比原来有改善，但有三个重大问题未解决：一是因结问题，没有重申各国共产党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二是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提法是不能同意的；三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共还有保留意见。起草委员会宣布结束工作。

　　11月10日至12月1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中共代表团于11月5日分乘两架图-104飞机前往莫斯科。刘少奇、邓小平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机场迎接。1959年邓小平腿部跌伤后一直用手杖。当刘少奇、邓小平走下飞机时，赫鲁晓夫开玩笑地说：邓小平这次来还带着棍子，是来教训我们的吧!

　　11月10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首先由苏斯洛夫代表起草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起草声明的经过。然后，第一个发言的是赫鲁晓夫。他除讲了一些要缩小分歧、寻求团结的套话外，重点是借题发挥，不指名地攻击中共。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协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就是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会成为主要危险，特别是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行动等。他还强调要反对派别活动，不仅在各个党内部，而且在国际共运中要反对派别活动。针对赫鲁晓夫不指名的攻击，中共代表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刘少奇留在第二线，邓小平、彭真到第一线，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由邓小平来讲。

　　邓小平的发言被安排在11月14日下午。邓小平发言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他首先讲到：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共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共的突然围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定、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接着，他就“时代的性质”、“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重大问题，阐明了中共的观点。在发言中，邓小平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赫鲁晓夫坚持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错误，破坏了中苏关系。

　　邓小平在谈到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时说，1956年苏联准备出动军队压服波兰，干涉波兰党的内部事务，要波兰党听从莫斯科的决定组织政治局。当时中共坚决反对，后来同苏联党和波兰党在莫斯科分别会谈，才解决这个问题。本来中共是帮助苏联做好这件事情，推动他们搞好跟波兰的关系的。但是，他们却反过来恨中共，就是因为中共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谈到匈牙利事件，邓小平说，苏共原来是要从匈牙利撤军的。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劝苏共不要抛弃匈牙利人民不管，不能置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于不顾。开始他们听不进中共的意见，只是到第二天，才接受这个意见，重新派军队帮助匈牙利平息叛乱。邓小平说，这两件事情上中共都是帮了苏联同志的，但是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还怀恨在心。他多次说中共给他上大课。这实际上就是他在兄弟党之间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态度，挥动指挥捧要大家都服从他，就是他所说的所谓“对表”。试问，这能“对表”吗?能够跟赫鲁晓夫一起走吗?邓小平还谈到，赫鲁晓夫对中共这么恨，可是他对美帝国主义却那么爱。他大肆吹捧艾森豪威尔“跟我们一样爱好和平”。他这种认敌为友、以友为敌，跟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对付自己的朋友，对付自己的同志兄弟，中共能够跟他“对表”吗?

　　邓小平的通篇讲话都贯穿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坚持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规劝苏共“不要怕同自己党内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作斗争”、希望他们“有勇气允许和接受兄弟党提出的正确的善意的批评”，不要总以为这种批评就是向他们“丢石头，就是反苏，就是派别活动，就要处罚”。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的”。他呼吁，让我们迅速采取步骤缩小分歧，立即停止一切公开的攻击，不要“明骂”，也不要“暗骂”。邓小平最后说，如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竟然代替了团结，那么世界形势必然发生巨大逆转。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于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都将是一场灾难。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邓小平真的不幸言中了。

　　11月23日，赫鲁晓夫作了第二次发言。他的这次发言明显地降低了调子。他承认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时，由于时间紧，没来得及同兄弟党商量；当时对斯大林的评价也不够全面，后来苏共中央作出了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决议。他表示不同意有人说他走议会道路，他同意有两种可能性，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他呼吁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大家相互妥协，反对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同时，他在发言中仍借口批判个人迷信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他说，有人把自己看做圣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其实他的理论观点是坐在办公室里从手指头中吸吮出来的。

　　在赫鲁晓夫第二次发言后，中共代表团决定，把原先准备的发言稿再降一降温，仍由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11月24日，邓小平在发言中，除重申了中共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揭露赫鲁晓夫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自己不革命到反对人家革命的错误路线；二是批驳了赫鲁晓夫在“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攻击。邓小平指出，中共代表团坚决反对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决议草案，绝不参加这个草案的讨论，要为反对这个草案斗争到底。’苏共采取的还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办法，想用多数压服不同意其意见的党。他说，策动提出这个草案，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邓小平问道：难道各国党吃大国沙文主义的苦还不够吗?共产国际17年前已经解散，情报局也早已不存在，究竟什么时候兄弟党同意设立一个国际组织?究竟什么时候兄弟党同意在国际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邓小平指出，现在事实已非常清楚，苏共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在会议上企图用多数强制少数的办法，彻底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并在文件里保留影射中共的措辞，作为进一步攻击中共的依据，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社会主义和世界各国党既必须联合，又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为了解决意见分歧，取得一致意见，严格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是维持团结的唯一道路。

　　11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科兹洛夫在列宁山大会议厅举行会谈。双方对会议上争论的问题都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中方同意在文件中写上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但措辞要修改；苏方同意删去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反对派别活动。双方同意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此外，刘少奇强调：在国际会议上一定要协商一致，包括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群众团体的国际会议，都要协商一致，赫鲁晓夫表示同意。邓小平和苏斯洛夫还达成一项协议：以后中苏双方不在报刊上论战，不论是点名也罢，不点名也罢。有不同意见由两党内部谈判解决。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水平。这次六巨头会谈后还照了一张象征团结的照片。照相时米高扬也赶来参加，结果成了7人的合照。

　　12月1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苏斯洛夫代表文件起草委员会作了会议文件修改工作的报告。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历时21天的莫斯科会议在一致通过《莫斯科声明》后闭幕。

　　12月初，胡志明从莫斯科回国途经北京，毛泽东、邓小平接见了他。在谈及刚刚结束的莫斯科会议时，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又搞了一个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按这个原则办，不一致的就不写，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协商强加于人。还有一点，就是中共同苏方达成了君子协议，停止互相攻击。胡志明说，都不要丢香烟了，要递香烟(意思是不要吵架，要友好——作者注)。邓小平说，苏共一开头就向中共发动进攻，散发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在会上组织对中共围攻。所以中共一开始就对苏共方面讲，你们要压服我们是不行的，我们要斗争到底，不怕分裂。胡志明说，把辣椒都收起来，都多给点糖。邓小平说，光给糖恐怕不行，因为分歧还有。他们挑起争论，先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双方的意见不会那么完全一致，还会有争论的。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曾谈到邓小平带着棍子是教训他们的，看来，他们很怕邓小平的这根棍子。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肯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压服不是列宁主义的办法，那是对敌人的办法。

　　邓小平再赴莫斯科,

　　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1960年底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期。1961年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苏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在国内经济调整工作上。几乎与此同时,苏共也召开中央全会,科兹洛夫在全会上提出今后对待中共应继续执行加强友谊的方针,最好同中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互通情报,一如既往地给予中国物资技术援助。仅仅在1961年上半年,中国就两次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经济、科技合作问题。

　　但好景不长,到1961年底,中苏之间的论战又复燃。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对此,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没等大会结束就提前回国了。

　　1962年三四月,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利用新疆北部粮食减产、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等暂时困难,煽动伊宁、霍城、塔城等地区居民跑到苏联去。至5月底,逃往苏联的居民达6万多人。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人带头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共,并暗示阿尔巴尼亚攻击苏共是受中国唆使的。参加东欧四国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和参加意共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赵毅敏分别在当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此外,为了回答这些攻击,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中共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虽然没有点名苏共,但批评的都是苏共的观点。

　　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交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该信表示愿意同中共恢复团结,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两党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在德国党六大上提出停止公开论战,而他自己却在进行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只许你们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不行,我们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完了就暂停。

　　3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欢迎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认为它是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一个必需的准备步骤。复信希望赫鲁晓夫在他访问柬埔寨的时候路过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交换意见。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信中除详细阐述了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并建议以他们提出的这条总路线问题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来信,毛泽东决定起草一份全面系统阐述中共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并委托邓小平负责,起草好以后再交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文件,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陈伯达带领一批人和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分别起草。最后,毛泽东决定以陈伯达起草的文件为基础,进行反复修改,最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从表面看,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但实际上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从1956年到1963年在政策和理论方面的观点。

　　6月14日,中共中央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交给苏共中央。苏方对这个文件的反应十分强烈。6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对即将举行的苏中两党会谈作出决议,说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决议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诽谤性的。赫鲁晓夫讲话说,中共领导人使苏中分歧“尖锐化到极点”。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苏共代表团团长为苏斯洛夫,团员多半是些理论界的权威。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拟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开始。第一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按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宣读。他强调《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应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而《宣言》和《声明》的核心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接着,他又论述了通过和平竞赛消灭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7月8日,第二次会谈举行,由邓小平发言。他着重讲了中苏两党分歧的起因、发展过程和分歧的性质,从苏共二十大一直讲到欧洲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两党分歧都是苏共一手造成的。

　　7月10日,举行第三次会谈,由苏斯洛夫作第二次发言。苏斯洛夫主要回答了邓小平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之后开始,从那时起,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他攻击中国搞分裂主义,说发表《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就是搞分裂活动。

　　7月12日上午,举行第四次会谈,由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主要讲苏共搞分裂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苏共是如何进行分裂活动的。他还批评苏共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接着,他在谈到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什么“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之分,问题正是由于苏共坚持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

　　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用公开信的形式逐条反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7月15日,举行第六次会谈,由彭真发言。他指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了《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共,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是否有诚意在会谈中消除分歧、达成协议、加强团结。接着,彭真着重批判了苏共提出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

　　7月17日,举行第七次会谈,由安德罗波夫发言。他指责中共代表团在发言中指名攻击赫鲁晓夫,挑拨赫鲁晓夫跟苏共中央的关系。他说,赫鲁晓夫跟苏共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批评赫鲁晓夫就等于批评苏共。

　　7月19日,举行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他首先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把会谈中的分歧,用公开信的形式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接着,他专门讲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问题。当他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从苏共二十大起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时,苏斯洛夫满脸通红,当场提出抗议,说苏共断然拒绝这个发言。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

　　7月20日,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按照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他指出,从前几次会谈的情况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苏联报刊纷纷攻击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因此,中共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苏方表示同意。

　　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在交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党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邓小平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准备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发表我们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的几篇文章。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谁对谁错。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邓小平说,不是毫无根据,很多都是引用你的话,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你讲了那么多话,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引用你的话。

　　在此以前,即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中共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中共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的上述信件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苏美关系日趋缓和、中国国内“左”的错误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终于演变为了公开论战。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为了探寻恢复团结的途径,首先是为了摸清情况,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但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招待各国代表团的盛大酒会上,当贺龙向苏军元帅们敬酒叙旧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向贺龙挑衅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毛泽东也搞掉,这样我们就和好了!对此,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在中共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举行正式会谈时,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起草委员会、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柯西金。毛泽东在接见柯西金时再次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他说,现在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还不成熟,要往后推,不解决阿尔巴尼亚问题什么会也不能开。在谈到停止公开论战时,毛泽东说,现在还不能停,公开论战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儿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我们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新领导人不顾各方的反对,举行了所谓的“协商会晤”。被邀请参加“协商会晤”的26个党中,只有19个党参加。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罗马尼亚、日本7个国家的党没有参加。3月23日,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苏共新领导虽然改了一个名称,叫“协商会晤”,但它的性质还是一个分裂的会议。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掌权,仍然不听兄弟党的劝告,还是要开会。可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是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继承者。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人同苏共新领导人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在讨论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时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由此,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身处逆境,但他一直在思考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在思考和总结中共在反对苏联领导人大国沙文主义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一再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当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总结过去的经验。他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为中共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永远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于1980年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重要原则”,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绝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当成一条重要的原则。”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这些原则被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后来,他又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行呢?”“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