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船小里弗斯 混血:戴高乐与中国-- 纪念中法建交（1964-2009）45周年

戴高乐与中国-- 纪念中法建交（1964-2009）45周年

高大伟 · 时间： 2009-01-20

来源：北京周报网

1962年10月6日，法国总统戴高乐（中）和时任法国国防部部长的梅斯梅尔（右）在法国中部兰斯的资料照片。（新华社/法新）

“当中国苏醒时，全世界都会震惊。” 人们常把这句不恰当的陈词当作是拿破仑说的，但是他可能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然而1965年9月9日 戴高乐在一个新闻记者会上的确说过：“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事实正在发生并且重新塑造着世界的面貌， 那就是中国深刻的变革，使中国占有了领导世界的位置 。”事实上，中国的复兴正以一种渐进而和平的方式改变着全球势力的分配，而这一过程对于世界既非突如其来的也是非暴力的。

今年1月27日是中法建交45周年的纪念日 ，对法国人来说 ，与中国的建交完全是法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也是20世纪政治巨人戴高乐所作的决定。

在法国宣布与中国建交的几天后，美国的《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评论文章阐述了从黎塞留（Richelieu十七世纪法国伟大的政治家）到戴高乐的法国外交政策。 这篇文章相当程度的反映了中法建交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以及在全球所引起的回响。文章写道：“作为一个国家， 整个20世纪， 法国仿佛一步步的走向死亡。 然而上个星期 ， 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法国因此再次震动了世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为了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的强权， 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反对，承认了北京共产党政权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 整个决定将严重地破坏美国的亚洲政策。”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戴高乐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 而且也展现出他能够认清历史的根本趋势， 不为眼前缤纷扰攘的短暂事件所惑。

他非凡的敏锐眼光与战略性的考量并不只是在为中法创造一个特殊的关系， 这一破天荒的决定还将引导日后中法的进一步合作。 在面对目前2008年中法之间出现的令人遗憾的不必要且无益的紧张关系之时，戴高乐当年的这项决定必然可以给人们带来启发。

虽然在毛泽东于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 瑞典、丹麦、和瑞士都承认了中国 ，但是在1949年时， 只有苏联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立即承认了中国的政权 。法国是西方主要国家中首先建立了与中国互派大使的正式外交关系。

当第一位法国驻中国大使贝耶（Lucien Paye）到任中国时，当时成立1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有着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两个主要的邻国印度与苏联也有着一些争端 。当时的美国总统民主党人约翰逊（Lyndon Johnson）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的政策， 出于对共产党势力在亚洲扩张的恐惧， 他积极的大规模派兵进驻越南。 除此以外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发生了边界冲突，赫鲁晓夫趁机站在了印度一边， 为当时已出现裂痕的中苏复杂关系更添变数。

由于二战后美国所处的世界领导地位， 尼克松在70年代与中国的建交就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可谓是具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评论家通常认为这一段三角外交主要是因为美国想利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敌对关系，通过拉拢中国以制衡苏联的影响力。 讽刺的是，美国的这个作法，正是中国“以夷制夷”的战略思想。 当时担任尼克松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构思并熟练地主导了这一场美国的外交变革， 但是在他所写的“大外交”一书中 他首先肯定了戴高乐将军的远见 。他写道：“有趣的是， 第一个意识到中苏关系分裂所带来的机会是熟悉欧洲外交的长者： 戴高乐。”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不仅遭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 对内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958年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大跃进“运动以巨大的失败告终， 这不只是一次经济衰退， 更引发了之后一场悲剧性的人类灾难。 由于这场灾难，在卢山会议上彭德怀大胆地否定大跃进运动 ；邓小平和刘少奇也对毛领导的极端政策提出了批评 ， 执政的共产党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 ， 1962年末 ，毛泽东写了一首名为“冬云”的七言律诗， 诗名暗示了即将到来威胁着中国的一场危机 。这位昔日领导万里长征的总司令在诗中借用比喻，大胆地指出了外国的敌对势力：“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身处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 他很有可能退缩， 然而戴高乐于1964年1月31日在爱丽舍宫坚定地展示了他的决心。 在新闻记者会上他向在场的几百位记者阐述他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原因。在法国，戴高乐享有很高的声望 ，敬爱他的人们尊称他为“伟大的查理”。他有着非凡的演说技巧，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 。在写回忆录之前他已出版了六本书。他的身材高大伟岸，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场记者会不只是在阐述他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有如戏剧般的戴高乐式的演出。当时的美国时代杂志生动地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刻：“成千张高背的金色座椅紧挨着连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上千个记者、外交官、政府官员迫不及待，紧张的坐在那里。下午三点的钟声敲响后， 红色的帘幕揭开，戴高乐巨大的身躯庄严地缓缓走向讲台”。

然而 ，这戏剧性的一幕不该掩盖了戴高乐演讲的丰富内容。 他的理由主要是基于两个重大的原则； 这也是戴高乐主义中的两大特点.：那就是人们必须采取一种长远的眼光，正视思考长久不变的现实， 以超越那些过渡性的事件与相对短暂的现象。

戴高乐首先指出了中国在人口以及地理上的两个现实 ：“伟大的中国人拥有地球上最多的人口， 居住在辽阔的土地上。 这片陆地从西亚延伸到广大的太平洋海岸；从严寒的西伯利亚延伸至热带地区的印度与东南亚，紧密相连却没有同一性。”戴高乐了解到中国的分量，这是一个不辩自明的事实，因此他决定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合作关系。他了解到，不论是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与建设性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解决之道 。

接着戴高乐介绍他对中国的核心思考：“中国不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民族-国家， 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文明 ，一个独特而深厚的文明。”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左）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华社）

当然， 早期法国与中国的建交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有着地缘政治的动机，透过与中国的建交， 法国对美国与苏联传达出一个讯息： 法国要采取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 法国也意识到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独立而重要的角色。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第一次核子试爆 ，1963年法国与中国同时拒绝了签署限制核武竞赛的部分禁止核试条约。戴高乐相信，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架构比单极的或是危险的两极架构更有利于势力的平衡。 对某些人来说， 戴高乐在国际政治上所采取的独立外交路线是不可接受的。

1964年2月7日戴高乐的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的背后是一幅名为“窥视者”的画， 这幅画出自18世纪法国著名的画家华托（Watteau）之笔，他的画以中国风见长。 这个封面巧妙地说明了戴高乐的中国政策 。接下来一期的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 ：“感谢你们把法国外交部长的照片登在了上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这将使得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人想把这杂志给撕了、 烧了、 踩在脚底下， 法国怎胆敢放弃台湾而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权？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中法建交在当时引起的强烈反应。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态度，根据报道当周恩来得知中法建交的消息时他正在非洲访问，他高兴地向在场的法国驻苏丹大使大声的用法文问好，并说自己多年前曾在巴黎读书学习。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的决定归之于只是出于政治的考量，那就误解了戴高乐主义的基本精神。

当他提到中国是一个文明时，他超越了地缘政治的算计 ，而是考虑到一个更基本的现实， 他除了希望法国政府与另一个外国政府进行合作， 更重要的是， 他希望与一个长久存在的人类架构：中国文明合作 。 由于戴高乐太执着于“ 永恒的中国 ”这个概念 ，虽然把中国视之为一个文明而不仅只是亚洲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样的看法是有意义的 ，但是要说中国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成了一种言词上的夸大或陷入了想象的迷思当中 。

有意思的是，连结戴高乐与亚洲的最出色的使者，或说是对戴高乐获取中国的讯息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一个外交官或是一个商人， 而是一个大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 十年来他一直是戴高乐的文化部长。 马尔罗代表了一类有抱负的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 评论家也亲身参与了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 他身上既有百科全书式的学究气质，又有旅行家对世界纷繁多样的丰富经历。 年轻时他便支身到柬埔寨探险， 他终身保持了对亚洲大陆的好奇与关注。 在他写的“人类的命运”这一本关于1927年的上海的小说， 书中他描绘了几个人物对生存提出了疑问， 其中一个人物在一次自杀性的对国民党的攻击中被杀害。

对戴高乐而言， 马尔罗不只是他政府中的一个官员， 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他写道：“ 这个才华横溢的朋友，对于历史人物的非凡的命运充满了热情与好奇。”马尔罗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接触中国，戴高乐则是将文化视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这使得双方的观点相得益彰，更加得到巩固。

1965年戴高乐要求马尔罗作为他个人的特使访问中国。马尔罗代表戴高乐在北京与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有周恩来、毛泽东举行了会谈 。在他之后出版的“反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 。这本书是一个划时代的纪录，叙述了强大的历史力量考验塑造了伟大的人物 ，同时，伟大人物的意志也缔造了历史。马尔罗将毛泽东视作一个有如青铜雕铸的皇帝雕像般的人物。马尔罗以一种预言般的语调说：“三百年来欧洲累积的能量正在消退， 而中国的时代开始了。” 书中他还提到了和毛泽东的一段有意思的对话。毛泽东对马尔罗说道 ：“我感到孤身一人的孤独感，好像只有在想到远方的朋友时才聊以慰藉， 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问好。”

虽然戴高乐和毛泽东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马尔罗观察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两个人都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内在孤绝感”； 基辛格在“白宫的岁月”一书中对这两个人物也有着相似的观察，当他提到毛泽东时，他说：“可能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拥有如此纯粹与完全专注的意志力。”马尔罗不只是影响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他对后来尼克松展开与中国交往的旅程也起了影响作用。在尼克森1972年访问中国之行前，这位美国总统邀请了当时已71岁的法国作家马尔罗到美国白宫。尼克森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问马尔罗当毛泽东死后中国会如何，马尔罗回答，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毛泽东没有继承人。他说这话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在他看来，像丘吉尔、 甘地、 戴高乐这样的人物都是人类历史上重大悲剧事件所孕育出的伟大领导人，随着这些事件的终结，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像他们一样伟大的人物 。”

在戴高乐如戏剧一般的新闻记者会上， 他不断地提到历史， 他夸张地宣称 “中国政体比历史还要古老”。但是对过去历史的分析并不必然会导致人们忽略对当下发生的事件的敏锐洞察。出于一种对中国的真实了解与同情，戴高乐提醒他的听众们过去百年来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痛苦艰难，以及中国人在感情上受到的来自西方野心暴力统治的屈辱。在面对西方的现代化与中国的传统时，中国理解到必须不惜一切追求物质的进步发展以避免外国势力的再一次干涉与侵害 。中国的首要目标在于巩固主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最后戴高乐提出中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他称之为“亲密性” （affinities）的关系作为演讲的结语。 事实上， 中法两国的知识分子几个世纪以来出于了解彼此的好奇，一直互相吸引着。Affinities这个字本身也包含有相似的意思， 尽管中法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差异，有意思的是中法同样地赋予了文化一个特殊而崇高的地位。

虽然过去45年来世界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 戴高乐的想法还是很有启发性。 他的远见和坚定的行动将中法关系带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上。今日， 这一关系应该朝向更强大的中欧合作关系，起到平衡全球势力的作用 。 过去长期以来中法一贯是互相尊重的友谊关系，但很遗憾的， 2008年中法关系以一场不必要的争吵结束，然而这一紧张关系不会持续下去。

无论如何，当现任的法国总统不再依照其杰出的前任者的精神行事，我们就不需要对中国做出的反应感到太惊讶。中国的反应更多的是出于心理而不是政治或是地缘政治。 中国对法国的失望相较于中国对中法关系的期待是合理的。中国也不该对法国这一突如其来的挑衅行为置之不理，如果法国还是继续一意孤行，漠视几十年来两国之间累积的信任，这将是一个策略的错误。现在，该是时侯采取行动拿出作为，回到原来友好的特殊友谊关系。

身处于今日受到各种威胁的失序世界，法国与中国的建设性力量对于世界是非常有助益的，然而如果这两股力量互助相乘，不论是对联合国或是金融市场，甚至对人类科学的发展与学术研究更是不可或缺。

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也包括了中国的领导人，都应该重新反思戴高乐当年与中国建交的这个决定 ，这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活跃文明 ，鼓励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建筑师。尽管身处在一片不时改变的、肤浅的、装腔作势的杂音中，戴高乐主义这种以永恒不变的现实作为行动准则的精神还是适用的。

（高大伟（David Gosset ）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论坛创办人）